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响深远的革命

大国，或者在地缘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其政局动**，发生政变乃至革命，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格局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对这样重大的事件，报道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记者对事件当事方的了解程度以及对整体和局部局势判断与把握的深度。能经受时间检验的报道，不仅仅是历史，而且往往也会成为传奇。就像斯诺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准确预见一样，美联社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多年后也成为了经典。

【美联社莫斯科1917年11月7日电】题：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

今天（俄历10月25日）俄国政府在今年一年中第二次被推翻，这次革命的组织者是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

这是一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因为首都的军队没有做任何抵抗。布尔什维克从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总理的临时政府手中夺取了政权。临时政府是今年3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之后成立的。

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十月革命”（因为当时俄国仍在使用已经过时的儒略历）只是星星之火，但它将引起其他国家的革命。从流亡地芬兰刚刚返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列宁指出：“这只是迈向世界革命的第一步。”

利昂·托洛茨基将是新成立的革命政府的首脑。不过人们普遍认为列宁将成为决策人。新政府立即公布目前要做的几件事：进行和平谈判，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民，举行人们盼望已久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

布尔什维克的行动立即得到工人苏维埃组织——全俄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支持。列宁曾把这次革命的日期定在这个工人苏维埃组织第2次年会期间，以赢得包括这个组织在内的所有较大的革命政党的注意和支持。

布尔什维克是否能得到全国其他地区的支持还不清楚。目前他们仅仅控制了彼得格勒。据说，参加这次革命的只有3万人。

克伦斯基已经逃到莫斯科。人们认为他会设法在那里纠集一支忠于他的部队。一些人希望这场革命会以米凯尔大公领导下的君主立宪制而告终。米凯尔大公曾经在沙皇退位时被提名做继承人，但是后来遭到临时政府的排斥。

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从一开始成立就注定要被推翻。俄国沙皇被迫退位就是因为俄国在战争中一再失利和老百姓普遍挨饿，克伦斯基也丝毫不会比沙皇做得更好。临时政府并没有沙皇手中所拥有的那种权威去强迫他的士兵们为它作战，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赢得战争，但它又不肯按照德国人提出的条件结束这场战争。结果，战争一直拖下去，政府也失去了公众的支持。

布尔什维克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政权，尽管他们计划中的大部分内容在事先就被他们内部持不同意见者泄露给了报界。

几周前，布尔什维克组织了一个军事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这次起义。军事委员会便开始把政府军改编成革命部队。等到政府决定把忠于自己的部队调回来时，布尔什维克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并且占领了政府大厦和通讯中心。据报道，列宁已经发出命令，重新分配大产业所有者的财产。

二、令人生畏的政变

仅次于战争的军事政变和政治暗杀，是当今世界政治方面重要的暴力性突发事件。其诱因常见的有大国博弈、宗教冲突、种族仇恨、军阀混战、利益集团冲突等，复杂多样，是国际新闻重要的报道内容。

（一）没有被“愚人节”愚弄的采访

政变作为一些国家政治局势变化的重要事件，主要发生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并成为众多媒体报道的重要政治题材。下面这篇稿件记录了记者采访1981年4月1日发生在泰国的一次政变。

政变发生在愚人节

随着口令声和枪栓拉动的响声，我们乘坐的车子戛然而止。

在沙袋垒成的掩体后面，数十名头戴钢盔的士兵隐约可见。他们手中冲锋枪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我们。这时，从掩体里走出一名军官，看了我们一眼，然后冷冷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上哪儿去？”

“我们是中国记者，知道发生了军事政变，准备去陆军司令部采访。”我用英语回答。

“有证件吗？”军官问道。

看过我们的证件，他一挥手，示意关卡放行……

那是1981年4月1日清晨，一个普通的愚人节。

前一天晚上，我和几位同事都睡得很晚。临睡前，大家互相提醒，愚人节要注意假新闻，编发消息要核实。

天还没有大亮，床头柜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我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迅速拿起听筒。

“发生政变了，赶紧起床，准备出发采访。”听筒里传来首席记者杨木急促的声音。

为了通行方便，我们借用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一辆小车。刚上车，杨木就对我说：“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泰国陆军起事。经同另外一位记者核实，看来确实。”

我一面听着，一面打开车里的收音机。收音机里传出阵阵军乐声。“国家电台不会在愚人节搞这样危险的假新闻，军人肯定是利用这样一个日子搞政变了。”我向杨木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们一面交谈，一面沿着空****的马路前行。

