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寅恪的佛学反映了欧洲东方学的文献主义和中国文人的文化民族主义。近代中国并不缺寅恪、汤用彤等深谙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但中国没有建立印度学学术传统，中国也没有在寅恪和汤用彤时代建立梵文、巴利文学术传统。以寅恪先生而论，他是一位书斋中的学者，一生以文献研究为本，没有兴趣进行实地考察和对佛教的现实体验。作为曾留学德国学习过印度学的少数中国学者，他没有涉及当时欧洲和日本学者热衷的原始佛教和根本佛教的讨论。
寅恪的学术虽代表极强的德国东方学传统，确实有很强的文献主义色彩，但不可简单视之为欧洲东方主义的产物，更与欧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相干。近代中国从未成为殖民地，中国学者在生产有关自己民族、国家、文化的活动中始终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而寅恪的东方学实践虽带有文献主义色彩，他并非视中国、中国佛教为他者，相反他认为西域、蒙藏仍是中国之一部分，而中国佛教正是中国文化之重要因子。换言之，民族主义、中华文化本位主义情绪深刻影响了寅恪的学术问题意识。其实，中国学者没有特别注意原始佛教，盖因不太接受西方学者的佛教进化观点；另一方面又没有日本佛教学者对于佛教的热忱，故而也不关心所谓根本佛教。不过，如果按照波洛克（Sheldon Pollock）的看法，德国的东方学实际上也是德国学者构建德国文化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92]，以建立德国和印度的历史、语言、文化联系而将德国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同时也通过追溯印度宗教、文化、语言的起源，将德国宗教、文化、语言与印度的区别开来，而展现德国的新发展。换言之，德国的印度学、东方学实有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看待寅恪先生的东方学研究，实际也带有很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这与德国东方学在思想上则有相通之处。
中国社会当时面临的深刻危机也没有给中国学者创造适当的学术和思想条件[93]。首先，中国学者面临中国学生不得不群趋东邻日本学习和借鉴日本学术所谓支那学、支那佛教的危险，所以只能聚精会神集中研究中国本土佛学以接续中国佛学研究的新生命；其次，中国当时的研究机构基础十分脆弱，没有很好的印欧古典和现代语言训练项目，学生基本不可能有希腊和拉丁语等古典印欧语文基础，更难以在梵文、巴利文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所以不可能发展印度学与梵文研究。中国当时连固有的敦煌文书尚遭外人掠夺，其他中亚语言文字资料的获得和整理条件尚不具备，西文研究性论著资料亦难获得，寅恪回国后如果不集中在汉文资料恐怕更加难以在学术上跟上当时世界学术的步伐。这是时代留给我们的遗憾。
[1] Philip Almond，The British Discovery of Buddh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受这本书影响而出版的新书还有J.Jeffrey Franklin，The Lotus and The Lion：Buddhism and the British Empir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我们前文已经有所提示，见本书第六章。
[2] Hans G.Kippenberg，Die Entdeckung der Religionsgeschichte.Religions-wissenschaft und Moderne，München：Beck，1997.
[3] 原任教苏格兰思德邻大学（Stirling University），2005年离开苏格兰到美国王德比尔德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宗教系任教。
[4] Richard King，Orientalism and Religion：Postcolonial Theory，India，and the Mystic East，London：Routledge，1999.和这本书一样探讨殖民主义与印度诸宗教相遇的书还包括Peter van der Veer，Imperial Encounters：Religion and Modernity in India and Britai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5] Tomoko Masuzawa，The Invention of World Religions：Or How European Universalism was preserved in Language of Plural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我也在第六章《佛教、佛学、佛法：中国佛教与现代性》中梳理了近代欧洲和日本佛教学的兴起，并与之和中国佛教在俗学者的立场进行了比较。
[6] 这个问题的讨论见 Ho-Fung Hung，“Orientalist Knowledge and Social Theo-ries：China and the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East-West Differences from 1600-1900，”Sociological Theory 21：3（2003），pp.254-280.
