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就是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民国七年九月写成付印，民国八年二月第一版出版。今年是民国四十七年，这部书出版以来，整整三十九年了。台北商务印书馆现在用“万有文库”的五号字本《中国古代哲学史》重印，仍用《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名称。我做了一个正误表，附在卷尾。[1]

“万有文库”本是民国十八年用五号字重排的（原书是用四号字排的)。那时候，我在上海正着手写《中国中古思想史》的“长编”，已决定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名称了。所以当时“万有文库”的编辑人要把我的哲学史上卷收在那部丛书里，我就提议，把这个五号字重排本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我的意思是要让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单独流行，将来我写完了《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之后，我可以用我中年以后的见解来重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我不预备修改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了。

我现在翻开我四十年前写成的这本书，当然可以看出许多缺点。我可以举出几组例子：(一)我当时还相信孔子做出“删诗书，订礼乐”的工作，这大概是错的。我在正误表里，已把这一类的话都删去了。(二)我当时用《列子》里的《杨朱》篇来代表杨朱的思想，这也是错的。《列子》是一部东晋时人伪造的书，其中如《说符篇》好像摘抄了一些先秦的语句，但《杨朱》篇似乎很不可信。请读者看看我的《读吕氏春秋》（收在《胡适文存》三集)。我觉得《吕氏春秋》的《本生》、《重己》、《贵生》、《情欲》诸篇很可以表现中国古代产生的一种很健全的个人主义，大可以不必用《列子》的《杨朱》篇了。《吕氏春秋·不二》篇说“杨生贵己”，李善注《文选》引作“杨朱贵己”。我现在相信《吕氏春秋》的“贵生”“重己”的理论很可能就是杨朱一派的“贵己”主义。(三)此书第九篇第一章论《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是全书里最脆弱的一章，其中有一节述“《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也曾引用《列子》伪书，更是违背了我自己在第一篇里提倡的“史料若不可靠，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的原则。我在那一章里述“《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用的材料，下的结论，现在看来，都大有问题。例如《庄子·寓言》篇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知其伦。是谓天均。

这一段本不好懂。但看“始卒若环，莫知其伦”八个字，这里说的不过是一种循环的变化论罢了。我在当时竟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此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

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真是辱没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

我现在让台北商务印书馆把我这本四十年前的旧书重印出来，这是因为这本书虽然有不少缺点，究竟还有他自身的特别立场，特别方法，也许还可以补充这四十年中出来的几部中国哲学史的看法。

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我在第八篇里曾说：

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这都是各家的“名学”。因为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

这个看法，我认为根本不错。试看近世思想史上，程、朱、陆、王的争论，岂不是一个名学方法的争论？朱晦庵把“格物”解作“即物而穷其理”，王阳明把“格物”解作“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这岂不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名学方法的争论吗？南宋的朱陆之争，当时已认作“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条路子的不同——那也是一个方法上的争执。两宋以来，“格物”两个字就有几十种不同的解释，其实多数也还是方法上的不同。

所以我这本哲学史在这个基本立场上，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可惜后来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很少能够充分了解这个看法。

这个看法根本就不承认司马谈把古代思想分作“六家”的办法。我不承认古代有什么“道家”、“名家”、“法家”的名称。我这本书里从没有用“道家”二字，因为“道家”之名是先秦古书里从没有见过的。我也不信古代有“法家”的名称，所以我在第十二篇第二章用了“所谓法家”的标题，在那一章里我明说：“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我以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并无所谓‘法家’。”至于刘向、刘歆父子分的“九流”，我当然更不承认了。

这样推翻“六家”、“九流”的旧说，而直接回到可靠的史料，依据史料重新寻出古代思想的渊源流变：这是我四十年前的一个目标。我的成绩也许没有做到我的期望，但这个治思想史的方法是在今天还值得学人的考虑的。

在民国六年我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哲学史之前，中国哲学是要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讲起的。据顾颉刚先生的记载，我第一天讲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几乎引起了班上学生的抗议风潮！后来蔡元培先生给这本书写序，他还特别提出“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一点，说是“截断众流”的手段。其实他老人家是感觉到他应该说几句话替我辩护这一点。

四十年来，有些学者们好像跑在我的前面去了。他们要进一步，把老子那个人和《老子》那部书都推翻，都移后两三百年。他们讲中国哲学思想，要从孔子讲起。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是这样办的。冯先生的书里，先讲了孔子、墨子、孟子、杨朱、陈仲子、许行、告子、尹文、宋、彭蒙、田骈、慎到、驺衍及其他阴阳五行家言，——到了第八章才提出“《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

冯先生说：

《老子》一书，……系战国时人所作。关于此说之证据，前人已详举(原注：参看崔东壁《洙泗考信录》，汪中《老子考异》，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兹不赘述。就本书中所述关于上古时代学术界之大概情形观之，亦可见《老子》为战国时人之作品。盖一则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于《论语》；二则《老子》之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三则《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三端及前人所已举之证据，若任举其一，则不免有为逻辑上所谓“丐词”(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指明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则必非偶然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民国三十六年增订八版，页二一〇)

冯先生举出的证据实在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证据。我曾对他说：

……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词’”，居然可以成为定案的证据！这种考据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书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枉上诉！”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证人自己承认的“丐词”，究竟是“丐词”，不是证据。

这是我在二十五年前说的话。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这班怀疑的学人提出什么可以叫我心服的证据。所以我到今天还不感觉我应该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挪移到战国后期去(留心这个问题的人，可以看看我的《评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及附录。这些文字收在《胡适论学近著》，页一〇三以下；即台北版《胡适文存四集》，页一〇四以下)。

二三十年过去了，我多吃了几担米，长了一点经验。有一天，我忽然大觉大悟了！我忽然明白：这个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据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相信，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当然要认孔子是“万世师表”。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个老子。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当然不能承认有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葬的孔子。

试看冯友兰先生如何说法：

……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惟一师表，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由此之故，此哲学史自孔子讲起。(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页二九)

懂得了“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的心理，我才恍然大悟：我在二十五年前写几万字的长文讨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真是白费心思，白费精力了。

1958年1月10日 在纽约寓楼

[1] 编者注：现已将“正误表”的订正文字插入有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