陆炳的太保兼少傅和陶仲文的身兼三孤一样，都是既不合官制又不合常理。按理说三公、三孤都是一个序列的官职，如果一个人是少傅，晋升为太保后就不再是少傅了，就像你现在是一年级，升学到二年级就不再是一年级学生了。明世宗别出心裁地搞了个一人兼三孤，继而又搞出三公兼三孤，相当于一个人同时是一、二、三年级学生，甚至同时是中学一年级和小学五年级学生，这简直是在侮辱所有正常人类的智商。然而这就和“大礼议”一样，他就是故意这样搞，不断触碰文官的底线，试探自己做这些明显不合规甚至不合逻辑的事能不能做成。人事工作不是科技工作，不能随意自由地刻意创新，因为所谓创新往往意味着逾制，逾制就暗藏着腐败寻租的空间。明世宗不断拓展这种空间，看似每一次动作都不大，但连续不断，为明朝慢慢走向全面腐败奠定了基础。
至于陆炳个人，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世宗朝头号宠臣，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身份多做些事。陆炳非常重视所谓人际关系，大肆结交有利用价值的高官，宰相夏言、严嵩，咸宁侯仇鸾，京山侯、驸马都尉崔元等都在他的结交网络之中。所谓结交的方式无非就是互相贿赂，互相包庇。明世宗屡兴大狱，戕害了不少大臣，陆炳能救的便救一救，结了不少善缘。《明史》称陆炳“未尝构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称之者。后世也有不少人称赞他是个好人。但这些说法是相当不客观的，陆炳这种人怎么可能不构陷人？他救人是有目的的，是为了笼络关系，而不是维持正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当然也确实救过一些人，但只要他救的人不与他沆瀣一气，他立即翻脸，这其中尤为典型的就是他与夏言、仇鸾的相爱相杀。
本来陆炳和夏言相交甚欢，陆炳曾在诏狱中拷打死了一个兵马指挥使（正三品武将，京师的五个卫戍队长之一，堪称要职），遭到御史纠劾，夏言在内阁帮陆炳把这些纠劾都挡了下来。但夏言这种人毕竟是有底线的，不会一味纵容贪赃不法。有一次，御史弹劾陆炳大量不法行径，事实非常清楚，夏言不再包庇，拟诏逮捕陆炳调查。诏书需要呈送皇帝签字盖章才能生效。明世宗接到这道草诏也是大吃一惊，连忙私下告诉陆炳，让他赶紧去求夏言铙恕。陆炳非常窘迫，向夏言进献了三千两巨款，但夏言坚辞不收。陆炳又长跪不起，哭诉自己的罪状，表示诚心悔改。夏言这种文人往往就是吃软不吃硬，被锦衣卫头子的表演感化了，收回了草诏。从此陆炳深恨夏言，与严嵩、仇鸾勾结，通过构陷曾铣一案，将夏言冤杀。按说这样一来陆炳和严嵩、仇鸾就成了一伙，但陆炳留了个心眼，利用自己的锦衣卫资源，重金结交仇鸾身边的人，探得他不少阴私。后来严嵩、仇鸾争宠，陆炳决定站严嵩一队，趁仇鸾病重时揭发了他诸多不法行径，明世宗大惊，收回仇鸾的敕印，仇鸾忧病交加而死。人都死了陆炳还不罢手，指出锦衣卫掌握了仇鸾“通虏纳贿”的罪证，朝廷诏陆炳率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定仇鸾谋反大罪，开棺戮尸。可见陆炳是个异常凶险阴毒的人，根本不是某些人传说的老好人。陆炳对仇鸾这样曾经沆瀣一气的大奸臣尚且如此，对待正直得罪过他的直臣更是可想而知。这样的人捞起钱来当然也是贪残暴虐，超乎人伦。陆炳捞钱远远突破了寻常贪官的底线，不仅仅是吃拿卡要，更不惜常兴大狱，啃噬别人的血肉，其嗜血凶残，更甚寻常贪官百倍。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陆炳弹劾司礼监宦官李彬盗窃工所的物料，模拟皇陵的规制营造坟墓，朝廷判处死刑抄家。陆炳率锦衣卫抄家，抄得白银四十余万两，金珠珍宝无数。这个“无数”大多都落入了陆炳的腰包。对待司礼监（理论上还是锦衣卫的上峰）的公公尚且如此，陆炳又如何对待民脂民膏？史载陆炳专门网罗大奸大恶的酷吏为爪牙，利用锦衣卫的资源详探富户的财产状况，然后以小过失收捕，抄家抄得干干净净。凭这招陆炳就捞了几百万两，修了十几所别墅，庄园遍布四方。应该说，之前厂卫主要监察官员，很少涉及民间，汪直设立西厂刺探到了民间就引起极大反触，可见人们很反感厂卫的刺探范围无限扩张。现在陆炳这种搞法己经不是在民间刺探情报的问题，而是滥用国家暴力机器在民间掠财了！锦衣卫的形象崩坍也正是发生在东方胡佛这个所谓的传奇时代。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50岁的陆炳去世，赠忠诚伯，儿子陆绎授锦衣卫指挥佥事。明穆宗（朱载屋，年号隆庆）登基不久，很多御史追论陆炳的劣迹，朝廷经调查后确定了陆炳的罪行，抄没其家，夺除其子陆绎及其弟太常少卿陆炜的官职。经审理，陆炳坐赃数十万，要求陆绎等偿还。陆绎还了好几年都没还清，直到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年），陆家实在没钱还了，上章请求免除。首相张居正重启对陆炳的调查，结论是陆炳当年救驾有功，而且不是谋逆大罪，不应该抄没全家。更重要的是按当时法律，抄没和追赃是不应该并存的，因为抄没即表示在法律意义上己经夺尽了罪犯的资产，结清了犯罪所得，不应再追赃，这其实是一个误判，所以总算停止了对陆家的追赃。陆炳一生玩弄权柄，经常利用锦衣卫资源行诸不法，以冤狱贪掠他人财产，最终死后却得一个严重误判，让家人额外受了许多年的苦，也算是报应不爽。
世宗一朝宦官贪腐得到抑制，但词臣、道士、锦衣卫的贪腐行径却更加滋长，而且花样百出，很多时候是明世宗别出心裁，故意搞出来的妖异行为。这些花样本意是和文官们斗气，但无一不会被那些贪婪的人们抓住机会，演变为现实的贪腐行径，渲染出一幅仙风道骨的腐败画图。
6.4严嵩父子的贪腐**
说到贪官奸臣，每个朝代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人物，汉有梁冀，唐有杨国忠，宋有秦桧，清有和珅，那明朝有谁能与他们比肩？显然就是严嵩了。
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编修。严嵩登仕之初正值刘瑾擅权，不过他本人却因为得了一场大病而回家休养。病休期间，严嵩在家乡的钤山读书，十年间发表了大量著作，颇受好评，这些作品后来
大多收入了他的《钤山堂集》。刘瑾覆灭后，严嵩才结束病假，回朝任职。他既躲过了刘瑾擅权的黑暗冲击，又不忘通过大量著述积累了清誉，非常精明。
复职后严嵩先后在袁州府（今江西宜春）、两京翰林院供职，和夏言一样，严嵩也没有积极参与“大礼议”厮杀，而是潜心著书，一边累积文名一边等待机会。夏言和严嵩还是江西老乡，这样自然就更容易引为知己。夏言平步青云，也一直不忘提携严嵩。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任礼部右侍郎，不久迁吏部左侍郎，又迁南京礼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朝廷动议重修《宋史》，内阁建议由严嵩加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主管此事。不久，实任礼部尚书的夏言入阁，力荐严嵩接任，严嵩正式接管礼部事。明世宗对别的政事兴趣不大，就喜欢折腾礼制，而且他跟大臣们不亲近，连阁臣都难见面，唯独礼部官员经常传召左右。严嵩也非常勤勉，当时他在北京还没有来得及营造府邸，暂住在城西四里，有时皇帝一天要召见他两三次，他来不及备车，就单骑驰入大内，深夜方归。这样严嵩就成了明世宗的外朝第一宠臣，不过他也被明世宗教训了一次。
