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1716—1797）　清朝诗人、散文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为官颇有名声，奈仕途不顺，辞官筑随园，吟咏其中，倡导“性灵说”，著述以终老，世人称之为随园先生。

愉悦，从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从使命感的神圣角度来看，对人而言，是一种可得而不可常得，可有而不能常有的奢侈品。

作为一个文人，在一些事情上，快活得不行；在一段日子里，压根儿用不着忧虑和恐惧；在一定范围中，甚至连顾忌、戒备、防范、紧张，也是无须乎在意的，从而获得相当程度，或一定程度的愉悦感受，是绝对可能的。但终其一生愉悦，从头至尾愉悦，无日无夜不愉悦，无时无刻不愉悦，这种福星，中国没有，世界也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古人说过，“人生识字忧患始”；古人还说过，“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说明生活本身，其实是并不愉悦的。愉悦难得，不愉悦却常得，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不过，乾隆年间，“江左三才子”之一的袁枚，这位随园老人的一辈子，是几乎接近于上述福星水平的愉悦。

在中国历史上，在那个很难愉悦得起来，“文字狱”大行其道的年代里，袁枚的出现和存在，应该说是一个奇迹。这位老人家，不但他自己感觉到愉悦，享受着愉悦，同时代的人也都认为他，即使不算百分之百的愉悦，也足够百分之九十九的愉悦了。很有一些同行，不但羡慕得直流哈拉子，还嫉妒得恨不能咬他一口。所以说，如果只是自己感觉到愉悦，也许是算不得数的，谁知你是强撑着的呢，还是假装着的？唯有众人都一致认为，那才是货真价实的愉悦。

不管你对袁枚的评价，是好是坏，对他这种能够获得全天候愉悦的结果，我觉得有值得中国人为之深思的地方。

其实说白了，袁子才的愉悦或不愉悦，与别人是并不相干的，愉悦是他，不愉悦也是他，关咱啥事？为什么人们要将他的愉悦当回事呢？问题就在于这位老先生的一辈子，基本也是乾隆皇帝的一辈子呀！如果袁枚是个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三流诗人，是个作品不多、废品不少的末等文人，也则罢了，皇帝不会把目光投射到这班文坛小虫子身上的。可他却是领袖群伦、左右诗坛、引导潮流、众望所归的庞然大物，乃举足轻重之人，非同小可之辈啊！古语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样一个大脑袋，在这位皇帝铁腕文化政策的统治下，既没有受过被膜顶的荣耀，也没有挨过吃凿栗的疼痛，细想想，该是多么多么（恐怕还要加上一个“多么”）的不容易了，那是一个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年代，是一个死了以后应该入土为安却不能安的年代。结果袁老先生在他的随园里，优哉游哉地风花雪月着，得其所哉地吃喝玩乐着，既没有派出所的警察半夜敲门，也没有戴墨镜的便衣盯梢尾随，能够安然无恙地，逍遥自在地，甚至还是大摇大摆地，风风光光地度过一生，这岂不是奇哉怪哉，值得刮目相待的事情嘛！这其中的蹊跷，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全都纳闷，为什么他在乾隆当政期间，居然成了个特例，难道这位老先生在陛下眼中，竟然成为一个隐身人吗？

