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春秋(郑骁锋)_纸上超然（1 / 1）_本草春秋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杞菊滋味与兼济情怀

“好个超然台！”读着弟弟苏辙的来信，苏轼连连颔首。

苏辙的信是一篇文章，确切说，是一篇骚体小赋——《超然台赋》。这是苏轼任密州太守的第二年。回想过去的一年，真是不容易。从富庶的杭州来到这个穷地方，一下马老天就不给好脸色，连着旱灾蝗灾闹开了饥荒，饿极了的人心一横做了盗贼的也不少，把苏大学士搞了个焦头烂额。好在东扶西凑竭力忙了一年总算渡过了难关，老百姓也大致安定了。刚能舒口气，苏轼风雅的兴头就发作了，把城上一个废台稍稍修葺了一下，做了文士雅集之所。那台四望开阔，倒也别有一番景致，只是台名未定，他便去信征求兄弟苏辙的意见。苏辙于是专门为此台做了一篇赋，并在叙中建议取名为“超然”。

“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苏轼拈须喃喃低诵叙文，浓眉不时扬起，双目隐有精光闪烁。珠玉在前，他觉得有些手痒，决定自己也做一篇《超然台记》。主题当然是与兄弟同调，都是表示自己超然物外，不为俗世俗务所累的豁达。

铺开纸，苏轼提笔濡墨，沉吟片刻便有了词句：“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他笔走龙蛇，几无停滞，似乎文章早已烂熟于胸，无须思索。

“……果蔬草木，皆可以饱”，写到这里，苏轼不觉莞尔，他想起了去年饥馑时，自己也天天四处寻找野菜果腹的狼狈模样。他记得吃得最久最多的当属枸杞与**，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果冬食根，简直一日也离不得。枸杞与**都是中药，苏轼精于药理，明白这两样都是养生的好东西。枸杞果实能滋补肝肾，明目润肺，根入药称为地骨皮，善于清虚热止烦渴；清热明目的**在《神农本草经》中便被列为上品，道家也甚是重视此物，有“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之说，两者入食入药皆是妙品，是高人隐士的挚爱。但东西再好也经不起一顿顿接着吃，何况嫩苗花果的季节终归短暂，连出名嗜食杞菊的唐人陆龟蒙都为杞菊到了五月就枝叶老硬气味苦涩而遗憾。饶是苏轼长于烹调也有很多时候不得不对着案头的杞菊愁眉苦脸，举着筷子反胃。按理这等生活够令人苦恼了，但苏轼还是乐呵呵的，欣欣然安慰自己：杞菊确实滋养人，你看，我不过吃了一年，面容丰满了不少，连白头发都一天天返黑，如此坚持下去，定然能长寿——当年恩师欧阳修都称赞**乃“却老延龄药”呢。

“以见余之无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顺势一勾，苏轼完成了文章。搁了笔，退后一步，看着淋漓的墨迹，他又拈起了须。

他的须发浓密乌黑，也许真是杞菊的功劳。

或者，他原本就还年轻，不该有太多白发。

这年苏轼不过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四十岁的苏轼真能超然物外、无往不乐吗？

在密州任上苏轼创作热情很高，留下很多诗词，包括千古名作《水调歌头》。他为枸杞**也写了好几首诗，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后杞菊赋》。在赋中，他又一次回顾了那段以杞菊为粮的艰苦时光，说是一天到晚公事繁杂，应酬不断，惶惶然片刻不得闲暇，却连一杯酒也捞不着喝；酒倒也罢了，连吃的都没有，只好用些草木糊弄口腹，做了十九年官，真是越做越没出息了。苏轼向来穷开心，赋中劈头便幽了自己一默：“哎呀先生，是谁教你高坐堂上，号称太守？”

苏轼早已名满天下，从超然台上翩然飘下的一张张稿纸，不用多久便能流传到朝野各地。散布天涯的文人，赞赏之余多有唱和。好友文同、李清臣，元老重臣文彦博等人都为超然台作了诗赋，连远在洛阳的司马光也托人带来了《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司马光的诗前两联是：“使君仁智心，济以忠义胆。婴儿手自抚，猛虎须可揽。”——几篇抒发超脱情怀的小文章，怎么在司马光眼中，却能看出仁智忠义，甚至还有揽虎须的勇气呢？

