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十七年（490）冯太后去世，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由于拓跋宏自幼在冯太后的影响下接受汉文化教育，所以他长大后，便成长为一位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皇帝。史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9]北魏孝文帝还特别尊崇汉民族历史上的至圣先贤。他曾多次到孔府祭拜孔子，诏令兖州为孔子修建园柏、坟垄，树立碑铭，颂扬孔子圣德。太和十三年（489），北魏孝文帝专门在平城为孔子立庙，让孔子与北魏皇室祖宗并列受到四时祭祀。对孔子的后裔也给予特别的优待。他下诏拜孔氏家族中四人为官，并选孔氏子弟一人封为崇圣侯，食邑一百户。

为了更好地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巩固北魏在黄河流域的统治。魏孝文帝决定将国都迁离平城。此外影响北魏孝文帝迁都的还有以下因素。

气候因素。平城的自然条件差，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平城气候严寒干燥，多风沙，“六月雨雪，风沙常起”[10]。这里无霜期短，土地含沙量大，能灌溉的土地有限，粮食供应主要靠耐旱的作物，常常会产生粮食供应危机。早在明元帝拓跋嗣时就有大臣上书劝明元帝迁都邺城。但是由于顾虑太多，反对派的坚决反对，只好作罢。到了北魏孝文帝时，仍不能解决平城的粮食供应困难。甚至还出现“饿死衢路，无人收识”[11]的惨状。

地理因素。平城地处偏僻，不便控制广大中原地区，更不利于在南伐齐的时候调运军队和军需。北魏从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以后，就试图向南开拓疆土，希望能实现统一南北的大业。但未能成功。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再次筹谋南北统一的大计。迁都中原不仅有利于就近统治新归附的地方，也有利于调兵遣将、调运军需，推进统一大业。

政治因素。平城是鲜卑守旧势力的中心，推行改革的阻力很大。虽然北魏初期经过道武、太武、献文等帝的一些汉化措施，汉化的程度和范围日益扩大，穿汉服、学汉语逐渐成为风尚。但是改革的过程中来自拓跋守旧贵族的阻力始终很大。而当时的都城平城是鲜卑守旧势力的中心，在这里推行改革难度很大。史书记载：“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12]因此只有将都城迁离平城，迁到鲜卑守旧势力弱小、汉文化浓厚的中原腹地才能确保改革顺利进行。而洛阳是最为理想之地。洛，本作雒，地处黄河之南、洛水之北。西周成王时，周公营建雒邑作为“成周”的所在。战国时改称雒阳，以其在洛水之北得名。从战国到西汉，雒阳一直是全国性的商业城市之一。东汉在此建都后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国时雒阳改称洛阳，曹魏、西晋都定都于此。这里是汉族政权的政治、文化中心，有丰富的汉文化遗产。仰慕汉文化，决心摆脱本民族旧俗的孝文帝决定选择洛阳作为新的都城。

虽然要迁都洛阳，但是实行起来阻力很大。北魏政权的政治统治集团上层的鲜卑贵族，按其态度和倾向分为不同的派别，大致有三派：一派是改革派，以北魏孝文帝及宗室领袖无澄为代表。他们大多从小受到过比较正统的汉文化教育，汉化程度深，迁都和改革的态度坚决。另一派是守旧派，主要代表人物是以太子拓跋恂为首的北魏宗室和功臣元勋之后。他们手握军政大权，害怕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文治代替武治，动摇他们这些武将功臣已获得的军政大权。加之他们已经习惯了平城的气候和生活，不愿南迁。他们还担心南迁洛阳会影响到他们在代北拥有的广大田产。因此他们坚决反对迁都洛阳。第三派是处于改革和保守两派之间的中间派，这一派“乐迁之与恋旧，唯中半耳”，是鲜卑开明分子，但是也反对改革旧的风俗习惯，认为保留旧风并不阻碍与汉族的融合。这部分人是可以争取的。他们“不唱异，即是同”[13]。

