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年初，有一篇题为《中华民族的研究》的长文公开发表（作者为王启汾，生平不详），可以说代表了此前有关“中华民族”认知所已达到的较高自觉程度和学术水准。该文的副题为“依据近代学者的成绩”，也就是根据孙中山、梁启超和其他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讨论，对此前的有关认识做一自觉总结。在该文中，作者首先对“民族”一词做了“正名的功夫”。认为梁启超所谓“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的意见，“太富于玄学的意味了”，无法赞同；倒是孙中山将民族看作“天然力造成”的群体之看法，更符合事实。而他本人则宁愿将“民族”界定为“一种血缘最相接近的群众结合，而且具有共同的文化上的特点”。由此出发，他还对有关“中华民族的发生”问题之各种说法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所谓“本土说”和“外来说”目前均难以确定，但无可置疑的是，无论就身体上还是行为上的性质来看，都能够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血缘混淆的民族”，它在种族和民族的来源上肯定是“多元”而非“一元”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构成分子”问题，作者考察各种说法后，得出五个结论：“第一，中华民族的构成分子是非常的繁多而复杂；第二，各构成分子的并合入中华民族的时期有先后的不同；第三，各构成分子并合入中华民族时彼此有多寡的不同；第四，在不同地方的华族所含有的各构成分子的遗传质量也不同；和第五，中华民族现在还是（在）不停的吸收异族的成分。”这显然比此前梁启超的有关说法，又进一步地丰富了。除此之外，本文作者还专门谈到了“现代的中华民族”。他强调指出，“各处的中华民族因地理上和遗传上不一致的关系，所以他们的身体上行为上的性质，以及风俗上习惯上的特点也是很有差别的。除了这些差别之外，中华民族仍有他自己独立而统一的特性”。那么其彼此的共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作者进而指出：“中华民族是黄色人种的一支，在形态上和生理上的性质有共同的特色是显而易见的。这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在行为上相像之处也颇不少，例如：喜欢妥协，偏向主观，不修表面，因袭旧习，消极而且阴柔，顺从自然，安息听天命等。”[132]虽然，这些所谓行为上的共同性之概括，尚属肤浅、庸泛，甚至过于随意而充满矛盾，但作者明确提出组成“中华民族”的国内各民族除了存在各自的特点和差别之外，“仍有他自己独立而统一的特性”这一思想命题，毕竟还是在做一种积极的思想努力，是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史上所不容忽视的进展。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五四”以后至“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前，现代中华民族认同有一个突出的社会化表现或标志，那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一词，已开始在中国被越来越多地加以使用了。这一时期，不仅国民党人和国家主义派（后成为青年党）人士，共产党等其他政治派别和思想人物，也都已在中国各民族人民相对平等构成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上，频繁地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和概念。如信仰共产主义之前的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首次使用，就出现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1919年8月4日，他在《湘江评论》第4号发表那篇引人注目的《民众的大联合》（三）一文，特别强调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功。”[133]从而表明了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立场。1922年，中共在“二大”宣言里正式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目标。1926年《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中，甚至还喊出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由此可见一斑。不过，由于受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接受“民族自决”理论，主张与国内各民族组成“中华联邦共和国”，其所谓“中华民族”，内涵往往较为含混，不少时候实际指的还是汉族或汉化民族的整体。[134]这种情况直到全面抗战前夕，才得以根本改变。

“五四”之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不同的政治和思想派别对于“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在具体内涵上还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国共之间，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要谈到），但没有疑问的是，他们大体上都认同了中国各族人民结合而成的整体具有一种全方位的一体性，不仅拥有共同的现代国家的国民身份及其所辖的生息地域，拥有着各种亲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同时还拥有着共同的民族命运和民族前途。而这些，也正是中国各民族一体性之现代观念得以发展和传播的重要社会基础和认知前提。

但也必须指出，这一时期，反映中国各民族整体性认同的词汇，除了“中华民族”一词广泛传播之外，“中国民族”一词也仍然很常见，同时还出现了“全民族”等其他具有类似意义的关键整合性词汇。这也是很重要的，它反映出在当时，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整体认同已成为一种不可抑制的时代趋势。