[7] 汪荣祖：《陈寅恪评传》，81～98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第六章，题为“为不古不今之学：佛教史考证”，将寅恪的佛教研究分为这样几个方面：佛教所代表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接触之问题、佛经流布与小说文学之关系、佛声与四声之关系、佛教流传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佛教与政治史、佛教与中亚史地之关系。汪先生此书是最为全面讨论寅恪学术之评传，但因出版较早，仍有一些可以补充和修正之处，特别是寅恪学术所受域外之学的影响方面。
[8]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434～43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9] 何建明：《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苏渊雷：《略论我国近代学者对于佛学研究的主要倾向及其成就》，载《法音》，1982，第5期，5～10页。
[10] 陈兵：《中国二十世纪佛学研究的成果》，载《宗教学研究》，1999，第4期。
[11] 有关近代佛教和佛学的研究著作很多，捡其要者列举若干种如下：Wing-tsit Chan，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3）；Holmes H.Welch，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1900-195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麻天祥：《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李向平：《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江灿腾：《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江灿腾：《中国近代佛教思想的诤辩与发展》，台北，南天书局，1998。葛兆光先生贡献较大，亦较多注意近代佛学的域内外学术背景；见葛兆光：《论晚清佛学复兴》，载《学人》第十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指出马克斯缪勒的比较宗教学在杨文会时代通过日本的南条文雄传入中国；葛兆光：《东本愿寺与中国近代佛学的因缘》，载《二十一世纪》，1996，第2期，29～41页，指出德国的文献学语言学方法则通过日本的佛教史研究者以及陈寅恪、傅斯年等传入中国；葛兆光：《中国（大陆）宗教史研究的百年回顾》，载《二十一世纪》，1999，第1期，41～49页；葛兆光：《关于近十年中国近代佛教研究著作的一个评论》，载《思与言》37卷第2期，1999，259～278页。
[12] 见Volkhard Krech，“From Historicism to Functionalism：The Rise of Scien-tific Approaches to Religions around 1900 and Their Socio-Cultural Context，”Numen47：3（2000），pp.244-265.
[13] 佛学研究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重大变化，1995年《国际佛教学会会刊》（JIABS）曾发表一系列讨论文章，回顾和评介佛学研究；参见D.Seyfort Ruegg，“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Philosophy in the Study of Buddhism，”JIABS，Vol.18，No.2（1995），pp.145-181；关于佛教思想研究见Luis O.Gomez，“Unspoken Paradigms：Meanderings through the Metaphors of a Field，”JIABS，Vol.18，No.2，pp.183-230；关于理论在佛教研究中的角色见José Ignacio Cabezón，“Buddhist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and the Role of Theory，”JIABS，Vol.18，No.2，pp.231-268；关于佛教语文学研究见Tom Tillemans，“Remarks on Philology，”JIABS，Vol.18，No.2，pp.269-277；关于佛教艺术研究见C.W.Huntington，“A Way of Reading，”JIABS，Vol.18，No.2，pp.279-308.
[14] 相比之下，日本佛学研究很早就有宗教学研究取向，如卫藤即応：《仏教の宗教学的研究に就て》，载《日本仏教学协会年报》2，1930，29～42页。有关研究见前田恵学：《日本における近代仏教学》，载《禅研究所纪要》4/5，1975，249～353页；清田実：《近代仏教学の動向：日本と西洋の比較》，载《真宗総合研究所研究所纪要》1，1983，85～102页；大西薫：《日本近代仏教学の起源》，载《日本仏教学会年報》66，2001，161～180页；林淳：《近代日本における仏教学と宗教学：大学制度の問題として》，载《宗教研究》333，2002，29～53页；末木文美士：《近代日本と仏教―近代日本の思想·再考》，东京：トランスビュー（Transview出版社），2004。
[15] 陈寅恪：《与妹书》，见《陈寅恪集·书信集》，1页。
[16] 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梁启超与宗教问题》，张广达译，《东方学报》70卷，1998，323～379页；收入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与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森纪子：《梁启超的佛学与日本》，收入同书。有关研究还可参见王俊中：《救国、宗教抑哲学？——梁启超早年的佛学观及其转折（1891—1912）》，载《史学集刊》第31期，1999，93～116页；他特别指出梁启超受日本新派佛教的影响：“梁氏在自一九零二年以来的文章中称颂佛教为智信主义和科学主义，皆是当时日本佛教界新派杂志《新佛教》、《精神界》所宣扬的学说。当时日本传统寺院和年轻的教界改革派的关系相当紧张，当时力主政教分离，倡‘精神主义’，改革教义和教制，作风激烈的村上专精、清泽满之等人都曾被净土真宗除去教籍，清泽满之在被除名之后，到东京，却出任真宗大学校长，显见当时新派学界和旧派教界之间的意见相当分歧。梁启超在文中以基督教的灵魂不灭、三位一体等观念与佛教作比较，其实都只是当年日本新派杂志中甚为流行的说法而已。”
[17] 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台北，中华书局，1978。
[18] 梁启超注重以近代学术研究佛教，还体现在比如用近代图书馆学研究佛教经录。见他所著《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略云：“图书馆学季刊经始，同人责启超属文，启超于近代图书馆学既无所知，于中国旧目录学所涉亦至浅，不敢轻易有言也。”（载《佛学研究十八篇》，1页，台北，中华书局，1978）此处可见梁氏已认识到中国目录学为旧学，近代图书馆学为新学。
[19] 虽然欧洲的佛学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但比较重要的事件是1881年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 Society）在伦敦的成立以及《巴利圣典协会学报》（JPTS）的创刊，以及随后缪勒主编的五十卷《东方圣书》（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丛书的问世。有关欧美研究佛学的历史，参见 J.W.de Jong，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Tokyo：Kosei Publishing Co.，1997）.
