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应该长寿的是帝王，因为帝王拥有最好的养生条件、最好的医疗服务，然而，帝王长寿者却较少。中国一共出现过三百多个帝王，夭殇者多，短命者多，而非正常死亡者尤多，能够活到古稀之年的不会超过十位，活到耄耋之年的不会超过五位。可是，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人高龄者却为数可观。

值得指出的一点，凡是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之际，中国文人的生命力不但不被扼杀，反而活得更坚韧、更结实；创造力不但不被杜绝，而是表现得更蓬勃、更生气，这就叫人不禁生出咄咄之感了。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不大“待见”文人，特别是那些捣蛋的文人，恨不得掐死一个少一个，可事与愿违，无论怎么收拾，谁也不到阎罗王那里去报到，一个个却活蹦乱跳地等着看万岁爷驾崩。

据科学家研究，战争使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妇女的男婴出生率就大量增加。这说明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对人类的生存发展起着调控作用。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搞得最起劲的朝代，可也是中国历史上文人长寿者最众多的朝代。看看除康熙、乾隆外，那些短命的、夭殇的、死于非命的帝王便可知道，文人和皇帝在这场谁比谁活得更长久的竞赛中，这只看不见的手，四两拨千斤，还着实做出公正的裁决呢！

这颇使历朝历代的帝王伤透脑筋。

被一些史学家、文学家哄抬起来的清朝“盛世”的康、雍、乾三代，恐怕是最典型的例证了。从公元1662年起，到公元1796年止的154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文人最走背字的时期，也是中国文人骨头收得最紧、脑袋掉得最多的时期。虽然，玄烨活到68岁、胤禛活到57岁、弘历活到88岁，但这三朝长寿文人之多，称得上是历代之冠。据不完全统计：

享年九旬以上者有：孙奇逢91岁、毛奇龄90岁、沈德潜96岁。

享年八旬以上者有：朱舜水82岁、冒辟疆82岁、黄宗羲85岁、尤侗86岁、吴历86岁、朱彝尊80岁、蒲松龄85岁、王翚85岁、胡渭81岁、梅文鼎88岁、赵执信82岁、方苞81岁、张廷玉83岁、纪昀81岁、赵翼87岁、袁枚81岁、姚鼐84岁、段玉裁80岁、王念孙88岁。

达到“人过七十古来稀”者：查继佐75岁、傅山77岁、丁耀亢70岁、顾炎武70岁、王夫之73岁、谷应泰70岁、朱耷79岁、李颙78岁、颜元77岁、陈维崧73岁、王士祯70岁、孔尚任70岁、郑板桥73岁、卢文弨78岁、钱大昕76岁……

在这场统治者和文人生命力的较量中，强者虽强未必享寿，弱者虽弱未必殒折。于是，强者愈折腾，弱者愈健壮；强者愈打击，弱者愈来劲；强者愈压迫，弱者愈长寿；强者愈摧残，弱者愈不死。这时期文人生命力之顽强，硬是活到七老八十，硬是活到帝王伸腿瞪眼，真是很令后来为文的我辈振奋不已。

在文人与统治者的抗争中，到底谁输谁赢，把眼光放远一点看，还真是很难说的。我始终记得1978年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经过“文革”浩劫以后依然活着的作家、艺术家们，齐集人民大会堂，那一位位眉宇间的亮色中所流露出来的生命之光。

因此，说一句非常贱骨头的话，文人的“穷而后工”，其中的这个“穷”字，除去物质的“穷”之外，大概精神上的“穷”，包括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折腾、打击、压迫、摧残，还包括成年累月悬在脑袋上不知何时掉下来的那把“克利达摩斯之剑”，也是文人得以成就“工”，甚至是得以成就不死的必要条件呢！

《国语·鲁语下》里有一句精彩的论断：“沃土之民不材，**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沃土”，或者“瘠土”，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作家赖以生存和写作的“鸽舍”或者“鸽笼”。愤怒出诗人，苦难出文学，若是太快活了、太安逸了，连小命都会受到影响的。

谓予不信，康熙时期的短命诗人纳兰性德，则是证明这句古语的中国历史上的典型事例。

清王朝统治天下268年，对于文人之镇压，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清中央政府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案件，平均一年半就要对文人开刀问斩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宁古塔或更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加上地方官吏的共同作恶，全中国到底杀、关、流了多少文化精英，恐怕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