弘历比袁枚早生五年，晚死两年，是位厉害的皇帝，也是位爱挑剔，甚至到吹毛求疵程度的皇帝。随便举个例子，乾隆十三年（也是袁枚辞掉公职再也不做朝廷命官的一年）十月二十日，翰林院撰孝贤皇后的冬至祭文，这本是一篇例行的应景文章。但文中出现了“泉台”这样的字眼，弘历一看，挑起刺来。他说，“泉台”二字，加之常人尚可，岂可加诸皇后之尊？皇后归天，只能去西天极乐世界，哪有进十八层地狱之理？简直混账之极！也许，九五之尊，不会出此粗口，但他心里会这样申斥的。什么混账东西，你们以为朕是草包蛋，是外行领导内行，想蒙我唬我吗？结果，张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为此俱着罚本俸一年，连基本生活费也不给。由此来看，这样一位咬文嚼字的皇帝，必然也是一位特别爱好收拾文人的皇帝。这一点，与他的父亲雍正、祖父康熙、曾祖父顺治，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到他在位，大清江山，已经坐稳一百多年。然而，一个人的根，扎在血脉之中，非一朝一夕形成，也就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如果不幸这根是劣根的话，那就成了劣根性。清朝历代皇帝，那种狭隘的意识、一些不可逾越的劣根性，根深蒂固，不可改易，盘根错节，无力挣脱，遂造成这个种族最后的没落、这个朝代最后的衰败。所有出身于草根阶层的头领、莽原部落的渠首，即使登上权力巅峰，都难免这种抱残守缺的愚执。有什么法子呢？试为乾隆以及其父其祖着想，统治着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传统悠久的汉民族，如何不被同化，如何不致淹没，焉能不让他们戒备防范？对这些整日疑惧不安、心理复杂变态、充满过敏反应、深感危机叵测的帝王来说，面对汉族精英分子，在清洗上之不择巨细，在铲除上之不遗余力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而弘历在这方面，可以称作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位。据故宫博物院早年出版的《满清文字狱档》，顺治在位18年，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加在一起，共计152年，清朝的中央政府一级，或政治运动式的大规模，或消防灭火式的中规模，或追查扑杀式的小规模，先后共制造了160余起的“文字狱”案件，平均不到一年，也就是十个月的光景，就对汉族文人开刀问斩一次。在这种皇帝钦批的诏狱里，坐大牢的，掉脑袋的，株连九族的，流放宁古塔或更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加上地方政府一级的扩大战果，层层加码，法外行刑，斩尽杀绝，恨不能挖地三尺，人人过刀，以邀功求赏，用这些无辜文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全中国到底关、杀、流、坐、立决、凌迟、斩监候多少文人，恐怕是个统计不出来的巨大数字。

袁枚虽然生活在每隔十个月，就得收紧一次骨头的年代里，不但毫发无损，皮毛未伤，而且还相当愉悦地活到了81岁，寿终正寝。能不教人吮牙花子，啧啧称羡么？能不令人视为奇迹，纳罕叫绝么？要知道，乾隆如果想修理他的话，是绝对来得及的，因为袁枚咽气之后两年他才咽气，但这位陛下百密一疏，竟让这样一位“倡性灵说，天下靡然从之”的大文人，在文网罗织、诗狱频仍的年代里，逃脱自己那一双鹰隼般捕获猎物的眼，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我特别钦佩这位老滑头，头大且滑加之老，俗话说，老了的兔子不好拿，他就属于这种让乾隆没辙的老人家。

说实在的，他的名气，大得不可能不让当局对他注意有加；他的行状，其招摇、其响动、其出格、其影响，不可能不让当局对他置之不理。据李元度《袁枚事略》：“所作随园诗文集，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重之，海外琉球至有购其书者，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享文章之名，未有及先生者。”这份张扬、这份排场、这份气势、这份声誉，尤其不可能不让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诗产量最高的乾隆皇帝，漠然视之，心不为动。然而也怪，他快活欣喜一辈子，舒畅自在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风流潇洒一辈子，相对于他同时代的那些愁眉苦脸、焦虑恐惧、担惊受怕、坐卧不安、惶惶然不可终日的同行，那天壤之别，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弘历好作诗，这是这位皇帝的毛病，做你的皇帝得了，干嘛非要挤进诗人队伍里来？乾隆十四年（袁枚辞官后的次年）六月，他的处女作《御制诗初集》问世，共44卷，收其自元年起到十二年的诗共4150首。此后，越写越多，欲罢不能，到了咸丰年间，他当太上皇了，还在写，一生写诗达4万多首，超过《全唐诗》所录的唐人诗篇总量，这实在是惊人之多。一位如此强烈喜好写诗的皇帝，对文人来讲，我相信，福的可能性很小，祸的可能性反而很大。固然，皇帝爱好文学，马屁文人得以施展其溜舔功夫，但那些非马屁文人、拍不上马屁的文人、马屁没有拍好拍到了马脚上的文人，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大学士张廷玉，因为一纸祭文，用了“泉台”二字，被罚俸一年。由此可以了解，弘历必是一位非常精细、非常尖刻、非常不容人、非常挑鼻子挑眼、非常具有侵略意识的人。如果他不是帝王，而是个普通人的话，第一不能共事，第二也不能交友，第三当他的下级你就没命了。因为这种唯我独尊的强人，几乎不能容忍超过他、胜过他，对他不敬、对他的存在构成威胁的另一个。在太庙历代清帝的肖像之中，乾隆这张脸是最不面善的。

