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新闻报道体裁多种多样，因此不能用任何一种简单的类型来界定。例如，许多国际经济新闻采用报道会议、演讲、专访和介绍书籍的方法，有些则借用侦查案件、报道战争的手法……如果要将它们划分或者归类的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将它们分为消息、通讯、评述三个系列。有人分为消息、特写及专栏、社论、广告四大类，也有人主张分十几类。一般而言，经济报道通常分为动态消息、通讯和特写、评论三大类。

一、对经济记者的几条忠告

就采访与写作而言，国际经济新闻与其他题材的采访与写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由于经济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和敏感性较强，记者需要具备经济学、经济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方面理论基础，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

第一，经济记者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否则不仅不能报道好经济新闻，甚至会闹出笑话。例如，“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指外国公司在所投资的国家可以享受与该国企业同等待遇。有人把它按字面翻译为“国家处理”，让人不知所云。如果报道中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洞，那么读者对报道的可信度就会产生疑问。

此外，如果记者尽说外行话或对采访的问题似懂非懂，会使采访对象认为你无知而不愿意接受采访。曾经担任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加德纳·阿克莱说过，他希望看到采访经济新闻的记者具备两个条件：学过一门经济学，而且，这门学科要考试及格。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绝对，但说明做经济报道的记者的确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但现实是，过去中国新闻机构派往国外的记者中有专门经济方面知识背景的经济记者不多，而且专修国际经济的可谓凤毛麟角。当然，这种状况这几年正在逐渐改变。面对快速变化的经济，即使有经济知识背景，也不能怡然自得地坐吃老本，还要不断更新知识，否则便无法把握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及其本质。

第二，记者必须具备多重视野。经济学虽然有宏观、微观之分，但报道经济新闻的记者必须具备多重视野。因为实际中的经济报道很少只涉及一个层面。例如，美国的“次贷风暴”造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国际社会为此召开了G20峰会。这种有全球影响的宏观层面经济新闻，被许多国家的媒体以大篇幅报道；而当记者报道经济危机中失业人士的生活状况以及政府与社会的救助措施时，新闻又从微观层面进入宏观层面。

第三，记者要保持头脑清醒，与采访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让私人关系影响记者对问题的思考和判断。尤其在采访企业和企业界人士时，不要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在多数情况下，企业和企业家总是不愿意媒体报道对他们不利的新闻，有时甚至会利用媒体去传播一些为其特定利益服务的“新闻”。安然公司的财务问题被揭露出来之前，曾被媒体称为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因此，经济记者在采访中更需要多想几个为什么，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多请教专家和业内人士，而不是偏听一面之词。

第四，经济报道需要更多的积累和调研。一般来说，经济新闻中很少有突发性的新闻，就是股市暴跌也会有些前兆。这就要求记者平时要格外细心，从一些经济现象的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

与其他新闻的准备不同，经济新闻的积累和调研不能“临时抱佛脚”，要日积月累。采访人物新闻时，记者可以突击找一些关于此人及其职业的材料来看。采写经济稿件时，这样的准备工作需要做，但更多的是平时积累的知识和材料。

1997年亚洲经济金融风暴乍起，泰国货币泰铢连连贬值。一开始人们并没有十分重视。但有的记者敏锐地意识到它将酿成一场金融危机，其影响将波及全球，并对此及时作了报道。事实证明，这场金融风暴不仅打击了亚洲经济，而且波及欧美和拉美国家，其影响持续了好几年。记者的这种“先见之明”并非信手拈来，而是建立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绝非一日之功。西方通讯社和大报，都有研究专门问题的经济记者，他们通常对经济的某一领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称得上或者就是这一行的专家。《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就曾担任过记者。

第五，经济报道经常需要运用数字，但数字一定要准确，运用时需要多一分严谨和慎重。数字使用不当或不准确，会产生歧义或不良后果。曾有记者在一篇报道世界石油市场的消息中提到，美国的石油库存增加到了630万桶。这个数字使人产生疑问：美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石油危机？因为美国每天消费的石油就在1800万桶以上，如果库存只有600万桶，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家”早就已经瘫痪了。

二、努力培养消息来源

相比之下，记者采掘经济信息的难度要比挖掘一般新闻大得多。各国类似《阳光法案》这样强制信息公开的法律，使政治事务、公共事务的透明度相对较高。然而，经济事务，尤其是商业范围内的大部分活动，普遍是私人的、秘密的，了解内情的人很少，并且受到《商业秘密法》等法律保护。上市公司按《证券法》等法律的规定，必须披露公众需要了解的信息，但这些信息的专业性却在真相与公众之间造起了一堵高墙；没有上市的公司并非铁板一块，他们要向政府各部门递交许多报告，这些报告是公众了解这些“独立王国”的极好来源。《华尔街日报》记者诺曼·米勒于1964年获得普利策奖的报道，就是在官方对美国最大的以色拉油出口商——联合植物油公司的破产进行调查时，从文件中挖出的线索。