车行至曼谷市中心的泰国国家体育场门前时，发生了开头描述的一幕。

过了关卡之后，我们驱车直奔总理府。往日只有荷枪士兵守卫的宏伟的白色建筑大院门口，两辆坦克各居一侧，炮口指向前方。坦克的后面有一队士兵在走动。我们下车，向士兵示意欲靠近他们，一个士兵坚决地作了停止前行的手势。我们只好回到车上，继续前行。

杨木很有经验。他对我说：“军队政变，一般要占领电台、电视台和政府要害部门。我们先到国家电台和电视台的所在地看看，然后去内政部、外交部，最后去陆军司令部。”此后，我们的车一路上都没有遭到阻拦，顺利地从电台、电视台绕到内政部、外交部，又原道返回到达陆军司令部的门口。

陆军司令部门口也有坦克把守，但看上去军人对记者比较宽容。10多名当地电视、报纸记者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互相交流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情况，士兵也不加干预，只是荷枪注视着，对新来的记者则要检查证件。

我加入了记者交谈的小圈子，渐渐地对前一天晚上的事变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

昨晚9时，曼谷市区灯光闪烁，车来人往。然而，位于大城路的国防部长官邸却格外宁静。朦胧夜色中，一队士兵静悄悄地围住了官邸的小楼。此时，61岁的总理兼国防部长、陆军总司令炳·廷素拉暖正在官邸的小楼上处理政务。

几个军官推门而入，其中有第四骑兵团团长马依上校、第二步兵团团长巴乍上校等少壮派头目。他们要炳总理作出选择：要么参加政变，宣布推翻自己的政府；要么辞去总理职务，交出政府权力。

在泰国，虽然早已实行了君主立宪制，但王权至今仍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没有国王的认可，任何政变都难以成功。炳总理巧妙地利用了泰国政坛这种特殊权力制约结构，以此次举动要谒见国王恩准为由，乘小汽车紧急进入位于曼谷市内的王宫禁地，并留在宫内。

陆军司令部门前的记者越聚越多。杨木要回分社组织报道，我留在那里继续采访。一位德国女记者直到上午9点多才赶到现场。一见面，她就懊悔地说：“听到电台广播政变的消息，我想起今天是‘愚人节’，以为是电台的恶作剧呢。幸亏我是杂志的记者，否则肯定要被解雇了。”

整个上午，以陆军上将讪·集巴滴马为首的政变集团没有向记者发布任何消息。然而，在这段时间里，被政变集团占领的电台、电视台却不断重复播出一个又一个的命令和通告，称炳总理已辞去总理和陆军总司令，企图告诉民众，政变已经成功。

但是，刚刚进入下午，记者中就传出这样的消息：国王和炳总理已经到达泰国的东部城市呵叻，组成了维护国家安全联合总指挥部，并亲任总指挥。一些带着收音机的记者立即调试不同频道，设法收听呵叻电台的新闻，但由于信号太弱，在曼谷很难收到。下午3点多钟，从呵叻传来消息，炳总理已在呵叻电视台露面并发表讲话说他仍是总理和陆军总司令。国王同炳总理一起赴呵叻的消息也得到了证实。

1981年4月2日，泰国“革命团”成员巴乍上校在王家田演讲，解释政变目的，表示要与政府军抵抗到底（新华社马胜荣摄）

此时，记者中议论最多的是双方是否可能开战。曼谷市周围地区有部分支持政变的部队，呵叻地区则是忠于炳总理的部队。双方实力相当，若开战必有一搏。但是，直到4月1日的深夜，双方只加强了“电波战”，没有武装部队调动的消息。

第二天一早，我和另一名记者又赶到陆军司令部。由于陆军司令部事实上已成为政变集团的指挥部，所以记者主要集中在这里采访。刚到那里，一位同军方关系密切的泰国记者就对我说：“海军和空军已明确表示支持炳总理，他们所属的电台、电视台开始转播呵叻电台、电视台的全部节目。”从实力上讲，泰国陆军举足轻重，海军和空军力量有限。但是，由于空、海两军电视台、电台在“电波战”中助了炳总理一臂之力，政变集团在宣传上已从优势逐渐变成劣势和守势。

我借了电话，向分社报告了解到的情况。突然，天空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记者们赶快找地方隐蔽。我找到一个墙角，蹲着往天上看，只见4架战斗机在上空盘旋，而且越飞越低。我心里一紧，以为要空袭了。于是赶紧拨通了分社的电话。当我再次抬头时，战斗机已经飞远了，而另一架小型飞机由远而近，向市区散发传单。一些传单飘到陆军司令部门前，上面写着炳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政变是非法的等标语。记者们估计，空袭暂时还不太可能。

