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为那本《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撰写“续编”，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刘景琳先生来约一本“文化寻踪”性质的小书。我想到了明清之际赣南的易堂。“续编”中将有一组以易堂为分析材料的论文，写作时曾为不得不舍弃一些生动的材料而惋惜。倘若没有此次稿约，也就一任其被舍弃，这时却有画面由记忆中浮出，一群三百年前的知识人，似乎隔着一大块时空在向我呼唤。

不必讳言在长时间的“论说”之后，“叙述”对于我的吸引。“易堂”在我，是可供叙述的材料。或许只是为了“叙述”，只是不忍舍弃“叙述”，才终于想到写这一本小书的。我也依然在寻求挑战，包括寻找文体、笔调，寻找别种表述的可能性。随笔这种较为自由的文体，自然有助于缓解“做学术”的紧张，将被“学术文体”筛除的零碎印象、感触，搜罗拾掇起来。至于一再写到易堂，并非出于“价值”方面的估量。我确也不认为这一群体有何等重要；我的意图不过在借此个例，打开某些被忽略的视域，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丰富性得以展现而已。

有明一代，江右曾经是王学重镇。赣州虽与泰州学派一度活跃的吉安相邻，魏禧、彭士望对王阳明也备极倾倒，却与王氏发起的思想运动以及上述思想派别没有多少关系，与江右王学中人所从事的社区改良活动也无关。他们不在那一传统中。因而本书所叙述的群体不但不具备思想史的、也不具备社会史的重要性。写这题目，我的兴趣仍然在“人”，在特定环境中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选择，在那一时期士人的所谓“心路历程”。易堂吸引了我的，毋宁说是其“表述”，尤其其中人物的自我刻绘与彼此状写。我曾由易堂诸子的文集中读“言论”，这回则是读“性情”、读“行踪”、读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班士人的文集中，确也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可据以想象其人的材料。

凭借了写作本书这一机缘，我得知了出于特定目的的阅读会有何种取舍，在通常的论文、论著写作中，我所舍弃的是什么。由此又不免想到“学术方式”的代价——即如有妨于面对生动的“感性”、“个人”、“日常”，丰富的差异、多样。

既取叙述而略论说（只是简略，而非省略），对于文字材料的选择自与论著不同；又因系“寻踪”，对时间、方位不能不有一份敏感——后者更是我平素阅读中一向忽视的。当着借重了时间线索给予叙述的便利，却又想到，对于时间作为标记的依赖，是否也将过程简化、因果化了？那些线索似乎本不应当如此清晰，以至由三百多年后的今天看过去，人物的人生轨迹历历分明。

我自然明白，收入其时士人文集的，多半属于准备日后公诸于世的文字，包括书札，“私人性”不能不大打折扣。那些叙述是在既有的文体规范，以至流行的言述方式、语言策略中生成的。我写作本书所凭借的文集，有一些在著者生前即已版行，有极其自觉的阅读期待。你因而难以窥入更日常的空间。你被阻挡在了那些精心修饰过的文字之外，阻挡在了娴熟的文体技巧之外。我自然还想到，不止文体规范、言述策略，而且流传中的遗落、刊削，都预先决定着我的“寻访”所能抵达的边界。即使如此，我也仍然认为，明清之际士人文集中大量的自传性材料，是值得珍视的资源，其中有“正史书法”所摒弃的丰富的“人性内容”。而大量的遗民诗，是遗民研究的重要材料，其中甚至保存有可供考察其时士人物质境遇的丰富材料。所有这些资源都有待于开发。

近年来创作界流行“用脚步写作”，据说那方式是“空着脑袋大胆上路，边走边写互动传播”（《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12日）。江西教育出版社这套丛书的设计，未必不因于时尚，尽管“文化寻踪”，本有此一体。

我的故事并不非凭借了赣南之行才能展开。那些情节在我翻阅一函函的文集时，就已由故纸中浮出，因而出发前不能不对“寻踪”心存疑虑。对于这一种研究，“实地”并不较之文献重要。我的人物在他们自己的述说中已足够生动，无须向地面上为他们曾经存在过寻求证据。“实地”固然会提供意境，却也可能另有其破坏性——朦胧空灵的想象一旦着陆，难免要风化剥落的吧。此外我也不以为能在那里找到什么，很可能一切遗迹都已**然无存。我甚至以为有必要追问被我们指为“踪迹”的是一些什么，它们何以被认定为“踪迹”。我对自己说，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凭借文字材料构建意境，而不是复原“历史”。即使真有遗迹在，我所能面对的，仍然更是“叙述”而非“事实”。但我仍然上路了。

事后看来，走这一趟仍有必要。我需要一点颜色，一种气味，使推想有所附丽。我也希望我的文字能多少浸染一点其地山水林木的气息。而实地踏访，以及踏访后的继续询问，也校正了我的某些臆度。在这一点上，赣南的经历在我个人，更像是往返于文字与“实地”间的校订。走在赣南，我甚至问过自己，倘若能重新来过，是否有可能做别一种方式的研究？我当然也想到了这种“寻访”的得失利弊。前期准备已打造了部分意境，事先的文献阅读形成了明确的期待，因而几乎无法避免有意无意的排除、剪裁、组装。