比如，1925年，中共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等文件中，就都在各民族整体性认同的意义上，自然而然地反复使用了“全民族”一词。像《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就有这样的用语：“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又写道：“上海上流社会和各报新闻记者已多少暴露其（与帝国主义——引者）调和妥协和‘速了’的倾向……这种倾向若不停止，实大有害于全民族的利益”[135]等，这里的“全民族”一词，不过是中国国内各民族一体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其中，当然也包含着政党的民族政策和政治策略的考量因素在内。

不过，“全民族”一词更为广泛的使用和“中华民族”成为极度流行的固定词汇（绝对压倒“中国民族”一词的使用），还是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才得以实现。

[1] 见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高等小学用）第4册，第20课“民国统一”部分。书中《（秋季始业）新历史编辑大意》之四、五两条明确表示：“本书编辑之要旨，在使儿童知国家文化之悠久，民族之繁多，以养成尊重国粹、亲和各族之观念，植中华民国国民之基”；“民国肇建，合五大族为一家，故本书尤注重于国土之统一、种族之调和，而于五大族之豪杰，择其最有关系者，一律编入本书，以资儿童观感，务使此书为民国五大族共同适用之书”。可见其实行新式教化自觉之一斑。感谢毕苑帮助查找此条材料。

[2] 阙名：《仇一姓不仇一族论》，《民报》1908年第19号。

[3] 刘揆一的《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原件，现藏于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杨天石先生就曾查到刘揆一此文。1988年2月9日他在《团结报》上发表《从“排满革命”到“联满革命”》一文，曾率先简要介绍该文内容。饶怀民教授早年编辑《刘揆一集》时并未收入此文，但他后来托朋友复印到此文，并在其新著《刘揆一与辛亥革命》（岳麓书社2010年版）中，将其全文引录，而且还发现此文之前曾以《汉满蒙回藏民党联络意见书》为题，发表在1911年3月11—12日的《民立报》上。不过，杨、饶二位虽然都肯定了此文在革命党民族观问题上的进步，并将其视为同盟会斗争策略改变的重要证据，但却都没有明确将其放在“五族共和”的思想脉络里去加以论析。

[4] 以上所引见刘揆一：《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239页。

[5] 刘揆一：《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239页。

[6] 曹亚伯：《武昌起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0页。

[7] 可参见村田雄二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8] 参见杨昂：《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

[9] 这一看法，笔者曾以《辛亥革命时期“五族共和”论形成问题再探讨》（提纲）为题，提交给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笔者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主办、许纪霖教授主持的“中华民族的国族形成与认同”学术研讨会，又提交了“‘五族共和’说的形成、传播与近代‘中华民族’论”的主题发言提纲。感谢会上会下多位同道曾予指教。

[10]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1页。

[11] 可见康有为的内容互有出入的三份《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的第2份，手稿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见《康有为全集》第9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207页。作于1911年11月，1913年连载于《不忍》第7册的《救亡论》，也谈到类似内容。其标题为“民族难定、汉族中亦多异族，而满族亦主黄帝考”。

[12] 康有为：《致某君书》（1911年底）和《拟宣统皇帝罪己诏》（1911年），《康有为全集》第9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253页。

[13] 无妄：《中国存亡问题系于民族之离合》，《大公报》1911年11月19日。

[14] 《宣统政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18辑，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1页。

[15] 有关清帝逊位诏书的政治法律意义问题，法学界的高全喜、杨昂、章永乐、常安和史学界的杨天宏等曾有过一系列文章讨论，颇有价值，值得关注。具体可见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8—87页。

[16] 《临时政府公报》第56号，1912年4月3日。

[17] 《与刘揆一等发起组织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7页。

[18] 《临时政府公报》第56号，1912年4月3日。可另见《黄兴集》。

[19] 《中华民族大同会支部成立纪事》，《申报》1912年6月9日。

[20] 《满洲人权之保护者》，《申报》1912年6月14日。

[21] 分别见《申报》1912年4月13日，5月27日，5月26日有关报道。

[22] 杨筱农：《伊犁革命回忆录》，《天山》1934年第1卷第1期。

[23] 北京市档案馆藏有有关档案，可见刘苏选编：《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章程》《平民党宣言书暨暂行章程》，《北京档案史料》1992年第1期和第3期。