4月2日的形势变化如此之快，恐怕是政变集团始料不及的。2日上午，海军和空军两位参谋长在呵叻电台发表讲话，否认参与政变。接着，四个陆军军区中的第二、三、四军区的司令又在电台发表了反对政变的谈话。下午，在陆军中颇有影响的前总理一江萨·差玛南乘直升机飞到呵叻，表示不支持政变集团。

整个下午，我都在陆军司令部的门口观察院内的动静。3点钟以后，司令部院内的一些军官有的交头接耳，有的急匆匆地进出于各办公室，神色有些慌张。

事实上，2日早晨，以炳总理为首的维护国家安全联合指挥部已经发布命令，要求政变部队于这天下午3时前撤回各自驻地，不许抵抗。在这个时限前撤回的部队将来可以从宽处理，这对政变者及盲从者起了很大的攻心作用。

这段时间，守候在陆军司令部门前的我，几乎得不到什么确切的消息，有关的消息都是泰国记者通过收听电台得知，然后转告给我的。虽然如此，我还必须坚守岗位，因为政变的指挥部在这里。

夜幕已经降临，记者们都没有离开。当时，我和其他记者预感可能发生突变，但又说不清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一面注视着陆军司令部院内的动静；一面寻找可供隐蔽的地点，以便一旦双方交火，可以有个藏身之处。结果整夜都是静悄悄的，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后来，我才知道，当天晚上政变集团的领导成员、原警察总监蒙猜借口回家洗澡，从曼谷投奔呵叻。此后不久，炳总理指挥的部队悄悄地包围了政变指挥部。讪·集巴滴马上将乘着夜色逃出了陆军司令部。另外两名政变骨干在曼谷市内视察政变部队时被捕。

4月3日上午9时40分，炳总理领导的政府军不流血地占领了曼谷。一场政变就此平息了。

上面是关于一次政变采访的全景式回忆文章，从中可以看到驻外记者如何获得线索、怎样追踪事态发展的大致流程。这次采访可以说是有惊无险——记者虽然已作好双方交火的准备，但政变被不流血地平息了。

安全，是进行这类采访所冒的头号风险。泰国政变素以“平和”著称，但即便如此，记者所冒的风险也是相当大的。

（二）政变的预测性报道

政变事前往往有相当多的征兆。事前能否预闻新闻线索、事发后可否深入跟进，对记者与媒体平时消息网的建设水平是一大检验。某些特别出色的专家学者，也可能在政变发生前就从蛛丝马迹或特殊渠道预知、预测到事变信息。追踪他们的研究成果，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络，是媒体和记者培养消息源、抢发新闻的基础所在。

预测报道十分考验记者拿捏问题的分寸——既要摆明理据，又要保持一定的模糊度，不能把话说得太满太死。

下面是路透社报道美国专家预测戈尔巴乔夫将被推翻的新闻，其中有很多值得学习的技巧，尤其是如何交叉运用多位专家的话说明预测的理据。

【路透社华盛顿1990年6月20日电】题：美专家赛姆斯估计戈氏可能被他解放出来的力量所推翻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美国越来越被看成是一位敢于解放有权势的改革派力量的领导人，但是最终可能被这些力量所推翻。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苏联问题专家迪米特里·赛姆斯说：“历史将把戈尔巴乔夫看成是一个打开闸门，但是无法控制洪水，而被洪水淹没的悲惨人物。”

他说：“我们将到达了解戈尔巴乔夫真实情况的时刻。”

这个时刻可能在苏联共产党于7月2日开始召开至关重要的代表大会时出现。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可能利用这些会议来放弃首脑的职务，以便围绕他的苏联总统的地位建立一个新的权力中心。

戈尔巴乔夫星期三（20日）在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暗示这个问题时说：

“我认为一些同志对待总书记和总统非常随便。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明天，或者说10天至12天以后，可能有另一位总书记。”

美国官员推测，戈尔巴乔夫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同他的国家的经济失败保持疏远的关系，办法是建立一种法国式的总统制。根据这种总统制，总统集中力量处理外交和安全事务，政府担负处理经济事务这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

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最紧要的两件事是拯救国家和拯救自己。拯救国家和自己比拯救共产党更重要。”

他推测，戈尔巴乔夫甚至可能设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吸收非共产党人参加，以便分担处理这个国家问题的责任。