由此也想到了所谓的“行走文学”。那情况似乎只能是，已有的蕴蓄借诸“行走”这一情境获取表达形式，否则“暴走”一族应当是理想的作者。当然，“行走”之为情境绝非无关紧要，其间应当有行走者与环境间的互动，有激发、触发，也有压抑与折磨。不能深切地感受苦难的，也不大可能因“行走”而文学。

本书所写到的人物，陈恭尹较之魏禧或更负才名，而梁份则更为学术史家所看重。魏禧、彭士望、林时益们，绝不是一些足以成为“热点”的人物，重提他们，也非意在召唤亡灵、起死回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关于易堂九子，说，“他们的学风，以砥砺廉节、讲求世务为主，人格都很高洁……但他们专以文辞为重，颇有如颜习斋所谓‘考纂经济总不出纸墨见解’者。他们的文章也带许多帖括气，最著名的《魏叔子集》，讨厌的地方便很多。即以文论，品格比《潜书》、《绎志》差得远了。”（卷十二）这是近代治学术史者的评价，与魏禧同时之人所见已大为不同。

我因而想到了遗忘，曾经煊赫一时的名字的被遗忘，以及这遗忘是怎样发生的。即如魏叔子的被淡忘，多少也应因了不能纳入形成于日后的学科框架，不在某种思想、理论脉络中。但对叔子，的确是“淡忘”而非“遗忘”，这个人物还在他的文论中活着——近人编选清代文论，三魏及邱维屏有多篇入选（参见《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尽管可能有一天，也被由这一领域中删除。

这种遗忘非但正常，而且必要，否则人类的记忆将不胜负荷。我想告诉读者的是，那些消失在了时间中、被由诸种文本删除的人物，曾经有过何等鲜活的生命，他们很可能如我本书中的人物，有声有色地、诗意地活在各自的时代中。即使这些人物终将隐没在岁月的更深处，我的讲述仍然有可能丰富了、复杂化了人们对于那段历史生活的了解。这是否就是我写作本书的意义？

最初为本书所拟书名，是“危机时刻的友情”。“危机时刻”取自子平关于我那本《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书评。这本小书所写，的确是一个发生于“危机时刻”、至少要部分地由“危机”来解释的故事。易堂故事最初吸引了我的，确也在伦理方面，朋友，兄弟，师弟，以至夫妻，尤其朋友。为此我尽可能逼近地“观看”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尽管他们所营造的意境算不得深邃。

对于明清之际，我的兴趣始终在士大夫的处境与命运，包括展开在上述伦理关系、日常情境中的命运。写作本书时，又浏览了任道斌先生的《方以智年谱》，再次被其人的丰富性所吸引。明中叶以后，士人对当代士风之恶浊，批评不遗余力，我由明代及明清之际的士人那里，却常能遭遇极清明纯净之境，赤子般的真挚与热诚。易堂诸子涉世均不够深，应当属于王国维所谓“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人间词话》）的一类，是天性的诗人，尽管不以诗名。我想，光明俊伟的人格，任何时候都会令人神旺的吧。至于某个人物的魅力，自然会销蚀在时间中，但它们毕竟以其短暂的存在照亮过他人，即令细微如爝火，也是美丽的。易堂诸子孜孜于“求友”，以他人丰富自己的人生；我则经由学术“读人”，也以关于人的了解丰富了我的生活。在写作了本书后，易堂诸子在我，已非漠不相关的异代人，他们由故纸中走出，径直走入了我的世界。

我已经说过，写作本书的部分动机，在寻找文体，有可能使我在不同时空信意地穿行的文体；在久为“学术文体”拘限之后，体验较为自由的书写。而在事实上，我只是极有限地做到了这一点，并不曾由既成范式中成功地突围。“自由”也是一种能力，你并不就能现成地拥有。

本书附录的魏禧、彭士望的两记，或许能引起踏勘的兴趣。彭氏的《翠微峰易堂记》，实在可以读作一篇导游文字。至于我的赣南之行，难忘的是宁都的山，沿途的江，大樟树，以及所遇到的文化人，在寂寞中从事文化保存的知识者。这些文化人对于乡邦文献的珍重，应当使京、沪等处的同行惭愧的吧。我不知道倘若没有那些我所要寻访的人，那些行旅中的邂逅，赣南是否还会如此令我动心。为了此书，我应当感谢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周榕芳先生，与我一道踏访的刘景琳先生、刘慧华女士，感谢宁都县志办公室的李晓明先生、县采茶剧团的邓文钦先生，赣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张声濂先生，南丰县文联的曾志巩先生，赣南师院的赖伦海先生，大余县副县长万家榕先生，感谢赣州、大余、瑞金、宁都、南丰、抚州新华书店。我还要感谢对我提供了帮助的戴燕女士。

希望这本小书能使你得益。

二〇〇一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