嘉靖十七年（1538年），明世宗意图将兴献帝（即明世宗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灵位奉入宗庙，称明睿宗。此事算是“大礼议”的最后一波小**，大量朝臣反对。严嵩作为礼部尚书，当然也表示反对这样明显违礼的做法。明世宗很不高兴，发表了一篇《明堂或问》，指责朝臣们背伦妄上。严嵩大惊，连忙改弦更张，站到明世宗一边，尽心操办，将明睿宗神主奉入宗庙。礼成后，明世宗赐予金币，专门褒奖了严嵩。严嵩的价值观开始发生严重的嬗变，按照他原本接受的教育，有些东西是需要他坚守的，尤其是皇帝要违背时更需要他们这些文官挺身而出，捍卫正义，现在却发现原来帮着皇帝干这些事儿才能名利双收，从此下定决心走上佞幸之路。明世宗又搞些道教的册封仪式，给自己和一些道士加封帝君、高士、真人等尊号，严嵩一律照办，还尽心策划，发表一些文章呼应。明世宗非常高兴，为严嵩加太子太保，在某些场合赐严嵩与宰相同列。
严嵩也变得越发骄纵，大肆收受贿赂敛财，甚至藩王到京师来领取俸禄，严嵩都要他们必须先贿赂自己才能领到钱。御史言官交相弹劾严嵩，将其称为当朝头号巨贪。严嵩不慌不忙，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皇帝，说这些事情都是皇帝要干，不是自己收了贿赂才干的。皇帝躲在西苑修仙，成天见不着人，大家到哪儿去证实？于是严嵩的罪行都畅行无阻。
严嵩在礼部尚书位置上干得这么好，下一步当然就是要考虑入阁的大业了。不过当时明世宗基本不与文官们见面，要那么多阁臣也没用，大多数时候只有两三员阁臣（按编制应该有七员），而且都年富力强，看样子短期内都不会退休，严嵩只能考虑让其中一位落马，自己才好顶上。他的选择是一路引领了自己仕途的夏言。严嵩选择做掉夏言也是有理由的，夏言虽以青词得宠，但做人还是很有底线，有时候表现得很硬气，搞得明世宗且喜且怒，一生被三次革职又三次起复，就是这样起起复复的人才满身都是机会。
首先，严嵩要在青词这项业务上盖过夏言。其实严嵩的青词手艺是不如夏言的，但他偏偏生了一个儿子严世蕃，堪称当世第一高手。严世蕃没有参加科举，把别人读正经书的时间都拿来苦练青词，后来就当了他爹的枪手，助严嵩深得明世宗喜爱。
其次，严嵩要在侍奉皇帝方面盖过夏言，这正是夏言的弱项。有一次明世宗亲手做了五个沉水香叶冠，赐给五位近臣。夏言很硬气地说自己是朝廷命官，不能戴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明世宗大怒。严嵩却不但恭谨地收下，还做了一层轻纱将其笼罩起来以示珍爱，每次到西苑觐见时都戴上，明世宗见了喜不自胜。当然，这件小事只是两人侍奉明世宗的一个注脚，他们在日常琐碎中常常都是如此表现，一点一滴地触碰着明世宗心中的天枰。事实上这也是很多正直文官和贪官奸臣斗争时经常遇到的情况，贪官奸臣非常注重这些细节，以此邀宠，正直的清官却往往疏于此节，最终攻守易势。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夏言第一次被革职，严嵩则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同时仍兼掌礼部事。明朝官制，内阁大学士一般都以尚书或都御史作为本官入阁，但实际在文渊阁当值，不掌管部事，但偶尔可以特别诏明“仍掌部事”便可兼任。不过在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思想中，不同层级的领导是不能兼任的，因为公共权力体系将行政事务划分成高、中、低层，本意就是权力制衡，比如要进行一项礼制方面的工作，应该走:礼部报送方案一内阁审核一皇帝批红一内阁下发一礼部执行这个行政权力链条，每个环节都有制约权衡。比如礼部拟定了一个方案，但内阁不同意，自然就不能这样办。但反过来内阁有什么想法，但礼部不这样上报方案，内阁也只能干瞪眼。这就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体系的基本思想。如果分管礼部的内阁大学士和礼部尚书是同一人，这个设计就被攻破了，这位大学士兼尚书可以自己拟定一个方案，报给自己批准，再发给自己执行。所以这种情况是极不符合政治传统的，不用说，这当然又是明世宗搞的小动作，目的是方便严嵩帮助自己折腾礼制。之后，大学士兼某部尚书的情况也屡屡出现，优良的政治传统正是遭到明世宗这类人的严重破坏。
这样一来，严嵩的工作量也很大，但他毫不叫苦，62岁的严嵩“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明世宗更加欣赏，加太子太傅。夏言虽被挤走，但还有一位阁员翟銮排在严嵩前面，严嵩如芒在背，抓住翟銮的过失猛攻，将其逼走，自己成为首辅。连续挤走夏言、翟銮后，还需要再找两个人来帮衬一下，毕竟严嵩还是不好意思独相。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递补入阁。结果明世宗的真正朝廷在西苑，不在文渊阁，许赞、张璧来了才知道自己成为架空宰相。许赞哀叹道：“为何要夺掉我吏部尚书这么好的位置，让我在这儿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做事？”严嵩听到也有点于心不忍，于是请明世宗让成国公朱希忠（靖难功臣朱能后裔）、京山侯崔元（永康大长公主驸马）、许赞、张璧一起入西苑当值，也给他们分点事做。结果明世宗不同意，但觉得严嵩不揽权，是个大忠臣，更加喜欢，擢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夏言虽被逐，但又多次起复，回来的夏言肯定要把严嵩当做敌人来看待了。严嵩贪赃无度，其子严世蕃更是罪恶滔天，夏言很容易找到足以置他们父子于死地的证据，准备发起弹劾。严嵩父子大惧，跑到夏言面前长跪痛哭。和面对陆炳的跪泣一样，夏言又心软了。结果两位跪友就结成同盟，再加上被曾铣弹劾过的甘肃总兵仇鸾，三人团一击致命，取了夏言、曾铣的性命。由于夏言以斗倒大奸臣张璁著称，所以在历史上被定性为良臣，那严嵩弄死了这么大的良臣，他当然就是大大的奸臣。曾铣收复国土，又是史上伟大的军事学家，严嵩为了政治斗争冤杀曾铣，跟秦桧杀岳飞的情节相比不遑多让，这也成为他一个不可抹杀的大罪状。就凭这些，己经基本能够确保严嵩可以望秦桧之项背，不过还得再加上他拜相之后的极度贪腐行径，才方便更愉快地跟和珅称兄道弟。
