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主要讨论主观性对语气词“焉”形成的影响。主观性指的是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汉语的语气词词汇意义空灵,游离于句法结构之外,但是却是言语交际中不可或缺的一类词,因为它们表达的就是言语交际者的主观情绪和态度,在语用层面作用于言语的受众,因而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主观性对语言的影响称之为主观化。主观化既是一个共时的概念,也是一个历时的概念,指的是语言为表现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也可以认为,主观化是一种语义——语用的演变,即意义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主观信念和态度。我们通过对“焉”语法化的分析发现,伴随这一语义——语用演变的是“焉”句法地位的下降和语用功能的增强。这一过程其实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代功能逐渐减弱,在句法结构上地位下降;二是句式的语气逐渐附着到语气词上,词汇的主观性逐渐增强。这两个方面又是杂糅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指代功能减弱的同时,语气功能在逐渐增强。
(一)《左传》(前八公)中的“焉”
语气词“焉”大致在春秋末或战国初就出现了,《左传》(前八公,下同)中“焉”已有了较典型的语气词用法。之前的今文《尚书》中共有四例“焉”,钱宗武认为都是语气词[21],而据我们分析,“焉”字仍是指代词。如:
(1)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尚书·牧誓》)(——愆:超过;止齐:止而齐,即整顿队伍。)
(2)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尚书·金滕》)(——立:位。)
上面两例的“焉”具有明显的指代性,都可译为“于此”。
关于语气词“焉”的来源,吕叔湘的分析很有见地:“表示语气的‘焉’字并不是和指示地方的‘焉’字没有关系,我们不妨说前者是从后者变化出来的。‘焉’字实讲是‘在那儿’,而‘焉’字所表语气正是这种带点指示引人注意的语气。”[22]吕先生指出了指代词“焉”和语气词“焉”的共性:提示、引人注意。后来刘晓南拟测了指代词“焉”虚化为语气词的途径:“由于常用于句末煞句,语感上确实已寓有语气词作用。但还不是纯语气词,一般看作兼词。‘焉’的语气词用法,从这里引申而来。第一步是指代含糊重复化,而后从充当冗余成分再进一步虚化为无所指代,就成为纯语气词了。”[23]两位先生指出了指代词“焉”发展为语气词的途径和原理,只是过于简单,“焉”语法化的过程和机制也不是很清楚。本节重点讨论“焉”语气义的形成过程,即“焉”是怎样从句法范畴(指代)进入语用范畴(语气)的,以及“焉”语法化过程中什么因素在起主要作用。
由于《左传》中已有语气词“焉”,而《左传》前的文献并不足以让我们对语气词“焉”的形成过程进行历时描绘,因而我们尝试通过对《左传》(前八公)这一共时语料的考察来勾勒语气词“焉”的形成过程。之所以仅选择《左传》前八公的语料,主要是考虑到前八公和后四公的语言差异[24]。
以下是我们对《左传》(前八公)中“焉”的分类,分类的依据是语义和指代性的强弱:具有明确指代性的归入指代词;具有指代性,同时又有语气功能的归入兼词;没有指代性的归入语气词。而我们判别“焉”语义和指代性的强弱时则主要依据它的句法功能,因为语义的强弱往往会在句法层面上体现出来。具体标准如下:
1.如果“焉”在句首或句中,负载整个句子的疑问信息,则划入疑问代词。
2.如果“焉”在句末,做动词的宾语或补语,不能删除,或者删除后句子有歧义,则为指代词。
3.如果“焉”在句末,可以替换为“于此”或“此”等,但是删除后也不影响句子的完整性,则为兼词,即兼有指代和语气功能。
4.如果“焉”在句末,不能替换为“于此”或“此”等,同时也可以删除,则为语气词。
根据以上四个标准,《左传》(前八公)共有303例“焉”字,具体分布如下:
1.疑问代词38例,可译为“哪里”或“在哪里”,指代性很强,句子的焦点信息所在。如:
(3)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隐公元年》)
(4)(三甥)对曰:“若不从三臣,抑社稷实不血食,而君焉取余?”(《庄公六年》)(——抑:连词。血食:祭祀时必杀牲畜,称血食。)