实际上，不仅司马光，当时所有人都能从苏轼这些飘逸诗文的字里行间看出言外之意，仔细咀嚼文辞，一撇一捺都带有苦涩或是辛辣之气。于是，大家会心一笑，肚里暗赞：“这个姓苏的！”目光却如同冰冷的利箭，顺着文章的凌厉笔锋射向了高高的朝堂。

朝堂上危然端坐的是王安石，即是司马光诗中指的猛虎。

苏轼的《超然台记》也好，《后杞菊赋》也好，其实都是不满于新法的牢骚。诗文中多次提到为官的穷困窘迫，便是讽刺王安石变法中削减州郡“公使库”之事。公使库的钱、酒，是地方专门用来开支官员入京或来往应酬时的费用的，苏轼认为国家对待士大夫该有相应的规格，才合“养士”之体，王安石上台后削减太过，地方贫困，一遇灾年连太守都发愁生计，实在不妥，“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苏轼：《上皇帝书》）。

看起来，苏轼不过是为了自身待遇被降低而感到不满，其实不然。他不是那种贪图享受的庸人，否则褒贬春秋的司马光岂能勉以“仁智心、忠义胆”之语？苏轼攻击的，绝不仅仅只是削减公使库这类枝节变革，而是整个安石新政。这在他的文章奏疏中有明确的论述。

苏轼原本可做京官，但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向皇帝反复谏争后毫无效果，被放外任。司马光也有相似经历，在朝中与安石争论多时终是枉费力气，先是坚辞枢密副使高位以示不合作，后来越看越恼，干脆退居洛阳修《资治通鉴》去了。

非议新法的苏轼自然是司马光的战友。

他们不会孤独，因为他们的战友遍布四方；而当时的帝国中心，卷起袖子大干的却都是王安石的人。

王安石的人，被称为新党；司马光苏轼等靠边在野的牢骚客自然是旧党。

苏轼咽着杞菊那些年，正是新党春风得意的时候。

北宋党争之反复激烈，为历史上所仅见。新党得政打压旧党，旧党归位放手报复，不久天道循环又是倒个个……颠颠倒倒几十年，一刻也不得安生。

党争先代也有，但宋朝的党争却有其特色。史家王桐龄先生曾云：“中国前此之党祸，若汉之钩党，唐之牛、李党；后此之党祸，若明之东林党、复社党、阉党，皆可谓以小人陷君子。唯宋之党祸不然。其性质复杂而极不分明，无智愚不消，皆自投于蜩螗沸羹之中。”一句话，明争暗斗水火不容的双方阵营，完全不能以君子、小人来区分——尽管人人都自以为自己这边才代表正义，对方尽是龌龊小人。那几十年间，几乎所有的君子都陷入了党争的泥潭不可自拔，人人挥舞拳脚，各自用不无偏激的笔墨为后人留下了厚厚一摞涂涂抹抹的卷宗，使得这场糊涂官司历经千年还是夹杂不清。

这公案确实难判，司马光苏轼他们自然是君子，然而他们的大对头王安石也同样具有高尚的德行。即使是最苛刻的反对派，也很难在他的私生活上找到把柄，只好讪讪然攻击他不讲卫生，不洗澡不洗脸不换衣服，没多少说服力地一口咬定如此不近人情定然是个欺世盗名的大奸大恶。

对于为何独独宋代出现如此难分是非的党争，王桐龄认为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宋朝国策尊文抑武；二是集权太过，财政军诸权皆集中于中央。因此天下人想得志只能从文，而文人若要立功名只能奔走于都城；但朝廷职位毕竟有限，能施展抱负的“仅有二三执宰”，以一国之大、人才之众，分配少数官职，不争才怪。所以他下了结论：“有宋一代之历史，谓之争夺政权之历史可也！”