[24] 袁世凯乃清末立宪派大官僚，他的“民族大同”思想显然表现出对立宪运动期间有关思想的直接继承。

[25] 见《申报》1912年6月11—12日《姚锡光等发起五族国民合进会启》。另见刘苏选编：《五族国民合进会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2年第2期。其中除了“会启”和“简章”外，还有“支会章程”，呈请立案呈文、组织构成条款及内务部批文等内容。内务部批文曰：“查所呈各节系为五族国民谋同化起见，尚无不合，本部应准备案，仰即知照。”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五族国民合进会启》小册。

[26] 熙斌：《种族同化论》，《中国同盟会杂志》第3期。

[27] 《国民党宣言》，《民立报》1912年8月18日。转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9页。

[28] 吴贯因（1879—1936），广东澄海人。1907年赴日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史学系，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并结识梁启超。1912年归国，与梁一起创办《庸言》杂志。1913年，梁启超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时，他任卫生司司长。1927年后弃政从学。著有《史之梯》《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变迁》等。

[29] 这从稍后谈论此一问题的论文和后来编写的各种中华民族史著作中许多都参引此文可知。如1917年《东方杂志》第14卷12号转录《地学杂志》的《中国民族同化之研究》一文就声称：“作者本历史事实，以研究中华之民族，所依据者，为吴贯因氏之《五族同化论》，章降氏之《种姓篇》。”该文探讨“中华民族同化”问题，强调五族之外，苗族也属中华民族的重要构成成分，并多次在国内民族一体化的意义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30] 吴贯因：《五族同化论》，《庸言》1913年第1卷第7—9号，此段引文出自第8号。

[31] 吴贯因：《五族同化论》，《庸言》1913年第1卷第9号。

[32] 光昇：《论中国之国民性》，《中华杂志》1914年4月16日创刊号。此后，光昇又将此文做了较大修改，以《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为题，载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重点改论国民性之弱点。

[33] 受此种“五族同化论”思想影响，主张将五族建成一“中华民族”的论说还有一些。如1916年6月《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卷就曾载凌树勋讲演的《五族同化之历史及其关系》一文，也主张“中国欲争存于今日，而谋根本之计划，非合五大民族组织一完全团结之中华民族不可”。认为对国内少数民族“施完全教育”，不难实现“同化”，“而中华民族不难组成。即不患无中华民族主义发扬于东亚之一日”。

[34] 国内外以前都提1913年1月达赖喇嘛宣布“独立”事，但据有学者最新研究，严格说来，并不存在此事。达赖喇嘛发布的例行的《新年公告》，其实并未正式提到“独立”问题。声称西藏和蒙古为两个“独立国家”的所谓《蒙藏协定》，不过是俄国间谍德尔智擅自代表西藏所为，它不仅没有得到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的承认，连热心此事的俄国和英国也不予承认。甚至十三世达赖本人也予以否认。见喜饶尼玛：《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7页。另外，十三世达赖与中央的矛盾激化始于1910年，也并非直接为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所致。

[35] 《西盟会议始末记》，转引自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36]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37] 见2001年10月16—19日“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学者巴斯蒂（Marianne-Bastid-Bruguiere）提交的论文《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的民族国家》，后收入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51—974页。文中所提《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系引自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扎奇斯钦：《蒙古之今昔》，“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版，第214—215页。

[38] 此为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一）的首句，可另见徐有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5，“函牍”，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第2页。

[39] 见《申报》1912年12月20日《俄蒙交涉档案》（六）中的《取消库伦独立之往来电报》。其有关内容与前文提到的《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内容基本相同，只有个别文字差异，如前文里的“边事日棘”，这里写成“边事孔棘”。

[40] 《十一月三日大总统告令》，《申报》1914年11月6日。另，《申报》1914年10月25日所载《严几道新提出之立国精神建议案》和10月27日《申报》所载远生《政闻拾零》，皆有相关报道。