试看清朝乾隆年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隔三差五，就要跳出来大呼皇恩浩**、歌功颂德的卑微心态，纯粹是文人脑袋掉得太多而吓出来的后遗症。一直到道光年间，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犹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的诗句，说明康、雍、乾三个时期收拾文人的残酷，一个世纪过去后，晚清文人仍是心有余悸的。

于是，我想起比纳兰性德大一岁的同时代文人戴名世了，这位康熙时著名“文字狱”“《南山集》案”的主角，其悲惨命运与那位富贵公子相比，真是云泥之别。按照纳兰爱好结交文友的作风、看重有才华之士的性格，我想这两位是应该有过一面之缘的。然戴名世为钦犯，为大逆不道之人，即使早年有过来往，也讳莫如深了。

试想，如此“文字狱”窒息下的清朝，能够“盛世”得起来吗？

据《清史稿》列传：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于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于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从他与方苞大叹其苦经、自怨自艾的那番话，看来他应是一个清流自许、退隐出世、心系前朝、补缀旧史的特立独行者。其实从他不罢休地一直考到57岁，终于熬到翰林院编修，说明他也是一个难耐寂寞、急于自售、频试科场、意在功名的实用主义者。因而，眷恋故明、凭吊旧朝是他的精神维系，兴灭继绝、著书立说是他的魂梦寄托，依附新主、趋迎权势是他的现实取向，文望鼎盛、饮誉朝野则是他的终极向往。跃跃欲试，心浮气躁，自以为是，坐立不安，东奔西走，南来北往，扛鼎自视，不可一世，这就是他由翰林院的黉门，终于被押进“文字狱”牢门的原因。

近人孟森对戴名世成为康熙“文字狱”的镇压对象，所做的分析抓住了中国文人不甘冷落、不愿旁置、不识时务而又迂腐自得的心态，也就是所谓的“头巾气”，是很有见地的：

戴南山乃热心科举之士，文字皆作“头巾气”，断不敢显然触犯清廷，不过记其事实，中有清廷所不喜宣布之语，方、戴皆以历史视之，故入记载，决非如后世之诋斥清廷也。（孟森《科场案》）

锡侯之为人，盖亦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与戴名世略同，断非有菲薄清廷之意。戴则以古文自命，王则以理学自矜，俱好弄笔。弄笔既久，处处有学问面目。故于明季事而津津欲网罗其遗闻，此戴之所以杀身也。（孟森《字贯案》）

某种程度上说，由于戴名世的自负而又自恋、不自量加之不自敛，这个下场，既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正如后来的政治运动一样，谁碰在风头上，谁撞在枪口上，谁偏要以身试法，谁非要自投罗网，常常取决于个人的这种性格悲剧上。

康熙是一定要找碴儿搞“文字狱”的，是一定要整肃知识分子的。于是抓住他擅修前明历史，书中竟然用南明桂王永历年号，而不用本朝年号，定性为“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罔视君亲大义”，以“大逆”罪被杀，此案牵连数百人，最可怜者阖门数百亲属，率皆沉塘自溺先死。甚至书中所引用《滇黔纪闻》史实的原作者方孝标，早已亡故，也被剖棺戮尸。

只有方苞，是此案的唯一幸存者，奇迹似的活了下来。

方苞与戴名世，一为同乡，二为密友，三曾为其《南山集》作序。案发后，他被株连入狱，拷掠刑讯，不堪折磨，初定斩监候，后经营救，免死出狱。也许他脖子上永远横着这把刽子手的刀，这也许激活着他的生命欲望，不但活到康熙驾崩，活到雍正驾崩，一直活到乾隆年间，75岁方告老还乡，81岁寿终正寝。

所以，任何一场较量的双方，谁先死，谁后死，颇为关键。弱者死在强者的前面，强者说了算，便死无出头之日。但强者死了弱者未死，在缺席审判中，作为绝对弱者的文人，说不定倒有可能终于得到大出一口气的胜利。

统治者深深懂得这一点，当文人为其砧上肉的时候，别指望他那拿着刀子的手会软。从宏观角度看，中国文人也有其了不起处，帝王迫害愈甚，文人生命愈强；“文字狱”搞得愈频密，文人的创作成就，学术成果也愈高。有清一代，凡康、雍、乾的高寿文人，无一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巨擘大匠。而自嘉、咸、同，直到清末，“文字狱”案件相对减少，文人的日子相对要稍好过一些，但是，高寿者反不若那时之多，称得上文章大家者也不若那时之众。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是否还有此类现象？

这实在是一个颇为费解的悖论。

不知有识者，能否拨冗有所指教？

至盼至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