袁枚辞职，未必受到乾隆对张廷玉五大臣罚款影响，但下决心打报告自炒鱿鱼，他肯定了解这位懂诗的皇帝，对于诗人的存在决不是什么福音。果如其料，第一，对钱谦益，乾隆三十四年下令销毁他的《初学集》《有学集》；四十一年汇辑《四库全书》时发布上谕，“钱谦益等人，实不足齿，其书自应概行焚弃”；同年，命国史馆编明季《贰臣传》，收入钱谦益，将其彻底搞倒搞臭，打入另册。第二，对沈德潜，乾隆二十六年，将这位老夫子由苏州招至北京，因为陛下正处于诗歌创作热潮之中，急需一位捉刀人为其大量制造诗篇。归愚先生虽年近古稀，但乾隆对他破格提拔，恩庇有加，授编修、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官至礼部侍郎，以年老乞休，乾隆许原品致仕，并赐诗送行，作为御用文人，得此殊荣，可谓登峰造极。然而，四十三年，徐述夔《一柱楼集》诗案起，乾隆以其曾为之作序的罪名，尽管已死多年，也不轻饶，“扑其碑，夺其谥”。其实，大家都明白，沈老先生告老还乡之后，管不住自己的嘴，透露他为陛下代笔的秘辛，这才招来刨坟掘棺之灾。就这样两位诗人的下场，能不让袁枚不寒而栗吗？

现在，弄不懂袁枚是一种自觉行为呢，还是他下意识的本能规避？他似乎总是躲着这位陛下，这形成了他的生存准则。所以，他做官，也只做江南的官，如溧水、江浦、沭阳等小地方的县令。偏偏两江总督尹继善，器重他的行政能力，赏识他的诗词才华，虽一为上司，一为下属，但同为斯文，倒也相处得不错。从袁枚的《随园食单》里，可以看到他在总督府里，吃过鲟鳇鱼、风猪肉、鹿尾等诸多大菜的记载，可证他们除了诗词上的唱和、文字上的投契外，还是一对很合胃口的食友。随后，尹继善就“剧调”他到江宁就任，以示倚重，也算擢用。江宁是个大县，是官员们仕进南京的跳板。因为南京是清朝政府控制江南的重地，为乾隆所关注，后来，他六下江南，都落脚于此。但袁枚却不领情尹两江的这种安排，很快就请假，“引疾家居”。

吴敬梓著的《儒林外史》，其中有一句名言：“南京是饿得死人的地方。”同样，在袁枚眼中，南京的官场，也是能整得死人的地方。乾隆十三年九月，两江总督尹继善与两广总督策楞对调，这场权力角斗，使袁枚看透了，政治这玩意，文人还是不宜沉溺其中为好。如果你不是玩家，而且你也玩不过人家，浅尝辄止，也就够了。况且，尹文端赴岭南就任，他在这个能饿得死人的南京，就不大好待了。尽管尹继善不是他的保护伞，但朝中有人好做官。遂生顿悟，拉倒吧！索性连官也不要做了。不做你的官，不端你的碗，自然也就不受你的管。这时，吏部下文起复，要调他到陕西去任职，他就借口“丁父忧归，遂牒请养母”而请辞。

这位乾隆四年的进士，到乾隆十三年就辞官了。那年他应该是32岁，约相当于现在文坛上那些80后年纪的后生，我觉得袁枚的举动，确有惊世骇俗之意义。试想，如今那些耳顺之年的官员，挣扎着不肯让位；那些古稀之年的干部，扑腾着发挥余热，更甭说那些四五十岁仕进得意之辈，干得正热热乎乎，怎能金盆洗手？那些五六十岁求得大发展之人，还打算继续峥嵘一番，岂能归隐山林？袁枚为彻底不受羁束，离权力中心远一点再远一点，离是非漩涡远一点再远一点，实在是极明智、极清醒的选择。于是，急流勇退，退出政治，躲开乾隆皇帝。老实说，不是所有考得进士的读书人，都舍得抛弃前程，做到这一点的。据《清史稿》，袁枚“年十二，补县学生。会开博学鸿词科，海内学者二百余人，枚年最少。试报罢，乾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这正是登高望远、前途无量之际，学而优则仕，不就等着这个阶梯吗？但他“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饬池馆，自是优游其中五十年。时出游佳山水，终不复仕”。从此，他的活动范围、足迹所至，始终囿限于长江下游、江浙两淮一带。