[41] 《命令》，《申报》1915年1月3日。

[42] 如袁世凯曾在一告令中写道：“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我中华民族自有史以降，千百年间，能保吾先世圣哲师匠之遗，大者风化，小者艺事，咸维持不坠，以至今日犹得以文明国称者，敬教劝学，举国所崇，虽中更世变，未有历百年而不修者也。”见《中央命令：大总统告令》，《浙江警察杂志》1914年第11期，第3—5页。

[43]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6页。

[44] 参见常安：《清末民初宪政世界中的“五族共和”》，《北大法律评论》第11卷第2辑，2010年。另见《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8月1日。

[45] 李永伦：《试析孙中山民族平等的思想》，《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亦可参见耿云志：《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46]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3—474页。

[47]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9页。

[48] 可参见唐仕春：《绥远土默特摊差交涉：五族共和下的蒙汉族群互动（1911—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321页。该文从摊差交涉这个具体视角入手，应用社会史的方法，对北洋时期五族共和旗帜下绥远土默特地区蒙古族、汉族关系朝着“真正平等”的方向变迁的具体情形之真实揭示，值得参看。

[49] 1913年《藏文白话报》创刊号上的“发刊词”里就强调，“其用意，以中华民国优待蒙回藏，与以前理藩部时代不同，取其施行政令，公布周知，以免致传闻失实，且冀蒙回藏同胞，以中华民国为前提，合力并进”。还声言：“蒙回藏之与汉满，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优秀贵族”，在共和国体之下，“蒙回藏不能离中华民国别自成其为蒙回藏；中华民国不能离蒙回藏别自称其为中华民国，况蒙回藏享有权利与汉满平等，合于选举与被选举资格，……自今以往，我四万万同胞一徳一心，尊重国权，崇尚人道，新邦缔造，正中华民国英雄立功之秋也”。现存世《藏文白话报》约有17期。

[50] 参见黄兴涛：《简述民国时期国内各民族文化的新交融》，《文化史的视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1—481页。

[51] 康有为在1910年伪造的《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曾主张用“中华”作为中国国名，不少民族史学者在引用此文内容时，没能注意此点，多误认其作时间为1898年。民国初年，康有为继续阐发这一观念。如在《不忍》1912年第7期上发表《救亡论》一文，即专门有“民族难定，汉族中亦多异族，而满族亦主黄帝考”一节，强调“盖民族义者，专为合诸弱小为强大国者也……中华二字，今尤通用。通于古今，应定国号为中华。凡满、蒙、回、藏皆同为国民，无多立彼疆此界之分，则内能结合，足以永靖乱源；外之宏大，益以巩固邦基矣”。

[52] 步陶：《杂评二》，《申报》1914年3月9日。另，《申报》1914年4月29日所刊《中国移民概数之新调查》和《申报》1915年11月18日所刊《通俗教育会二次开会训词》等文中，也都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

[53] 如1918年《民国日报》社论《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就写道：“吾中华民族，至好和平之民族也，是以自有文献以来，吾国古圣先贤之教训，无不为平和之福音。是以吾国自古以来之世界主义，非如德国之征服主义也，亦非如英国之功利主义也。平和的同化，为有史以来吾中华民族对世界之大方针。”这里，不仅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还自豪地表达了对于本民族“和平同化”他族传统的认同之感。

[54] 夏德渥：《中华六族同胞考说》自序，1917年湖北第一监狱石印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1920年重版本。

[55] 可见赵玉森《（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第1册（中华书局1914年版）的有关部分。前者认为“满蒙回藏苗”六族名称不同，却是一体的同胞兄弟；后者认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同为黄种，其先同出于一原，皆由西而迻于东”。参见刘超：《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安徽史学》2007年第5期。

[56] 吴研因：《国歌谈》，《音乐界》1923年10月第10期。

[57] 赵飞飞、殷昭鲁：《民初国歌的多重符号价值——以〈五旗共和歌〉为中心的考察》，《唐都学刊》2014年第1期。

[58] 《章炳麟拟国歌》，《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3册，1913年4月。

[59] 《政府公报》第1095号，1915年5月26日。只载歌词，并无曲谱。

[60] 小野寺史郎：《平衡国民性与民族性：清季民初国歌的制定及其争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另可见小野寺史郎著，俊宇译：《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同时参见刘作忠：《中国近代国歌小史》，《寻根》2007年第4期。

