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

连日阴雨间隔，使隆冬时节的上海，更显湿冷难耐了。一天上午，也是阴雨霏霏的日子，我步出家门，顿觉寒意袭人，不由快步穿越狭长的小区，沿一条僻静的小路，转弯朝北，径直向邮局走去。

学校已放寒假了，校门西侧的邮局，一改往日的喧闹与嘈杂，门可罗雀。我很快地取回了一个纸箱邮包，那里面存放着本源先生的压卷大作《历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手稿，拎在手上感觉沉甸甸的，分量很重，很重。我之所以不堪重负，主要不是体力的承重而是精神的负担，先生嘱我为他的书写序，在发怵与惊恐之后，我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份责任，一份前贤给后代的历史嘱托，在那里需要学术链条的赓继，更需要精神传统的衔接；又分明感受到了一种情怀，一种长辈给晚辈的精神乳汁，在那里有太多的挚爱，太多的期盼……

我正这么想着，不觉思绪一下把我带回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

1949年，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这的确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对于本源先生个人来说，更是他的人生重大转折的开始。

那是一个“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年代。是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远在大洋彼岸留学的本源先生闻讯，欢欣鼓舞，随即毅然作出决定，中辍学习，返回祖国，投身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

新生的共和国的前进步伐，像飞速转动的车轮一样，带动了祖国的各行各业，也带动了已任西安师范学院（即现在的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的本源先生。从那时开始，本源先生即以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作为自己毕生的主攻方向，并很快地在中国古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了运用。于是，他的思考与识见像一条流畅的河，源源不断地从历史深处流入到读者的心田。1956年，《历史研究》第6期刊出了本源先生的长篇论文《论殷代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本源先生这样写道：

殷代是由原始公社制到东方奴隶制和专制国家的过渡时期。

这篇论文发表在1956年，距1954年刚创刊的《历史研究》才两年。《历史研究》在当时史学界拥有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在该刊发表文章殊为不易（不像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史学及其影响下，国人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当然有斯大林主义的深刻印记）解读中国历史，本源先生亦立意于此，他的论文在那时颇为出众。

这位年轻的教授说：

如果我们对于史料的选择和解释不至于太成问题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地看出殷代社会在经济基础方面的过渡性，一方面为原始公社制度所固有的公社生活之残存——它表现在农村公社的共有地之存在；另一方面为东方奴隶制的专制制度之萌芽——它表现为殷王的“王田”和贡赋制对农村公社共有地上的农民剩余劳动之不断的掠夺。

本源先生的结论是：殷代是正在形成中的东方专制国家，而不是已形成的东方专制国家。

1997年作者与朱本源先生合影

这篇论文发表时，正值本源先生的“不惑”之年，他以其文释中国古史之“不惑”，不管怎么说，一分耕耘，总有一分收获。但到了1957年，在人生旅途上，本源先生却真的遇到了“不惑”：一个热爱新中国、全身心投入新中国文教事业的人，怎么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自此厄运降临，40岁的黄金年华一下坠入备受煎熬的炼狱，直至大地重光的1978年。

1978年，本源先生获得了一次精神解放，虽时已近花甲之年，但却是他学术人生中的新起点。从此，本源先生像一个年轻人那样，焕发出青春般的活力，精神抖擞，奋发工作，一往无前；他老而弥坚，志存高远，探究真理，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也从不放弃他毕生的追求，为了寻求真谛，分秒必争，竭而不舍，终成大著。不知是哪位名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夕阳的余晖使一切显出醇美。不是吗？本源先生的晚年，既反映了获得精神解放的那一代人的共同心态，也展示了作为历史学家他个人的绚丽色彩，宛若醇酒，清香不绝；他在启秀女士的精心照料下，墨香不绝，成了永不谢幕的卡萨布兰卡，晚年的人生充满了一种诗意的美。

的确，本源先生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一鼓作气工作了近二十年，硕果累累，成为他个人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

为了寻求真谛，本源先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出击”：

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这里，首先要说到的是，像本源先生那样，深谙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深知西方学术源流，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底，集三者于一身的学人，在当今也确实是凤毛麟角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本源先生的学术之魂。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探究，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探究，关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究，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译的探究等等，不论是鸿篇大论，还是短小考证，皆成佳作，发表后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本源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其中包括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在丰厚的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中，也有宏富的史学遗产，这正如当代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所说过的，“马克思主义最丰富的遗产之一就是历史学”。于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后的历史进程，成了他史学研究的题中之要义。

1983年正是中国的史学理论开始勃兴的年份。是年，本源先生以其《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和胜利》（《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的长篇大论见世，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自1845年以来近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并预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面建设必将取得巨大的胜利”。这二十多年的情况，已部分地验证了本源先生的预言。

本源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更突显其探索与求真的历史学家的品格。他写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论题》（《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就马克思当年所揭橥的“自然”与“必然”的问题，作出了颇具深度的解读。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认知，是强调历史的客观规律性（科学的解释）还是强调人是历史的主体性（人道的解释），两者究竟是互相排斥还是可以兼容？这真是一个令学者困惑的“历史之谜”。本源先生在经过详细的考证与分析后，这样写道：