根据这个方案，雷日科夫总理将成为这个国家经济衰落的替罪羊。但是分析家们不相信戈尔巴乔夫能够推卸掉最后的责任。

赛姆斯说：“戈尔巴乔夫打算通过牺牲雷日科夫来拯救自己，但是，鉴于人们普遍把经济一片混乱的责任归咎于他本人，很难看到这种办法将在多大程度上生效。”

据传统学会对外政策问题负责人金·霍姆斯说。

“现实情况是，他把越多的制宪权力集中在手里，他失去的权力就越多。苏联地位虚弱这种现实最后将会对戈尔巴乔夫的英雄形象产生不良影响。”

波士顿大学苏联问题专家拉阿南说，美国人仍然在考虑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好像他们有简单的答案。

他说，“人们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万灵药加以推广，但是付出了价格上涨和失业率增长的代价，它大概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这些问题是可能找不到解决办法的问题。美国人感到很难接受这一点。”

他还说：“戈尔巴乔夫已经使所谓的一种长期的精神不适变成很可能是致命的疲劳。”

赛姆斯指出，综观戈尔巴乔夫在历史上的地位，迄今他仅仅摧毁了旧的结构，但是却没有建立起取而代之的新结构。

戈尔巴乔夫在党代会上将面临重大抉择，要么与全心全意的改革共命运，要么看着党分裂，产生权力进一步分散瓦解的潜在灾难性后果。

赛姆斯说：“他在摧毁庞大的旧结构方面干得比较好，但不是一个好的建设者。我们仅仅从远距离赞扬这样的人。但是，与他们生活在同一战场上的人却认为他们不那么值得赞扬。”

他说：“戈尔巴乔夫必须完全放弃旧的政权，放弃旧的控制方式。最终判断领导人的标准不是看他们能摧毁什么，而是看他们能建立起什么。”

三、形形色色的政治暗杀

暗杀的历史源远流长，动机相差很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为了钱，有的是复仇，有的出于义愤，有的为了政治或宗教理想，有的出于国家利益，有的是想作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历史留名……当然，最古怪的动机莫过于美国青年约翰·W·欣克利。他在1981年3月30日向从华盛顿希尔顿饭店走出的里根总统连开6枪，目的竟是希望以此举博取好莱坞明星朱迪·福斯特的垂青。

（一）改变世界的政治暗杀

政治暗杀的对象，一般都位高权重；刺客一旦得手，难免风云变色，因此，政治暗杀从来就是国际新闻报道的重中之重。

人人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的人们当然都知道“奥地利王储在萨拉热窝遇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次政治暗杀事件不仅破坏了欧洲本来就难以保持的平静，而且把整个世界引向了灾难深重的战争深渊。但在刺杀当日以及之后直至战争爆发那段动**的时间里，媒体如何在混乱形势中理出头绪，给读者清晰的分析、准确的预测？下面路透社的两篇报道，以寥寥数笔，便把一个复杂的过程、纠结的事态勾勒得明明白白，显示了记者报道政治新闻的深厚功力与高超技巧。

【路透社伦敦1914年6月28日电】题：奥地利王储在萨拉热窝被刺

今天欧洲到处感到冲击波的压力，因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了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大公弗朗西茨·斐迪南德和他的妻子霍恩伯格公爵夫人。当他们的汽车穿过波斯尼亚萨拉热窝的大街时，他们双双中弹身亡。查明行刺者是个19岁的波斯尼亚学生，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他从手枪里射出7粒子弹。一粒子弹击中公爵夫人的胃部；另一粒子弹击中大公的脖子，几乎是立即身亡。公爵夫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

警方报道普林西普对行刺毫无懊悔之意。暗杀者告诉一位法官他要替受压迫的塞尔维亚人报仇。迹象表明这些暗杀活动是塞尔维亚组织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

这天的早些时候，有一次暗杀大公的未遂企图。他和公爵夫人正驱车前往萨拉热窝市政厅参加一个招待会，突然一颗炸弹扔到他们的汽车上。一位目击者说：“由于大公反应迅速和沉着，炸弹没有达到目的。他从汽车座位上拾起炸弹，扔到大街上。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

炸弹爆炸时，8人受伤，包括大公的副官。警察逮捕了一个叫加布里诺维克斯的年轻人。他们说他是一个在黑塞哥维亚当排字工人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据说他也没有懊悔之意。

在第一次事件后，队伍继续前往市政大厅，大公在那里气氛地宣布：“诸位先生，真是令人不能容忍。我们来到萨拉热窝访问却有人向我们扔炸弹。”开始，大厅里的群众不明白大公在谈些什么，后来，当他们得知有一个人试图用炸弹杀害他时，很多人欢呼起来。

