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总是跟美好的东西有关。

传承先进思想，传承优秀文化，传承优秀基因，传承精湛技艺……对于我们文秘人员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传承古往今来秘书界杰出人物的卓越才华和高尚情怀。

考察中国秘书史，不难发现，秘书界不仅是藏龙卧虎、英才辈出之地，也是道德文章、传世绝学荟萃之地。

秘书一职，古时有多种称谓。秦汉以前称贞人、内史、太史、博士、御史等等；秦汉以降，历代王朝均设有尚书、秘书监、秘书令、秘书丞、秘书郎等官职，以及相当于这类职务的其他一些名称。不管怎么叫法，他们都是皇帝身边亲近的秘书和辅臣。其职责，包括起草文书、记载史事、掌管典籍、司仪典礼、传呈奏章、辅政顾问等，和今天的文秘岗位职责大致相似。

朝代更迭，几多风云变幻；事君辅政，几多风流人物。千百年来，我国秘书界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有着超人才智、卓越建树的杰出人才。下面试举几例。

屈原。一首《离骚》绝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地位；汨罗江边的悲壮一跃，更让他的形象穿过每年端午节的粽香而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但其秘书生涯及取得的成就，则未必人人知晓。屈原曾任楚国“左徒”一职，相当于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他凭着渊博的学识、惊人的记忆力、能言善辩的才干和对政权兴衰规律的深刻洞察，竭诚辅助楚怀王，主持政令起草，推行变法，举荐朝野贤能，周旋外交困局，因而深得怀王信任。可惜的是，后来因为怀王庸懦昏聩，听信谗言，慢慢疏远了屈原，特别是襄王继位后，把他流放到江南，致其变法强国的愿望无法实现，最后自沉汨罗江中，以表明其忠贞爱国之怀。虽然其政治生涯是一场悲剧，但其才、其行、其德，至今仍堪称秘书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李斯。虽出身低微，但志向高远，曾“从荀卿（即荀子）学帝王之术”，先后任秦王嬴政的侍郎（相当于侍从秘书）、长史（相当于宫廷秘书长），晚年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高位，实现了他年轻时“位极人臣”的远大理想。他不仅有着高超的公文写作水平，短短七百来字的《谏逐客书》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公文作品和文学作品之一，而且有着卓越的经国济世之才，协助秦王制定并实现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雄图大业，采取了实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和货币、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律和文字等一系列措施，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促进了秦国强盛。虽然其焚书废学的恶政遭到后世普遍否定，但总体来说，他不仅对秦帝国来说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大臣，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也是一位功大于过的重要人物。

任昉。一代秘书泰斗。他在宋、齐、梁三代都任过官职，而且大多是不同岗位不同级别的秘书职务。史书称他“聪明神悟”，4岁能诵诗，8岁能写文章，16岁任主簿（相当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18岁任掌兵校尉，后任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等职，33岁后任骠骑记室参军、记室等职。他之所以能长期担任皇帝身边的秘书官，不断被提拔重用，就因为他“文笔超群”。据说他写文章“起草即成，不加点窜”，笔法凌厉，情真意切，所以当时王公表奏没有不请他写的，皇帝的许多诏敕也出自其手。他不仅在公文写作方面成为典范，在学术上也有很高成就，一生著书颇丰，所著文章达百万言，其代表作《文章缘起》成为当时文体学研究的最高成就，故与当时的大文学家沈约齐名，世称“沈诗任笔”。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名重一时的著名秘书官后来担任新安太守职务后，能坚持做到清正廉洁、亲民勤政，常常徒步到民间视察，遇有“民通辞讼者，就路决焉”；把自己的俸米施舍给灾民，用自己的俸禄资助贫困学生读书，而自己和妻儿只食粗粮；临终留下遗言，不许带“新安一物还都，杂木为棺，浣衣为殓”，去世后家中仅剩桃花米20石，连办葬礼的费用都远远不够。正因他有如此高尚的德行，客死他乡竟“阖境痛惜”，百姓为他建立祠堂，每年祭祀，连梁武帝闻讯后也“悲不自胜”“即日举哀，哭之甚恸”。