严嵩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入阁，年己62岁，直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82岁罢免，前后20年，其中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起为首相，共14年。严嵩毕竟年事己高，精力不逮，他的贪腐体系主要是靠儿子严世蕃和赵文华、鄢懋卿这两位哼哈二将支撑。
严嵩长得又高又瘦，眉目疏阔，声如洪钟，严世蕃却长得又矮又胖，还瞎了一只眼睛。其实很多人认为严嵩到后来就是老糊涂了，也没干啥坏事，坏事都是严世蕃扯起他的虎皮做大旗，运营严氏集团时干的。根据明制，严嵩这样的大臣如果子女不能通过科考，每家有一定名额可以入读国子监、太学，取得低级别学历以便出任低级文员，相当于是给高级官员的一种福利。严世蕃从小定位明确，就没打算过要去参加科举，所以直接以父荫入读国子监，主要精力不攻教材，而是勤练青词，达到了比夏言还高的水平，助其父邀宠。
按理说严世蕃不是进士，只是国子生，这种出身不能获得清流高官，只能在尚宝司、中书科之类的地方当当低级文员，上百年的传统皆是如此。但明世宗就是一个破坏传统的人，严世蕃由国子生登仕，初在尚宝司（负责收捡皇帝符玺的部门），后进太常卿，继而进工部左侍郎。客观地说，严世蕃智商颇高，尤其晓畅时政，比书呆子们精明得多。严世蕃曾论天下才子，唯有陆炳、杨博和自己三人。杨博好歹是个进士，陆炳和严世蕃则完全是凭借家庭
背景窃据高位，有几分小聪明，但无法在公正客观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所以也无法在清流体系中有太高的成就。可见，正规的考试体系才是手底下见真章，孰高孰低有客观标准，再能吹考不上也只是吹。但如果没有，那就只能任由严世蕃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贵公子互相吹捧，他们真的会成为最有才华的最高层。
严嵩年老头昏，而且整天都在西苑陪着明世宗修仙，很难有机会去文渊阁理政，政事一应委任给儿子，严世蕃就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很多时候严嵩在西苑不能处理的事情也拿回家给严世蕃处理。有时明世宗对内阁的奏疏不满意，严嵩、徐阶、吕卒等一应宰相高才都无法明知圣意，结果拿回家给严世蕃一改就通过了，确实是个非常善于揣摩上意的精明人。当然，严世蕃区区一个侍郎，也不至于公开在文渊阁办公，而是让官员们把文件拿到家来处理，一时间满朝文武都奔走在严世蕃的私宅，这其中也不乏许多权力掮客。严世蕃深谙古今中外的官场险恶之道，他处理政事完全不依宰相们的传统风格。之前虽也出过一些焦芳、张璁这样所谓的奸相，但好歹是进士出身，还是有底线，现在大权落入一个不读圣贤诗书，专攻官场厚黑学的富家公子手中，场面可想而知。裕王朱载屋（即后来的明穆宗）连续三年没有领到俸禄，最后凑了一千五百两银子给严世蕃，严世蕃才通知严嵩传令户部补发岁禄。严世蕃得意地说：“连皇帝的儿子都要给我送钱，你们谁还想不送钱就办成事？”
严世蕃在京师营造了一座宏大的府第，内有数十亩湖面，罗列了大量珍禽异兽、奇花贵树，每天簇拥大量宾客在其中纵情欢饮，有点商纣王酒池肉林的感觉。来办事的人都要先进献奇珍异宝，然后喝酒，喝高兴了严公子才给你办。严世蕃信奉的为官之道就是“酒品见人品”，因为喝酒伤身，如果愿意为严公子伤身，伤得越厉害就越有诚意，严公子才给你办事。即便是朝廷重臣或是严嵩派来的近僚，喝酒这一关都是必须要过的，因为这代表着你对严公子的诚意。越是重臣或是亲近的人，严公子越要“虐之酒，不困不已。（暴虐地灌酒，不灌倒不罢休。）”中国传统的酒文化其实非常儒雅，劝酒被视为不礼貌的粗鲁行为，高层交际尤忌醉后出现劝酒行为，而官场灌酒的恶习正始于严世蕃。
由于办理日常事务都需要献宝，严嵩父子的品味又很高，大臣们不得不卯足了劲搜刮。搜刮的方式无外乎向富人索取，再在商业上向他们输送利益。有时急迫起来，也会有人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构罪抄没富人的家产，直接将珍宝夺来献给严府。有时严府也会透露消息，说看上哪款宝贝，谁去搞来就巴结上了我们严府。比如有一次严府的门客汤臣打听到武宗朝宰相王鏊收藏了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堪称传世丹青第一名画，汤臣非常想搞到手让主子高兴高兴。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伃与汤臣交好，汤臣让他想办法搞来，王伃只好凑了很多钱去向王鏊的家人求购，但王府不肯出让，王伃也不敢强夺于宰相之家（也有一些资料称《清明上河图》本在王伃家，他舍不得让，便托辞在王鏊家），最后只好找了个临摹高手黄彪临摹了一幅赝品送到严府。严府得到《清明上河图》，当然视为至宝，经常在重要场合当做镇宅之宝拿出来炫耀，不料最终还是被汤臣鉴定出来是赝品。颜氏父子大怒，以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入侵，攻破了王伃的防区为由（其实只是游牧民族常见的掠过），冤杀了己升任右都御史的王伃。王伃的儿子是明中后期著名文学家王世贞，有一些研究认为王世贞实为《金瓶梅》作者。严世蕃字东楼，小名庆儿，东楼的反义词是西门，所以王世贞写西门庆这个大**贼正是暗讽严世蕃，以报杀父之仇。尽管这个考证论据很纤弱，但严世蕃的荒**程度较之小说中的西门庆倒真是不遑多让。
6.5留作忠魂补
贪腐从来不是一两个人的事，贪官都要打造一个庞大的贪腐体系，体系越完善，贪得的利润就越大。严嵩自身是正儿八经的文官，他打造的贪腐体系比阉党、武夫都要完善得多。除了严世蕃这个亲儿子，严嵩还有赵文华、鄢懋卿两位义子号称哼哈二将，由此派生出一个庞大的贪腐体系。
赵文华是嘉靖八年（1529年）乙丑科进士，严嵩当国子监祭酒时，赵文华正好在他门下学习过，当时关系就很密切。后来赵文华考中进士，初授刑部主事，结果任期考察不合格，贬为东平州（今山东东平）同知。仕途受挫的赵文华深感自己才华拙劣，需要抱上权贵的大腿才有机会升迁，于是找到少时的老师严嵩，百般谄媚，甚至认作干爹。严嵩也需要自己人，于是将赵文华安插在通政司。通政司是明朝的公文传递渠道，所有正式公文都必须通过通政司上传下达，否则就是私人书信。比如皇帝如果不通过通政司发文，就只能叫“中旨”而不是御诏。赵文华就任右通政使，看到对严嵩不利的文件他当然也无权扣压，但至少可以赶紧告诉严嵩，预作准备，也算是为严嵩立了不少功。