【本报新泽西州贝荣讯 记者诺曼·米勒】题：大宗沙拉油诈骗案

正在这里的大型储油库调查“沙拉油失踪案”的执法机构认为它们碰到了一起大骗局，这起大骗局会使比利·埃斯特斯的骗局相形见绌。

两周前，全国最大的植物油出口商——联合植物油公司提出了破产的申请。这个公司曾赊购了大量豆油和棉籽油。但是，当纽约产品交易市场上这类产品价格下降，芝加哥商会和联合公司的股票经纪人根据合同要求赔偿1900万美元的损失时，联合公司却拿不出钱来。

其结果之一是华尔街一家大保险公司——依拉·豪普特公司破产了，它曾代表联合公司购买了一些期货。其结果之二是，许多大商人原以为他们买得的豆油、棉籽油、鱼油和其他食油在联合公司的油库或其他有关系的公司的油库里贮存着，当他们突然开始清点货物时，发现这些商品都失踪了。

很明显，这些大批失踪的商品永远也不会找到，原因很简单：它们根本就不存在。

十多个专门与商品打交道的公司都不知不觉地上当了。为了购买这批货物，他们欠下了银行成百上千万美元的债务，不知道为之担保的竟是一些伪造的仓库提货单。

损失之大令人震惊。要求赔偿损失的金额现已达4100万美元，还有一些要求正在提出。据接近官方调查小组的人士透露，损失最后估计为一亿美元或超过这个数目。比利·埃斯特斯是用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化肥作为套取借款的担保，他的案子比起此案来，所涉及的钱款数目要小得多。

保险公司并不能赔偿所有的损失。对库存商品的保险一般不赔偿诈骗引起的损失。有些储油公司，因为油库联在一起，会在持有毫无用处的提货单的商人的压力下，付出大笔款项。并非所有公司都是如此。一些商人和银行也会因购买或借钱给别人购买这些无影无踪的货物而损失巨款。

联邦调查局和其他一些机构还在进一步调查有多少美国和外国公司投下这笔冤枉钱。他们在调查了两周以后，还仍然在掩盖事实真相的迷魂阵里转来转去。

迷魂阵的核心就是联合公司，其董事长蒂诺·迪安吉利斯多年来就与保险和交易委员会、税务局以及破产申述法庭发生过瓜葛。执法当局已揭露，联合公司是在储油公司的一些雇员的协助下卖出这些根本不存在的食油的，这些雇员通过开假提货单从联合公司分得好处。这里，应该提一句，大多数储油公司没有上这些腐化的雇员的当。

要从成堆的报表、数据中嗅出某个企业或某个方面的异常气息是非常困难的，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行的记者偶尔能自己发现问题，但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必须依赖其他人提供的线索。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与政治记者一样，需要在各种部门或机构有自己的“**”。培养消息来源，因此成为报道经济新闻的记者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他们希望找到并与这样一些人或机构建立长期关系：能提供内幕消息；掌握大量数据或报告；对世界、某个国家、行业、企业的经济状况与发展趋势有深入研究；能深入浅出地分析复杂的事件，把记者说不清楚的情况解释得清清楚楚。

这些人或机构，通常包括监管部门或机构、行业协会、调查咨询公司、专家、学者、竞争对手、企业内部人士和前雇员。

三、解决“三难”问题的经验和方法

人们常常说报道经济新闻有“三难”，即难写、难懂和难以留下印象。这固然与经济新闻专业性强、术语多、数字多不无关系，但症结还在理解和写作技巧上。《华尔街日报》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二流的记者能把事情向专家说清楚；一流的记者则能把事情向一个中学生说清楚。可是，现在有的经济报道则是“内行不愿看，外行看不懂”，单调、枯燥的问题难以解决。许多媒体的记者和编辑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方法，可以把经济新闻写得通俗些，贴近生活一些，生动一些。如可以采取“做故事、做调查、做数据、做观点”的信息处理方法。

（一）通俗化

经济新闻的专业性与写作的通俗性是一对矛盾，要想化解，需要记者在中间“穿针引线”，有人把这称之为“翻译”，也就是说要把比较专业的问题用通俗平易的话讲出来。

请看下面的报道。

第一则报道的是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中国国内某媒体报道的导语内容如下。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今天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今年我国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必要的，也是可实现的。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银行将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稳定，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促进国民经济在结构调整中保持适度快速增长。

美联社报道的导语则简单明了。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今天说，为了战胜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将增加投资，放宽对银行的限制并整顿金融秩序。

美联社用“增加投资，放宽对银行的限制并整顿金融秩序”这样通俗的话，大多数读者都可以看懂和理解。而中国国内的报道中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适度快速增长”，使读者读起来感到费劲。

第二则为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吴晓灵有关人民币贬值问题答记者问，中国国内某媒体的报道内容如下。

吴晓灵强调，人民币不贬值不是政治承诺，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层面所决定的。当前，我国国内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双顺差，此外还有14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另一方面，人民币贬值弊大于利。贬值或许对出口有利，但会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使进口工业品和技术变得昂贵。贬值还会动摇人们对经济和货币的信心。中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广阔，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因此，不能靠贬值扩大外需，带动经济发展。