[20] Maski乃是印度一考古地点，因C.Beadon在此地发现阿育王铭文而广为人知。季羡林先生在整理寅恪早年读书笔记时提到有关梵文、巴利文、耆那教的笔记本一共十本，其中第七本上出现了Maski阿育王刻石；见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81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21] 拙撰《白璧德之佛学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载《清华大学学报》，2005，第5期，35～51页。收入本书第五章。
[22] J.W.de Jong，“The Study of Buddhism：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Buddhist Studies（Berkeley：Asian Humanities Press，1979），pp.15-28，特别是p.15。
[23] Jacqueline I.Stone，“A Vast and Grave Task：Interwar Buddhist Studies as an Expression of Japan's Envisioned Global Role，”in J.Thomas Rimer ed.，Culture and Identity：Japanese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217-233.
[24] Philip Almond，The British Discovery of Buddh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3，24，37.
[25] Edmund Burke III and David Prochaska，“Introduction：Orientalism from Postcolonial Theory to World Theory，”in Edmund Burke III and David Prochaska eds.，Geneologies of Orientalism：History，Theory，and Politics，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8，pp.9-10；对东方学文献主义取向的反思，见David Ludden，“Orientalist Empiricism：Transformations of Colonial Knowledge，”in：Carol A.Breckenridge and Peter van der Veer eds.，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3，pp.250-278.
[26] Charles Hallisey，“Roads Taken and Not Taken in the Study of Theravada Buddhism，”in Donald S.Lopez Jr.ed.Curators of the Buddha：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37.
[27] 王丁提示了近代德国的语言学训练，见《陈寅恪的“语藏”：跋〈陈寅恪致傅斯年论国文试题书〉》，载《科学文化评论》，第二卷第1期，2005，60～77页。
[28] Charles Hallisey，“Roads Taken and Not Taken in the Study of Theravada Buddhism，”in Donald S.Lopez Jr.ed.Curators of the Buddha：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43-44.
[29] Wang Fan-sen，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王晴佳指出寅恪和傅氏之间也曾有过一些误解和不快，见《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载《学术研究》，2005，第11期，91～148页。
[30] 德国印度学的历史可参考Velentina Stache-Rosen，German Indologists：Biographies of Scholars in Indian Studies Writing in German：With a Summary on Indology in German Speaking Countries（New Delhi：Max Mueller Bhavan，1990）.William Peiris，The Western Contribution to Buddhism（Delhi：Motilal Banarsidass，1973），pp.81-161，中译本梅廼文译：《西洋佛教学者传》，113～202页，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则仅列出佛教学家，一些著名的印度学家如Henirch Lüders，Franz Bopp，Richard Pischel等均未列出。
[31] 有关陈寅恪佛学的学术背景有一些研究，如张国刚：《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210～220页。王邦维：《论陈寅恪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见同上书，365～377页。李庆新：《陈寅恪先生与佛学》，见同上书，378～406页。
[32] 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载《历史语言硏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1969。
[33] 原刊1933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文集》，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159～187页。我给引文中的著作加上了书名号。蔡鸿生先生对此文作了申说，见《仰望陈寅恪》，59～6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34] 他其实是历史和语言交互为用，比如他所撰述的《从史实论切韵》则以历史方法来讨论语言史，从考察参与《切韵》讨论者出身的地域来看语言之变化。
[35] 《陈寅恪集·书信集》，23～24页（1929年某月24日）。书信集编者把原文校刊学改为校勘学。
[36] 《陈寅恪集·书信集》，158～166页。
[37] 《陈寅恪集·书信集》，171～172页。
[38] 梁启超：《印度佛教概论》，见《佛学研究十八篇》，《饮冰室专集》（七），4～5页，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
[39] 这里Priusep是笔误，应为James Prinsep。
[40] 20世纪早期有关阿育王铭文的译注包括：Vincent A.Smith，A s＇oka：The Buddhist Emperor of Ind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20，3rd ed.）；A.C.Woolner，A s＇oka Text and Glossary，Vols.I-I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4）；E.Hultzsch，Inscriptions of A s＇oka，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Vol.1（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Radhakumud Mookerji，A s＇oka（London：Macmillan & Co.，1928）.
