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必将记住：公元2003年春夏之间的两个事件改变了整个世界。第一个事件是，英美等国联军在未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联军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彻底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萨达姆本人至今不知所终。第二个事件是，SARS病毒惊现地球，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这种病毒席卷整个世界，三十二个国家近八千人被染上了SARS这种全新的疾病，近千人死于非命。第一个事件的结果，告诉了世人这样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世界并没有按照大多数人的愿望，走进一个多极间可以相互制约的时代，而是进入了一个由美国主导世界的帝国时期。第二个事件告诉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世界主宰的人类，在至高无上的自然法则面前，你们永远也不要想着为所欲为，有罪必受惩罚的天条在你们面前依然神圣不可侵犯。

第一个事件的结果，中国和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正确面对并冷静地承认它的存在，而且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努力做该做的事，以减弱有朝一日危险临头时所受伤害的程度。因为历史早已告诉我们：在每一个由一国主导世界的帝国时期，他国和他国的人民的利益乃至尊严，保全起来将变得十分艰难，不管它是帝国的附庸，还是它是帝国的一个敌人或潜在的敌人。

第二个事件的最终结果，目前还看不出端倪。中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它的首都刚刚脱离疫区名单，世界卫生组织刚刚解除了对北京的旅游警告，还有许多国家没有取消对中国人入境的特别限制，SARS病毒会不会在某一个时间内卷土重来还不好断定……但是，我们似乎用不着悲观到认为SARS的出现，敲响了世界末日的钟声。人类最终战胜SARS是必然的，不确定的问题是战胜它需要花多少时间，还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人类战胜天花，用了三千年；人类战胜鼠疫，用了两千年：人类战胜霍乱，用了一千年。在与鼠疫进行的漫长而惨烈的搏杀中，先后有一亿五千万人牺牲了，但人类并没有灭亡，而是由刚发现鼠疫时的不足两亿人，繁衍到今天的六十多亿人。因此可以断言：人类将战胜各种疾病而永垂不朽。

以上是我对2003年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两个重大事件的基本断断。

如何应对第一个事件的结果，作家似乎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处理伊拉克战争后时代的中国的国际国内事务，主角理所当然地是也必须是中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们。作家只要怀着一颗忧患之心，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进行创作，大概就不会与那些国家已亡而还能唱出**小调的商女为伍了。

面对第二个事件，也就是目前还远远没有完全度过的SARS危机，作家，特别是中国的作家，决不能置身事外。中国的作家必须在这场危机中，及时地站起来，走出来，承担起自己必须担承的责任。

在这场SARS危机中，作家到底应该担承点什么责任呢？

自四月二十日之后，政府出于对民众生命安全的考虑，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发布了一系列的各种通告，告诉人们在SARS警报尚未完全解除的日子里，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作为普通的公民，你只用照着政府的指令去做就是一个模范公民了，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场合去，要配合为控制疫情设立的这样那样的检查，要保持室内的通风，要勤洗手，而且每次要洗三遍，一遍不能短于三十秒，要减少小型聚会，朋友见面最好不要握手，谈话时两人间的距离应至少保持一米五的距离，没事时最好呆在家里看看书看看电视。病情警报解除后，要保持用速成法养成的卫生习惯，要设法消除那段恐怖日子在我们的心理上投下的阴影，重塑对未来的信心，要脚踏实地地工作……

然而，对一些特殊职业的人们，仅仅做到这些就不够了。疫情严重时，官员要组织民众与SARS进行的战争：医护人员必须到第一线消灭SARS病人身上的病毒；新闻工作者要马上把SARS阻击战中的真实情况真实地告知给公众。疫情解除后，官员要全力以赴抓经济，医护人员要努力消除人们对SARS的恐惧后遗症，新闻工作者要帮助公众了解SARS时期真相后的真相。做好这些事情，是这些特殊职业人们在这场SARS危机中应尽的职责。现在，善良而极易满足的中国人，大多都把铁腕治非典的官员、把那些在抗击SARS一线的医护人员、把那些为尽快找到对付SARS病毒办法呕心沥血的科学家、把那些出入各家医院为公众讲述抗击SARS一线战况真相的新闻记者们，看成英雄了。我也愿意把这些人看成英雄。但是，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职业操守很好的普通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们也必须去做的。一个现代、理性、有序的社会，犹如一台零部件众多的大型机器，只有每一个作为不同零部件的不同的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台机器才能高速有效地运转。