总而言之，对我们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论题的正确而全面的理解，应当是把人道的解释和科学的解释统一起来。

本源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引杜甫的“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诗句，然后引申的话，也反映了他的心声。他这样说：

这是多么正确的学术姿态！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开放的、发展的。所以我们在探讨历史理论的基本论题时，把各家各派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参考系（“转益多师”），最后去伪存真（“别裁伪体”），皈依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真谛。

西方史学研究

对于本源先生的西方史学的研究，因我个人也忝列其中，自然是非常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在拜读先生关于西方史学的大作后，方知自己的不足与浅薄。被我放在案头经常参考的《近两个世纪来西方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世界历史》1986年第10期），是本源先生在1986年第三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当时在会上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经《世界历史》刊出后，更在学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迄今不息。

本源先生在这篇大气的文章中，这样概括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史学：

近两个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纳入前后相继的两大模式之中：第一，兰克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式；第二，“年鉴派”式的历史综合主义的模式。

他又说：

前者是19世纪西方历史学的主流；后者奠基于本世纪20年代末而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他的“取精用弘”恰如其分，在宏观的阐发中不失细节，在局部的描述中维系整体，是我国新时期西方史学研究中难得一见的佳作。从学人（包括我个人在内）多次引用与反复提及这篇论文中可见一斑。正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深厚功力，就为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反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出色成果，也从另一方面观照本源先生对西方史学研究的业绩。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1998年6月赴台湾出席“海峡两岸史学史学术讨论会”的情景。我提交的论文是《近20年来中国大陆学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1978—1998）》，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王汎森先生在评论时对大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及本源先生的学术成就格外关注，并与我有过会议内外的交流。

在七年前台湾中兴大学举办的那次学术讨论会上，对于本源先生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我是这样说的：

从1992年开始，他连续发表了《〈诗〉亡然后〈春秋〉作》（《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3期）、《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4期）、《孔子历史哲学的发微》（《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等长篇大作。他用现代的史学理论，解读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论题，释论中处处贯彻了中西史学比较的观点，有力地说明孟子在论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性质时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理论思维，并论证了孔子是中国的科学历史学的奠基人——“中国史学之父”。在《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与《孔子历史哲学发微》两文中，他进一步阐述了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与历史哲学的微言大义。

在我看来，这一组系列论文，其旨趣既在于进行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也藏深意，即批驳某些西方学者（如H.巴特费尔德之辈）的皮相之见，即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缺乏近代西方科学中的理论思维。本源先生指出：“从比较历史学的观点看，我们也不难发现在19世纪前期以前（即在从孔子到乾嘉时代的）中国历史家中有不少的人曾经以类似西方近代的历史思维方式‘历史地思维着’。”又说：“在我们看来，中国传统史学（指西方史学传入中国以前的史学）不仅在历史编纂方面为任何民族所不及，而且在历史理论方面也有可以媲美西方近代历史思维之处，并非如巴特费尔德所武断的那样。”

我介绍了本源先生的这些观点后，在会上继续说道：

朱文立论时的大气，释论中的精微，堪称为当代大陆学者从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典范，西方学者如果能读到这些论文，不知他们将何言以对？

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后来又经王汎森的提问与我的答疑，更加深了这一问句的分量，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会议参加者对此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

“本源先生为他的压卷大作作了一生的准备……”我一路走，一路思考着这样的问题。

细雨绵绵，正淅淅沥沥地下着，使冬日潮湿的路面更加难以行走，行人都加快了脚步。不知怎的，由行路之难使我联想到了学术之路的艰辛，想到了本源先生坎坷的人生。现实与历史的交互，使我的记忆在西方史学史的长河中凝聚，蓦地，定格在修昔底德身上。现实在我眼前慢慢消逝，悠远的历史场景渐渐在我脑际浮现：

公元前424年，古希腊，雅典城邦与斯巴达城邦互争雄长。是年冬，斯巴达将领伯拉西达率两个远征军团，在色雷斯盟军的协助下，向雅典在色雷斯的重镇安菲波里斯发动进攻。

安城危在旦夕。时为雅典十将军成员的修昔底德奉命率七艘战舰驰援，但兵至城破。（按：安菲波里斯之失陷，现代史家认为，在于守将攸克利的过失，其咎不在修昔底德。）然而，雅典执政当局却指控他贻误军机，有通敌之嫌，乃加罪于修昔底德，被放逐在外20余年。

这之后的故事为许多人所知晓：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获释归国。归国后，他不计个人冤屈，忘却尘世恩怨，以其不凡的史才，苦心孤诣，矢志不渝，倾毕生之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如他自己所说的“垂诸永远”的古典史学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他本人也以其鸿著彪炳于西方史学史的史册，成为古典时代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在这里，我无意把本源先生比作修昔底德，须知任何的比喻都是冒险的。不过，我想，在修昔底德与本源先生之间，其著史之精神，之意趣，之毅力，之情境，是超越时空的，总之，为了寻求真谛，在他们之间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吧。

