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性语言就是大众化、口语化、通俗化的语言，是接地气、有生活气息的语言，在领导讲话中经常被用到。但要真正用好、用活，还要解决好观念上、习惯上、方法上的问题。

运用群众性语言，要力戒“官腔”。一篇讲话不可能从头至尾都是群众语言，必要的理论问题、原则问题、政策法律问题等“官方语言”该讲还得讲，但同时，要善于将有关问题变成群众语言来讲，讲得能让人听得懂、接受得了。另外，官方语言与“打官腔”又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所谓打官腔，就是高高在上，官气十足，空话套话连篇，严重脱离实际，什么矛盾都不触及，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从现实情况看，一些地方和单位“官腔”盛行，不仅败坏文风，而且败坏政风，不仅让干部群众反感，而且影响事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提倡讲话运用群众性语言，也是十分必要的。

运用群众性语言，要力戒“书生腔”。有道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指的是那种读死书、死读书，只晓得搬道理，不懂得结合实际、不善于解决问题的人。由这句话又引申到“百无一用书生腔”，指的是说话、写文章咬文嚼字、引经据典，看似博大精深，实则毫无用处。秘书为领导起草讲话稿就应注意这个问题。有的同志虽然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很高，甚至写作能力也相当不错，但如果脱离实际，闭门造车，不善于学习群众语言，不从实践中吸取营养，写出来的文章也难免“百无一用”，让人听来昏昏欲睡。

运用群众性语言，要力戒“八股腔”。八股是我国明、清科举考试使用的文体，也称“制艺”“时文”。其文体有固定的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对句子长短、字数多少等都有明确规定。戊戌变法后，其文体虽得以革除，但其文风并未绝迹，直至如今在一些机关文稿中仍时有所见，如形式刻板、内容空洞、废话连篇、华而不实、晦涩难懂等等。为什么有些领导念起稿子来大家不喜欢听，而丢开稿子自由发挥或即兴讲话大家就喜欢听呢？对比一下就不难发现，很多领导者其实并不缺少水平，而是他的很多闪光的思想、独到的见解、鲜活的语言被稿子上的八股腔调淹没、扼杀掉了，变得一点也不好听了。可见八股腔调真是害人不浅、误事至深。无论写还是讲，要想运用好群众语言，就必须横扫八股风。

大家知道，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运用群众语言的高手。毛泽东同志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的文章、讲话无不闪烁着群众语言的智慧和光辉。延安时期，他在抗大讲哲学，抗大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甚至没念过几天书。于是他就把枯燥的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形象具体。在讲《矛盾论》时，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个观点，他举了鸡蛋因得适当温度而变化为小鸡，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小鸡的生动例子。讲《实践论》时，他举例说，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吃一吃。这么一讲，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得懂、记得住。西安事变后，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有人问：“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辣，毫无信义，放了他，他会抗日吗？”毛泽东说：

你们看，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这段话，把蒋介石比作“驴子”，以“拉”“推”“打”来表达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显得非常通俗、贴切而又形象生动，足见其群众语言运用得多么娴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