然而赵文华心很大，上了通政使这个平台就想自己去结交明世宗，抛开严嵩。赵文华勾搭上明世宗宠幸道士王金，通过他向皇帝进献百华仙酒。明世宗当然也不是你灌汤灌水都来者不拒，要先证明了这酒确实好才会尝。赵文华诈称他老师严嵩就是喝了这种酒所以老当益壮，于是明世宗喝了，觉得确实不错，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严嵩。严嵩大惊：“赵文华怎么能这样做！于是婉转地回答明世宗：“臣生平不用这些药饵，虚度犬马之寿确实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明世宗见赵文华骗自己，多少还是有点不高兴，虽未指责但也没有赏赐。严嵩则把赵文华叫到文渊阁痛斥，骂他为什么不先告诉自己？赵文华无言以对，只好长跪痛哭，久久不敢起身。另两位阁臣徐阶、吕卒见了实在不忍心，劝赵文华起身离去。第二天上班，九卿进谒内阁，赵文华作为通政使亦在列。严嵩却仍有气，让小吏把赵文华拖出去。赵文华终于明白过来，在这种佞幸的体系中，人与人之间订立人身契约，谁是谁的主子，谁是谁的奴才是有规矩的，绕开自己的主子去巴结别的主子（哪怕是皇帝）那是大忌。此时的赵文华只能走夫人路线，给严嵩的夫人送了一大笔钱。严夫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藏在严嵩家的别室，待严嵩酒酣耳热，严夫人为赵文华辩解，这时隔壁老赵趁机出来跪拜，终于赢得了严嵩的谅解，重新收为家奴。事实上，严嵩本也没打算真的驱逐赵文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折辱他其实恰恰是在磨练他，同时向所有人宣示：我在教训自己的家奴。现在训得够了，赵文华也没退路了，自然就可以收回了。在一个理论上人身平等的公民社会，贪官奸臣打造人身依附关系，往往就是用这些伎俩。
重归帐下的赵文华不再东想西想，专心为干爹捞钱。严嵩安排他出任工部右侍郎，是个大肥缺，这时恰巧又遇到一件大事——东南倭寇作乱。明中后期东南海路贸易的额度逐渐超过了西北陆路，倭乱也就成为比北方马匪更严重的问题，朝廷花了不少钱来镇抚。赵文华进献七条平倭策，兵部尚书聂豹表示其中五条可行，但预征三年田赋、遣重臣督师两条不可。严嵩、赵文华合力猛攻聂豹，说他忤旨，将其免职。最终，朝廷诏以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前往东南沿海一带剿倭。严嵩安排赵文华以祭海神的名义同往，实际上是他派往前线的监军，从此赵文华开始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军旅生涯。
一到前线，赵文华就向张经索要二万两贿赂。张经一来是个正经人，二来觉得自己明明比赵文华官大，凭什么要向他行贿，于是拒绝了。而且张经把赵文华当做下属对待，忽略了他是严嵩干儿子这层关系。在策划作战时，赵文华多次发表意见，都很外行，张经均不予采纳。赵文华恨得咬牙切齿，写了一封奏疏，弹劾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谁知战场瞬息万变，赵文华的奏疏刚发出去，张经却通过一场雷霆突袭，重创倭寇，斩首1980级，烧死、淹死的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摧毁了由中国、日本、朝鲜、葡萄牙等多国海盗结盟组成的大型联合舰队，取得了剿倭史上最著名的王江泾大捷（王江泾镇在今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交界处，今属浙江嘉兴）。这下赵文华慌了，不过张经看不起赵文华，有人看得起。浙江道巡按御史胡宗宪觉得这是个搭上严嵩这条线的好机会，表示愿意与赵文华合作，联名上疏谎称王江泾大捷是他们俩的功劳，顺便坐实之前赵文华弹劾张经的罪责。严嵩也在朝中积极配合，结果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宪、苏松副总兵汤克宽等九位功臣居然被判处了死刑！
赵文华推荐胡宗宪接任浙江巡抚，胡宗宪从此对赵文华披肝沥胆，只要有人立功，胡宗宪都想办法归功于赵文华，而赵文华、胡宗宪自己打的败仗就想办法栽倒别人头上。前后几任总督周琉、杨宜、曹邦辅都被他们构陷罢官甚至获罪，人们终于明白过来，赵文华己在东海军中一手遮天，所谓战胜之功、败军之罪不在于你的实际战绩，只在于他怎么给你上报！于是文武将吏纷纷向赵文华行贿，颠倒功罪，军纪**然无存。所谓“倭寇”并不真的都是日本国（倭奴国）人，其实大多是中国老板，只是日本恰逢战国乱世，很多武士失去了家主，成为浪人，不得不加入海盗集团谋生，所以日本人略多，明朝便将其宣传成“倭寇”而己。犹如长城边镇和蒙古人多少有些交道，海军、海防和倭寇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更复杂了，赵文华这样一搞，有些人大喜过望，一边勾结着倭寇打劫捞实惠，一边还让赵文华为自己向朝廷报功，名利双收！东南本是富庶之地，这下却陷入涂炭，关键是自己的政府官员不但不保护人民，反而如此嚣张地与海盗勾结，不但在海上抢船，甚至大张旗鼓地上岸抢人，这样还能升官发财。大明王朝的政府信用直似长江奔海，东流不回。
不过胡宗宪这人情况稍微有点复杂，他削减了脑袋挤进严嵩体系不假，但在历史上名声却未必很差，甚至很多时候不被视为严党。因为胡宗宪贪归贪，毕竟还是做了不少实事，他大力提拔的俞大猷、戚继光在后期剿倭战斗中表现出色，成为一代名将。尤其是戚继光，南剿倭寇，北拒鞑靼，在军事理论上也被视为古典军事向近现代军事学转变的标志性学术大家，被誉为民族英雄。胡宗宪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很多人所谓的“贪官能吏”一方面贪了，一方面又很能干，立了不少功。当时王直、徐海、陈东等几股世界上最著名的海盗势力（倭寇）盘踞东亚、东南亚海域，对正在蓬勃发展的海上贸易造成极大危害。其中，王直、徐海都是内陆城市安徽徽州歙县人士，却成为威震四海的海贼王。王直以日本为基地，徐海以越南为基地，当地政府都唯其马首是瞻，甚至至今都还是当地戏曲文艺作品中的传奇人物，可见一时风光无限。胡宗宪带领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精心策划，奋勇作战，用不同的策略将这些海盗集团次第剿灭，极大维护了世界海上贸易秩序，不可不谓一世伟业。戚继光有一首著名的《韬钤深处》：
小筑暂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麈坐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更是表现出民族英雄公而忘私的浩然正气，与严党贪官截然不同。其实俞大猷、戚继光和严党的关系很微妙，不能简单地划为严嵩“一条线”俞大猷在曾铣的理论基础上，发明了一种车营战法，用装甲重车装载重炮，掩护火枪兵推进，实际上是后世坦克装甲步兵战术的萌芽，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轻骑非常有效。俞大猷刚发表了这个发明，还没来得及训练，却因为胡宗宪一次指挥失误，放走数千倭寇，被御史弹劾，胡宗宪将罪责栽倒俞大猷头上，被构陷下狱。这时俺答汗入侵甚急，大同巡抚李文进坚持称必须俞大猷来训练车营才能镇抚，严世蕃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就是不放人。最终不知是谁出钱，通过陆炳重金贿赂严世蕃，才将俞大猷放出，训练了一百辆装甲炮车和配套的三千火枪步兵。不久，李文进、俞大猷带领这支部队在安银堡（大同附近）遭遇俺答汗的数万精骑，结果大破蒙军，向北追逐了数百里，取得了明中后期对游牧军队最酣畅淋漓的一次大捷。不久，明军根据李文进的建议进行了重大改制，在五军、三千、神机这京师三大营的基础上又増加了一个车营，成为四大营，可见对俞大猷车营战法的认可。