面对巨大的阻力，机智、聪慧的北魏孝文帝采取了以南伐齐促南迁定都洛阳的策略。太和十七年（493）八月，北魏孝文帝，以伐齐名义亲率骑百万余人南下，当南伐大军到洛阳后，恰逢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不堪。北魏孝文帝不顾阴雨，命令大军继续南进，并亲自披挂，执鞭骑马前行。贵族大臣不愿南进，纷纷叩首马前请停南伐，北魏孝文帝乘机提出迁都计划。得到了南安王拓跋桢、任城王拓跋澄等一部分鲜卑贵族的支持。最终正式确定迁都洛阳。

迁都事宜确定之后，北魏孝文帝暂归平城指挥大政。为了顺利迁都，北魏孝文帝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他下诏命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营建洛京。北魏孝文帝还派宗室领袖元澄先行返回平城，利用其威望“谕留司百官以迁都之事”[14]。留在平城的鲜卑贵族刚听到迁都消息时，“莫不惊骇”，元澄援引古今，“徐以晓之”，很快稳定了平城的局势。受魏孝文帝的谕示，宗室贵族安定王元休派人将家眷从平城接到洛阳，给宗室树立了榜样。经过这些准备工作，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二月，正式发布迁都令，并亲自回到平城安排相关事宜。他在太平殿向鲜卑贵族阐述迁都大略，为改革做解释。为了安定边境人心，他还北巡边镇，安抚六镇及留在代北之人。太和十八年（494）十月，北魏孝文帝迁离平城宫，十一月迁抵洛阳。为了防范柔然的威胁和安抚六镇边民，王室、六宫及部分文武官僚仍然继续留在平城，处理一些善后的工作。

北魏建好的洛阳城位于洛阳市白马寺东，洛水北岸邙山南麓，都城东西长20里（1里等于500米），南北宽15里。太和十九年（495）九月北魏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

迁都洛阳后，为了安抚人心，争取更多的代北人士支持改革，北魏孝文帝允许部分鲜卑旧臣避寒而南来洛阳，望暖而北还平城。对于中原百姓，北魏孝文帝也注意抚慰、拉拢他们。他先后七次发布诏令赐爵赐粟帛给高年孤寡百姓，还下令给中原百姓减免田租。在政治上，对留在平城的旧臣抚慰的同时，北魏孝文帝努力拉拢一些中原人士进入北魏政权，扩大统治基础。他下诏中原各州郡“诸有士庶经行修敏、文思遒逸，才长吏治、堪干政事者”[15]入洛阳。通过征召，中原地主阶级中的一些精华人才如李彪、高道悦、崔亮等人大量进入北魏政治舞台。通过这些措施，魏教帝稳定了政局，安抚了人心，有利于改革进一步推进。

为了使北魏王朝能够长治久安，更好地学习汉族先进的文化，在汉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北魏孝文帝下决心大刀阔斧地改革旧俗，深入推行汉化政策，加快民族融合。北魏孝文帝从太和十八年至二十年（494—496）推行了六项比较彻底的汉化措施。包括：改穿汉服，改说汉话，定南迁代人籍贯，定度量，胡汉通婚，改姓氏，定姓族，改官制，改礼制等。

改穿汉服。鲜卑族最初在气候寒冷的大草原过游牧的生活。与这种生活相适应的服装是男子左衽装，妇女穿夹领，小袖口装，戴帽。后来拓跋鲜卑人不断内迁，受汉人的影响，他们逐渐过上定居的农耕生活。北魏迁都洛阳后，大部分拓跋鲜卑人迁往中原。生活环境和方式的改变推动了鲜卑人服饰的革新。仰慕汉文化的北魏孝文帝首先从改革官员的服装入手。他于太和十八年（494）十二月下诏：“革衣服之制，诏禁士民胡服。”[16]禁止穿鲜卑服，改穿宽袍大袖的汉服。太和十九年（495）十二月“班赐冠服”；到了太和二十一年（497），“朝臣皆变衣冠，朱衣满坐”。[17]尽显儒雅气质。服装改革从官员逐渐推广到民间。一旦发现有穿旧装的，北魏孝文帝会严厉责备相关官员。