[41] Truman Michelson，“The Interrelation of the Dialects of the Fourteen-Edicts of A s＇oka.1：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the Dialect of the Shuhbazgarhi and Mansehra Redactions，”JAOS，Vol.30，No.1（Dec.，1909），pp.77-93.
[42] F.W.Thomas，“Les vivāsā h· d'A s＇oka，”JA（May-June，1910），pp.507-522；Sylvain Lévi，“Vyuthena 256，”JA（January-February，1911），pp.119-126.后来烈维再次撰文研究这一问题：Sylvain Lévi，“L'énigme des 256 nuits d'A s＇oka，”Journal Asiatique（1948），pp.143-153.
[43] Jean Filliozat，“The Enigma of the 256 Nights of A s＇oka，”in Jean Fillozat，translated by Mrs.R.K.Menon，Studies in Asokan Inscriptions（Calcutta：Indian Studies，past and Present，1967），pp.11-19.
[44] 旅居英国的德国印度学学者缪勒，梵文学者Franz Bopp的学生，专长在于吠陀研究和比较宗教学，但他一生即从未到过印度。他的传记见Lourens P.van den Bosch，Friedrich Max Müller：A Life Devoted to the Humanities（Leiden：E.J.Brill，2002）.吕德斯，早年专注于吠陀和《摩诃婆罗多》研究，后来转向整理中亚出土梵文文书。他先后在慕尼黑、哥廷根、基尔等大学受古典学和印度学教育，曾任牛津大学印度学研究所图书馆员，后任教德国罗斯托克、基尔、柏林等大学，并担任柏林科学院院长；其传记见Valentina Stache-Rosen，German Indologists，New Delhi：Max Müller Bhavan，1981.
[45] 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p.2-6.以及：E.Schierlitz，“In Memory of Alexander Wilhelm Baron von Sta?l-Holstein，”MS，Vol.3（1938），pp.286-291.
[46] 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47] 莱斯戴维斯的演讲：Buddhism：I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New York and London：The Knicherbocker Press，1896，pp.203，210，214.Edward Conze表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佛教也在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见Edward Conze，Buddhism：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New York：Happer & Raw Publishers，1959，p.27.太史文也主张避免使用original Buddhism 这样的说法，见Stephen F.Teiser，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Chinese Buddhis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p.11.其他批判还包括Donald Lopez Jr.，Elaborations on Emptiness：Uses of the Heart Sūtr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99.Anthony Tribe & Paul Williams，Buddhist Thought：A Complete Introduction to the Indian Tradition，London：Routledge，2000，p.193 再次指出欧洲东方学对所谓原始佛教的重建完全是误入歧途。
[48] 日本学者20世纪初叶有关根本佛教的讨论：从1910年姉崎正治出版《根本佛教》开始许多论文都讨论了所谓根本佛教；譬如木村竜寛：《根本仏教より法華経まで》，载《大崎学报》79，1927，225～302页；宇井伯寿：《印度仏教史研究所感》，载《驹沢大学仏教学会年报》1，1931，27～41页；寺本婉雅：《根本仏教に於ける浄土教の起源》，载《日本仏教学协会年报》4，1933，1～94页。
[49] 参见他一系列研究佛教思想史的论文，井上圆了：《原始仏教の根本的立場》上，载《思想》54，1926，46～75页；《原始仏教の根本的立場》中，载《思想》55，1926，24～51页；《原始仏教の根本的立場》下，载《思想》56，1926，1～35页；接着他又在同一年的《思想》杂志57（1～27页）、58（33～67页）、59（1～29页）期连续发表《原始仏教の縁起説》；在同杂志第60期发表《原始仏教に於ける“道”》一文（193～218页）；在《思想》第62期发表《原始仏教に於ける業と輪廻》（29～50页）；他在1932年出版《原始仏教の実践哲学》取得文学博士，该书1962年收入岩波书店出版的《和辻哲郎全集》第五卷。对和辻的评论见中村元：《和辻学の未来的意義》，载《思想》444，1961，141～145页；末木文美士：《和辻哲郎の原始仏教論》，见《北畠典生博士古稀记念论文集：日本仏教文化论丛》上卷，327～346页，京都，永田文昌堂，1998。而实际上日本学者早已开始讨论原始佛教，如鈴木宗忠：《原始仏教の研究に就いて》，载《大崎学报》6，1921，19～28页；1922年木村泰贤著有《原始佛教思想论》。
[50] 有关日本佛教学界争论的讨论，见平川彰：《原始仏教の定義の問題》，载《仏教研究》1，1970，1～18页；藤田宏达：《原始仏教·初期仏教·根本仏教》，载北海道印度哲学仏教学会编《印度哲学仏教学》2，1987，20～56页；前田恵学：《何故“原始仏教”か》，载《印度学仏教学研究》98，2001，259～266页；高橋審也：《原始仏教と初期仏教》，载《木村清孝博士還暦記念論集：東アジア仏教―その成立と展開》，373～388页，东京，春秋社，2002。
