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章第三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5月第1版。——编者[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章第四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5月第1版。——编者[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章第五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5月第1版。——编者[4]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章。——编者[5]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章。——编者[6]《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78—18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编者[7]清代北京有私立“求实中学堂”,又有国立的“高等实业学堂”。此高等实业学堂入民国后改称“工业专门学校”,盖其内容正是讲习工矿业各门学术也。此可见当年吾父识见未有大异于时流,独以吾父为人感情真挚,一言一行之不苟乃非一般人所及耳。——著者[8]先父生平言论行事极近古代墨家一流,亦似与清初之颜(元)李(塨)学派多同其主张。然实激于时势辄有自己的思想,初非有所承受于前人。——著者[9]《俱分进化论》一文,我于六十年前读之深为佩服。今检《章氏丛书》内《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可得。——著者[10]此义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小字本第105页。原文略云:宇宙不是恒在而是相续;相续即无常矣,而吾人则欲得宇宙(此身生命)于无常之外,于情乃安,此绝途也。——著者[11]我对于苦乐之分析、观察、思索、体验,盖始于十四五岁时。参加辛亥革命后即结念出世,从琉璃厂有正书局觅得佛典及上海出版之《佛学丛报》读之。其时前青厂有一处图书分馆亦藏有佛经,恒往借读。凡此处所述早年出世思想,具见1914年夏间所撰《究元决疑论》一长文。此文先刊出于商务印书馆之《东方杂志》,后收入《东方文库》为一单行本。——著者[12]原文见《桂林梁先生遗书》卷首。——著者[13]此处所引古语,均出《孟子》书中。形色指身体说。人类生命托于大脑特别发达之身体构造而有其种种活动,凡天赋之性能(不断成长发展的)即在是焉。大脑者,人心之所寄;而一切性能则统于人心。人所区别于禽兽者,从其见于形体构造上说是很小的,从其无形可见之心理性能上说,则似乎不大,却又是很大的。说区别不大者,人与禽兽的生活讵非同趋于为生存及传种而活动乎——又说很大者,人心超卓于其身体而为之主,禽兽却不足语此也。然人心之超卓于其身体,只是其性质上之所可能,初非固定如是,在一般人(庶民)的生活上,其流于“心为形役”者乃是常事,曾何以异于其他动物——大约只有少数人(君子)不失此差距耳。真正充分发挥人类身心的伟大可能性(伟大作用),那就是圣人。《人心与人生》说此较详,可参看。——著者[14]见《明儒学案》中《泰州学案》一章。——著者[15]《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85—18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编者[1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六章第一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5月第1版。——编者[17]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90页。——著者[18]《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13页。——著者[19]《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342页。——著者[20]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四章第九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5月第1版。——编者[2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四章第十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5月第1版。——编者[2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四章第十一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5月第1版。——编者[2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四章第十二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5月第1版。——编者[24]《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346—36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编者[25]前一疑问是指“世界现代史上无产阶级根基浅力量弱的中国何以今天竟然超越其他有着根深力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担负起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将有可能成为人类开出共产社会前途的先导”,解答见于《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304—345页。——编者[26]见法国古郎惹著《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宗侗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著者[27]恩格斯《基督教早期历史》一文。此据《世界通史》第二卷第933页引用文句。——著者[28]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11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著者[29]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5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著者[30]1968年7月17日北京《人民日报》第六版同时刊出苏联方面两条消息。一是在高等学校大搞卢布挂帅的消息,又一是有人公然倡议学校恢复宗教教育的消息。此一同刊出之事,似出于偶然不经意之所为;实则两个消息在一个从社会主义倒退的社会来说,原是大有连带关系的事情,非偶然凑巧。——著者[31]见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02页。——著者[32]《论语》上“乡愿德之贼也”。——著者[33]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71页《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文中引恩格斯1874年的言论为例证。——著者[34]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799页《党纲中关于宗教关系的条文》。