此论自然有理，但细思下去有些问题：哪个朝代不是争夺政权的历史，为何仅有宋朝闹出了这场盛况空前却又黑白难辨的混乱党争呢？

答案可能只有一个，因为双方都是真正的儒家弟子。

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兼济天下”。孔子曾说如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么此人别说当得起“仁”字，还能称“圣德”了；孟子则言做人应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种兼济情怀在儒学代代传承中深深铭刻在了每个学子心中。兼济须有施力的平台，然而从孔子起直到宋朝，儒者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从未真正占据政坛最高处。操纵帝国核心权力的群体，从先秦的血亲，到两汉的外戚宦官，都是君王私家力量的代表。这种形势其实从汉家官制也可以看出：所谓九卿，追本溯源不外是些门房、车夫、警卫、傧相，带有皇家私奴的痕迹，说难听些与宦官没有本质区别。其间尽管儒学终于战胜诸家学说成了主流思想，但儒者大多数情况下仍然只能以个人身份参政，经不起多少风浪，流水的儒臣铁打的外戚和宦官。所以很多儒者为了稳固地位还得想方设法置换身份，以做成皇帝的岳父或者舅子。东汉解纽后，中枢无力，门第渐渐取得实际权力，于是轮番亮相掌权的只是各家门户的代言人。直到隋唐，科举才给了所有平民儒生一个出头的机会，然而门第死而不僵，时不时掀一股逆流——牛李党争一大原因便是门第与寒门之间的矛盾；另外跋扈的武将、狠毒的宦官，也看不大起这些手无寸铁的读书人。可怜儒生虽然多了不少机会，但还是未能放开手脚实施济世宏图。

五代的兵燹终于在剧痛中彻底铲平了门第。不过蛮横的铁蹄同样**着文弱的儒生，儒学在那黑暗的时代奄奄一息，命悬一线几乎断绝——自身难保还能兼济天下？但儒学的生命力毕竟是极其旺盛的，天下重新安定后，凭着宋太祖的崇文政策，几十年便恢复了元气。等新一代的儒家学人终于养成，一声长啸极目四顾，竟然惊喜地发现，政治舞台原来已经空了出来，什么外戚、宦官、门第，统统不再盘踞，甚至连武将也畏畏缩缩，笼着手远远看着不敢靠近。

从孔子开始的千年梦想，终于有望实现！来自天南海北的儒者顿时觉得感慨万千，一身热血沸腾起来，挺起胸整整衣冠，迈着大步昂然登上了舞台。

从血亲、外戚，到门第、到科举取士，帝国一步步由“家天下”走向“天下人的天下”——尽管这个天下名义上仍旧属于天之子，但起码，这治理天下的重担，已经落到了天下人自己的肩头。

终有一日，母亲改嫁、自己在寺庙中天天就着咸菜喝粥苦读成才的寒士范仲淹，喊出了那句令所有儒者都激昂振奋的千古名言：

“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是所有真儒者、真君子的共同心声，不分党派阵营。

王安石自不必多说，《宋史》中尽管不无贬义地称他“果于自用”，但也承认他“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日后的挺身改革足以佐证此志之坚。而他最顽固的政敌司马光，所怀的忧国之心也毫无逊色。二十岁初入仕途做个小小的华州判官后，家人发现他多了个怪异的行为：卧床休息时，常常会突然起身换上官服，拿起笏版正襟危坐。多年以后，有人问他这究竟是为何，他回答：“我当时是忽然想起天下大事来了。考虑天下事，不能不恭恭敬敬啊！”

正因为他们都有相同的理想：为天下开太平，所以王安石担当大位之前，两人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司马光曾说安石独负天下盛名多年，只要他当政，“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甚至到了安石初任参知政事，别人已经察觉苗头不对时，司马光仍然赞扬他“文学高一时，名誉传四海，勇于立事，急于进贤”，“材高古人，名重当时”。

如此赞誉王安石的，不仅只是司马光，文彦博、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名公巨卿，提及这位后辈总是赞不绝口；欧阳修所言很有代表性：“（安石）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他们多次向皇上推荐这位难得的人才，认为此人若出，四海升平有望矣！

可王安石终于如他们所愿成为宰辅之后，他们很快便连肠子都悔青了。

同一个病人，不同医生开出的药方差别很大，但谁也没料到王安石下的药会如此猛烈。简直是只眨了一下眼，新法便雪片般从朝堂洒落，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保马法，帝国的城乡山川顿时剧烈震**起来。看着诏书漫天飞舞，一时间大人们先是有些不知所措，待仔细一琢磨新法的内容，顿时变了脸色。

客观说，王安石的每条新法，用意都是极好的。如青苗法，于每年农民青黄不接时贷以官钱，使他们免受豪绅高利贷的盘剥；市易均输，由政府参与商业管理甚至经营，避免商人操纵市场平民吃亏；免役法则让各阶层公平负担政府必要的公役。司马光等人却从政令中看出了新法的致命弊端。