不做到这点决绝，他也不能获得他想要的愉悦，果然他辞官以后，一心经营他的随园。广造声势，广结善缘，广交朋友，更以他的《诗话》广为扩大影响。据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云：“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古，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胜。”又云：“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那时候，老先生退隐在随园里，左拥佳人，右列美姝，谈笑鸿儒，往来俊秀；山珍海味，花舫堂会，茗茶美酒，水榭唱曲；官员慕名来访，商绅络绎于门，门墙桃李攀附，造请座无虚日；书商靠他挣钱，刻局赖他赐活，名流借他增光，诗坛由他主盟。他可以说是乾隆年间中国人的风流魁首，引导时代潮流的浪漫先锋，那时，既无文联，更无作协，但他却成为众望所归的不具领袖名位的实际文坛领袖。

袁枚称他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可这世界上，最是文章不值钱，好风雅无一不需要大批银两来开销打发。特别是那座随园，是要有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上规模、成气候的。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曹雪芹《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以他的随园为蓝本的。我们都知道那荣、宁二府，为迎接元春省亲，将“银子花得像淌水似的”。由此，我们对于这位随园老人，就像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一样，活得磊落与行为的苟且，讲得好听与心里的龌龊，想得达观与性格的卑下，看得清高与欲望的强烈；乃至于文章道德与声色犬马，诗情画意与庸俗无聊，正直不阿与低三下四，铁骨铮铮与软弱缺钙，都可能合二而一，并行不悖的。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那个封建专制社会里一个文人，不准备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还想活得长久一点的处世哲学。心里想的，嘴上说的，身体力行的，绝对不可能三点成一线，像小胡同赶猪那样直来直去的。在中国封建社会，有几个人不多长几个心眼呢？

对袁枚的评价，鲁迅先生持苛刻的态度，认为他不过是位清客。清客，即帮闲，一帮闲文人而已。不过，他也认为，“清客，还是要有清客的本钱的，虽然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字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能做得出来的”。而胡适先生的看法，则比较肯定得多，也能理解之所以这样乃性情之故，他是统评乾隆朝这三位才子的：“袁枚、赵翼都是绝顶的天才，性情都很真率，忍不住那种矫揉的做法和法式的束缚，故多能成大家。蒋士铨以《临川梦》为最佳——知道他是一个第一流文人，不愧他的盛名。”

其实，人之一生，就是一根直线和一根曲线并行的轨迹。直线是本真的我，曲线是社会的我。社会的我随客观世界的变化而生出适应的曲曲弯弯；本真的我虽受天性和本能的支配，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排除曲线的影响。智者之智，在于曲线虽曲，不致太曲而扭曲；在于直线应直，不致太直而愚直。这位随园老人，自是智者无疑，不过，他的这两条平行不悖的线，为了他的愉悦，曲得有些过头；同样，也是为了他的愉悦，直得显然不够。历史大概就是这样定位，这位没有被乾隆捉进“文字狱”的袁枚。

于是，无论在他健在还是身后，他都是评价分歧、众说纷纭的人物。

随园生前，才名遍海内外，高丽琉球，争购其诗。其实借名诗话，以结纳公卿，招致权贵，颇有一种狡猾手段。当时同辈如赵瓯北等，已多诋哄之。至其身后，诟之者犹众。袁之门生某，尝私刻印曰“随园门下士”，后受舆论攻击，乃复刻曰“悔作随园门下士”。张问陶初亦崇拜子才，名其诗集曰《推袁集》。袁殁后，更名《船山诗抄》。（民国佚名《慧因室杂缀》）