再来看法新社的报道。

在招待会简短的开场白上，吴女士在重申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的同时，也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有一些“评论和心理压力”。她指出，中国有1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外加中国人个人手中的800亿美元，“我们为什么要贬值呢?”但她也承认，“谁也无法预言一种货币会不会贬值”。

中国国内媒体报道“贬值或许对出口有利，但会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使进口工业品和技术变得昂贵”。何为“贸易条件”？它是指一个国家的出口与进口商品价格之比，若不加解释，一般读者恐怕会感到困惑。而法新社没有用“基本经济层面”或“贸易条件”之类生硬的术语，而是用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中国有1400亿美元储备，外加中国人个人手中的800亿美元，‘我们为什么要贬值呢?’”简单明了。

（二）把经济新闻与百姓生活结合起来，使普通百姓感兴趣

一条钢铁价格上涨的新闻，除了业内人士和经济专家，一般读者不会太关心。记者大都也就事论事地报道它上涨了几个百分点，对市场有什么影响就了事了。但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罗伯特·赖文却用大量事实，揭示了钢铁涨价与普通百姓的关系，把本来很枯燥的报道变成了大众关心的新闻，而且他的写法也很生动。

最近钢铁价格上涨，这将会对你的购买力发生怎样的影响呢?

用来制造30加仑热水器的钢材将涨价21美分——这个消息，是阿姆科钢铁公司透露的。这家公司是继内地钢铁公司之后第二家宣布其产品涨价的钢铁企业。

阿姆科公司发布的消息还表明：用来制造一台家用煤气炉的钢材将涨价32美分，自动洗碗碟机为16美分，冰箱为28美分，洗衣机上的自动烘干装置为15美分。阿姆科公司争辩说，热轧钢板、带钢以及冷轧钢材每吨仅涨价2～3美元，这是“微不足道的”，因而不会带来严重后果。

汽车工业和家用电器工业是钢铁工业产品的主要用户。从星期二起，它们也将提价。

专家们预料，消费者遭到的打击，将远远超过阿姆科公司的估计。比如说，该公司说，制造一台冰箱所用的钢材提价28美分。实际上，这台冰箱将涨价20～30美元。这是因为制造冰箱的机器是钢铁的，钢材涨了价，机器自然也得涨价。

比如，一台普通车床过去价格是2800美元，现在则为3000美元。

（三）使经济新闻具有现场感

如何使经济报道具有现场感？新华社记者关于美日汽车贸易高级谈判（1993年）的消息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新华社日内瓦6月26日电】美、日汽车贸易高级谈判今晚在日内瓦以坎特向桥本赠送一把竹刀的戏剧性场面开始。

美、日汽车贸易谈判延续已近两年，至今未获任何结果。美方5月16日宣布，若双方在6月28日之前仍然达不成协议，美国将从这一天开始实施制裁，对日本输往美国的13种豪华轿车征收百分之一百的惩罚性关税。这将给日本汽车制造商每年造成59亿美元的损失。

为了避免爆发贸易战，双方4位副部级官员自本月22日起在日内瓦紧张地展开了谈判，但进展甚微。双方于是决定提高谈判级别，由美国贸易代表米基·坎特和日本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直接晤谈，以作最后努力。

坎特与桥本的谈判于日内瓦当地时间晚8点半开始，开始前安排了一次简短的与记者会面，让记者拍照的活动。他们满面笑容地走向记者，站定之后，坎特出人意料地向桥本亮出了一把在日本剑道中所使用的很长的竹刀，说：“这是我特意给您带来的。”坎特接着面对记者说：“桥本大臣精通此道。剑道的精神就是勇敢、诚实、正直和耐心。”桥本应声答道：“毫无疑问，和坎特先生晤谈是需要耐心的。我非常希望我们能礼貌地进行会谈。”桥本抓住竹刀的一头，对准自己的脖子，说：“这可要使我损失惨重喽!”说完双方大笑。

有记者问，双方的谈判是否必须在28日前结束？桥本答道：“美国定下的期限与我们毫不相关。我们不能在美国的法律约束下谈判。我们只想按照国际规则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行谈判。我也想告诉你们，这场谈判是非常艰难的。”

记者问坎特，最后期限定在哪一天？坎特说：6月28日。记者又追问：“会不会延长？”已经转身退场的桥本扭过头来答道：“这是‘美国造’的期限。”

在坎特和桥本会晤之前，双方在日内瓦进行了副部级谈判，其主要内容是美国要求日本开放汽车市场，增加购买美国生产的汽车及零配件，并在国内增加销售美国汽车的网点。

记者通过“坎特赠刀” “桥本操刀比划”“桥本欲走却止为答话”等几个场景和两人几段对话的描写，把现场的唇枪舌剑和谈判背后的勾心斗角刻画得十分传神。

某些经济报道，如就经济议题进行探讨的学术会议、为解决经济问题而安排的国家间磋商……都是国际经济新闻报道的富矿。在这些场合进行的辩论、博弈通常具有戏剧性，报道这些争斗，可以使经济新闻动起来，具有现场感，改变人们对经济新闻仅仅罗列一些数字，或者只是报道结果的刻板印象。