有人告诫弗朗西茨·斐迪南德不要到波斯维亚去，但是他没有理睬。一位塞尔维亚部长说巴尔干半岛对奥匈帝国很是反感。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皇室家族中大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倾向于在这紧张地区做些让步。他曾希望给予斯拉夫人更多的自主权，甚至可能在巴尔干半岛创立第三个君主国。

整个欧洲似乎对这些暗杀活动有一种不祥的反应。从罗马教廷发来的报道说，庇护教皇重病在身，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祈祷。他昏厥过去并不得不由他人护送他回房间。威廉二世中断了波罗的海的一次赛马，匆忙回到柏林。弗朗兹·约瑟夫皇帝病倒了，他说，“可怕，太可怕了，我悲伤极了。”在伦敦，《每日新报》写道：“这次暗杀对欧洲来说像一次雷鸣。”伦敦《泰晤士报》说它使世界的良心在发抖。

【路透社伦敦1914年7月31日电】题：欧洲列强摩拳擦掌

一个月前，一名年轻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萨拉热窝开枪时，从他的手枪里射出的子弹可能是一场欧洲战争的第一枪。暗杀大公弗朗西茨·斐迪南德夫妇事件破坏了欧洲本来就难以保持的平静。这块大陆是个炸药桶。各国迅速武装起来，耗竭他们的国力并使全世界震惊。

德国已跃上军费开支的首位。它决定大幅度扩军，德国军费预算增加了50%。它去年花费了14亿马克，今年预算猛增到22.44亿马克。而且并不只是德国一个国家，俄国花费了18亿卢布，英国和法国也并不落后许多。

过去在俄德之间存在的友谊已完全消失，而奥地利和俄国之间在巴尔干半岛的竞争愈演愈烈。两国都想在这一地区扩大他们的势力。俄国担心奥国将通过进攻塞尔维亚和加强它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对暗杀大公事件进行报复。沙皇尼古拉二世上星期很显然和法国总统安克雷讨论了他所关心的问题。会谈后几小时沙皇就宣布他支持塞尔维亚，尽管有迹象表明暗杀大公在塞尔维亚是有计划的。

德国也向奥地利施加压力，证明它在巴尔干半岛是难以对付的。这个月上旬，威廉二世收到德国驻维也纳大使捎来的一封信。

德皇在页边的空白处写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必须永远把塞尔维亚消灭掉。”对于在巴尔干半岛使用武力的问题，奥地利一直在犹豫。但是这次暗杀和德国的压力结束了这种举棋不定的状况。上星期，维也纳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奥地利要求准许它援助塞尔维亚警察调查暗杀事件。塞尔维亚表示抗议，但是最后同意了。

很明显，德国担心一旦俄国人完成了重新武装自己的任务之后，将在1916年向德国进攻。为此，德皇和他的政府可能正在筹划向俄国发起先发制人的进攻。那样，德国在其西侧将会发生麻烦。俄国和法国结成盟国20多年，毫无疑问法国想从德国手中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不列颠是否参战还不太清楚。

（二）新新闻主义笔下的政治暗杀

新新闻主义（News journalism）又译作“新集纳主义”，被认为是20世纪实务新闻学最激进的一种报道理论。它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运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大力着墨于细节刻画。新新闻主义发展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对新新闻主义，业界、理论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反对者认为以这种混淆新闻和文学的报道方式写出来的新闻作品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值得怀疑，指责其玷污了客观、公正的崇高新闻理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确立，单个政要的作用不再如以前那般至关重要，牵一发动全身。而日益激烈的新闻竞争也改变着记者报道新闻的方式。李良荣曾经指出：“新新闻主义其实为新闻特写与通讯体裁的写作提供了全新的借鉴范式，甚至可以说是提供了变异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便出现如同好莱坞拍片一样报道总统遇刺的做法：

“我看见历史在爆炸……”合众国际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的情景。

那是1963年11月22日中午，肯尼迪总统的车队在去集市的途中穿过达拉斯市中心。总统要在集市向用午餐的听众讲话。

合众国际社是世界上相当有影响的一家通讯社。史密斯担任过22年的白宫记者，是一位享有特权的人物（一般来说，通讯社的记者要比其他记者离总统近一些，因为他们随时都会发稿）。当天，坐在集体采访车内的史密斯比在后座的主要对手——美联社记者以及其他两名报业联营的记者地位要优越得多：他坐在汽车的前排，靠近车载无线电话机。