——著者[35]《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59—6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编者[36]何炳松编译《中古欧洲史》第26页。——著者[37]《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章第一节。——著者[38]蒋梦麟先生在《新教育》(第五号)有《改变人生的态度》一文,述丹麦哲学家霍夫丁氏之言,极论文艺复兴为人生态度之改变之意。以为人生态度不同,则用力方向以异,而文化之有无开创成就系焉。其开首数语极扼要:我生在这个世界,对于我的生活,必有一个态度;我的能力就从那方面用。人类有自觉心后,就生这个态度;这个态度的变迁,人类用力的方向亦就变迁。——著者[39]闻蒋百里先生译有《近世“我”之自觉史》一书正可资参考。——著者[4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六章第二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5月第1版。——编者[41]见胡著《人类主义初草》第34页,此书胡氏自印,坊间无售处。——著者[42]指《中国文化要义》第一章。——编者[4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六章第四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5月第1版。——编者[44]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曾说孝弟的提倡,礼乐的实施,二者合起来,就是孔子的宗教。见原书第140—141页。可参看。——著者[45]梁漱溟《朝话》第70—7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编者[46]梁漱溟《朝话》第68—6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编者[4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七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5月第1版。——编者[48]指《中国文化要义》。——编者[49]张东荪著《思想与社会》,有张君劢序文一篇,其中以理智为理性之一部分,对于二者似有所分别。惜于其于分合之间特别是“理性是什么”言之不甚明了。——著者[50]无私的感情(impersonal feeling),在英国罗素著《社会改造原理》中曾提到过;我这里的意思和他差不多。读者亦可取而参详。——著者[51]《观察周刊》第一卷第2期,潘光旦著《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一文,说目前的学术与教育,已经把人忘记得一干二净,人至今未得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落在三不管地带。美国人嘉瑞尔(Alexis Carrel)著《未了知之人类》(Man the unKnown)一书,亦有概乎此而作也。——著者[52]语出心理学家麦独孤(Me Dougall),麦氏擅说本能,亦被玄学之讥。——著者[53]见前引录《论语》各条。——著者[54]关于此两点提出太早,牵掣不得行之故,在《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三章有说明。——著者[55]见《论语》。——著者
[56]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著者[57]见《中国文化要义》第五章。——著者[58]见《中国文化要义》第五章。——著者[59]关于此两点提出太早,牵掣不得行之故,在《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三章有说明。——著者[60]指《中国文化要义》第五章。——编者[61]梁漱溟《人心与人生》第十七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1月第1版。——编者[62]见《人心与人生》第四章。——著者[63]见《人心与人生》第十二章。——著者[64]见《人心与人生》第十章。——著者[65]见《人心与人生》第十一章。——著者[66]见《人心与人生》第四章。——著者[67]见《人心与人生》第十章。——著者[68]见《人心与人生》第六章。——著者[69]见《人心与人生》第五章。——著者[70]见《孟子》。——著者
[71]见《列宁全集》第一卷《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著者[72]见《人心与人生》第四章。——著者[73]见《人心与人生》第十四章。——著者[74]见《论语》。——著者
[75]见《人心与人生》第十三章。——著者[76]见《人心与人生》第六章。——著者[77]见《人心与人生》第七章。——著者[78]人性恶之说,盖出于一种误会。要晓得气质(本能属此)、习惯原为应付个体图存种族繁衍两大问题的工具手段,工具手段原居从属地位而心为之主,恶行之出现,不过主从关系颠倒之所致耳,非其本然。正为此心一懈即失主了。——著者[79]梁漱溟《人心与人生》第十八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1月第1版。——编者[80]语出《孟子》。——著者
[81]宋儒陆象山语。——著者
[82]详见旧著《中国文化要义》。——著者[83]见《礼记·礼运》篇。——著者[84]古中国人文化早熟之说,愚发之五十前(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至最近乃明确其在社会发展史上实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既另有文申说,请参看。此早熟之文化不免有其偏失,《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二章曾指出之:“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五四’运动以来所以遭受‘吃人礼教’等诅咒者,事非一端,而其实要不外此。”——著者[85]见于《孟子》。——著者
[86]《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565—56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编者[87]《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629—69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编者[88]《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762—76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编者[89]梁漱溟《朝话》第76—7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编者[90]梁漱溟《朝话》第79—8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编者[91]本文系著者1942年12月在广西兴安初中的一次讲话。梁漱溟《朝话》第193—19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编者[92]梁漱溟讲:《朝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7月。
[93]梁漱溟讲:《朝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7月。
[94]梁漱溟讲:《朝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