（四）运用对比手法

在国际经济报道中，运用对比手法的例子屡见不鲜。下面这篇报道是《华尔街日报》关于俄罗斯经济一组报道中的一篇。它细致地记录了莫斯科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状况，而这个家庭在7年前曾经在《华尔街日报》上露过面。当时苏联刚刚解体，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西方经济学家曾满怀希望地预言：经过短暂的艰难时期，俄罗斯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将会大幅度增长。7年过去了，情况又是怎样呢？《华尔街日报》追踪这家人的生活，事实上是对以前报道的续写。这种续写是为了通过对比，更加生动地反映俄罗斯经济的真实状况。在行文当中，对比时时可见，即使读者没有看过以前的报道，也能通过这篇稿件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这组报道获1998年普利策新闻奖。

在街上，斯维塔娜·斯塔罗勃夫总是设法压抑着她的愤怒。但一旦回到自己的公寓，她总是感到自己近乎崩溃。

午夜时分，这个43岁，体格健壮的卖肉馅饼的街头小贩常常在她的公寓里来回踱步，她的脑海里满是卢布贬值、物价飞升和空空****的商店。她说她的丈夫是个吸血鬼、懒鬼、醉汉，她的丈夫则埋怨她是个唠叨的婆娘。在许多个夜晚，两个人是分开来过的。他住在他们俩新买的公寓，而她常常在他们过去的公房里凑合着过夜。

当这对夫妻第一次出现在这张报纸上的时候，他们担心的问题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他们在新的市场经济中的生存问题。斯维塔娜形容起那时的情形时说：“我们好像是被扔进了一个大缸，然后被告知要自己爬出来。”

有一度，他们俩以为快爬到了大缸的边缘。他们得到了一套新的公寓，买了新的彩电和索尼录像机。他们在私营企业找到了工作，加班加点挣外快。

但是斯维塔娜和其他那些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人们，在市场经济之路上的挣扎，得到的更多的是焦虑和疑惑。1991年，当他们的国家迅速地朝着资本主义迈进的时候，他们担心的是不让自己落伍。现在，他们不知道自己会走向何方，更不知道他们的国家会走向何方。

俄罗斯的金融危机让他们重新回到了大缸的中央。他们的收入锐减，物价却在飞涨。他们在私有化了的企业里没有股票，没有固定的工作。有一度，他们似乎是从经济改革中得到了好处。今年40岁的斯塔罗勃夫曾是个建筑工人，他曾为莫斯科一家新开的商业银行铺地砖，赚了些钱。如今，那家银行已经倒闭了。

从一个层面上来说，斯塔罗勃夫夫妇之间的争吵同任何夫妻间的争执没什么太大的两样。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的动**。社会经济的动**往往会增加人们生活的压力，甚至影响到人们的健康。最近俄罗斯的报纸上充斥着血淋淋的报道：南俄罗斯的一个锁匠在两年里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就把自己活活烧死了。在首都，一个年轻人的存款随着银行的破产而消失，他的未婚妻又离他而去，他便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就像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那样，斯塔罗勃夫夫妇并不准备上街游行以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并不认为推翻现行的制度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希望的是有人能给他们带来一个稳定的社会。那些在位的所谓“民主”人士给他们带来的幸福，并不比共产党人给他们的多。“对于民主，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斯塔罗勃夫说，“我们真的不大懂什么是民主。俄罗斯需要一个强硬的领导，虽然不是像列宁或斯大林那样的，但我们要一个强硬的领袖。”

斯维塔娜通常在早上九点开始工作。她的工作地是一个人头攒动的集市。工作时，她穿着一件油渍斑斑的围裙。集市里有各式各样的蔬菜和水果摊，空气里弥漫着大蒜的味道。在苏维埃时代，斯维塔娜在一个国营的仓库里拿着一份微薄的工资。她对于市场经济一无所知。

今天，她赚多少完全取决于她能卖出多少肉馅饼。她的老板不再是国家，而是一个中年女人。这个女人经营着一个卖肉馅饼的连锁店。她每天必须卖出70个馅饼，才能挣50卢布。那也意味着她必须一天工作八个小时，中间几乎不能休息。她说她比任何人卖出的馅饼都要多。当没人来买馅饼的时候，她也帮着隔壁的摊位堆堆白菜，赚几个外快。“在旧的制度里，只有那些敢偷的人才能赚几个额外的钱。现在，我为我自己工作。你朝着人家笑，人家也朝你笑。人们都在尝试一种新的生活。”

她一度梦想自己做生意。但这样的梦想已经烟消云散了。现在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如何生存。她的老板把肉馅饼的价钱从3卢布一个提到了5卢布，那就意味着买的人会减少。