司马光是史学大家，历代得失烂熟于胸，加之性格谨慎，有名言曰：“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他的施政要点还是传统的从人上下手，主张先培育人才，改革须得在有合适人才施行前提下稳妥逐步进行。而王安石却是急性子，上台还未坐稳便一笼统抛出政纲。于是司马光断言，如此有法无人、急功近利的新法，只能成为奸员滑吏的扰民工具。

也许是这种观点本身正确，抑或是欧阳修、文彦博等人年岁已大，有了暮气，几乎所有的名公巨卿都认为新法太过急刻、实行起来有可怕的隐患。众人觉得有必要提醒王安石，于是他们斟酌词句，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质疑。但他们低估了这个南方人性格的倔强执拗，安石谦逊地听完之后，竟全然不予采纳。

王安石心中自有算盘，他看准的路就一定要走到底。

他在聆听司马光等人的抨击时，肚里或许如此嘀咕：老兄啊，你说得当然对，但你可曾看见，咱大宋实在不能再拖了，真的支撑不住了呀。难道你不知道，太祖皇帝那时埋下的病根已大发作、快入膏肓了吗？冗兵冗官，包袱一日日沉重，如此臃肿虚弱，自然得受身轻矫健的外人欺负，每年为了买个太平，要给辽、夏大笔大笔的银帛，真正是饮鸩止渴，国库眼看就要见底了呀！假如用老兄的缓方，不消多久，不等外人来打，咱自个就得倒了啊。民间的苦处，你不也很清楚吗？百姓“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这不是你的话吗？

确实，受历史教训束缚太多的司马光过于稳重，担不起非常之任。其实有次他也曾说自己像是药中的甘草人参，治疗一般毛病效果还不错，但遇见重病就有些力不从心了。重病自然须用猛药，依照此喻，王安石才是当之无愧的大黄巴豆。

王安石是极自信的，他默然转身，回到书案，继续研究新法。

他坚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想通过实际效果来打消司马光们的不安，然而司马光们同样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为了苍生，为了大宋朝，他们必须要拉住王安石的手。既然劝你安石犹如青石板泼药，那么只好谏奏皇上，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非得罢了新法不可。

王安石寸步不让，司马光等势在必得，拉扯久了无好话，谏争慢慢升级为中伤谩骂。王安石的回击太伤这些文豪的自尊了，他居然说谁不服新法便是“不读书”，是“流俗”。这还了得，极度充血的面皮彻底撕破，双方似乎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泼妇般日夜辱骂，简直斯文扫地。连庄重如司马光都气急败坏了，有次竟在皇帝面前与安石手下干将吕惠卿厮打起来。

好，您皇上拉了架，那就请您圣裁这段是非！

年轻的神宗没怎么犹豫就把赌注全部押在了王安石身上。他毕竟血气方刚，实在不想看到大宋如此贫弱，也等不及慢慢来的改革。

王安石得理不让人，顺我者昌、逆我者斥！我这是为了行道济苍生，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更顾不得世俗人情了。当年四处为我延誉、举荐的前辈也好，司马光苏轼这些旧友也好，你们让开吧，我们自己干！

很快，文彦博出守魏；富弼解除使相；吕公著降为颍州刺史；程颢、范纯仁等相继去职；范镇夺职致仕（辞官退休），欧阳修也乞求致仕。

天下又是一次次大震。

但就算全天下人反对，我安石也要做下去，你司马光不是说我“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吗？那咱们看看，最后的胜负究竟如何？

党争的本质的确是争夺政权，然而王安石司马光他们夺权的目的难道仅仅是为了自身富贵吗？

相比唐朝牛李党争时被贬之人对权势的留恋，王安石当政期间，辞职、乞去、自求外任之人比比皆是；甚至有个老臣“真御史”唐介，活活气死并不是由于被贬斥，而只是因为王安石硬是不听他的谏阻。

“舍生取义”是儒家本色，只要一口气在，兼济情怀都使得他们不能放手不管，受到再严厉的打击也不肯脱身事外。正因为他们的争斗皆出于大济苍生的公心，所以任何一方都不会认错，忠奸誓不两立，定要弄个分明，绝不肯含糊过去，要死掐到底。这种斗争，全然不是庸俗龌龊的名利之争，所以每个儒生都怀着崇高的悲壮，全身心投入，直至把天下人统统卷了进来。