当然，生前追捧，死后唾弃，忽然觉悟，划清界限，是无可厚非之事，也是这么多年来，“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后，那些聪明人事所难免之举，已是大家司空见惯的花头精了。袁枚终究是位智者，聪明就在于他看穿一切，而且知道历史是一面筛子，闲言碎语，过眼烟云，花花草草，污泥浊水，会被淘汰出局；而有斤两的，有价值的，抹杀不掉的，诛灭不了的东西，会长时期地传承下来。

在其《随园诗话》里，有这样一则故事，表达出他的这层意思：“予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唐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予诗册。予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呵责，予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予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居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冁然。’”我不大相信袁枚会如他所说的那样，正颜厉色地与一品尚书辩驳，但是，他所坚持用长远的历史角度观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还是很有道理的。同样，虽然袁枚这位“江左才子”，可诟病之言、之行，之诗、之文，很多很多，他在乾隆年间，那高压的政治气氛、那低迷的文化环境、那恐怖的镇压手段、那无望的帝国统治之下，能发出一点来自性灵的心声，并且靡然成风，将这位皇帝的4万余首诗，给挤到角落里去，成为人们不闻不问的文化垃圾，不也是一种消极抵抗吗？

一个退职官员，赤手空拳，能对皇帝做些什么？在严酷的、严密的、严厉的精神控制，文化钳制，意识形态压制下，存活下来，让弘历逮不着把柄，捉不住破绽，而且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还相当程度地愉悦着，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袁枚辞官以后，一心经营他的随园，广造声势，广结善缘，广交朋友。图为清朝罗聘《袁枚像》。作品在形似上未下功夫，画的是写意的“怪画”，重在神似。

清朝陈康祺在其《郎潜纪闻》里，对他的评述，还是较为公允的。这是由他的一幅《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说起，此老时年已八十有一，但春心犹在，找了一位画师，定要将这些名嫒仕女画在图上，团团围住这位恩师，衣钗裙带，国色天香，他在姹紫嫣红的女弟子中，享受着那一种只能算是“柏拉图式”的满足。这大概是当时许多正经人对他最不以为然的德行了，可他，这位愉悦主义者，堂而皇之，张而扬之，才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郎潜纪闻》的作者，对此倒无异词，而是说：“康祺以谓随园风流放诞，充隐悌荣，诗格极卑，碑版亦多不根之作；其著述，唯骈体文差强人意，余无足观。其攀附公卿，提倡骚雅，志不专在猎名。蒋苕生蝇营獭祭之词，赵云松虎帐蛾眉之檄，同时隽彦，都已窥破此老心肝。唯生际承平，天假耆寿，文名盖代，福慧双修，殊为文人难得之遭遇。湖楼请业一图，香粉琴尊，丹青昭映，不可谓非湖山韵事也。”

被一群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女弟子包围着、簇拥着、恭维着、挤靠着、紧贴着、弗洛伊德着，也是一些老文人所憧憬、所期盼、所营造、所实践的愉悦呢！

但同为清人的刘声木，在其《苌楚斋随笔》的《论袁枚出游》一文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其实并不完全愉悦，并不绝对愉悦的随园先生：

袁简斋明府枚，以诗文小慧，当乾嘉全盛之时，坐享山林之福者数十年，后人羡慕之者众矣。实则随园当日广通声气，肆意逢迎高位，以为己用。下材又奔走其门，以为间接之光荣。随园遂借此为渔猎之资，收为点缀山林，放浪霰骸之用，其用心亦良苦矣。观其后半生，大半出门遨游，在家时少，实为避难而起。不知者，以为真好山水也，殊为所愚。细审随园之出游，皆在刘文清公任江宁府时，欲实行按治驱逐之后。当时虽有人为之关说，未能实行，然随园知不容于众议，是以终年出游，以避他人指摘；且恐又有人实行案治者，终难漏网。随园虽自言于诗集，明示不怍，实因其事早已道路喧腾，不得不自言之，以示光明磊落，计亦狡矣。予观其诗集，检其出游之岁月而始知之。其出游系出逼迫，非出心愿，是以随园心终不怿。临终诗有云：“我见玉皇先跪奏，他生永不落红尘。”在他人方羡其遏，在随园深知当日之行为，已苦其艰，但难为不知者道耳。不然，随园果何所不足意，而欲不再生人间世耶？其故可思矣！

他愉悦吗，这位随园先生？

我不禁想问一声。

所以，愉悦对于文人来说，的的确确，是一种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