在苏维埃时代，为了买食油和牛奶，斯维塔娜常常要排几个小时的队。现在，大多数的商品很容易就可以买到，但问题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买。斯维塔娜的收入从8月中旬起就没有什么变化，而物价却上涨了67%。如果换算成美元，她的收入大约为3.75美元一天。

她的丈夫，也就是斯塔罗勃夫，最近失业在家。由于没人有钱造房子，大多数建筑工人都失业在家。

他们等了16年才得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在13楼。楼房里那窄小的电梯经常出故障，常常停在三楼就下不来了，他们经常得走上三楼，再坐电梯。

在他们搬到这套房子以前，他们和两个孩子挤在一间窄小的公房里。三年之前，他们才得以搬离。现在这套房子以每月250美金的价钱出租给了9个来自乌克兰的工人。

在他们一家搬入新房子的时候，莫斯科的建筑市场正兴旺。斯塔罗勃夫每月能带回家正常的工资。有时候他还能带回家一些额外的钱。他为家里买了新的冰箱、电视。

他从他工作的银行建筑工地上偷了一些粉红色和黑色的大理石，用来装修他们的新公房。来自另外一个装修工地的灰色地毯也铺在了他们家的客厅。斯维塔娜买来了架子、墙纸和照明设备。“都是最便宜的，”她说。

……

（五）写“人”的活动

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出现，可以使经济新闻“活”起来，“动”起来，这是增加经济新闻可读性的有效办法。有的经济新闻比较枯燥的原因就是因为只单纯地报道事件、政策、数字，就像人们常说的“见物不见人，见措施不见人，见数字不见人”。当然，经济报道中写人，其着重点在经济活动中人的活动、人的思想、人的喜怒哀乐。写经济新闻人物，与写别的人物略有不同，侧重写人物是如何进行经营活动，如何进行决策的，强调其作为企业界人士、政策制定者，与别人有什么不同之处。经济新闻中有了人的因素，就容易写得“活”一些，读者就更爱看一些。2003年6月15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介绍甲骨文软件公司创始人埃利森的文章，就是着眼于他如何在软件界出“坏招”来与对手竞争这一点的。

高科技产业界的坏孩子明年就要跨过60岁的门槛了，可他还是一直忙忙碌碌，四处宣扬自己的主张，可谓年事越高越不服老。他预测说，这个当年自己参与创建的行业已经迈入了艰难的中年。他以老资格公司领导人的口吻说道，硅谷热火朝天的兴盛时代的的确确已经结束了。

不要相信这些话!尽管举手投足间透着十足的成熟，埃利森的恶劣行径仍然可以车载斗量。

按照常理，安然丑闻发生以后，现在大家都死死地盯着公司管理状况，头头脑脑们应该保持低调才是。可埃利森恰恰不是这样。

这位甲骨文软件公司（第二大独立软件公司）的创始人做了件出格的事情，对竞争对手——软件制造商仁科公司进行恶意收购。这种事情在硅谷可是大忌：依靠雇员贡献知识资本的高科技公司非常脆弱，经不起这种计策的打击。

他曾经与圣何塞机场发生冲突，仅仅为了让自己的私人喷气飞机在晚上11点以后着陆，而那是违反规定的。这样一个人，似乎注定总是要与人斗来斗去。对于这位甲骨文软件公司的老板来说，胜利意味着一切。他打赢了与机场的争斗。

现在，如果他真的决心收购仁科公司，那么华尔街下的赌注会支持他赢得这场收购之战。情形要么是这样，要么他就会让人们对仁科软件公司的未来产生怀疑，觉得他也许会毁了这家公司的远大前程。

对埃利森来说，过去两年间美国企业界进行的深刻反省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仁科软件的首席执行官克雷格·康韦抱怨说，公司老板们这些天要为“正直、诚实、道德”这样的问题担忧。他指责埃利森的行为简直“恶劣”。硅谷几乎无人认为这样的描述有什么不当，尽管他们对他能如此轻松地搞垮对手倾慕不已。

在硅谷，人们都相信这个被大家称为“拉里”的人又在紧锣密鼓地施展他的惯用伎俩了。普费弗先生就说：“就像The Who乐队唱的那样，‘见了新老板，才发现是换汤不换药’。”

看来埃利森在过去20多年里肯定已经多次得逞。他的成就令人艳羡，尽管十年前他在甲骨文软件公司的账目问题上与证券交易委员会发生冲突，最近又被查出雇用私家侦探刺探对手微软公司的隐秘。

埃利森是个大器晚成的开发商，30多岁以前一直碌碌无为，婚姻不幸，大学辍学，当个电脑程序员都干不长。这些都和软件界神童的形象毫不搭界，尽管他在当时的确显示了敏锐的思维和过人的自信，这两种素质至今仍是他突出的特点。