[61] 常乃悳（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5月初版，第4—6页。除此书外，“中华民族”四字出现在书名中的最早著作，笔者还曾见到一本，题为《中华民族革命史》，三民出版社1926年版，第42页。出版时间稍早，但其并不专门讨论“中华民族”问题。

[62] 宋延庠、蒋子奇、刘祖泽、聂家裕编：《初级中学历史》（教育部审定），国定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民国三十五年（1946）版。转引自刘冬梅：《对民国中学中国史教科书的考察》（龚书铎先生指导），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81页。

[63] 张秀山编：《最新中等音乐教科书》，琉璃厂宣元阁1913年版，第16页。

[64] 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68页。参见黄兴涛：《“囻”字漫说》，《光明日报》2004年12月21日。

[65] 可参见黄兴涛：《“囻”字漫说》，《光明日报》2004年12月21日。

[66] 笔者此论最初作于2001年，此前似尚无人注意及此。现已有不少学者加以采纳，是否准确，尚待验证。

[67]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303页。

[68]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0页。

[69]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同清末留学日本、最早鼓吹中国各族为“一个民族”的恒钧、乌泽声、穆都哩、吴贯因等一样，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关于民族认知的某种共同取向，不知与该校的政治学认知传统有无关联。这一点尚需研究。

[70] 如李大钊1915年《警告全国父老书》一文中就使用“国族”一词。1916年的《青春》一文中，更是多次使用“国族”一词。“吾之国家若民族”一类用法，则在1916年《〈晨钟〉之新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等文中可见。

[71] 笔者曾见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神州学丛》所载原文，但正文部分已有缺页。《宗圣学报》转载此文内容虽完整，但误将《神州学丛》写为《神州丛报》，且未提作者。据笔者查考，该文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被《道德月刊》特别转载。其编者按云：“此篇乃前编者张素果先生所手录，忘载著者姓名。兹检搜旧稿，因其对吾国族性特别发明，学识超超，洞悉中西政教，高瞻远瞩，可以兴民行、增国光，振萎靡之风，破拘墟之见，得未曾有。故亟登载，以供研究。”（《道德月刊》第1卷第7期、第9期连载）。1943年，该文后又曾以同名为题重刊于《东方杂志》第39卷第19号，这次署名申悦庐。笔者同时参阅申悦庐的有关回忆文章，经核对后，认定申氏即为《中华民族特性论》一文作者无疑。后笔者得瞿骏所赠申悦庐先生的文集《行健室文存》（石门县立中学1943年印行，1948年重印），见其中收有《中华民族特性论》一文，亦能证之。文存中作者自注该文“民国六年三月作于日本东京，载《神州学丛》”。见《行健室文存》，石门县立中学1948年重印本，第6页。

[72] 杨树达的文字，乃《申悦庐先生六十生日序》，作为《行健室文存》的“代序”收入书首。在《初版编辑后记》里，申悦庐自称：“近数年来，国人所阐扬之‘中国民族精神’，‘民族自信力’等，余二十年前所讲所写，皆颇近之。虽不免明日黄花，尚不无一顾之值，因编印之。”《行健室文存》，石门县立中学1948年重印本，第196页。

[73] 《中华民族特性论》，《宗圣学报》1917年12月第2卷第8期。

[74] 申悦庐后来长期任教于中学、大学，并从事历史研究。曾主修《石门县志》等，是最早对“李自成死于湖北九宫山说”提出质疑者之一。

[75] 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215页。

[76] 本章与后面的第三章，部分内容曾发表于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4月创刊号上，题为《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全文4万余字。

[77] 《旧金山华侨空前之大群众运动》《全美华侨一致为外交奋起》，《申报》1922年1月10日。

[78] 赵澍：《养成民众的民族观念和把爱国作为最高道德的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民国十四年（1925）八月四日。