2.指代词179例,在句子里作补语,译作“于此”;偶或也作宾语,同“之”。如:
(5)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隐公元年》)(佗:他)
(6)(僖负羁)乃馈盘飨,置璧焉。(《僖公二十三年》)
(7)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桓公十八年》)(通:通奸。)
上面三例“焉”的指代性非常明显:“虢叔死焉”就是“虢叔死于制”,“置璧焉”就是“置璧于盘”,“齐侯通焉”就是“齐侯通(于)文姜”。
3.兼词69例。如:
(8)二年春,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僖公二年》)
(9)季文子饯之(按:指韩穿),私焉,曰:“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成公八年》)(——制义:处理事务合乎道义。)
例(8)“焉”指代“于楚丘”,同时含有提示语气,提示读者:“也是在那里(楚丘)封卫的”。例(9)“私焉”就是对前文“季文子饯之”的注解,“焉”和“之”都同指“韩穿”,但是“焉”除了指代,还有提示语气:饯韩穿是因为季文子同韩穿有私。
比较例(5)~例(7)的指代词和例(8)、例(9)的兼词,可以看到它们明显的句法差异:兼词“焉”可以删除,并不影响语言的表达;而指代词“焉”一般不能删除,或者删除后会影响语义的表达。如“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可以说成“诸侯城楚丘而封卫”;但是“虢叔死焉”不能说成“虢叔死”,“齐侯通焉”不能说成“齐侯通”。也就是说指代词“焉”比兼词“焉”的句法地位更重要。
“焉”还经常出现在对话体的反问句“何V焉”式中,如:
(10)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庄公十年》)
(11)(颍考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隐公元年》)
(12)(郤伯)对曰:“君之训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成公二年》)
上面三例“何V焉”式都具有反问语气,但是这种反问语气来源于句式义,而不是“焉”的功能。“焉”字在上述反问句中,具有指代作用,如“又何间焉”就是“又何必跻身于肉食者呢”;同时“焉”又具有提示语气,暗示对方不应该这样说或这样做,这正是《马氏文通·卷九》所说的“案而不断”语气。
4.语气词17例。如:
(13)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隐公六年》)
(14)栾书曰:“楚师轻窕,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成公十六年》)
(15)(季隗)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僖公二十三年》)
上三例“焉”字没有指代性,在句中表提示、确认语气。“必获胜焉”“则就木焉”中的“焉”不能译为“于此”。
根据语义的强度和指代性的强弱,《左传》“焉”字使用情况可以排列为:
主语(话题),句子焦点 补语或宾语 补语 非句子成分(语用成分)
焉(指代词,句首句中)焉(指代词,句末)焉(兼词,句末)焉(语气词)
(38例,12.5%) (179例,59.1%) (69例,22.8%) (17例,5.6%)
从左至右,“焉”的指代性在逐渐减弱,句法地位逐渐下降;同时,提示语气和语用功能在逐渐增强,这正好构成一个语法化斜坡(cline):指代词→兼词(指代+语气)→语气词。
今文《尚书》中只有四例“焉”,都是指代词,而后《诗经》中的“焉”逐渐多起来,但是也主要为指代词。从上面我们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到,《左传》(前八公)中的“焉”更多的也是作指代词,一部分处在指代词向语气词过渡的阶段,纯语气词的用例较少。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左传》的时代还是语气词“焉”的产生阶段,或者说语法创新阶段,故而兼词和语气词的比例较少。
(二)《左传》(前八公)与《史记》(《本纪》部分)“焉”字比较
随着时间的推移,《左传》以后的文献中兼词和语气词“焉”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为此我们统计了《史记》(《本纪》部分,下同)的“焉”,与《左传》(前八公)相比较。我们鉴定“焉”的语法功能时仍然采用的是上面四条标准。《史记》(《本纪》部分)的“焉”字共75例,具体分布如表2-2:
表2-2 《史记》(《本纪》部分)“焉”字分布
比较《左传》和《史记》可以发现,“焉”纯指代词的数量在大幅减少,兼词的数量有很大提升,纯语气词的用例也有所增加。《史记》中“焉”的各类用法我们也举例如下:
1.指代词(7例):
(16)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周本纪》)(——节:时节,这里指春秋聘享之节。)
(17)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秦始皇本纪》)(——罘音浮。成山、之罘皆山名。)
例(16)的“焉”置于句末,例(17)的“焉”在句首,指代性都很强。试将例(16)与下例(18)比较:
(18)甘茂德王之赐,好为王臣,故辞而不往。今王何以礼之?(《樗里子甘茂列传》)(——德:动词,感激、感恩戴德。)
2.兼词(50例):
(19)成王命周公诛之(按:指武庚),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殷本纪》)
(20)其后,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孝武本纪》)(——杂铸银锡为白金)
兼词在句中具有一定的指代性,同时又兼有语气功能。如上面两例,“焉”既可以分别看作为指代词“于宋”“于天子苑”,也可以看作语气词而删除,不影响句意的完整性,因为在前面已经分别出现了“宋”和“天子苑”,读者根据语境,也不会误解。所以例(19)、例(20)中的“焉”更多地是表提示功能:“立微子于宋是为了续殷后”;“造白金是为了发瑞应”。兼词的句法地位从下面两例的对比看得更清楚:
(21)a.夫人卒,少翁以方术蓋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孝武本纪》)
b.既饮,讴者进,上望见,独说卫子夫。(《外戚世家》)(——说:悦。)
c.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封禅书》)(——解:解释、解脱。)
(22)a.天始以宝鼎神筴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孝武本纪》)
b.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孝武本纪》)
将例(21)三句“望见焉”“望见”“望见之焉”作比较,可知“焉”的指代性并不强,c句“望见之焉”中的“焉”已经是纯粹的语气词了。例(22)也是如此。
3.语气词(16例):
(23)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五帝本纪》)
(24)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高祖本纪》)
(25)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孝武本纪》)
(26)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孝武本纪》)
例(23)前面已有“之(到)中国”,故而其后的“焉”已经没有指代性了;例(24)“家沛”即“在沛地安家”,“焉”的指代性自然也无从谈起;例(25)既然已经说的是“祠上有光”,“焉”自然也无所指代;例(26)类似。
从《左传》到《史记》,“焉”的语气功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从以下各组例子的比较也可以进一步看出:
(27)a.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左传·宣公十三年》)(转引自何乐士1988b)
b.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史记·楚世家》)
(28)a.(重耳)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b.(重耳)过卫,卫文公不礼。(《史记·晋世家》)
(29)a.公告栾书,书曰:“其有焉!不然……”(《左传·成公十七年》)
b.厉公告栾书,栾书曰:“其殆有矣!……”(《史记·晋世家》)
(30)a.赵孟曰:“……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安焉?”(《左传·文公六年》)