所以赵文华下面的胡宗宪这条线情况确实比较复杂，他们搭上了严嵩这条线，但显然不能简单地视为严党。胡宗宪虽然既贪且奸，但确实立了不少战功，是典型的贪官能吏。胡宗宪虽然也构陷过俞大猷、戚继光，但也不是一味往死里整，而是既开发又掠夺，连俞大猷自己都认为毕竟还是胡宗宪成就了自己，换个更坏的人来说不定早就把自己彻底埋没了，所以后世也有不少人认为胡宗宪功大于过，能高于贪。但我想无论如何，胡宗宪的“能”终宄比蓝玉还是差一点点吧？或许时光真的能改变很多东西，包括人的价值观。明太祖铁腕肃贪的时代真的过去太久太久，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己然嬗变，很多人早就不以为意。但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俯瞰历史长河，对比蓝玉和胡宗宪的结局，看到的不是两个人的轨迹，却是两百年岁月，己经将大明这架铁山般伟岸的战车腐蚀得锈迹斑斑。
严党的另一位大将鄢懋卿就没有赵文华这么复杂了，他的人生观相当明确，就是捞钱。本来鄢懋卿才名不错，仕途也未遇挫折，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己官至左佥都御史，不久又升左副都御史，但为了能把一身才华更好地用在捞钱大业上，主动攀附严嵩，希望能捞个肥缺。正好当时盐政不顺，尤其是两浙、两淮、长芦、河东四个主产区问题较大，户部奏请朝廷派一员大臣总理盐政，严嵩顺势派出了鄢懋卿。事实上，盐政直接深入市场经济主体，权力制衡非常重要，宋明以来，这四个主产区的都转运盐使都是分列的，绝无一人总理盐政的先例，户部提这个要求就是严氏党羽故意提出，再由严嵩自己批准的。从此，恰如东南剿倭的战场被赵文华一手遮天，华东的盐业市场也被鄢懋卿一手掌握，利润滚滚而来。
鄢懋卿生性奢侈，厕所里面的床凳都要使用文锦，便器装饰金银。鄢懋卿最爱偕妻出行，乘坐一辆巨大的五彩车舆，十二位美女在上面演奏乐器，路人无不倾骇。鄢懋卿在华东翻云覆雨，行诸不法，监察御史林润弹劾他五大罪，事事切中要害，但明世宗置之不理。原因很简单——鄢懋卿自己捞，也能帮他捞。以两淮盐区为例，之前每年约能征收六十万两盐税，鄢懋卿总理盐政后每年就能征到一百万两。这可是实打实的“能吏”，明世宗不但不理会对鄢懋卿的弹劾，还超擢其为刑部右侍郎。但很显然，这种盐税的増加，绝非经济増长的效果，只是鄢懋卿加大了搜刮力度而己。可以想象，上交朝廷的盐税总额提高了，鄢懋卿从中贪墨的比例也在提高，那盐商受到的盘剥不知加重了多少倍！这表面上是明世宗默许贪官揽权开捞，本质上是皇帝和贪官合作捞钱，所以林润在弹劾中称两淮盐商遭到苛敛，几乎激变。鄢懋卿任满回京，巡盐御史徐煻极言其害，把盐税又降回六十万的水平，但也没有追索任何人的责任。
不过鄢懋卿在历史上恶名昭彰，能与赵文华并肩称作严嵩的“哼哈二将”，重点还不在于他贪赃无度，而是在于他力主必须取一位大忠臣的性命，这位大忠臣就是被誉为“明朝第一直谏”的杨继盛。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杨继盛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一边读书一边放牛。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31岁的杨继盛殿试高中第二甲第十一名，初授南京吏部主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杨继盛升任兵部车驾员外郎。恰遇俺答汗入侵，大同总兵仇鸾以重金贿赂俺答汗不攻大同，东向去攻蓟镇，还奏请朝廷同意俺答汗开放互市的要求，其实是为了方便他和俺答汗互相走私战略物资敛财。杨继盛上疏力辩，但当时仇鸾有干爹严嵩保护，最终仇鸾升官，杨继盛反被贬为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典史（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无品级）。杨继盛毫不气馁，在蕃汉杂居的狄道大力兴办学校，疏浚河道，开辟种植园、煤矿，还让妻子张贞传授纺织技术，深受各族人民爱戴，称他为“杨父”。
一年后，仇鸾和严嵩、陆炳翻脸，被斗倒，杨继盛逐渐起复。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杨继盛从诸城（今属山东潍坊）知县一路晋升为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兵部武选员外郎。这很可能是因为他首攻仇鸾，被严嵩视为可以拉拢的对象有关，所以着力提拔。杨继盛也明白严嵩的用意，但他并没有就此加入严党，因为他很清楚，严嵩的罪恶比仇鸾更重，不能因为他提拔自己就甘心投效，国家一年内四次超擢自己，正是自己舍身报国恩的时候！杨继盛精心准备，用了一个月时间起草弹劾严嵩的奏疏。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元旦（农历一月一日，相当于现在的春节），预先斋戒三日的杨继盛正式提交了这份震惊朝野的《嘉靖疏议》，极论明世宗误用奸相严嵩，行诸多罪孽。杨继盛用词极其尖锐，不仅指明了严嵩的“五奸十大罪”，更将矛头直指明世宗用人不当，还指名道姓地指出哪些朝臣要么依附严党，要么噤若寒蝉，不能持正。甚至当年他中进士之前在国子监读书时的老师徐阶，也被他指为妄为宰辅，不敢规劝皇帝，忘恩负国。明世宗看了奏疏勃然大怒，召问严嵩。严嵩连忙把奏疏拿回家召集党羽商议，发现文末有一句，说严嵩大奸大恶，如果皇上不信，可以召裕王（明世宗三子朱载屋，即后来的明穆宗）、景王（四子朱载圳）问对。严党认为可以抓住这一句大做文章，构陷杨继盛假传亲王令旨。明世宗听了严嵩的说法，也很生气，问杨继盛为何要把亲王牵涉进来，是不是事先与他们合谋？杨继盛淡然答道：“没有合谋，但是除了二王谁不怕严嵩，敢指证严嵩的罪恶？”明世宗大怒：“那你这就是假传亲王令旨！将杨继盛逮入诏狱，杖责一百，令刑部起诉。
不过这种说法非常牵强，事实上无法定罪，但严嵩就不释放杨继盛，始终将其羁押在狱，企图拖垮他的意志，让他自己认罪。诏狱和监狱不同，监狱是己经定罪的罪犯服刑的地方，不会无故拷打，诏狱就还属于侦查取证阶段，每日拷打逼供是日常业务。很多人熬不住拷打，甚至会自诬其罪，只求快点转到监狱去。但严嵩完全没有料到杨继盛是何等硬气。
