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文学与艺术灿烂繁荣。但与此同时，它还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漫长的大分裂时代。10—12世纪，中华大地上主要并存着北宋、辽、西夏三个政权；到1227年之前，南宋、金、西夏又延续着并立局面。政权并立在带来战争与和平交替往复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的交融。建立辽政权的契丹族、建立金政权的女真族以及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族，都有机会接触到灿烂的两宋文化，并在两宋文化的影响下，创作出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

辽代诗人中，较为有名的有耶律倍、女诗人萧观音与萧瑟瑟。耶律倍身为辽太宗耶律阿保机长子，却在皇位继承上败给弟弟耶律德光，被迫南奔。途中，他写下了《海上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利用汉字“山”的意象与契丹文“可汗”之意的巧合，使全诗不仅意象鲜明，还隐隐道出诗人内心的苦楚。萧观音虽为女子，却有着雄豪俊爽的气概与开阔长远的胸襟。“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唯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萧观音《怀古》），是对历史的拷问与思索，堪比有着深厚文化修养的文人学士。萧瑟瑟的诗歌多含政治见解，善用骚体，“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只需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萧瑟瑟《讽喻歌》），直指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劝谏君王选用贤臣，远离小人。另有一位僧人所作的《醉义歌》，从重阳节饮酒入手，书写对人生的感慨，表达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我爱南村农丈人，山溪幽隐潜修真。老病尤耽黑甜味，古风清远途犹迍”。潇洒自在，不拘一格。全诗虽用契丹文写成，但多用汉文化典故，是民族交融的见证。

金政权由于治下生活着大量汉人，文化发展迅速，出现了众多优秀的诗人。其一为以金朝初年出使金朝而被羁留的宇文虚中为代表的“借才异代”诗人。宇文虚中虽滞留金朝多年，但始终以宋人自居。他在名篇《在金日作三首》中写道：“遥夜沉沉满幕霜，有时归梦到家乡。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表露出虽身在异域，终不忘故国的心迹。其二为金朝中后期的蔡珪、王庭筠、党怀英、周昂等“国朝文派”诗人。他们多为文学侍从之臣，不排斥金政权，艺术上仍带有宋诗的影响，但也形成了粗犷奔放的北方文学气质。其三为以元好问为代表的金末元初诗人。他们在国势日渐衰微中看到了民生凋敝、大难将至，进而涌现了一批关心国家大计的优秀作品。其中，元好问生逢金朝后期的动乱，更亲身经历了亡国之痛。个人经历与国家兴亡紧密相连的他用诗歌生动地展示了金元易朝的历史画卷，于苍莽雄阔的意境中宣泄悲壮慷慨的情感。“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风格沉郁，情感雄浑敦厚，元好问对山河变色的记录力透纸背，令人动容。

从960年北宋建立至1276年南宋灭亡，两宋历时3个世纪有余。尽管这一时期，不同政权之间的此消彼长、兴亡更替为其增添了浓烈的硝烟之气。然而，这仍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唯有两宋，文人能够得到最高的尊重，获得最大的施展空间。这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社会抱负与治国情怀，塑造了他们激扬自信的精神风貌。灿若星辰、熠熠生辉的文人墨客们，以一己之身塑造时代、感受时代并记录时代。经过他们的纸笔，文气渗透到宋朝社会的各个角落，推动民间的觉醒与崛起，进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文学与艺术多方面、全方位的繁荣；透过他们的双眸，我们看到一个立体多彩的两宋，一个美丽而哀愁的时代。

[1]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 陈振：《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6页。

[3] 陈振：《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5页。

[4]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

[5] 陈振：《宋史》，第396～397页。

[6] （宋）苏轼：《欧阳修集》附录五《居士集序》。

[7] （北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77《上人书》。

[8]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第57页。

[9]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见《程千帆全集》第1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10] 郭绍虞：《宋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