改说汉话。北魏孝文帝改革前北魏的官方语言是鲜卑语。语言上的差异不利于鲜卑族与汉族的交流和融合。于是北魏孝文帝“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18]。通过改革，汉语取代鲜卑语成为北魏的官方语言。北魏孝文帝还规定凡年龄在30岁以上久习鲜卑语的人，允许有一个适应期，30岁以下并在朝中任职的人不能使用鲜卑语，如有不遵从规定者，降爵黜官。改革推行之后，鲜卑贵族和百姓逐渐使用汉语，鲜卑语逐渐被淡化了。

定南迁代人籍贯。代北本是鲜卑人的故乡，鲜卑人的籍贯也在那里。为了促进南迁到中原的代北人与当地汉族的融合，太和十九年（495）六月北魏孝文帝下诏：“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19]，皆不得就茔恒代。”[20]此后所有南迁洛阳的鲜卑人，死后就葬在洛阳，不得迁回代北。通过改革把户口在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在洛阳，让他们把中原当作自己的故乡。

改度、量。针对北魏度量制度的混乱，官吏常采取长尺大斗的办法掠夺财物的弊端，太和十九年（495）六月北魏孝文帝诏令，“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21]。改革后的度量有了固定的标准，长度单位有端、匹、丈、尺、寸；重量单位有石、斤、两；容量单位有斗、斛、升。这项改革措施减轻了贪官掠夺百姓财物的现象，安定了经济秩序。

胡汉通婚。为了更好地学习儒家的伦理道德，改变鲜卑的落后面貌，同时与汉族士族结成亲密的盟友。北魏孝文帝率先将洛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等汉族高门大族的女性纳入后宫。不久又下令诸弟将已娶的鲜卑正妃降为侧室，分别为他们聘娶中原汉族士族的女儿为妻。长弟咸阳王元禧娶陇西李辅的女儿，次弟河南王元千娶代郡穆明乐的女儿，广陵王元羽娶荥阳郑平城女儿，颍川王元雍娶范阳卢神宝的女儿，始平王元勰娶陇西李冲的女儿，北海王元祥娶荥阳郑懿女儿。在贵族的联姻的推动下，民间的鲜卑族与汉族的联姻也逐渐增多。

改汉姓。当时的汉姓因汉语言是单声语而多为单字，而鲜卑族因其语言多缀语而多复姓。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北魏孝文帝下诏改鲜卑姓为汉姓，皇族拓跋氏首先改姓为元氏。“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为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我，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22]与皇室相关联的九个姓也相应改为单姓，其中纥骨氏改为胡氏，普氏改为周氏，拓跋氏改为奚氏，伊娄氏改为伊氏，丘敦氏改为丘氏，侯氏改为亥氏，乙旃氏改为叔孙氏。姓氏改革，胡汉通婚后，鲜汉两族间的差别越来越小，迁居洛阳的鲜卑人在经过几代人后就完全汉化了。

定姓族。太和十九年（495）北魏孝文帝认为：“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23]因此为了使鲜卑贵族门阀化，魏孝文帝推行定姓族措施。将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定为鲜卑族中的第一等贵族，八姓以下的贵族按诏令规定也是按其先世是否为部落大人以及皇始以来（396—398）三代官位的高低分别定为姓或族，对汉族士人也要结合先世和当世的官位来重新定姓族。定姓族，加快了鲜卑贵族向士族地主转化。此后，汉族中的士族及鲜卑贵族结成盟友，成为北魏政权的统治基础。