b.赵盾曰:“……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可乎!”(《史记·晋世家》)
上面四例a、b两句的语境、事件、人物完全相同,但是《左传》和《史记》中“焉”字的使用却很不同,《左传》中用“焉”的,《史记》或不用,或用了其他语气词。四例的比较虽然不足以说明《左传》中这些“焉”字就是语气词,但是却表明“焉”字的指代性并不强,随着时间的推移,“焉”字的指代功能越来越弱,语气功能越来越强,这正是《左传》中的“焉”到《史记》可以省略或者被其他语气词替代的原因。
汉代以后,语气词“焉”在全部“焉”中的比例就更高了,龙国富更是认为姚秦译经中“焉”语气词的比例已经达到了70%[25]。不同学者对“焉”字的分析可能由于标准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一些兼词,有些学者会处理成指代词,有些学者会处理为语气词。但是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焉”字的语气功能越来越强,语气词“焉”在全部“焉”字中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焉”语法化的动因及主观性
那么“焉”语法化为语气词的动因是什么呢?指代词“焉”常处于句末,主要作补语,少数作准宾语。根据语法化原理可以推测,这一句法位置很容易造成“焉”词义的虚化。问题是“焉”词义的虚化并不必然会使它发展为语气词。另外,“焉”的提示语气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以前面所举“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为例,句中的“焉”是指代词,可译为“于制”,作“死”的补语。从句法上看,“焉”字是必有成分,不可省略;但是“焉”字所指代的地名“制”在前文已经出现,因而从语义上来看,“焉”字的指代义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整个句子有这样一种隐涵义:庄公认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况且虢叔死在那里,所以庄公不愿意给共叔段“制”这块封地。也就是说全句含有一种提示语气,告诉共叔段“制”这个地方很重要,但是这种提示意味不是通过语气词,而是通过句法结构“虢叔死焉”来强调。即“焉”字在句法上处于补语位置,在语用上提示:“虢叔都死在那里,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能给你呢”。“焉”的这种提示作用是指代词“之”等所不具有的。比较下例a、b两句:
(31)a.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b.冬,介葛卢来,以未见公,故复来朝,礼之,加燕好。(《左传·僖公二十九年》)
a句作“礼焉”,b句作“礼之”,句子的真值条件大致相同。但是细加品味,其间仍有区别。a句“礼焉”的“焉”其实是准宾语,或者说还是补语,与“夫子礼于贾季”(《左传·文公六年》)比较可知,而b句“礼之”的“之”是真宾语。另外,两句的语境也不同:a句是晋国重耳过郑国,郑文公不礼遇他,郑文公的下属叔詹劝郑文公。叔詹认为重耳一定会得到晋国,不礼遇他以后会有灾祸,同时认为晋国和郑国是同宗,礼遇同宗的子弟也是应该的,所以说“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句子提示郑文公注意交往礼节和将来祸福的意味很浓,用“焉”字正是起到了这种语用效果。b句是对普通事件的叙述,不带有提示语气,所以用“之”指代前面的“介葛卢”。又如:
(32)a.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隐公四年》)
b.戊子,晋平公卒。郑伯如晋,及河,晋人辞之。(《昭公十年》)
c.秦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秦伯使辞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从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岂敢以至。”(《僖公十五年》)
d.公子(重耳)降,拜,稽首,公(秦伯)降一级而辞焉。(《僖公二十三年》)