初入诏狱杨继盛就被明世宗责罚一百杖，有人送了他一副蛇胆，连狱卒都送他一壶酒，说用酒蚺服蛇胆可以镇痛。杨继盛满不在乎地拒绝了：“我杨继盛自有胆，何需蚺蛇胆？”一百杖显然会把杨继盛打晕过去，半夜狱卒却听到杨继盛的房间里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点灯一看，吓得浑身发颤！杨继盛半夜醒来，正在自行处理伤口。他敲碎瓷碗，用碎片割腐肉。有些部位腐肉割尽，但坏死的筋仍挂在骨膜上，他用手一把扯去，再用碎片将感染的骨膜也刮干净，悉悉索索的刮骨声从比死亡还要寂静的诏狱深处传出，连狱卒都吓得胆颤欲坠。《三国演义》创作了一段神医华佗为关公刮骨疗毒的桥段，有人认为不合常理，其实比起正史中杨继盛这段描写，还算相当含蓄。
杨继盛就是这样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羁押在诏狱将近三年，每日忍受拷打恫吓，始终不松口，再加上舆论越来越不容，严嵩都有点心软，准备释放杨继盛。但鄢懋卿指明杨继盛是徐阶的得意门生，有朝一日徐阶当了首相，必然重用杨继盛，到时候我们必然死得很难看，这就是所谓的养虎为患。严世蕃也很赞同，力劝严嵩必取杨继盛的性命！严嵩同意杀杨继盛，但又确实没有足够的罪证能判死刑，最终严党想出一个办法：按照明代法律，死刑要经过三复奏，前两次明世宗都否决了判处杨继盛死刑的奏章。严党耐心等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赵文华构陷张经、李天宪等人判处死刑时，严嵩揣摩明世宗决心要杀这二人，于是指使刑部尚书何鳌在死刑犯的名单末尾添上杨继盛的名字，他在内阁通过，并寻好时机报给明世宗。明世宗虽然对杨继盛判处死刑有异议，但当时注意力重点放在决心要杀这份名单的前两名，后面七八个都是添头，现在内阁破除层层阻力将张经、李天宠的死刑判决方案摆在面前，他不想再多做纠缠，不及细想便签署了同意。于是严嵩称杨继盛的第三次死刑判决复奏通过，死刑判决成立！这显然是打法律的擦边球，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合法，天下哗然。杨继盛之妻伏阙上书，大诉其冤。严嵩将她的奏疏扣下，抓紧时间执行了死刑。
面对死亡，其实杨继盛并没有丝毫的恐惧。临刑前，他将自己在狱中自作的年谱交给儿子，并作诗一首：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临死，杨继盛念念不忘的仍是铲除奸臣，以报国恩。天下争相涕泣传颂此诗，杨夫人也自缢殉夫。京城官民敬仰杨家的忠贞刚直，自发将杨家故宅改为庙，将杨继盛尊为城隍，并以其妻配祀。
杨继盛是明朝甚至是宋明五百年来第一个被杀的谏官。明世宗自负非常，开例杀了第一个宰相夏言，现在又开例杀了第一个谏官杨继盛，他这种自负很容易被贪官奸臣们利用，来做一些之前做不了的事。既然开了杨继盛这个例子，严党很快又因为舆论冤杀了另一位忠臣义士——沈炼。
沈炼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戊戌科进士，历任多县的知县。沈炼非常正直，在知县任上就多次弹劾严嵩及其在地方的党羽，严嵩对他很头疼，后来想了个办法，借故将其调到锦衣卫作文员，并专门叮嘱陆炳好好看管这个“刺头”另外也想让沈炼见识见识锦衣卫的黑暗，让他“懂事”一点。这也是相当不合规矩的做法，锦衣卫是专门用来安置勋贵家属的，沈炼恐怕是锦衣卫史上唯——位进士了。不过陆炳也看不住沈炼，他一进京就将矛头直接对准严嵩本人，上疏论严嵩十大罪，奏疏极为急迫，触怒了明世宗。一大帮严党趁机帮腔，最终明世宗以沈炼在金銮殿吵闹、诋毁大臣邀宠的罪名，杖责后贬到保安州（今河北琢鹿）当文吏。保安州是隶属宣府、大同的边塞地区，环境非常险恶。但沈炼和杨继盛一样，依然牢记报国之念，在家里立了李林甫（唐朝奸臣）、秦桧（宋朝奸臣）、严嵩的像作靶，让人日日练射，严党恨得咬牙切齿。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俺答汗大举入侵，时任宣大总督是严嵩的干儿子杨顺。杨顺胸无点墨，完全靠谄媚严嵩得居高位。赵文华好歹还开发出一个胡宗宪体系，实打实地打了不少胜仗，杨顺就只能祭起杀良冒功这个办法了。俺答汗数月攻破四十余座堡垒，大肆劫掠，杨顺毫无抵抗之功，事后害怕朝廷追宄军责，只能谎称战胜，靠杀死一些避战的百姓，取首级送往京师报功。这种事本来很容易露馅，但严党把持上下，给他掩护过去，还大肆表彰。杨顺厚颜无耻，将属下将吏全部召来大同，大摆庆功宴，好像自己真的打了大胜仗似的。结果宴会上冒出来一个“不懂事”的人，沈炼送给他一首诗：
杀良献首古来无，解道功成万骨枯。
白草黄沙风雨狂，冤魂多少觅头颅。
杨顺气得目眦尽裂，暗誓必要杀之而后快，向干爹哭诉沈炼这种人和杨继盛一样，早晚会坏了咱家的好事。严党派出心腹御史路楷巡按保安州，与杨顺密议如何整治沈炼。最后，路楷果然又拿出了冤杀杨继盛类似的伎俩。路楷捣毁了蔚州白莲教邪教谋反基地，确定了多名逆首，在名单末尾添上了沈炼的名字。沈炼作为白莲教逆首被杀，杨顺还不解气，趁乱活活打死了沈炼的次子，还专门派人到浙江去找到沈炼的长子沈襄，抓起来严刑拷打。
严党这种迫害忠良的办法操作得越来越熟练，似乎有形成惯例的趋势。然而邪不胜正，恶贯满盈的时刻就要到来。从杨继盛到沈炼，严党的罪恶越积越多，离他们的覆灭也就越来越近。
严嵩弄权多年，有一个人其实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这个人就是徐阶。
徐阶仕途之初和夏言、严嵩避开“大礼议”**的做法相反，他是嘉靖二年（1523年）癸未科探花，初入官场便积极参与“大礼议”勇敢地和张璁展开剧斗，从翰林编修被贬为延平府（今福建南平）推官（分管司法的副市长）。但徐阶在任上工作十分出色，不断升迁为黄州府（今湖北黄冈）同知、浙江按察佥事、江西按察副使，借皇太子出閤的机会，召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侍讲，不久升为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仕途起落一大圈，回到权力中枢的徐阶似乎也变了一个人，收敛起了锋芒，成了一个老好人。以往，吏部例行考察地方官，都是象征性地说几句话。徐阶却折节下士，每次都好好地坐下来和地方官深谈，墟寒问暖。地方官也很高兴，愿意认真汇报实情。徐阶不但促进了工作，自身的美名也得到大大的传播，不久又升为礼部尚书兼掌翰林院事。