改官制。在北魏孝文帝之前的多位鲜卑统治者都注意任用汉人做官，学习汉族的封建官制。但旧的鲜卑职官传统残余依然存在。在迁都之前，北魏孝文帝就沿用魏晋旧制选拔官吏，又在选举标准上打破了魏晋只注重门第，不重才学的弊端，使有真才实学的人进入北魏官僚队伍。正是这些人为官后极力支持和帮助北魏孝文帝推行改革措施。太和十五年（491），北魏孝文帝又大举定官品，综合官吏的官阶、才能及政绩确定官吏的等级。魏孝文帝还颁布《职员令》来确定各级官吏的职责和权限。为了彻底清除北魏官制中的旧的部落残余，以建立正统的封建官制，太和十七年（493）北魏孝文帝任命王肃改革官制。北魏依据中央、郡、县三级设置了对应的各级官员。官制改革还打破以往官爵世袭的制度。规定勋臣子弟只能袭爵，而不能袭官。官吏由选官制下选出的人才来担任。北魏孝文帝还在《职员令》的基础上，颁行了具体的考察方法。太和十八年（494）北魏孝文帝下诏实行“三载一考，考即黜陟”[24]的考核制度。各部门将所属官吏按优劣分为三等，考核结果直接报送给魏孝文帝。五品以上官吏由北魏孝文帝与朝中公卿一起讨论决定等级。考为上上等的官吏可获升迁，考为中中者留任本职，考为下下者被降职或罢免。经考核，因政绩不佳而被免职降官的不计其数。从此北魏各级官吏都勤于政事，不敢怠惰，吏治澄清。

改革礼制。北魏孝文帝对汉族帝王以及汉民族历史上的忠臣良士十分推崇，采取了许多保护汉魏诸帝陵园的措施，如严禁在汉、魏、晋诸帝园陵及王公大臣墓周围垦殖，禁止在陵园周围百步之内的任何践踏活动。在礼制方面，魏孝文帝从太和十三年（489）起将禘、祫两礼合二为一，简化祭祀，沿用汉族礼制，将汉族祖先黄帝及鲜卑祖先同时祭祀。祭祀仪式方面北魏孝文帝采用的是汉族的圆丘祭天，方泽祭地，并以祖宗配天的祭祀仪式。在宗庙礼制方面，原来北魏的太庙正中供奉的是每一王朝的太祖，两边以昭穆次序排列历代继承者。太庙中被奉为太祖的是平文皇帝，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被尊为烈祖排在边上。北魏孝文帝将在中原建立政权的拓跋珪奉为太祖。通过礼制改革，使北魏王朝成为中原政权的正统继承者。

文化教育方面，北魏孝文帝诏求天下遗书。太和十九年（495）六月，“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25]。从太和十五年（491）起，在教育方面北魏仿效汉制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最后在迁都洛阳之后形成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存的局面。太和十六年（492）二月，改孔子的谥号为文圣尼父，在孔庙宣告谥号。还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孔子的仪式。北魏孝文帝还“幸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26]。太和十五年（491）八月，北魏孝文帝诏诸州举秀才。第二年北魏孝文帝还亲自在大殿，策问秀才。

继续奉行尊老养老之礼。从北魏统一北方以来，历代北魏统治者都不断仿效中原传统汉文化的尊老养老礼仪，逐步摒弃拓跋部落中各种贱老的遗俗。到了北魏孝文帝时期，北魏遵循周礼，学习借鉴汉族政权的养老、尊老之礼仪。逐步全面恢复了从乡里到中央的尊老养老礼制，主要包括拜三老五更、行乡饮酒礼和授予几杖安车三方面的礼仪制度。三老五更之礼是国家等级最高的尊老养老礼仪。“三老”指“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指“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27]。乡饮酒礼是一种乡里中的养老礼。首先由乡里推选出的“贤而长者”，然后通过乡饮酒礼的仪式让长者贤者来教化乡里，从而使尊长养老、忠孝思想深入人心，在乡里当中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由于之前北魏推行了三长制，所以乡饮酒礼在乡里当中能够顺利推行。授几仗安车是古代帝王对威望极高老者的特殊礼遇，体现了统治者对老年人的尊养优待。