[79] 《信阳市民大会情形》，《申报》1925年6月18日。

[80] 有关国、共、青等政党早期“竞革”的历史，可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6—101页）的第三章“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81] 类似的著作或译著，还有萧楚女编著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26年），张蔼蕴著的《帝国主义之内幕》（1926年），经济研究会编的《反帝国主义概要》（1926年），胡南湖等著的《打倒帝国主义》（1927年），邓定人著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史略》（1927年），陈孺平翻译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华政策的内幕和冲突》（1927年），吴其详著的《帝国主义与国际经济》（1929年），唐文蒨的《英帝国主义与中国》（1929年），张太白和钟灵秀分别翻译出版的《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1929年）与《美帝国主义的前途》（1930年），童致桢编著的《帝国主义史》（1930年），等等，难以尽列。但很值得学界认真清理和整体研究一番。

[82] 在这批有关著作中，最具有典型透视意义的当是董霖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一书，于右任题签，1930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由于拙著的结构关系，这里就不拟对其内容展开进行具体介绍和分析了。

[83] 孙伯謇：《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前途》1933年第1卷第6号。稍早收入刘炳藜编《民族革命文选》（1933年1月上海前途书局初版）一书之中。

[84] 隐青：《民族精神》，《东方杂志》第16卷第12号，1919年12月15日。

[85] 蒋坚忍：《绪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3页。

[86]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188页。

[87]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188、392页。

[88] 《〈国民党恳亲大会纪念册〉序》，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页。

[89] 李永伦：《试析孙中山民族平等的思想》，《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民族史专家翁独建先生认为：“从我国和世界上的民族关系来看，历史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和方式，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渐进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人们习惯地把前一种情况称为同化，把后一种情况称为融合”（翁独建：《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这种认识，对我们把握孙中山以及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末社会上的民族“同化论”之性质和特点，尤其是它的复杂性，应当也有参考价值。

[90] 《〈国民党恳亲大会纪念册〉序》，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页。

[91] 关于孙中山抨击“五族共和”和五色旗的言论，学界多有引述和讨论，参见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90—94页。

[92]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23页。小野寺史郎已指出这一点。小野寺史郎著，俊宇译：《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

[93] 《国旗释义》，《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2号，1924年10月26日。

[94] 有关民国改国旗、树立政治正当性及其相关意识形态内涵的解读，可参见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现为牛津大学教授的汉学家沈艾娣（Henrieta Harrison）所著《塑造共和国民》（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1911—1929，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一书有关内容。她的另一部著作《制造国族：中国》（Inventing the Nation：China，London，Arnold，Co-published in NewYork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01）也可参考。

[95] 《〈国民党恳亲大会纪念册〉序》，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页。

[96]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97]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页。

[98]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

[99] 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100] 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15页。

[101]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

[102] “霸道人为力”，孙中山有时又表述为“政治力”“政治强制力”等。

[103] 以上内容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6—188页。

[104] 诸青来：《三民主义商榷》，正谊社1927年初版，箴文书局1930年再版。诸青来（1881—？），上海人，清末留日。1934年参加国社党。后加入汪伪政权，出任交通部长等职。

[105]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8页。

[106] 参见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120页。

[107]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转见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8—359页。

[108] 立法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宣传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中正书局1940年7月版，附录一：《总裁关于宪政宪法之言论节钞·民国十三年双十节校阅后讲》，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804），文海出版社1940年版，第103页。

[109] 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6页。

[110] 如梁任公在北京高师史地部讲，贾伸笔记：《中华民族之研究》第二讲至第五讲“中华民族之成分”，《地学杂志》1922年第2—3期，1923年第1—2期、第3—4期。其中部分又分别转载于《东北文化月报》1923年第2卷第9、11期。笔者将其内容与1922年双十节定稿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收入1936年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专集》），略加核对，发现基本宗旨虽无大的不同，但具体表述还是有较大差异。

[111]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

[112]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

[113] 吕南（Ernest Renan，1823—1892），又译勒南、雷南。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882年曾发表《民族是什么》的著名演说，集中阐发了其关于民族的思想，影响深远。