很快，明世宗又发现徐阶的青词水平也很高，甚至在严嵩（实为严世蕃）之上，非常喜欢，令其入直西苑。后来方皇后病逝，明世宗准备将其灵位奉入宗庙，这其实是不合礼制的，因为皇后应该等皇帝死了，在宗庙中有了位置才能去从祀，怎能先入祀？徐阶作为礼部尚书，与礼科都给事中杨思忠一同上疏指出不对。明世宗故意大怒，徐阶并没有像“大礼议”之初那样据理力争，而是惶恐谢罪，立即转变了立场。明世宗正是通过这样的测试，确定徐阶是“可用”之人。不过徐阶和严嵩的关系依然微妙，徐阶能重回中枢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夏言的举荐，他很清楚严嵩始终忌讳这一点。于是徐阶更加谨慎地侍奉严嵩，对严世蕃也是忍气吞声，甚至把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不断消除严氏对自己的猜忌。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徐阶进少保兼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排位在严嵩之后、东阁大学士吕卒之前，仍兼礼部事。徐阶入阁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秘密揭发咸宁侯仇鸾，使其获罪。严嵩一直以为徐阶和仇鸾关系很好，想借仇鸾拉徐阶下马，结果到后来才知仇鸾就是徐阶揭发的，不由得愕然。可见，徐阶深藏不露，权谋手腕己然在严嵩这只老狐狸之上。徐阶长得矮胖白皙，天生笑脸，看着很讨喜，人们笑称他为“甘草阁老”，形容他像甘草这味中药一样，入口甘甜，但药性太慢，是个八面玲珑的老好人。严氏集团也逐渐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甚至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徐阶却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机会。严党连续制造杨继盛、沈炼这样的大案，触怒天下，徐阶认为扳倒严嵩的时机到了。
徐阶首先是安排刑科都给事中吴时来弹劾制造沈炼冤案的兵部尚书许论、宣大总督杨顺、监察御史路楷，三位严党成员均被罢免。紧接着，赵文华也出事了。赵文华在胡宗宪的扶持下，立了不少战功，渐渐有把自己当成勋贵的感觉，侍奉太监和严世蕃甚至明世宗都不如以前那么勤快。有一日明世宗登高望远，见西长安街有一座华丽的高楼，问是谁家新宅，左右答道：“这是工部尚书赵文华家。”旁边又一人说：“工部的大木料，一半都被赵尚书拿去建宅，哪里还能营造新的殿阁？”明世宗也是个喜欢大兴馆阁的人，想到这几年建造不多，原来是这个原因，心里很不高兴。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盛夏，紫禁城的三大主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以及正阳门楼发生火灾，被烧个精光。明世宗非常伤心，征集了很多钱，责成工部赶紧重建，结果工部迟迟不能完工。明世宗大怒，心想恐怕真的是赵文华把上好木料都贪污了，所以建大殿反而没材料了。他先晓谕严嵩：“赵文华似乎没以前那么能干了。”严嵩还极力为干儿子掩护，说赵文华长年南征，感染了热疾，建议让一位工部侍郎暂时代理职权。明世宗点点头，赵文华也上了一封奏章，请休假个把月。结果明世宗顺水推舟，说现在大兴土木，工部尚书职权重大，不能空缺，赵文华既然有病，就回家去慢慢休养吧！趁势解除了赵文华的一切职务，举朝相贺。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赵文华被驱逐，但没有人来痛打落水狗，趁机再弹劾他，明世宗反而很生气，他只好亲自操刀，祭出他的绝技一礼议！别激动，这次不是“大礼议”，只是小议了一下赵文华父子在礼法方面的纰漏，将其削籍为民，儿子流放充军。赵文华可能确实也有一些病，再加上郁郁不乐，愈发病重，有一晚躺在舟中用手按肚子，居然把肚子按破了，脏腑流出，死得非常惨。更惨的是他儿子，赵文华死后，朝廷核查他经手的军饷，查出被他侵盗十万四千两之多，要由他儿子来偿还，直到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还没还够一半。法司援引一些判例，请求豁免。明神宗（朱翊钧）不许，将其子流放充军。
赵文华是严嵩最重要的一条膀臂，他倒台后徐阶觉得时机更加成熟，让吴时来加紧攻势。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吴时来又约刑部主事董传策、张翀上书弹劾严嵩，结果不胜，三人均被贬谪。严嵩也明白徐阶要对自己下死手了，连忙向明世宗上疏抗辩，称是徐阶主使这一连串弹劾案。但为时己晚，现在的徐阶己经深得朝野上下的喜爱，连明世宗都信任徐阶超过了严嵩，不但不调查徐阶，还加太子太师。徐阶和他两个在尚宝司和中书科当低级文员的儿子更加勤奋地侍奉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阶晋少师，儿子徐墦晋太常少卿，徐琨任中书舍人。严家却正好相反，不断失宠。恰逢严嵩的夫人欧阳氏病逝，按礼制严世蕃应该回家守丧三年。他一走，年过八旬的严嵩哪里还能应付场面，除了青词不得明世宗的喜爱，更多次犯错。最严重的一次是皇帝寝宫失火，严嵩请明世宗暂居南城离宫。这是当年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后被景泰帝软禁的地方，非常不吉利，一百多年没人住过了，现在严嵩居然提出让明世宗去住，在明世宗看来极其晦气。
徐阶知道，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攻击了，但他也不是一步到位，不留底牌，没有直接上一封奏疏去揭露严嵩的罪恶，而是循序渐进，先在民间找到一位善于扶乩的道士蓝道行，推荐给明世宗，明世宗非常喜欢。蓝道行则不断借上天的旨意说严嵩是奸臣，正好明世宗心中对严嵩不喜，就听进去了。借着这个背景，徐阶才让御史邹应龙发起对严嵩的弹劾。这一次明世宗果然同意，尽管没有治罪，但勒令严嵩退休，一时朝野欢腾。很多人认为宜将剩勇追穷寇，将严氏奸党一网打尽！徐阶却冷静地制止了，他反而亲自到严嵩家去慰问，严嵩父子感动得叩头致谢。严世蕃请求徐阶在皇上面前说情，不要穷治其罪，徐阶也满口答应。这种做法连徐阶的儿子徐墦都不理解，徐阶骂道：“没有严老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现在严家有难，我恩将仇报，岂不被人耻笑？”严家自然也有耳目，这话传回严家，严世蕃都长舒了一口气。
事实上，这正是徐阶在运筹帷幄，他知道明世宗对严嵩多年的感情不可能一日尽丧，如果攻其太急，反而容易激起明世宗的同情心，适得其反，前功尽弃。接下来很长时间，徐阶不但不攻击严嵩，反而把很多急不可耐弹劾严嵩的奏疏挡下，但明世宗一旦起了召回严嵩的念头，他也极力劝止。就这样过了一年多，明世宗对严嵩的感情渐渐疏远，严氏也放松了警惕，此刻，才是发起致命一击的时候！
徐阶授意南京都察院监察御史林润纠劾严嵩、严世蕃、鄢懋卿等诸多不法，严党最大的罪状当然就是冤杀杨继盛、沈炼，林润自然以此上奏。严世蕃得知罪名反而非常高兴，对旁人说：“不用担心了，这罪成不了。”因为严世蕃很清楚，杨继盛、沈炼虽然是冤案，但造成冤狱的主要还是明世宗自己，他不是一个开明的圣君，怎会自承罪过？林润这个攻击完全会被明世宗这堵高墙挡下来。然而奏疏在上报皇帝之前要先经过内阁，徐阶看到奏疏召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等司法官商议，先问：“诸公想让严世蕃活还是死？”诸人纷纷答道：“必要他死！”徐阶向他们解释了杨继盛、沈炼案治不死严世蕃的道理，众人恍然大悟。徐阶将严世蕃制造冤狱、欺压百姓甚至贪污腐败等罪名统统不用，只精选了两条：一是在严世蕃在家乡挑选了一块有“王气”的地造宅，这是有不臣之心；二是严世蕃笼络了一个大海盗王直的亲戚罗龙文，与王直暗通款曲，蓄养私人武装。而且当时罗龙文确实在安排一旦严氏败亡，就要带严世蕃“跑路”去日本的事宜，证据非常确凿。徐阶很清楚，明世宗最恨的就是礼制、通倭二事，所以集中火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徐阶将法司的奏章退回，自己亲自写了一封，以法司的名义上报，明世宗果然大怒，下令将严世蕃、罗龙文等涉案人员斩首。