魏征。说起盛唐时期的“贞观之治”，人们不能不想到魏征。唐太宗即位后，魏征先后担任谏议大夫、光禄大夫、尚书丞、秘书监等秘书官职，最后任门下省主官侍中，相当于中央政府秘书长。正是这位才识超群、性格刚直、敢于犯颜直谏的诤臣，帮助唐太宗理顺了唐朝初期朝廷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才使唐太宗开明的治国方略得以顺利实施。他向唐太宗进谏200多个事项，涉及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其中关于正确定位君民关系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理念，关于听取和采纳臣民意见建议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理念，关于巩固皇权的“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的理念，不仅成为当时统治者执政的重要思想，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欧阳修。人们更多地知道这位江西“老表”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但很少知道他还是一位精明干练、影响巨大的秘书。他通过科举进入仕途，除了在几个地方担任主官外，还担任过一系列秘书性质的官职，后被提升为翰林学士，主要职责是为皇帝出谋献策，是皇帝的高级秘书。他性格刚直率真，以谏官身份向朝廷提出了改革吏治、推行新政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他上书建言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奏章内容极其客观翔实，成为统治者决策的重要依据；他怜才爱士，举荐贤能，写奏状推荐人才时常担保说，如果所荐之人“不如所荐”，甘愿“连坐同罪”，发现和培养了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一批优秀人才；他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大力倡导简约、流畅、自然的文风。这位被苏轼评价为“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的大思想家、大文人、大秘书，最后在自己家中留下一万卷藏书、一千卷古录、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溘然长逝，给后人留下无限的怀念。

刘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后人将他与汉初张良、蜀汉诸葛亮并称为古代三大谋略宗师，而相比于其他两人，刘基又是唯一一位既立功、又立德、还立言的“三不朽”伟人。他担任过地方行政长官，更重要的是在朝廷担任御史中丞、太史令、学士等相当于秘书的官职，以进献《时务十八策》、协助朱元璋完成统一中国帝业而“立功”；以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秉公执法，有功不贪爵禄、适时急流勇退，为人光明磊落、不搞拉帮结派而“立德”；以创作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卖柑者言》和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等优秀作品而“立言”，成为令后人敬仰的杰出谋略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张居正。与战国时期的商鞅、北宋的王安石分别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和后期最负盛名的三大改革家。他23岁考中进士，还是一个“见习秘书”时就给嘉靖皇帝上《论时政疏》，43岁升任内阁大臣时又向隆庆皇帝上《陈六事疏》，提出了“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一系列改革主张，但未被采纳，直到48岁时当上了相当于中央政府秘书长的“内阁首辅”，才掌握朝廷大权，开始推行他救国济世的改革梦。在此后的十年中，他大刀阔斧实施改革，包括严肃法纪、整顿吏治，改革赋役、厚商利农，摒弃旧规、躬行实效，节用爱民、以保国本，等等，使国计民生得到较大改善，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本人也获得巨大赞誉。他病逝后，虽然他的改革新政很快被废除，他自己也被诬为“专权乱政”“谋国不忠”而惨遭满门查抄的厄运，但无论从才能、业绩，还是从个人品行上看，他都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锐意改革的英豪、公而忘私的辅政楷模。

张廷玉。在朝廷操劳五十余年，曾经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效力的首席秘书官，历任检讨、值南书房、司经局洗马、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最后官至吏部尚书。辞世后“配享太庙”，是能够享受皇帝每年祭祀一次的功臣中的唯一一位汉族大臣，也是中国秘书史上唯一一位享此殊荣的成功秘书官。何以如此？这首先是因为他具有高超的公文写作才能，雍正称赞他“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乾隆也在《故大学士张廷玉》诗中称赞他“述旨信无二，万言顷刻成”。他对大清王朝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建立和完善了军机处的规章制度，制定了起草谕旨、收受奏折、参议政务、值班交接、保守机密等一整套运作规程，因而使军机处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精干高效的秘书机构，奏折制度被后人称为“在中国奏章制度史上，雍正一朝应该是最为多姿多彩的时代”。此外，他还有着备受赞誉的良好官德，无论担任何职，皆能“殚心竭力，务求平允，不敢一事疏忽”“赞画军国大政难于数计”，而遇事总是为朝廷着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性情淡泊，办事公正，不结党营私，即使是经他推荐而受到提拔重用之人，也始终不让其得知，不图其回报；他为官清正，不谋私利，皇帝赐他白银近万两，他用于扶贫济困或奖励学子。据说他患病时，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近侍们惊问其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