当肯尼迪的车子在行车路线的尽头慢慢转弯时，子弹出膛了。时间指向12点30分。总统的轿车以及随行的警察和特工人员飞速离开。史密斯后来写道：“我们的车大概只停了几分钟，但就像停了好长时间。人们看到历史在眼前爆炸了，甚至对最训练有素的观察家来说，一个人的理解力也是有限的。”当集体采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史密斯拨通了合众国际社达拉斯分社的电话，找到了西南分部经理威廉·帕耶特。12时34分，合众社“A”线发出了这样的消息：

【合众国际社达拉斯11月22日电】今天在达拉斯商业区，有人向肯尼迪总统的汽车开了三枪。

合众国际社在纽约的总部发出“达拉斯，这里给你让路”的通知，要求其他所有分社的发稿都要限制，以保持达拉斯线路的畅通。在集体采访车上，史密斯抓住电话不放，美联社的杰克·贝尔用劲推他的后背，大吼道：“史密斯，把电话给我。”汽车开到帕克兰医院时，史密斯把电话扔给贝尔，冲向肯尼迪的汽车。他看到总统和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B·康诺利倒在他们妻子的怀里。史密斯打听总统的情况，听到特工处的克林特·希尔说：“他死了。”史密斯在一片混乱中跑进医院。他设法打通达拉斯分社的电话，开始口述后来获得普利策奖的那则报道。史密斯的“快讯”和消息挤进了线路。比平时长的“快讯”有些凌乱，一时失去了通讯社的正式风格。

快讯：肯尼迪严重受伤，可能因身中刺客子弹而受了致命伤。

杰克·法龙在分社做记录，后来人们把写出这篇流畅的稿件的功劳归功于他。这篇报道匆匆送上合众国际社的广播线路。几分钟后，美联社证实了这个可怕的消息。下午1时32分，美联社发了一条快讯：“两位牧师说肯尼迪已经去世。”这时，美国全国的电视机几乎都打开了。在纽约市，观众收视率从30%急升至70%。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克朗凯特急忙冲进新闻编辑室，开始播报第一则详细报道。他和其他电视网的同行都得到了美联社的快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台已经通过丹·拉瑟在得克萨斯的报道，宣布总统已去世。接着是美联社的报道予以证实。下午1时35分，合众国际社说：“快讯，总统去世。”克朗凯特眼泪汪汪，其他数百万美国人也是这样。

晚了一步的路透社，其综合报道言简意赅：

肯尼迪遇刺丧命（主）

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副）

肯尼迪总统今天在这里遭到刺客枪击身死。

总统与夫人同乘一辆车中，刺客发三弹，命中总统头部。

总统被紧急送入医院，并经输血，但不久身死。

官方消息说，总统下午1时逝世。

副总统约翰逊将继任总统。

而史密斯绝不想浪费手中大量的一手素材，他在第二天清晨发出特写，详细地描述了整个过程，并因此获得普利策奖。

“我看见历史在爆炸……”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11月23日电】这是一个十分迷人的、阳光和煦的中午，我们随着肯尼迪总统的车队穿过达拉斯市的繁华市区。车队从商业中心驶出后，就走上了一条漂亮的公路，这条公路蜿蜒地穿过一个像是公园的地方。

我当时就坐在所谓的白宫记者专车上。这辆车属于一家电话公司，车上装着一架活动无线电电话机。我坐在前座上，就在电话公司司机和专门负责总统得克萨斯之行的白宫代理新闻秘书马尔科姆·基尔达夫之间。其他三名记者挤在后座上。

突然，我们听到3声巨响，声音听起来十分凄厉。第一声像是爆竹声，但是，第二声和第三声毫无疑问就是枪声。

大概距我们约150码或200码前面的总统专车立刻摇晃起来。我们看见装有透明防弹罩的总统专车后的特工人员乱成一团。

下一辆是副总统林顿·约翰逊的专车，接下去是保卫副总统的特工人员的专车。我们就在这后面。

我们的专车可能只停了几分钟，但却像过了半个世纪一样。我亲眼看见历史在爆炸，就连那些饱经风霜的观察家，也很难领悟出其中的全部道理。

我朝总统专车上望去，既没有看见总统，也没有看见陪同他的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诺利。我发现一件粉红色的什么东西晃了一下，那一定是总统夫人杰奎琳。

我们车上所有的人都朝司机吼了起来，要他将车向总统专车开近一些。但就在这时，我看见高大的防弹玻璃车在一辆摩托车的保护下，嚎叫着飞速驶开。

我们对司机大喊：“快！快！”我们斜插过副总统和他的保镖车，奔上了公路，死死地盯住总统专车和后面特工人员的保镖车。

前面的车在拐弯处消失了。当我们绕过弯后，就可以看到要去的地方了——帕克兰医院。这座医院就在主要公路左侧，是一座灰色的高大建筑物。我们向左边来了一个急转弯，一下子就冲进了医院。