高科技行业内唯一比他更具备企业家非凡素质的人就是比尔·盖茨。跟盖茨一样，埃利森也是从IBM那里交上大运的。

盖茨开始走运，是由于IBM决定采用微软的软件作为该公司生产的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这个决定使微软的软件成为现成的标准配置。对于埃利森，则是由于IBM公司研究人员取得突破，开发出了关系型数据库—— 一种新的储存和检索方法，用以处理存储在公司电脑系统里的冗长信息。埃利森在1977年凭着1200美元和两个朋友创建的甲骨文公司，是第一家为这项技术找到巨大商业市场的公司。

埃利森原本可能要花好长时间找到一个生活目标，但自那以后，他就不屈不挠地走了下去。他把自己塑造成为实干家兼自学成才的成功人士。

私下里，他待人体贴周到，魅力十足，一点也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爱出风头、自私自利。他有推销员的天分，善于倾听和奉承。然而与他共过事的人说，他也缺乏耐心，对未能达到他的苛刻标准的员工相当严厉。

作为实干家，埃利森在行业精英中少有志同道合者。

尽管埃利森取得了成功，然而一些问题还是使他烦恼不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渴望得到认可，却常常难以如愿。这使他与比尔·盖茨的个人竞争好像尤其明显。埃利森在甲骨文公司的个人资产价值185亿美元，这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但还是比不上盖茨的310亿美元，因此他似乎总是跟盖茨过不去。

那么埃利森到底有多坏？当然，他说的很多话在硅谷没被当回事。他关于高科技产业已经成熟，不会再造就新一代年轻的拉里·埃利森们的论断，遭到了怀疑。当然他可能会说，作为“山中之王”，他最希望看到的是硅谷创造性毁灭的轮回走到尽头。

可接下来就是他对仁科公司的恶意收购。一个敬重他的竞争者表示，埃利森这一手玩得极妙，就在仁科公司准备花费数十亿美元收购规模小一点的JD爱德华公司时，给它来了个釜底抽薪。不过此人说，埃利森唯一的错误就是对受害者的这一刀捅得有点深了。如果不买下这家公司而是令它遭受重创，他就会面临法庭判决的巨额赔偿。

法庭诉讼已经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埃利森说，他收购仁科公司的初衷是真诚的，他只是想给仁科的股东们一个选择。不管真相如何，他肯定能使自己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处于公众注意的中心。

（六）在报道中穿插背景和解释，帮助读者了解经济事件的来龙去脉、内在联系，从更广阔、更深的层面理解新闻

由于经济新闻专业性比较强，头绪也比较多，所报道的事件有时又与过去的事有联系。所以，报道要想获得成功，需要记者提供背景与解释，使对问题不甚了解的读者有个清晰、完整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成功的报道往往可能揭示表面现象背后的症结所在，这正是读者最需要的，这样的报道当然也就会受到他们的欢迎。2003年9月，世界贸易组织在墨西哥的坎昆开会，路透社发表了下面这篇文章，通过回顾世贸组织的历次谈判，指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加剧，其根本问题是农业。

【路透社华盛顿9月8日电】人们经常把贸易自由化比作自行车——除非不断前进，否则就会翻倒。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下，近150个成员本周将在墨西哥的坎昆开始新一轮的谈判，以进一步放开世界贸易。

全世界的目光都将集中在这里，静观这辆贸易自行车是否会翻倒。

美国和欧盟正在农业关税和贸易问题上与发展中国家展开较量。另外，针对世贸组织谈判进展缓慢的情况，美国开始执行自己的政策，与挑选出来的世贸组织成员进行双边谈判。

如果这些问题在坎昆得不到解决，这辆世界贸易自行车很容易翻倒。但除了膝盖受伤以外，还有更多问题处在危险之中。

19世纪末全球化发展迅速，后来在20世纪初，许多国家开始构筑贸易壁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次贸易谈判以来的50多年里，共进行了七轮世界贸易谈判，参与的国家越来越多，涉及的贸易额也越来越大。这些谈判成功地取消了许多壁垒。

但现在有许多人认为，这些成绩已岌岌可危。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说：“我们或许会让前辈们的成绩在争端、狭隘的利益和不稳定中悄然逝去。或者我们可以保持过去50年的势头。”

由于许多穷国觉得他们的担心受到忽视，1999年12月在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上发起贸易谈判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埃及对外贸易部长优素福·布特罗斯·加利说，这次失败表明，美国和欧盟不能再指望发展中国家“紧随其后或者完全同意，就像在乌拉圭回合一样”。

在2001年11月于卡塔尔的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会议上，穷国的担心被摆在了议事日程的首位。当时正值“9·11”事件之后，世贸组织成员在对美国的同情以及对再次失败会损害脆弱的世界经济的担心之中，草率达成了发起世界贸易谈判的指令。

接下来是即将在坎昆举行的世贸组织会议。人们对多哈会议发起的雄心勃勃的谈判能否在2005年1月之前完成非常担心。

农业是谈判的主要症结。

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告诫，自从多哈会议以来“人们的怀疑情绪急剧上升”，因为贸易谈判代表未能在最后期限之前解决农业和其他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问题。印度商业部长阿伦·贾伊特莱伊说，如果发达国家试图削减穷国的壁垒同时继续关闭自己的农业市场，那么谈判注定会失败。