上面四例a、b两句都是对事件的陈述,比较客观,“辞”后带宾语“之”。c句秦国俘虏了晋侯,晋大夫要跟从晋侯到秦国来,秦伯不同意,并用言语来拒绝。“秦伯使辞焉”带有明显的提示语气:你们来干什么?何其戚也!d句秦伯为公子重耳赋《六月》,重耳认为秦伯这是以佐天子者命他,所以降阶拜赐;秦伯也降一级辞谢,认为自己不敢当。句子也带有明显的提示语气:秦伯非常注重礼节,也很尊重重耳。比较a、b与c、d句可知,句末“焉”具有“之”所无的提示意味。
我们在第二节提到了指代词“焉”和兼词“焉”的区别,认为指代词“焉”居于(准)宾语或补语位置,由于指代性较强,不能删除。上面各例的“焉”就是较典型的指代词。同时可以看到,不管是在补语还是在(准)宾语位置,“焉”字的使用都使全句含有一种提示的意味。不过这种提示意味更多的还是通过句法结构“VP焉”以及句子的句式义来表示的。但是语境上,“焉”作为指代词,由于指代的地方、人或事物前面已经出现,加上“焉”多在补语位置,游离于句子的主干结构以外,即使缺省,往往也不会影响句意的完整性。慢慢地,“焉”的语义冗余度就越来越高,从而造成它指代义的虚化。
此外,我们认为疑问代词“何”表义功能的多样性也对“焉”指代义的虚化具有一定的影响。古汉语中常多“何VP焉”句式,《左传》中也有很多,如前面所举例(10)~例(12)。又如:
(33)(颍考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隐公元年》)
(34)季梁止之(少师)曰:“天方授楚,楚之蠃,其诱我也,君何急焉?”(《桓公六年》)
例(33)郑庄公发誓不和母亲见面,后来后悔了,颍考叔知道后为他出主意。但是“君何患焉”由于“何”表义的多样性,就存在两解:如果把“何”理解为疑问代词“为什么”,那么句子就是反问句“您为什么担心这些呢?”“焉”字就是指代词;如果把“何”理解为疑问代词“什么”,那么句子就是普通问句形式“您担心什么呢?”“何患”即“患何”,“焉”自然也就不含有指代性了。例(34)的“君何急焉”也是同样道理。再如:
(35)将养赵而美之齐乎?害于燕、恶之齐乎?奉阳君怨臣,臣将何处焉?臣以齐善赵,必容焉,以为不利国故也。(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使盛庆献书于燕王》)
“何”这种表义多样性对语气词形成的影响不限于“焉”字,我们对语气词“尔”的考察也发现了这点。《春秋公羊传》等书中多有“何言尔?”“何讥尔?”“何异尔?”“何隐尔?”“何仇尔?”等,由于对“何”字的歧解,往往会造成对“尔”语法功能的不同解释。并且我们推测这种歧解不但我们后人存在,即使在当时,也是存在的。“为”字也常出现在“何以……为”和“何……为”中,贾齐华发现“何”的这一特性对“为”语气词用法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26]。
语法意义决定语法形式,语义的弱化必然会造成句法形式的弱化,“焉”指代义的虚化(即语义功能的减弱)必然会造成它句法功能的降类,并使它逐渐游离于句法结构之外,从而成为句法形式上的冗余。根据语言的经济律,这类语义和句法的冗余一般会逐渐过渡到零形式,即慢慢消失。但是从已有的语言事实来看,“焉”一直活跃于文言中,到中古都是如此,而它的活跃,主要就在于它的语气功能。也就是说,在“焉”指代性减弱的同时,它的语气功能却增强了。
一个句子总带有一定的语气,因为说话人总希望把自己的主观态度、观点尽可能多地附加在语句上,同时通过某些表达手段以引起言语受众注意自己的言语意义,或接受自己的感情和观点。“焉”字在句中正好起到了这一作用:提请对方注意。下例很有典型性:
(36)季文子饯之,私焉,曰:“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左传·成公八年》)
例(36)的“焉”和前面的“之”同指“韩穿”,但是上句用“之”下句用“焉”,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说这是句法结构的不同,“私焉”可以译为“私于韩穿”,“饯之”不可以说成“饯于韩穿”。但是根本原因在于“季文子饯之”是对事件的客观叙述,而“私焉”却是对上文“季文子饯之”的一个注解,告诉读者季文子“饯韩穿”,主要是因为季文子和韩穿有私,“焉”字含有明显的提示语气。又如:
(37)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左传·隐公十一年》)
句中的“焉”具有指代性,“吾将老焉”即“我将老于菟裘(在菟裘养老)”。但是从整个句子来看,前面说“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后面说“吾将老焉”,前后对比,含有很明显的感叹意味:以前不将政权授给他(桓公),是因为他年少,现在我快老了!