我跳下汽车，飞快跑到防弹玻璃车前。

总统在后座上，脸朝下，肯尼迪夫人贴着总统的身子，用双手紧紧将他的头抱住，就像在对他窃窃私语。

……

专门负责总统夫人安全的特工人员克林特·希尔正靠在专车后面。

“他伤势有多重？克林特，”我问道。

“他快死了，”他简单地回答说。

我已记不起当时的详细情景。我只记得一连串急促的吆喝声——“担架到什么鬼地方去了……快将医生叫到这儿来……他来了……快，轻一点。”在不远的地方，还有可怕的抽泣声。

我抄一条小路径直冲到了医院的走廊上。我首先看到的是一间小办公室，这儿根本不像办公室，倒像一个电话间。办公室里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正在摆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表格。在一个像银行出纳台那样的小窗口，我发现木架上有一部电话机。

“怎样接外线？”我气喘吁吁地问道。“总统受伤了，这是紧急电话。”

“拨9，”他边说边将电话推到我身旁。

我连拨了两次，终于接通了合众国际社达拉斯分社。我用最快的速度发了一个快讯：总统在穿过达拉斯的大道上遭到枪击，总统伤势严重，可能是致命的重伤。

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正在竞选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期间被暗杀（新华社稿）

我正打着电话时，抬着总统和州长的担架从我身边经过，由于我背向走廊，直到他们到距我75英尺或100英尺的急救室门前，我才看见他们。

我从窗口外的人的脸上突然出现的恐惧神情上知道他们已过去了。

我站在通往急救室的淡褐色走廊上，一边向合众国际社打电话报告枪击时的情况，一边紧盯着急救室外面，看会出现什么新情况。这时，我眼前展开了一片忙乱的景象。

白宫新闻秘书基尔达夫上气不接下气地在走廊上跑来跑去。警官拼命地嚷嚷，“让开！让开！”两位神父，手里提着紫红色袈裟的衣角，紧跟在一名特工人员后面走了进来。一名警官中尉手捧一大瓶血浆走到走廊上，一位医生也来了，他说要将所有的神经外科医生都叫来。

神父从急救室里走了出来，说总统接受了天主教的最后圣礼。他们说，总统还活着，但昏迷不醒。总统办公室的人员陆续来到了，他们乘的车在我们后面，由于交通阻塞，被迫姗姗来迟。

当时在医院中急需电话，我将电话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紧紧抓住不放。我不敢离开那儿，怕失去与外界的联系。

这时，我看见基尔达夫和白宫另一名工作人员韦恩·霍克斯从我身边跑了过去。霍克斯边跑边喊：“基尔达夫马上要在护士值班室发表声明。”

护士值班室就在上一层楼的尽头，我急忙撂下手中的话筒，紧跟在他俩后面。当我们一到值班室门口，就听见里头在大声地喊：“请安静！”基尔达夫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宣布说：“约翰·肯尼迪总统约在一点钟逝世。”

……

我们在离总统专机约200码的跑道边跳下车时，基尔达夫看见了我们。他示意要我们赶快。我们跑到他跟前，他说，机上只能上来两名记者，约翰逊就要在机上宣誓就职，飞机然后就立即起飞。

我看见跑道旁有一排公用电话间，问是否有时间让我向我的上司报个信。他说，“上帝保佑，要抓紧时间。”

接着，又是一场电话战。达拉斯总机占线。我拨华盛顿，所有电话都占线。我又拨合众国际社纽约分社，终于接通了。我告诉说，新总统就要在飞机上宣誓就职。

……

仪式只进行了两分钟。在东部时间下午3点38分结束，过了片刻，总统就斩钉截铁地宣布：“现在立即起飞！”

专机驾驶员詹姆士·史温达尔上校立即启动右舷的发动机。这时，有好几个人走出了飞机，其中包括威斯汀豪斯广播公司记者锡德·戴维斯。由于飞机载人有限，白宫官员只允许两名报业联营记者留下。我和罗伯茨被选中了。实际上，我们在机上也没有座位。

在东部时间3点47分，“空军一号”的起落架离开了跑道。史温达尔将这个空中庞然大物一下子升到了41000英尺的高空，飞机以每小时625英里的速度，向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去。

当总统专机达到巡航高度时，肯尼迪夫人离开了卧室，向飞机后舱走去。这里是所谓的家庭起居室。就在这里，她曾同肯尼迪、同亲人和朋友们一道叙谈和用餐，度过了许多令人兴奋和激动的时光。