美国和法德两国因伊拉克战争而陷于紧张的关系使情况更加复杂。虽然有改善的迹象，但分析家们认为，这种裂缝的长期影响仍然难以预料。

虽然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贸易协议第一次把农业纳入了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但许多分析家认为，实际上在放开农业市场方面并未取得什么进展。富国对农民的补贴每年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欧盟和美国提供的补贴最多。

（七）科学地运用数字，让数字为报道生辉

经济新闻数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多数经济记者对数字可以说“爱恨交织”。在很多情况下，不用数字说明不了问题，用多了或用得不合适则会给读者带来阅读困难，影响传播效果。英国著名科学家霍金在写《时间简史》时曾说“多一个公式，少一千个读者”。虽然科学公式与数字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但这句话对在经济新闻报道中科学、巧妙地运用数字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大量的数字、术语，使人读起来磕磕绊绊，相信大多数读者都记不住那些数据，而且对普通读者来说，也不大会明白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很可能的是，读者看到这一堆数字，会赶紧把目光跳开，去读自己感兴趣的新闻。

然而，多用数字并不一定都会使新闻枯燥，让人费解。数字用好了可以给文章添彩增色。请看美联社的一篇关于通货膨胀的报道。

【美联社电】通货膨胀使语言和美元一起贬了值。

比如说，你想形容某种东西的价格便宜得不可想象，可以说它“不如粪土”。可是，眼下连土也不便宜了。

负责修建64号州际公路的伊利诺斯州公路局官员说，1972年，每方土的价格是72美分，去年猛增到1美元30美分，上个月又增加到1美元55美分。

鸡饲料以前和“便宜”是同义词，但是两年间它的价值翻了一倍。每包足够把一只小鸡养大的100磅鸡饲料现在价值9美元半 ——比一只鸡的价钱还要贵2美元。

美国有句成语是：“不比一张大陆币值钱。”

大陆会议发行了大量没有准备金的货币，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使得这些货币的价值比用来印刷它们的纸张还要低。但是，因为通货膨胀，一张保存完好的1776年发行的大陆币最近两年从15美元上涨到40美元。

而印刷纸，比如你手里的标准新闻纸现在的价钱是每英担（100磅）11美元，而15个月以前是8美元50美分。

如果问你为什么而生气，以至于你会说：“用炸药把他娘的炸了。”而自从去年以来，不同级别的炸药的价格上涨了22%到40%。现在每磅炸药价值2美元3美分，比一年前贵了68美分。

最后还有一句殖民主义者带来的土语：“还不如小炉匠的骂人话值钱。”小炉匠现在差不多已经绝迹了。不过，在森特雷利正好有一个，他每干1小时的活，价钱是8美元。

每当这位小炉匠用他丰富的腔调骂一句话，假设他因不小心用锤子砸了自己的手指而骂了那么15秒钟，他就得为这句15秒的骂人话所花费的时间支付2美分半。

该报道篇幅不长，完全靠数字来说明问题。由于它运用巧妙，加上语言幽默，让人既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通货膨胀之沉重，又可以在轻松中读完整篇文章，一如一幕悲剧，让观者笑中带泪。

在新闻实践中，一个为记者们广泛采用的手法是，把单个的数据进行换算或折算处理，如2002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战胜饥饿重在行动”，是这样处理数据的：

目前，全世界每天因饥饿死亡的人达2.4万，相当于每4秒钟有一人饿死；据统计，穷国欠富国的债务高达2.8万亿欧元，相当于法国、英国和奥地利三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报道将每天的死亡人数换算成死亡频率，突出其死亡人数之多，比较容易让读者感受和认知情势的严重性。同样，将负债金额折算成几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更利于读者直观理解。

此外，将数字进行对比也是常用的方法，对比产生的反差，往往能产生强烈的效果，前面美联社报道通货膨胀的文章里就大量采用这种手法。

现在媒体更多的用图表形式来处理成组的数据，如用柱状表示数据的横向或纵向比较，用圆形切割图表示数据的比例分布，用曲线图表示相关经济领域数据的发展走势。这样处理数据更直观、形象，从而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2001年12月31日，美国《商业周刊》刊登了《2002年美国经济前景》的深度分析与预测性报道，就是分别用6个图表来展现6项不同的经济指标，预测美国经济将在2002年复苏的趋势，让读者一目了然。

四、“华尔街日报”式的写作技巧

（一）小人物与大事件

即使是小报都很少能拥有《华尔街日报》那样广泛的读者。作为美国屈指可数的几份全国性发行的严肃大报，它的销量一直名列前茅，对于一份专业的经济类报纸来说，无吝是“世界奇迹”。

《华尔街日报》的长盛不衰与美国经济的发达是分不开的，但它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当然也有其自己的独门秘籍，其中颇为厉害的一招就是“华尔街日报”体——从与重大新闻事件有关的某一有趣的人物或者小故事写起，然后从小故事中引出大事件，最后再折回去照应开头的新闻报道方法。多年来，该报的记者对这种体例情有独钟、乐此不疲。