大宋天下，武将温柔可亲，而儒雅的文人们却几乎全变成了暴怒的斗鸡。

可文人毕竟熟读圣贤书，都好面子，像司马光那样在皇宫内打架怎么说都是很失身份的。其实他当时就意识到了失态，据《道山清话》载，两人被拉开后，吕惠卿“怒气拂膺，移时尚不能言”，而司马光却“气貌愈温粹”，气定神闲地看着不停喘粗气、说不出话的对手，仿佛刚才扭成一团的是另一个人。

被排挤出中央后，他们有了更堂皇的理由来表现这种潇洒。像司马光初到洛阳便依照《礼记》做了一套深衣大袖的古袍，换下多年的朝服，又整了个“独乐园”，说是从此闭口不言朝事，要做个独乐乐的隐士了。

这种行为，与苏轼反复写那些带着仙气的超然诗文，正好遥相呼应——

罢了罢了，随你王安石闹腾去吧，我们退隐江湖了！

然而他们真能做个游于物外的隐士吗？

苏轼的超然好像很有点勉强，从古至今，任何一个真正看透世事的人都是懒得说话的——你苏轼为何一次次不厌劳苦撰文作赋，而且篇篇带刺呢？

还有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等人，十几个加起来近千岁的老头子组织了一个什么“洛阳耆英会”，每日置酒赋诗作乐，看起来一副养老闲居的逍遥；可翻翻他们酒宴上所作的诗文，又有几首没有如同苏轼那般影射朝政呢？

更直接的证据，你司马光一把年纪，不好生调养，弄个一动就滚的圆木警枕，夜夜睡眠不足黑着眼圈起来读书修史，只是为了传名后世吗——《资治通鉴》的书名，足以显露著者寄予这部史书的现实意义。

司马光他们，谁也做不成真正的隐士，谁也不能一刻忘怀兼济天下的使命。

他们的超然只能写在纸上，内心深处，从不甘退出战场，即使在生命的最终。

司马光弥留之际，含糊絮语，说的尽是朝廷大事，没有一句私家话。

北宋党争还有一个不知该喜还是该忧的特点：第一次真正成为政坛主角后，面对宽松而礼遇的大环境，所有儒者的思想都得了一次大解放，简直又回到了先秦百家争鸣时代。几乎每个有才干的人都对孔孟学说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能提出自己的一整套理论，并且相信只有自己才是最高明的，所以只该依照自己的规划来治理天下。苏轼就是一个典型，他对任何人的政策都有意见。应该说，他的评论往往正中症结，那正是他聪明过人之处，但谁又能有一套无懈可击的方案呢？聪明人好挑刺，高人则纷纷自立门户，这势必造成他们只有在一致对外时才能团结，而一旦得胜得闲，自家阵脚便会乱起来。

新党倒台后，旧党分裂为洛、蜀、朔三派，内因大概正是缘此。

如果以泯灭党争的角度来看，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压制各派学说成为新的唯一主流，也有其积极意义：禁锢思想之余也避免了不少儒家内讧，所以后世的党争又回到了单纯的小人君子之争。

但是没有权威来仲裁的北宋党争仍然得在混战中继续。

可怜大宋帝国，恰似《笑傲江湖》中令狐冲那般，体内有那么多道势均力敌的真气横冲直撞，日夜受着折磨。

争斗久了，脾气越来越固执，有时简直蛮不讲理。像司马光掌权后力废新法，连已收到实际便民效果的免役法都毅然挥刀砍了。听到这个消息时，罢职闲居的王安石愕然失声：“他连这个都罢？”良久又说：“此法终不可罢也。”苏轼看不过去又来谏争，司马光就是不理会，气得苏轼连声大骂：“司马牛！司马牛！”

没过多久，苏轼住京城又待不住了，口里念叨着“又一个拗相公”，再一次开始了外任。

旧党的胜利并不代表任何一方君子的成功。

党争的最大赢家只有小人。

君子向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所以被贬斥也好，自动离开也好，总之对新法不合作，像司马光欧阳修等人，摆明了与王安石叫板，硬是在自己的守地拒行新法。但新法毕竟是要大行的，对于君子们公开的反对或者暗中的抵制，王安石别无选择，谁能为他的改革出力便用谁。

这下小人的机会来了。他们鞍前马后拥簇着王宰相，表忠心、出死力，轰轰烈烈地把个新法推到了帝国的每个角落。旧党最担心的情况终于发生了，善意的新法的确成了小人们邀功晋升、鱼肉百姓的得力工具。以青苗法为例，救济贫民的法令居然成了硬性摊派，而且为了避免受贷方破产收不回本钱，贷款的对象不再是真正需要拯救的赤贫百姓，而是能抵押、家底殷实的富户，完全违背了本意。甚至有人以放钱得利为目的，随意提高贷款利息，原本是政府打击高利贷变成了政府发放高利贷，民间苦不堪言。其他各法的施行也是大同小异。