[51] 如世界知名的佛教学者、牛津退休教授Richard F.Gombrich 就特别强调使用early Buddhism 来指代佛陀时代的佛教。参见Gombrich，How Buddhism Began：The Conditioned Genesis of the Early Teachings，Lond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Athlone Press，1996.
[52]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十一篇。
[53] 陈怀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第4期，20～32页。收入本书第八章。
[54] 盛邦和已经指出寅恪学术中的民族主义情绪，见《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第3期，98～103页；但他没有具体解释和论证。
[55] 寅恪在德国学习用功重点是藏文、梵文、巴利文，季羡林先生说寅恪留下六十四本笔记本，其中藏文、梵文、巴利文笔记本为二十三本，加上突厥回鹘文笔记本则一共二十七本，将近一半。见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74～87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56] 见王邦维：《论陈寅恪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373～374页。
[57]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183页。
[58]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130页。
[59]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85页。
[60] 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载《历史语言硏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1969；寅恪曾向陈垣推荐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想必他在德国时即早已留意这位学者，巴托尔德曾长期担任德国《东方学之目录学》（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杂志编委。寅恪之结识伯希和系由王国维介绍。
[61] 陆扬注意到Nobel曾感谢寅恪，见 “Narrative，Spirituality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in Buddhist Biography：A Close Reading of Huijiao's Biography of Kumārajīva，”AM，third series，17：2（2004），pp.1-43，注10.
[62] 钢和泰在哈勒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是写吠陀，乃是古典印度学的题目。但他后来主要做佛教研究。他的梵文水平在寅恪之上，见第三章第一节。
[63] 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p.1-3.一说钢和泰生于1876年12月20日，原名Alexander Wilhelm Baron Sta?l von Holstein，1929年6月17日与Olga Wladimirowna de Grave结婚。
[64] 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662～663页。
[65]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中研院史语所专刊，1933，vi页；参见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4.
[66] 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7，列入钢和泰论著目录；参见王启龙、邓小咏：《1949年以前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载《法音》，2001，第8期。
[67] 利用梵藏文资料研究中国古音的学者后来不断增多，早期有罗常培、俞敏，现在活跃的知名学者有柯蔚南（W.South Coblin）、高田时雄、辛岛静志、朱庆之、刘广和、万金川等。有关研究史可参见朱庆之：《佛典与汉语音韵研究——20世纪国内佛教汉语研究回顾之一》，载《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302～320页，成都，巴蜀书社，2000。
[68] 寅恪甚至认为要研究中国语言之文法，亦需要先了解藏缅语，这完全是受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影响。而他的主张并未得到语言学界的响应。相关讨论见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170～183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后文我在讨论寅恪对佛教文化史的研究时将再次谈及这一论题。
[69] 致傅斯年的信，见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48页。这封信落款只有月日，即五月四日，但编者推测这封信写于1935年前后。实际上这封信应完成于1928年5月4日。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从陈寅恪论钢和泰的一封信说起》。
[70] 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见《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增订新版，331～377页；刘后滨、张耐冬：《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351～369页。
[71] 这些论文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和《金明馆丛稿二编》，不一一注明。
[72] 寅恪注为即Bruckstücke der Kalpanāmanditikaa，Leipzig，1926.