抄没严世蕃家时，抄到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余两、玉器八百七十五件、字画三千二百轴、锦锻四万匹，其它珍宝服玩如象牙、犀角、玳瑁、玛瑙价值又数百万，仅金银就相当于明朝好几年的国库收入。后来锦衣卫又从严世蕃在京师和老家的地下发掘出来十余窖深一丈（每窖容积约合37m3）的存银，这些存银最初连严嵩见了都被吓了一跳，喃喃道：“多积者必厚亡，奇祸！奇祸！”锦衣卫调十艘大船来运这些银两，居然都还显得很吃力！
严嵩和孙子们都被削籍为民，严嵩的晚年非常凄惨，85岁的老头孤身一人，寄居在墓穴中，靠偷祭品果腹，苟且偷生两年后，87岁高龄的严嵩孤独地死去，既无棺木下葬，更没有前去吊唁的人。
搞笑的是鄢懋卿却幸运地逃脱了惩罚，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鄢懋卿最终还是得到了应得的惩罚。只不过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鄢懋卿最终还不是受严嵩牵连，恰恰相反，他是想去食严嵩的腐肉，一不小心败露才获罪。严嵩倾覆时，严氏党羽纷纷获罪，鄢懋卿这位主将却并未受到牵连。大理寺卿万棠负责审理此案，利用职权偷偷藏匿了八万两严嵩的赃款，鄢懋卿对严嵩的案情何其了解，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漏洞，但他并没有揭发万棠，而是向万棠索贿，于是万棠就分了二万两给他。最终此事败露，鄢懋卿和万棠均获罪流放充军。贪官贪，审他的人也贪，他的老部下不但没被牵连，还来分一杯羹，这样一个全面贪腐的体系着实令人心寒。最终以严党论罪的大臣还有数十人，这其中有几个人特别恶心，为了巴结严党，不惜去给严世蕃做“狎客”，就是每天粉墨涂面，供严氏父子欢笑。南京光禄少卿白启常首开此风，而南京太常卿王材、右谕德唐汝楫两人则经常出入严嵩的卧室，这具体是干什么就不必细说了。堂堂进士文官，堕落至戏子邀宠的地步，其实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张彩，只是严嵩父子的要求比刘太监更高一些，他们还没来得及提拔到更高位置而己。
那明朝的官场至此己经陷入全面贪腐，无可救药了？其实也不是，疾风知劲草，板**识诚臣。正是在严嵩党羽气焰嚣张的这个背景下，无数忠臣义士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青春血肉，谱写了一曲曲忠诚的赞歌。这其中，最为耀眼的就是被誉为“明朝第一直谏”的杨继盛，正是杨继盛和沈炼大无畏地向如日中天的严氏奸党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血肉冲锋，才不断激起朝野愤慨，最终使奸党恶贯满盈，一朝倾覆。当然，最后踢出“临门一脚”的徐阶功劳也大，尤其是徐阶隐忍多年，最终斗倒严嵩的故事也成为历史上与贪官奸臣作斗争的经典。徐阶也曾与杨继盛、沈炼一样，是个热血满腔的少年，被现实教训后，变得圆滑世故，谨慎侍奉明世宗和严党多年，身居高位也不轻易出手，直到有必杀把握时才一击致命，为国为民除了一个巨奸。或许，徐阶就是张鹏和杨慎之间的一个中庸产品吧。
严氏奸党分工明确，严嵩在皇帝面前出面邀宠，严世蕃不学正途，专练青词，盖过了夏言的水平，但其实这主要还是胜在别人没有用心钻研，只要徐阶这样的人下了决心钻研青词，水平还是可以盖过严世蕃。而且在最后的一系列斗争中，徐阶总是能料敌先机，牢牢压住以“鬼才”自诩的严世蕃，可见邪不胜正，贪官奸臣往往只是人弃我取，剑走偏锋，并非真正的大才，论起真来，这些人始终是较不过高才的。但也需要指出的是，后人千万不要以为斗倒严嵩仅靠徐阶的聪明，杨继盛、沈炼的牺牲也是必不可缺的，没有这两次坚决的斗争激起世人对严党的战斗决心，徐阶根本不会动手，还会一直等下去。与贪腐的斗争真的就是一场险恶的战争，既需要徐阶这样的谋帅运筹帷幄，也少不了杨继盛、沈炼这样冲锋在前、敢于牺牲的勇将，正如杨继盛在诗中所说的那样：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6.6海瑞上疏，刚峰一柱
既然论贪官明朝有严嵩堪与梁冀、杨国忠、秦桧、和珅比肩，那论清官又有谁能与比干、张汤、魏征、包拯比肩呢？答案是海瑞。
海瑞，生于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年），字汝贤，海南琼山（今海南省海口市）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广东乡试举人。后世常以海瑞与宋代名臣包拯“包青天”相比，称其为“海青天”。海瑞号“刚峰先生”，其刚正廉直，如一座凛然高峰，孤傲地矗立在晚明的浑浊乱世之中，分外耀眼。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参加广东（当时海南岛属广东管辖）乡试，中举人，但次年进京会试却落榜，之后海瑞又参加了一届会试，仍以较大差距落榜，于是放弃进士梦，仅以举人谒选入官，初授南平县（今福建南平）教谕（教育局长）。根据明朝“清浊分流”的官制，他会在这个位置上干很久，然后有机会就升为州一级的局长，再有机会升为府一级的局长，再有机会升到布政司或者按察司去当局长，至于知县、知州、知府、都布按三司这条主线或是京官，除非他运气爆棚，又考上进士，否则想都别想。这个官制在当时己经非常成熟，极少有人能打破，但如果你要找特例，那海瑞就是一个。
海瑞能在成熟体系下破例，首先是他在岗位上积累了丰富的清正廉明官声，其次必须得干点“出镜”的事儿来，另外还得有很大的运气成分。这几个缺一不可的因素很凑巧地集齐于海瑞一身。
福建道监察御史来巡视南平的教育工作，按当时官场风气，很多官吏都伏拜御史，唯独海瑞只是长身作揖。旁人问他为何不懂礼数，他答道：“拜见御史本来应该用下属的礼仪，但这里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能屈尊。”海瑞不走寻常路，但又回答得有理有节，一时声名鹊起，破格提拔为淳安（今浙江杭州淳安县）知县。当了知县，海瑞更以清贫廉洁著称，他亲自穿上布袍打谷，让自家的仆人种菜自给自足，很少上街买菜。有一次海瑞为母亲祝寿，上街买了两斤肉，总督胡宗宪居然把此事当成一个新闻，到处跟人说，可见海瑞真的是己经清贫廉洁到了连正当消费都很稀罕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