“华尔街日报”体新闻的结构

专业的经济新闻写起来宏观深奥又容易枯燥乏味，却因与读者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广受关注，于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率先使用了一种“以小见大”的讲故事的报道技巧，打破了普通人阅读专业经济问题的障碍，自然令其大受欢迎。而且，这种选择一些普通人的故事来讲大道理的技巧，还有另外的“红利”——容易把读者带入报道中，使他们身临其境感受“与我有什么相关”，或者“有什么重要性”。例如，受众也许对微软公司的一项改革不感兴趣，但如果从一个被提升的年轻程序员写起，这篇报道便有可能吸引读者读下去；有的读者对养老金制度变动的影响摸不着头脑，但如果将一个中年人作为例子剖析，读者就容易理解了。

（二）“华尔街日报”体的写作技巧

近几年，有人认为“华尔街日报”体已经日渐衰落，原因是写作难度太大，令不少记者望而却步，这其实是没有真正理解它的精髓和适用范围所致。掌握了合适的技巧，使用“华尔街日报”体进行写作并不困难。

第一，需要“以小见大”的新闻事件通常都比较大，往往与重大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问题有关，而且非专业人士未经清楚的解释难以理解或了解其全貌，譬如大政方针对公众日常生活的影响等。第二，“以小见大”常常是以小事情见大道理。第三，“以小见大”实际是一种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第四，“以小见大”是方便读者理解“与我有什么相关”，或者“有什么重要性”。最后，风趣幽默是使一切文章吸引人的不二法门。把握了这几点，写作“华尔街日报”体的报道就比较轻松了。

“华尔街日报”体概括来说，首先将重点放在某个独特的方面，通常是人，随后向要报道的主题过渡，再展开主题，最后写一强有力的结尾或作一总结性的阐述。具体来说步骤如下。

开章，叙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吸引读者的目光。

第二部分是过渡段，使读者自然地从一开始描写的人物转到报道的主题上去。在这段里，要让读者了解到为什么要写这篇报道，内容通常包括采用倒金字塔写法时导语部分的内容。这种从特殊到一般的过渡段通常在离开章不远的地方。

过渡段后的部分解释或阐明报道的主题。这部分在行文上可以用“倒金字塔”体，按材料的重要性来安排顺序。

最后是结尾。这一点与“倒金字塔”完全不同——“倒金字塔”写法越接近尾声越不重要，而用“华尔街日报”体写作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结尾，才称得上好的报道。

《财富》以沃尔玛荣登世界500强榜首来反射美国产业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历程与意义。

服务业公司荣登世界500强榜首

一个出售廉价衬衣和钓鱼竿的商店是如何成为美国实力最强的公司的？沃尔玛百货公司的发迹史可以浓缩为以下三个阶段：1979年它全年的销售额为10亿美元；到1993年，一周就能达到这个数额；在2001年则仅需一天之功。

这是一个惊人的故事——这个1962年始创于阿肯色州乡村地区的沃尔玛百货公司就这样在今年一跃登上了《财富》500强的榜首。公司创始人萨姆·沃尔顿一面千方百计提高销售额，一面以先进的信息技术降低成本。他以严格的“10英尺规则”（向在这距离之内的顾客致意）鼓励员工更多地销售。换句话说，他是当今经济戒律——服务规则——的第一位传道者。事实上，沃尔玛百货公司是第一个跃居《财富》500强榜首的服务业公司。1955年，当《财富》杂志第一次公布它对美国最大公司的排名时，沃尔玛甚至尚未问世。那一年，通用汽车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公司，此后不是通用汽车公司就是另一个大公司——埃克森公司独占鳌头。沃尔玛的成就还标志着一个更重要的经济转变——从生产商品向提供服务转变。1953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达到最高点——35%，从此就逐年下降。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字，到2010年结束的这个10年里，制造业将创造130万个就业机会，而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将高达2000万个。换一个角度看，今天在服务业中工作的人数是其他行业的4倍。即使在制造业中，服务在业务经营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

随着美国人的富裕程度日益提高，消费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开始把更多的钱花在服务方面——看电影、旅游、抵押买房、为房屋保险、偶尔到豪华饭店度个周末。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需求变化；本刊则认为这是本年度评出的100家最大公司中有64个是服务业公司的主要原因。

在未来几年，10种发展最快的职业中只有3种（软件工程、护士和电脑支持）能够赚到中等收入，其余的都可称作沃尔玛式的职业——收银员、售货员、食品服务，以及诸如此类的职业。总之，同过去相比，服务业正在提供更多很不错的就业机会。

这条新闻通过强调“沃尔玛百货公司是第一个跃居《财富》500强榜首的服务业公司”的意义以及沃尔玛的成就“标志着一个更重要的经济转变——从生产商品向提供服务转变”，反映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前景及其重要的经济意义。

在国际经济新闻的报道中，适当借鉴《华尔街日报》的写法，对化解经济报道的“三难”问题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