[114] 约翰·霍兰·罗斯（John Holland Rose，1855—1942），英国著名史家，其关于拿破仑的传记（如《拿破仑一世传》等）最为有名。他还写有关于欧洲民族之争史的著作。《作为现代史因素之一的民族性》一书英文名为Nationality as a Factor in Modern History（London，Rivington，1916）。

[115] 以上所引，均见隐青：《民族精神》，《东方杂志》第16卷第12号，1919年12月15日。

[116] 吴文藻：《民族与国家》，《留美学生季刊》第11卷第3号，1927年1月20日。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对“民族精神”等内容的重视，也可能受到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影响。他1915年针对提出二十一条，曾发表《菲斯（即费希特——引者）的〈人生天职〉述评》一文，欲以此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

[117]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6—3437页。

[118]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0页。

[119] 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63页。

[120] 钟月秋：《高中本国史》，长沙湘芬书局1932年阴历八月版。书中有关部分将中国古代中华民族的成分划为诸夏、东夷、荆吴、苗蛮、百越、氐羌、群狄七“组”，只不过是把梁启超所谓的第八组“群貊”与第七组“群狄组”合并而已。同时也强调中华民族是极复杂而伟大的民族；是祖先耗费极大代价和漫长时间而构成的民族；其将来不惟不会衰灭，且有扩大的可能性。只是把梁所谓“极巩固”改成了“伟大”，并添上了“以诸夏族为中心，有民族固有文化，所以能融合四周诸民族”一条。1935年，赖希如的《中华民族论》一文（《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的整体构思和结论，也受到此文的明显影响。常乃惪在1926年至1928年关于“中华民族”史的研究论著中，更是多次坦承受到梁启超的重要影响。

[121] 1924年，陈启天在《新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就慷慨激昂地声言：“惟有我中华民族之国民有光大中华民族之责任，亦惟有中国之国民有再造中国之可能”，“我数千年之中华民族所托生之中国”，其命运和前途，“即在吾人之手中”（1924年阴历一月《少年中国》第4卷第9期）。余家菊在《教会教育问题》一文中，则认为“于中华民族之前途有至大的危险的，当首推教会教育”（1923年阴历九月《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这也可作为前述收回教育权运动推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传播的一个例证。此外，使用过该词和概念的，还有张梦九的《中华民族独立与国民大学》（《少年中国》第4卷第11期）等文。

[122] 《苏州大会宣言》，《少年中国》第4卷第8期。

[123] 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中华书局1924年版。

[124] 敖光旭：《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当时主张蒙古民族自决和独立的，不仅有共产党人瞿秋白、李春蕃等，还有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

[125] 李璜：《国家主义正名》，《国家主义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25年版，第25—27页。也可见《醒狮周报》第3号，1925年10月25日。

[126] 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新国家》第1卷第8期，1927年8月。

[127] 吴文藻：《民族与国家》，《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3号，1927年1月20日，第15—39页（收入王庆仁等编：《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6页）。该文为1926年4月吴氏完成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作品，但其正式发表已到1927年年初。由于文集编者误将其写作时间当作该文正式发表时间，且将此时间与《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3号错误对应，引者容易失察，造成误引很多。吴文藻当时所谓的“政邦”和“国家”，大体相当于时人和今人所谓的“国家”和“国族”。

[128] 可见王铭铭：《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2000年第1期续载。

[129] 胡伟国：《民族自决与蒙古独立》，《醒狮周报》第41号，1925年7月18日。转引自敖光旭：《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30] 参见敖光旭：《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一文。郝时远先生曾说，顾颉刚“（或许是最早）从‘中华民族’的立场去理解‘民族自决’原则的学者”（见郝时远：《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尽管郝先生下结论时相当小心，但因该问题向来少有人关注，还是难免有误。据笔者查考，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有多人持此类论说。

[131] 孙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孙科文集》第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34页。

[132] 王启汾：《中华民族的研究——依据近代学者的成绩》，《光华期刊》1927年第1期。

[133]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394页。

[134] 参见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210页。也可参见郑大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

[13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6、4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