肯尼迪的遗体就停放在这里，是由一群特工人员抬上飞机的。

……

当我们乘坐的直升飞机在暮色中盘旋，就要在白宫南草坪降落时，谁会料到，6小时前，约翰·肯尼迪还是一个欢快活跃、笑容满面、精力充沛的人啊！

史密斯抢报肯尼迪遇刺，是新闻史上津津乐道的轶事。若逐句分析其特写的写作技巧，完全能就此做一篇论文。可这没有意义，因为写作功底固然重要，但在这篇特写里，记者的观察才是报道的核心。这篇文章其实能当做一部惊险片的剧本大纲。

像剧作家一样组织报道，这是强调体验的所谓“新新闻主义”提倡的写作新闻的方式。它建议记者在报道真人真事时，融入小说的写作技巧，注重人物的内心世界，重视对话、场景和对事件的细节刻画，对传统的“客观性”理论提出挑战。1973年，在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和约翰逊（E.W.Johnson）联合编辑的《新新闻主义》一书的绪言中，其概述了“新新闻主义”写作手法的四大特点：第一，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描写事件，避免使用传统新闻报道中的历史叙述方式。第二，每一幕场景由一个特定人物来呈现，即通过一个亲历事件者（如作者本人）的所见所想表现场景。第三，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集中使用对人物的社会生活地位有象征性作用的细节（如人物的姿态、习惯、举止、表情、家庭布置、对上司下属的态度等），采用文学的表达技法。第四，描写细节，烘托气氛。可见，这种新闻写作方式很适合用来报道戏剧性强、场景重要、冲突激烈、气氛紧张、发展曲折的新闻事件。

（三）阴谋被挫败的政治暗杀

政治暗杀的戏剧性让挫败暗杀图谋成为同样重要的新闻事件，记者可以就此写出引人注意的稿件。2003年10月19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的“暗杀普京总统的阴谋”，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暗杀普京总统的阴谋

戴维·莱帕德

伦敦警察厅反恐处逮捕了俄罗斯情报部门的一名变节特工，从而挫败了一起暗杀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阴谋。

被捕的这名前克格勃少校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杀手，也是伦敦警方在上周末接到举报后抓获的第二个俄罗斯人。据称，这两个人试图游说英国的俄罗斯流亡者参与暗杀行动。

伦敦警方昨晚证实，这两个人一个40岁，一个36岁，都是上周日在伦敦被捕的。他们已于17日获释，前提条件是返回莫斯科。

按照这些人的阴谋，普京将在出访时被一名狙击手开枪打死。伦敦警方在九天前侦破了这起阴谋。此前，他们收到了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的一份详细的书面陈述。

3年前叛逃到英国的利特维年科说，他认定，刺客——他以前在克格勃的同事是潜伏在联邦安全局的间谍。据他所知，这个叛徒是联邦安全局的一名职业杀手。他的书面陈述共10页，是当着两名英国资深律师的面起草的。

据说，这名特工在跟利特维年科的几次电话联络和一次会面中大致描述了暗杀计划。他对利特维年科说，普京必须被推翻。了解此次调查内情的人士透露：“他告诉利特维年科，普京必须被干掉。”

本报得到的材料显示，上述两人于本月早些时候从莫斯科抵达伦敦，并住进埃奇韦尔大道的希尔顿大都会饭店。其中一人打电话给利特维年科要求立即见面，地点约在莱斯特广场一家面馆外面的长凳上。

见面后，这位俄罗斯特工——代号为P少校——说，他认识联邦安全局负责普京出访安全事务的一名高级军官。在普京出访期间，这位军官可以事先通报其行程路线，以便于刺客进行筹划。据知情人士透露，P少校声称，暗杀行动将由车臣分裂分子来完成，他们将在普京路过的某个地方端着狙击冲锋枪突然冒出来。这位知情人士还说：“P少校表示，普京必须被推翻是因为他在掏空国库，最终会让所有人都进监狱。”

利特维年科告诉侦查人员，刺客让他约见了不久前刚刚在英国获得避难权的俄罗斯大亨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他们显然希望别列佐夫斯基为这次行动提供经费。

朋友们说，利特维年科和别列佐夫斯基担心这是有人想设计陷害他们，于是马上报了警。

写出这样稿件，前提条件是记者要有新闻来源。这种来源可能是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也可能是情报机构或警察局的新闻官。最重要的是，新闻来源一定要权威和准确，否则会招惹很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