组织禁卫军。军队建设方面，北魏前期的军队由守卫边疆，防御外敌的边镇兵和驻扎在都城郊区的宿卫兵组成，全部都是鲜卑人。士兵主要从事作战，不从事农业。随着北魏孝文帝时期均田制的推行，以及迁都洛阳，越来越多的鲜卑人从事农业生产，鲜卑人在军队中的地位下降。因此北魏孝文帝从从事农业生产的鲜卑人中抽调人力组织禁卫军。太和二十年（496）十月，“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28]。这些羽林虎贲在作战之余还要进行生产。这种使鲜卑人既受田又当禁卫兵的制度就成为后来府兵制的渊源。太和十九年（495），北魏孝文帝还选拔了一批勇猛的汉人充实到禁卫军中，“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29]。经过改革，北魏的军队战斗力得到增强。

这些改革措施实施后，大多都遇到了来自反对派的强大阻力。反对改革的人中就有太子元恂。元恂被立为太子后，北魏孝文帝希望他多读儒家经典，以便继位之后继续推进改革。但是元恂不喜欢读书，还不思进取，庸碌无为，还反对改革，尤其是反对迁都洛阳。他于太和二十年（496）八月乘北魏孝文帝出巡嵩山，留他镇守洛阳之机，策划北逃，还亲手杀死劝他读书上进、阻止他北逃的高道悦。于是北魏孝文帝将元恂废为庶人，不久又因元恂谋逆将他赐死。继太子元恂之后，又有鲜卑贵族穆泰发动兵变反抗北魏孝文帝。北魏孝文帝派任城王元澄带兵讨伐叛军。元澄将穆泰诛杀，并抓获、囚禁其党羽。经过对反对派的打击，减小了改革的阻力，加快了改革的进程。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提高了鲜卑族的文化素质，增强了国家的实力。加强了对黄河流域的控制，促进了国家的进步。迁都后的洛阳经多年的经营，与迁都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梁朝名将陈庆之在描述洛阳情形时说道：“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30]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还推动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北魏实行的一系列汉化措施，促进了境内各族与汉族融合。在共同劳动中，汉族与北方各民族人民通过生产经验与技术的交流而增进了民族感情，推动了民族间的交往，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1]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10。

[2] （北齐）魏收：《魏书》卷2《太祖纪上》。

[3] （北齐）魏收：《魏书》卷111《刑罚七》。

[4] （北齐）魏收：《魏书》卷13《文帝皇后传》。

[5] （北齐）魏收：《魏书》卷7《高祖孝文帝纪》。

[6] 参见本书第一编第一章。

[7] （北齐）魏收：《魏书》卷53《李冲传》。

[8] （北齐）魏收：《魏书》卷7上《高祖孝文帝纪》。

[9] （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纪》。

[10]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38。

[11] （北宋）王钦若编：《册府元龟》卷486《邦计部》。

[12] （北齐）魏收：《魏书》卷19中《景穆十二王中》。

[13] （北齐）魏收：《魏书》卷31《于烈传》。

[14]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38。

[15] （北齐）魏收：《魏书》卷77《高祖孝文帝纪》。

[16]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39。

[17]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41。

[18] （北齐）魏收：《魏书》卷21上《咸阳王禧传》。

[19] 洛阳北郊外。

[20] （北齐）魏收：《魏书》卷20《文成五王》。

[21]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40。

[22]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40。

[23]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九》。

[24] （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纪》。

[25] （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纪》。

[26] （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纪》。

[27]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第四。

[28] （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纪》。

[29] （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纪》。

[30]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