像上述这样的杰出人物还有很多。可以说，一部沉甸甸的中国古代秘书史，也是一部无数知识精英和社会贤达为巩固皇权、匡扶社稷、福泽众生而殚精竭虑、矢志献身的奋斗史。他们杰出的才能、高洁的品行和为历史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彪炳史册，万古流芳。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秘书界同样人才辈出，群星灿烂。长期以来，各级党政机关广大秘书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有些后来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卓有建树的领导人才。更值得我们引以为傲的是，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过从事秘书工作的经历，他们不仅是秘书的典范，也是秘书工作的推动者和指导者。

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就是我党从事秘书工作的“第一人”。他曾先后三次从事秘书工作。第一次是当选为党的“一大”大会秘书，负责选择会议地址、安排大会议程、起草大会文件和安全保卫等工作。第二次是党的“三大”上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负责起草文件、文书处理、会议记录、文件保管等工作。第三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国民党的秘书，尽管情况复杂、形势险恶，他还是以革命事业为重，不计个人荣辱，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秘书工作，从创立秘书机构到建立规范的行文制度，从培养良好的秘书作风到提高机关文稿的写作水平，他作过多次指示，提出多项要求。比如在我党我军秘书工作初创时期，他提出了发文一律要正楷抄清、起草文件要实事求是、发文发电一定要有签发人、文件资料要收集保管等办文行文规范。他一贯要求文秘人员要做到责任心强，办事速度快、质量高；要坚持艰苦奋斗，节约每一张纸、每一个笔尖、每一个机件；要讲纪律、讲正气，加强学习，不骄不躁，谦虚谨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名、不为利、无私奉献、甘当无名英雄。毛泽东使用秘书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经常派他们下基层搞调研。每逢身边的秘书、警卫回乡探亲，都要让他们附带调研任务，了解基层民间真实情况，回来一一汇报，使自己得到更多有益意见和建议。他还十分关注机关公文质量，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文字缺点的指示》，亲笔撰写了《怎样写文章》《文章要写得生动和通顺》《文章的“三性”和写作方法》等5篇文章，给各级领导和文秘人员以极大的指导和教益。尤为可敬的是，无论工作有多么繁忙，他都坚持亲自动笔撰文，不仅起草或主持起草了大量以自己名义发表的讲话和文章，还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名义起草各种文件、电报、指示，为人民日报、新华社写社论、报道和按语，还就文稿起草和修改经常给秘书们写信指导。毛泽东手中的那支如椽巨笔，不仅是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方向的导航之笔，也是引领和指导千百万中国秘书成长进步的导师之笔。

邓小平同志同样与秘书工作有着不解之缘。早在负责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的刻蜡板和油印工作时，他就获得过“油印博士”的雅号。从欧洲回国后被分配做中央秘书工作，负责中央文件管理、交通和机要等事务。在此后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先后三次担任中央秘书长职务。第一次是1927年底开始到1929年，期间主要职责是协助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还管理中央秘书处的工作。第二次是1935年上半年，在中央苏区受到王明“左”倾路线打击的邓小平再次担任中央秘书长一职，他参加了遵义会议，主要负责会议记录和中央首长的生活、警卫工作。第三次是1954年到1956年间，他又一次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同时还担任党和国家其他重要领导职务，协助毛泽东、刘少奇做了大量日常工作，在制定过渡时期的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筹备党的“八大”会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我党高层领导，先后三次从事秘书长工作，在全党全军堪称绝无仅有，这也使他具备了从事秘书工作和领导工作的双重经验，既能站在秘书工作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领导工作，又能从领导的角度来评价和指导秘书工作，所以才说得出“笔杆子，枪杆子，革命要靠两杆子”“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这样精辟的话来。的确，他和毛泽东一样，本身就是“用笔领导”的典范，很多文件、电报、重要文稿都是亲笔起草，而且生动具体，简明扼要，可读性强。

回顾历史，放眼当代，秘书队伍前仆后继，浩浩****，留下多少感人故事，写下多少壮丽篇章……

我们为行走在这样一支伟大队伍中而骄傲。

我们为从事着这样一份神圣事业而自豪。

更重要的是，古今优秀秘书人物的强大基因——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忧国忧民的大局情怀、公而忘私的道德品行和博学多才的优良素质，值得我们代代传承。

传承，让我们更优秀，让写作更精彩，让事业更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