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就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中华民族”符号的传播和观念认同广度而言，报刊宣传，中小学历史地理教科书的民族教育，新生的电台广播[1]等现代媒体，以及抗战歌曲传唱等所发挥的多媒介作用，均功不可没。
以抗战歌曲为例。像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这样流传到中华大地各个角落的歌曲，其歌词中飞扬的“中华民族”概念，可以说就被以一种或深沉或激昂的旋律，永久地烙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间。如前者就不停地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愤怒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而后者则深情地倾诉：“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里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第2乐章）“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第7乐章）
抗战时期，类似这种肩负传播现代中华民族理念以凝聚全民族感情之神圣使命的抗战歌曲，可谓不胜枚举。像凯丰作词、吕骥作曲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中就写道：“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中也写道：“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当时，还有不少歌曲在歌名里就带有“中华民族”一词和概念的，如《中华民族决不亡》[2]《中华民族不会亡》[3]等，它们在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社会化传播方面，显然具有别的媒体所难以比拟的功能。如由著名音乐家吕骥作曲、野青作词的著名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就这样唱道：
奋斗抵抗，奋斗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
奋斗抵抗，奋斗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
国难当头，不分党派齐奋斗；
暴日侵凌，男女老少齐抵抗。
齐心奋斗，合力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
齐心奋斗，合力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
图4-1 1935年完成，抗战时期广为传唱的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抗战歌曲的传唱已经成为一体化“中华民族”符号和观念广泛传扬、得到社会强烈认同的极为有效的途径。
不过，若就现代中华民族观念认知的深度来说，此期更值得重视的，还是那些阐述和宣传这一整体观念的各类专门著作。这些著作不少具有普及读物的性质，此期得以更大量出版，流传极广，可以说超出以往任何时期。除前文曾经提到过的那些著作反复出版、继续流播之外，其他的值得一提的还有：施瑛的《中国民族史讲话》（1934，1945）、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1935）、吕思勉的《中国民族演进史》（1935）、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1936）、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36）、陈健夫的《西藏问题》（1937）、张元济的《中华民族的人格》（1938）、罗家伦等的《民族至上论》（1938）、熊十力的《中国历史讲话》（1938）、萧一山的《民族之路》（1940）、张大东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1941）、俞剑华的《中华民族史》（1944），等等。这些著作有的书名上虽称“中国民族”，书中的目录标题和内容里却大量使用“中华民族”概念。
图4-2 俞剑华《中华民族史》书影
图4-3 施瑛《中国民族史讲话》书影
在这些著作中，又以带有民族史性质和包含有相关内容的论著为最多，它们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构成成分、地域分布、历史发展的分期（包括几大民族混合时期），乃至民族文化的特征、民族性格与精神等，均进行了各自的阐发，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却都致力于传播全民族整体化的中华民族意识，以激发团结抗战的力量，所谓“叙述中华民族历史之悠久与光荣，以振起热烈民族意识”是也。因此，在叙述之中，它们也往往自觉意识到“不作此疆彼界之分”，认定“中华民族已结合为一体，故过去历史上，无论汉族，蒙族，或其他各族之光荣事迹，中华民族之全体，均当引为光荣”，“过去历史上各民族间之摩擦或战争，皆为当时情况，已成过去，与今日无关”，等等。[4]不仅如此，不少著作还开宗明义，公开表明反对民族分裂，维护中华民族整体性的严正立场，如1934年，施瑛在《中国民族史讲话》一书中就写道：
现在组成中国国家的民族，叫做中华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的各系，照现在的名称，是汉系、满系、蒙系、回系、藏系及苗瑶等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本书称作“中国民族史”，其实就是叙述中华民族的组成史，就纵的情形来看，在四五千年中，住在中国的各系民族，怎样的由分到合，由零趋整，组成现在拥有人口四、五万万的中华民族。（见该书“总说”）