在这场SARS危机中，作家同样也是一个职业特殊的群体。作家显然不能像一般老百姓一样，经历这场危机。如果作家在这场危机中，只要求自己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良民，他首先应该反省的问题是：我的职业操守是不是出了问题。在这场危机中，作家如果采取的是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那他就是一个让人不齿的人。他甚而至于是一个让他自己都不齿的人，因为SARS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呼吸才能活着，对SARS危机冷漠以对，实质是对自己生命的漠视。作家应该负起这个职业在面临民族危机时应负起的责任。

观察是必要的，读书是必要的，思考也是必要的。但对于作家来说，仅仅做到这些，远远不够。他必须拿起笔，进行战斗。他必须通过观察和思考，看到危机更深层的真相，并通过文字，把这个真相告诉世人。他必须分清SARS危机中，哪些是危险，哪些是机会。他必须看出SARS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肆虐的根本原因。他必须用文字做成的警钟，提醒人们悲剧常常重演这种危险的存在，为这段非常的历史，留下一部能够在日后抚慰民众心灵的记录。总而言之，在SARS危机中，作家，中国作家要用笔写出危机中的中国更深层的生存境况，并描画出那个可以让中华民族永垂不朽的，用尊严、良心、荣誉、团结精神和牺牲精神铸成的民族的脊梁。

这就是我认为中国作家在SARS危机中的担承。

加缪的《鼠疫》，表面上写的是一座小城经历一场鼠疫的全过程，实际上写的却是他慑于法西斯的**威已经投降了两年的苦难的法兰西。并没有人去说加缪本人根本没有经历鼠疫爆发的生活，而去指责他描写了鼠疫。我相信这是一条可以通向罗马的创作大道。这些年我也是这样实践的。我只是一个经历简单的普通军人，没做过任何一个管人的官，没指挥过一兵一卒参加作战和演习，没有在任何一个企业任过职，当然也没有直接参加1998年伟大的抗洪斗争，但我已经写了《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和《惊涛骇浪》。现在，我又写了《SARS危机》。

态度决定一切。我认为在SARS危机中，中国作家应该担承必须担承的责任，于是，我放下正在创作的《大明悲歌》，冒着体力严重透支可能给我的后半生造成损害的危险，义无反顾地写了这部《SARS危机》。利弊得失，我没做更多考虑。知我罪我，一任诸君。在《SARS危机》的开篇，我用这句话作了题记：“是走向团结，还是走进孤独，SARS让我们必须作出抉择。”

我作出了抉择，而且认为是个正确的抉择。

我是相信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我自然希望这部作品能早日交由读者审读批评。此前，北京、上海、江苏、江西、四川等地的《文艺报》《文学报》《解放日报》《华西都市报》《北京青年报》《江西日报》等全国一百多家媒体报道过我创作这部《SARS危机》的情况，《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日报》还发了署名文章对我能否在两个月内写出这部作品提出过质疑，为此，人民网还开展了“母鸡还没有下蛋前是否有权力咯咯叫几声”的讨论。我把这些都看作是善意的关注，当作我的必须的营养加以吸收了。这个“蛋”，在六十天之内下出来了。我也希望吃过这个蛋的读者，评价评价这枚蛋的优劣，尤其希望听到批评意见，以便使我今后下的蛋模样更好些、营养价值更高些。文学作品有审美属性，也有实用属性，伟大的杰作都是这两种属性按黄金分割原则杂糅一起的作品。我认为《SARS危机》的实用属性可以优先考虑，于是就发起了这场速战速决的战役。战役的得失，就交由读者投票评判吧。如能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读者认为这么做是值得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这两个月里，北京、上海、河北、陕西、重庆、云南以及杏林、成都、绵竹的诸多朋友，都为这部作品付出了辛劳，有的希望出版这部作品，有的希望能把这部作品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有的给我寄来了剪报，有的帮我收集了手机短信息，有的给我带来了当地防非典的条例法规……在此，我想真诚地对他们说声“谢谢”。

写到这里，一种愧疚之情弥漫心头。女儿柳成荫该上初中了，因我深陷《SARS危机》之中，无力他顾，直到今天，她还没有收到任何一个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搁笔吧，该为女儿能读个重点初中拼搏一番了。这个战役打起来也不会轻松。

2003.7.25凌晨五时于成都北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