下面请看《孟子》中的一个例子:
(38)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孟子·梁惠王上》)
“焉”似可解作指代词“于此”,作补语;但是从全句来说,“后世无传”语义已完,有无“于此”并不影响理解和交际的进行,可以说它的指代性已经较弱了,而它的提示语气却很重。齐宣王想称霸,所以问孟子霸道,而孟子主张王道,不愿意跟齐宣王说霸道,因而提示齐宣公“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该句的“焉”提示语气的功能很强,指代性较弱,即所谓的兼词。
可以看到,“焉”字语气功能的加强正是语言主观化的结果,即它在句子中的作用更多地是表达言语主体(说话者)的主观性而非指代某一具体处所或事物。这时的“焉”句法功能已经降类了,游离于句子的主干以外,因而往往可以删除。如:
(39)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左传·隐公元年》)
(40)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左传·隐公三年》)
(41)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左传·桓公十年》)
(42)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左传·桓公十二年》)
兼词“焉”的指代性进一步减弱,就成为较典型的语气词了。试比较下面两例:
(43)(宋穆公)曰:“请子奉之(按:指殇公),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左传·隐公三年》)
(44)(栾)盈曰:“虽然,因子而死,吾无悔矣。我实不天,子无咎焉。”(《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上面两句语境大致相似,“无悔”后一用“焉”,一用“矣”,把“焉”分析为语气词未尝不可。两句的语气还是有区别:例(43)说“无悔焉”,是因为宋穆公认为只要殇公把国家社稷治理好了,他即使死了也甘心,句子含有很强烈的提示意味:你(殇公)一定要主社稷。而例(44)却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为你而死,我并不后悔。
作为指代词和语气词的“焉”功能上有相通的一面:都有提示、确认的功能。但是它们的作用点却不相同。指代词“焉”作用于句法层面,而语气词“焉”却作用于语用层面。从指代词发展为语气词,“焉”一方面指代性弱化;另一方面它的主观性增强、提示确认功能扩展;语法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起初是在动词性结构后面作补语,后来则居于全句的末尾表达提示、确认语气。
(四)指代性与主观性的制约因素
主观性对语言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语用作用于言语,而语法正是语言在使用中产生、形成的规则。特拉格特认为所有的语法化都伴随着主观化。通过对语气词“焉”形成的分析,可以看到主观性对汉语语气词发展演变的影响。“焉”从句法范畴进入到语用范畴,正是语言主观化的结果。在前面我们分析了“焉”从指代词发展为语气词的过程,以及主观性对语气词“焉”形成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焉”具有了语气词用法,它的指代用法还是存在着,并且在上古汉语中指代词和兼词的用例也远远多于纯语气词的用例。其原因大致可以用有关辖域(scope)的理论来解释,如下面三例:
(45)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史记·五帝本纪》)
(46)成王命周公诛之(武庚),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史记·殷本纪》)
(47)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史记·周本纪》)
例(45)“焉”的指代性趋于零,而成为纯语气词了,而例(46)“焉”指代性较明显,例(47)就更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指代词“焉”本身没有独立的所指(reference),其外延必须依赖句子中的另一个名词性成分来提供,这个名词性成分就是前指(antecedent)。“焉”在语义上对前指名词具有依赖性,或者说前指名词对“焉”具有约束和统制性(domination)。这种约束和统制表现在:前指名词确定“焉”的所指,同时也直接影响到“焉”指代性的强弱。言语是线性的结构,一个词的辖域有一定的限度,语距不同,对其他词的约束力也不同。“焉”指代性的强弱也往往和前指名词的间距有关:“焉”和前指名词越近,受前指名词的句法约束就越强,表现在句法上就是指代性减弱;而离前指名词越远,它的指代性就越凸显出来。
“焉”的主观性和指代性强弱的控制因素并不完全相同,正因如此,随着“焉”主观性的增强,语气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焉”的指代性一直以来却或强或弱地存在着,这正是学者们把“焉”看作为兼词的原因。王引之说道:“后人读周、秦之书,但知‘焉’为绝句之词,而不知其更有他义,于是或破其句,或倒其文,而《礼记》《国语》《公羊》《老子》《楚辞》《山海经》诸书,皆不可读矣。”[27]王氏此话正指出了上古汉语中“焉”的共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