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纸质教材的应用主体

对教材应用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在我国古代，教育是为统治者巩固其统治地位，推行其统治服务。学校最初只招收王公贵族子弟，普通老百姓子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资格。在封建社会经济较发达时期，普通人也能够上学，教材的使用者得以拓展，但教学的内容总体并没有变化，所教授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由于这些典籍都不是专为教育编写，主要目的是强化封建制度、封建礼法，其应用主体显得空泛。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借鉴苏联的教育制度及理念。而苏联“十月革命”初期，对教材的应用对象问题，就存在一种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教科书是否是教师讲授内容的“提要”，不需要任何细节和事实，不必使用插图或漂亮的装帧。这种争论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告终。到50年代，学者科瓦廖夫等认为中学教科书的体例结构应和大学教科书一样，是知识的简明纲要，不必追求趣味性，不必包括文献资料。这种观点明确了教科书的应用对象是教师而非学生。到50年代后期，苏联就教科书问题展开大讨论，其中包括教科书应用对象问题。科罗甫金等专家认为教科书不是历史著作，它不应是“知识的简明纲要”，应当考虑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教学规律。在此基础上，之后出版的历史课本便把“内容节”改为“课时节”，增加了习题作业，补充了一些原始文献材料，注重教材的生动活泼。这种变化是把教师和学生都作为教科书应用对象。[86]概括而言，可以把20世纪80年代作为分界，在此之前苏联把教科书定义为“教师用书”，80年代之后定义为“学生用书”。

相应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的教科书把应用对象定位于教师，强调“学科中心”，注重教师教授知识内容的系统性、学术性，而忽略了学生对教科书的主动应用。这种做法隐含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就是教必然引发学，有效的教也必然导致理想的学，因为教学系统中学生被教师掌控，教师是教学成效的关键，学生只需服从、配合教师的教学行为即可。

随着90年代我国课程改革的稳步推进，素质教育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教材编写者逐渐认识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也是教材的重要主人。因此，教材在有利于帮助教师课堂教学的同时，还应有利于调动学生的自我学习，在此之后教材的“学生味”开始浓重起来。然而，带来的新问题是教师和学生是差异性极大的两个群体，虽然两者共同作用于教学，目标趋于一致，但无论是经验、阅历、思维、行为等方面都不在同一个层次，要兼顾两者其实是勉为其难。因此，教材尽量容纳师生双方“共用”的内容，单独用来指导教师教学的内容以及供教师参考使用的教学资源，则通过教师用书提供。

（二）电子教材的应用主体

电子教材的应用主体，无疑既包括学生又包括教师，在强调学生主体地位，“重教”转向“重学”的今天，应把学生放在首位。钟启泉教授就曾经提出：在新的信息技术时代，教材要从历来的“作为教学之用的主要教材”转型为“作为学生之用的主要教材”，不仅是教师用以指导学生的“教材”，也是学生用以学习的“学材”，而且后者的意义更加重要。[87]

相比起纸质教材，电子教材在发挥学生学习主体作用上更具有优越性：提供丰富的联系学生实际的情境，调动其学习的欲望；通过直观化的媒体资源，帮助其结合自身实际，突破学习的难点；利用人机交互，帮助和引导学生加大学习的深度，并评测自己学习状况，有针对性地改进学习。毫无疑问，电子教材在这方面“技高一筹”，更有助于增强学习的趣味性，提高学习效率。除了学生自主应用，利用网络功能，电子教材还可以实现学生协作学习，以及师生互动性质的“教学一体”应用。另外，电子教材还可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开发出学生版、教师版等，可有效解决纸质教材难于兼顾两者的难题。

教材与学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教材服务于学生的学习，是学习不可缺少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应该是一种亲密伙伴关系。然而传统纸质教材是一张冷冰冰“知识专家”的面孔，对学生的困难和要求“不予回应”，不易让学生对它产生亲近感。相反，电子教材则“有声有色、有问有答、循循善诱”，有望与学生真正建立起良好的伙伴关系。

对于教师而言，电子教材会提供给教师可直接应用或参考借鉴的教学资源，让教师在课堂上奉献给学生“营养”成分更高的“食粮”，提升课堂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