[73] 寅恪注为Sti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Mai，1924；这位学者是他在柏林的藏学老师。
[74] 寅恪注为A.F.Rudolf Hoenle，Manuscripts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Oxford：Clarendon Press，1916.我补上了出版社信息。
[75] 寅恪注为F.W.K.Müller，Uigurica，1908.该文刊普鲁士科学院院刊，后来集结成论文集出版。
[76] 寅恪注为见P.Pelliot，études Linguistiques sur les Documents de la Mission Pelliot，1913，及 E.Leumann，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XV，2，1920.
[77] 林冶可能是寅恪称呼他的汉文名字。他在吕德斯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即是处理中亚出土比丘尼戒，便是寅恪提及的论文。
[78] 见陈美延编：《陈寅恪先生遗墨》，135～136页。
[79] 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36～438页。
[80] 应该指出的是，我推测的寅恪心中的这种主导应该被看作是历史的主要面貌，并不反映任何自大的文化沙文主义。寅恪心中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亦是汉文化受到的挑战。
[81] 有关寅恪之国学取向，见Wen-hsin Yeh，“National Learning and Interna-tional Study：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in：Gloabel Conjectures：China in Translational Perspective，eds.By William C.Kirby，Mechthild Lectner，Klaus Mühlhahn，Berlin：LIT Verlag，2006，pp.8-21.
[8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181页。
[83]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152页。
[84] 周一良先生学寅恪，通梵文、巴利文、藏文，但治学地域范围也局限在中国境内，但因哈佛学习制度，副修日本学。季羡林先生出身外文系，在德国学印度学，早年则专治古典印度学特别是梵文语言学，后来才转向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他们两人虽然是寅恪门人，部分地继承了寅恪的学术传统，但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又和寅恪有些不同。
[85] シルワ゛ンレヴィ著，山田龙城訳：《仏教人文主义》，东京，大雄阁，1928；其中28～50页有汉文译本，见《西洋汉学家佛学论集》，13～33页，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这之前，他还有篇很简短的演讲稿发表，Sylvain Lévi，Eastern Humanism：An Address Delivered in the.University of Dacca on 4 February 1922，University of Dacca Bulletin，No.4，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5），pp.1-9；收入烈维著L'Inde et le monde（Paris：H.Champion，1928）。此文先是讲了一大通天主教的人文主义在于其普遍性，即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然后试图找出梵文中找出对应词，从而看出其所蕴涵的印度文化理想。
[86] 相关评说见Clarence H.Hamilton，“The Idea of Compassion in Mahayana Buddhism，”JAOS，Vol.70，No.3（1950），pp.145-151.
[87] 见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23页。编者定年为1929年，恐不确。烈维后来成为西方近代研究唯识学的先驱者，见William Peiris，The Western Contribution to Buddhism（Delhi：Motilal Banarsidass，1973），p.171.
[88] Kalidas Nag，Discovery of Asia，Calcutta：The Institute of Asian African Relations，1957，pp.9-13.
[89] 吴学昭整理：《吴宓书信集》，17页。
[90] Anne Vergati，“Histoire des etudes indiennes：Sylvan Lévi et l'idée de l'humanisme，”Studia Asiatica1（2000），pp.25-35.
[91]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196页。
[92] Sheldon Pollock，“Deep Orientalism？ Notes on Sanskrit and Power Beyond the Raj，”in 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ed.Carol A.Breckenridge and Peter van der Veer，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3，pp.76-133；Vishwa P.Adluri，“Pride and Prejudice：Orien-talism and Germany Ind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ndu StudiesVol.15，No.3（2011），pp.253-292.
[93] 中国学术思想史特别是近代史学的思想史需要更多研究。最近的新书也有文章开始关注这一主题，见Historical Truth，Historical Criticism，and Ideology：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from a N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ds.by Helwig Schmidt-Glintzer，Achim Mittag，and J?rn Rüsen，Leiden：E.J.Brill，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