何兆武先生说得好，“看来人生的体验对史家乃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本源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发凡》可为之佐证。

为了寻求真谛，本源先生在浩瀚的学海中探幽索微，辨析原委。这里以书中历史定义多解为例作一说明。

本源先生在其书开篇劈头就问：“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历史是一场无休止的辩论。”20世纪的荷兰史家盖尔如是说。那么这种为历史不断下定义而“无休止的辩论”何时了？明智的做法似乎是先别忙为自己制造一个新定义，而是客观地列出各家各派的说法，然后在“辨析原委”后，述说己见。本源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他在书中一口气列举了近代以来二十多个代表人物的答案，依书中之序，分别是：伏尔泰、麦考来、兰克、古朗士、伯利、泰恩、伯伦汉、柯林武德、胡伊津加、克罗齐、雷蒙·阿隆、马鲁、卡尔·波普尔、费弗尔、米什列、马克思、恩格斯、迈尔、奥古肖特、汤因比、茹可夫等，以上诸家之说，其观点或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或迥然不同，总之，精彩纷呈，令读者美不胜收。倘若按图索骥，寻找注释，明其出处，对学人来说更是其乐无穷了。在这之后，他对己见又作了独到的阐述。

为了寻求真谛，本源先生在浩瀚的学海中扶隐钩沉，认知重建。这里以书中历史编纂学的范型为例作一说明。

“范型”（Paradigm），原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术语。现代史学史家常借用它，对历史编纂学作出范型分析，美国史家斯托扬诺维奇、伊格尔斯可为显例。本源先生在对他们及其他学者识见“扶隐钩沉”后，以方法论为重点，梳理出如下三个范型：以兰克史学为主流的实证主义的范型、年鉴派范型、马克思主义的范型。

对于近代以来欧洲历史学范型的梳理、认知与重建，是本源先生大著中的精彩篇章，他的博学与释论尽显其中，无论是对每一种范型的解说与特点的揭示，还是对三种范型的异同及其相互影响，鞭辟入里，令人折服。本源先生在论及这三种历史编纂学的范型及其方法论的学科模式时，说到了它们的“核心内容”，他这样写道：

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史料学和史料批判学以及对历史事件的“观察的陈述”；

年鉴派的方法论核心是跨学科地理解整个社会、长时段地研究结构和计量地研究历史系列；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核心是社会经济形态之有序的更替和历史发展规律之“理论的陈述”。

言简意赅，归纳精到。本源先生的这种概括，不管怎么说，总可自成一家之言，称其为西方史学范型“朱氏三分法”，亦未尝不可。

为了寻求真谛，本源先生在浩瀚的学海中疏凿源流，探访踪迹。这里以书中历史思维为例做一说明。

就我个人看来，本源先生的这部大书是研究西方史学的，是一部西方史学史，当然是一部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见到的西方史学史，也就是说，它是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去阐述西方史学的发展史。本源先生以“历史思维”为红线贯穿其间，实在是很高明的。

何谓“历史思维”？本源先生答曰：

泛泛地说，历史思维是历史编纂学中表现出的思想，是历史家的历史概念所组成的。

由此书中对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维特征的揭示，对自古典古代（希腊罗马）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时代迄至19世纪的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的历史思维范型，疏通源流，追寻踪迹，本源先生欲论证的，想查考的，所描述的，经他的妙笔逐一阐发与点拨，无不渗透着思辨的乐趣，凸显学术的张力。这由于本源先生对它们的了然于胸，才有可能使读者一目了然。对于如此丰赡细润的内容，还是让我们细细地拜读原书吧。

本源先生的传世之作《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发凡》，如同我们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那样，一经行世，朱氏《发凡》可望成为中国史学理论著述中的经典之作。在我看来，他的书的成功得益于“中西马”（国学、西学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素养，他三者兼备），该书的出版泽惠于当代学人，该书的影响将在后来者身上延续，成为他们不可绕开的史学理论的必读书，这是因为，它是“我国史学界的第一部完整的、全面的有关史学理论的著作”。（何兆武先生语）

本源先生生活在古城西安，而我则栖居在黄浦江畔，不管是饮渭河水还是浦江水，其实都出自同一个源头。同样，共同的学术旨趣与共同的学域领域（“本源”嘛），也使我与本源先生之间有了天然的学术情缘。说来也巧，他的学生吴少梅、杨锐，先后在我这里完成了博士学业，我的学生吴晓群也曾聆听过他的教诲，本源先生还为晓群的博士学位论文《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的出版，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文。正是通过他们，在两地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传递信息，互致问候，更传递浓浓的友情，互致绵绵的情谊，年愈久，情更长，谊更深。此次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瑞映教授给我传递最新消息，喜闻先生大书即将出版，高兴之情，难以言表。先生嘱我为其书写序，无论就其辈分与资历，区区都是不够格的。写在上面的这些话，聊作学习先生大作的一点体会，恳望先生与读者诸君不吝赐正。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