任何法令由小人操纵都只能落下这个结局。这也正是王安石的新法在他做县令亲自施行于一地时收效极好，而推行全国后却只能惨败的原因。

台下的君子们看在眼里，愈发觉得自己的见解英明，阻挠新法愈发慷慨激昂。于是党争愈发白热化。

然而党争越剧烈，小人越容易浑水摸鱼。

很简单，无论比权术、比毒辣、比阴险，君子们都不是小人对手。君子小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小人没有一定的政见，随时可以转化立场，脸皮一抹就换表情，哪方占上风第一时间便会站到哪方。

司马光废新法时，要求各部门限时五日废除免役法，当众人还在喋喋不休争论是非时，开封知府蔡京第一个完成了任务，司马光大喜：“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几年后，新党重新得政，商议如何恢复免役法，又是蔡京第一个开口：“取当年旧法施行就行了，何必多说！”恢复免役法最积极的人还是他。

只是他此时的身份不再是知府，而已是权户部尚书。如此伶俐，自然官运亨通，直至最终坐上相位，并标榜自己才是王安石事业的正宗继承人。

要说超然，只有蔡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超然，真正的游于物外不问是非，管你什么新党旧党，能升官发财就是好党！

当时有个官员说得好：“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很快，一幅摹写新法施行之后百姓颠沛流离垂死挣扎的画卷《流民图》送到了神宗龙案。目睹画上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饥民，深宫中，太后不禁潸然泪下。

大宋王朝，就像一个浮肿而虚弱的黄胖病人，病势越来越沉重，只剩一口气吊着，而身边围着的一大群名医却忙着引经据典辩论治疗方案，互不服气，边吵闹边一遍遍鲁莽地把他翻来覆去折腾；好不容易拉拉扯扯上了手术台，剖开腔子后，名医们却要么忙着夺刀要么骂骂咧咧赌气不干，最后只好由那些水平低劣的下手操刀……

北宋终于在党争倾轧中耗尽了原本就先天不足的元气。

大局如此不可收拾，企图力挽狂澜的人，往往越是投入伤害越大。

苏轼也被党争害了一辈子，他几乎可以算是党争牺牲品的代表，新旧两党都不讨好，谁当政都得受打击。

而他一生最可怕的噩梦，几乎掉了脑袋的“乌台诗案”，罪状之一便是他在密州时写的那些超然诗文，《后杞菊赋》自然也在内。急于踩着苏轼上位讨赏的小人们，说他这是夸大民间疾苦，对朝廷心怀不满，非议皇上的英明决策。

受尽凌辱惊吓之后，苏轼好歹保住了性命。危急时刻，连他自己的很多亲友都噤若寒蝉，已经辞相的王安石却上书神宗：“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安石终究是君子，对待政敌最严厉的惩罚不过是外放和降职，从未企图置人于死地。事后，读着安石为他求情的奏章，苏轼百感交集，有了一种很想与安石平心静气好好谈谈的冲动。于是一从黄州谪所召回，他便前往金陵拜会王安石。

苏轼的到访让这位赋闲的过气风云人物极为感动，他“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亲往迎接。二人同游蒋山，诗酒唱和，相处甚欢。

没人知道此时他们对政局的看法究竟能达成多少共识，只是从留下的诗文中得知，安石曾真挚地邀请苏轼也搬到金陵同住。

事业一塌糊涂，老年痛丧爱子，自身体弱多病，那时的安石应该已是心灰意冷了。然而，身上带着拷打疤痕的苏轼婉拒了安石的邀请。

他还幻想着，终有一日能登台实现大济苍生的抱负。

所以他还要继续走下去。

但苏轼绝想不到，他这一走，最后竟然会走到天涯海角，甚至人死了姓名还得走上奸党碑。

安石也不多劝，他只是给苏轼斟满酒，然后与这位昔日的政敌干了一杯。

两人举着空杯，半晌无言，互相凝视的眼中仿佛都闪烁着晶莹的光。

安石的憔悴自不必多说，就是比他年轻十六七岁的苏轼，也是花白了头发。

杞菊的力量，毕竟太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