中国国家，由中华民族所建立。今日的中华民族，非老朽的民族，相反地，而是新生的少年。中华民族，原由若干系组织而成；这若干系的人，在过去中国的地域上活动，终于互相融合，而成一心一德兴国建业的中华民族，到现在始奠基础……自逊清中叶以来，中华民族各系，已渐一致而成一大集团。今则疆域泯灭，同舟共济，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中，建立泱泱大国，以求恢复古昔的光荣。各系的名称，也快成为历史上的名词。整个中华民族，是不可分裂的。若妄拾历史上的名词，以求脱离祖国，而为他族的奴隶，这不但无颜见其列祖列宗于地下，也简直是中华民族的大罪人。所以本书开宗明义的话，或者是最后的结论，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各系，有其悠久的历史，是不可分裂的”。（见该书“小引”）[5]
这里，作者既正视了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民族”身份，在叙说它们化合成整个“中华民族”时，又“机智”地以各“系”相称述，从而既避免了字面上“民族套民族”的外在矛盾，又与那些直接否认其为“民族”的官方说法保持“不冲突”状态。相对来说，此种表述很能代表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结束前后国内一部分较为审慎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之普通意见。
同歌曲传唱和专门著作等相比，当时流通于社会上的各种中小学史地教材、社会教材等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传播和渗透的影响，同样值得重视，甚至更加值得重视，特别是历史教材。因为它们既有社会化的普及广度，又以一种较为系统、权威性的知识化传通形态表现出来。本书第三章已谈到中学历史教材，不再赘述。此处不妨再补充一点有关社会教材的内容。如193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社会课本》谈到有关问题时，就写道：“我们中华民族的人们，包有汉、满、蒙、回、藏、苗、瑶、黎等族，统称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主要分子是汉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九，散布全国各省……”[6]这种小学社会课本的传播范围之广和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除相关专著和教科书之外，这一时期还有大量学者和文化人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论文和各式文章，来表达和传播现代“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就学者而言，他们既包括人类学（含民族学）学者，也有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他们乃是现代中华民族认同过程中重要的学术文化引导力量。
仅以民族学和人类学者为例，认同和积极传播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著名学者就有芮逸夫、谢康、黄文山、林惠祥、黄奋生、吴定良、江应樑等。如谢康1940年发表《民族学与中华民族的认识》一文，即表现出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该文指出，中华民族以文明悠久、人数繁多冠于全球，然而认真从客观上研究中华民族的总体或一部分，应用生物科学、社会科学的法则特别是民族学和民族志的方法与经验来从事研究的著作，无论是中国学者或是外国学者，都还不多见，以致关于中华民族的来源、构成、性格特点，甚至关于中华民族的活动范围等，世界上都流传着各种误解和误识。因此加紧对中华民族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谢康看来，对中华民族的研究既要探讨“血清”和“头骨”等体质人类学的内容，更要从社会、历史和文化各方面去作民族学和民族志的努力。他研究的结果，对“中华民族”及其内部结构形成如下综合性认识：
谢康（1899—1994），广西柳城人，留法归国的文学博士，研究社会学和民族学，也懂得政治学。故他对英法文中nation现代含义的把握自然准确，而由此形成的对于“中华民族”的综合认知与整体概括，也可以说较为正确完整地揭示了其时代的政治文化内涵。不过在谢康那里，这种认知同他对“人种”和“民族”关系的看法，是联系在一起的。谢康认为，“人种”不仅包括原始的意义，也包括其后来演进的意义，而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前所谓人种，大概血统的意味居多，而现今所谓人种，已经参杂了很多文化的、历史的演进的成果”。正鉴于此，他给“人种”（race）的定义，就自觉将自然与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综合了起来：“‘人种就是一种居民的综合体，这些居民底心理上潜伏的或显著的性格及其人类生物学的条件或因素（血缘与头骨）曾经构成一种与他族特异的单位’。这个‘人种’如果是称呼多数的话应该说人类各民族，有时也简单称为‘民族’。”[8]应当说，这与当时仅从血缘角度理解人种或种族，或者仅从社会文化角度理解“民族”者，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谢康不是将race与nation简单对立与割裂，而是力图找到两者之间的连接点，这就是他何以一面将“汉满蒙回藏”对应为race，而同时又将其称作“民族”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在他看来，“汉满蒙回藏”虽称作“民族”，但却是作为广义race（自然血缘因素与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综合而成、接近于ethnos）的民族，即族裔或种群民族；而中华民族则是作为nation（广义race因素+共同国籍）的民族，即国民（家）民族，故又可称“中华国族”。也就是说在谢康那里，同称“民族”，却具有不同的内涵。
与前述“中华民族复兴”等话语一样，上述这些著作、教科书、论文既是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直接产物，又反过来通过其所叙述的民族和民族史知识等，直接间接地解读和阐发这一观念的内容，从而对这一观念的社会化渗透和现代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