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身价值进行客观判断，他者的认识是必不可少的，他者认识与价值判断的客观性密切相关。因而通过《北京风俗问答》等著作中日本人对于北京的书写，借由外国人的视角，使北京呈现出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城市发展进程做出客观判断。这既不同于中国史书的记载，也与中国人撰写北京民俗的书籍，如《帝京岁时纪胜》《宸垣识略》《日下旧闻考》《藤阴杂记》等迥异，涉及了许多中国人习以为常而不易察觉或不屑记录的内容，表现了作者因来自异质文化而特有的敏感与独特的视角。

同时，作为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人，作者的他者书写还包括了第三种视角，即西方现代文明的视角。因而又与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的乾隆时期朝鲜使者所作手记《湛轩燕记》《燕蓟纪程》《燕行录》等有很大不同，后者往往以观光客的身份对北京做浮光掠影式的猎奇。近代日本及日本人在确立其民族认同的同时，实施所谓“脱亚入欧”的国策，诸事均以欧美国家为范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文明国”创建基本步入正轨。自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殖产兴业”以来，发展速度惊人。从1866年至1873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2.2%。到1885年，日本只用了15年就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从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国。到19世纪90年代，日本又实现了以军事工业为发动机、以发展轻工业为主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日本完全转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因而，日本人以西方现代城市的标准作为衡量尺度，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如果仅以他者的视角来理解作者对北京城市现状及市政管理的严厉批评，是不够的。作者一反日本早期对中华文明的尊敬与崇尚之风，以冷峻的笔触揭示市民与社会的弊端，常常以一个文明之邦的国民跳出来，批评北京市民懒惰且没有秩序的平民生活，渲染其不文明、不清洁的生活习惯和卑劣的国民性，指责政府公务人员及普通市民表现出的对国家和公共观念的漠然态度，充满堕落和享乐的社会气氛。“不论什么事情，只要叫中国人一办，立时立刻，就会百弊丛生。”[32]一种相对于中国的自身优越感洋溢于字里行间。这与本书作为官话读本的体裁和用途无关，而是时代风气使然。事实上，这样一种中国观和日本人自身的优越感，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经历了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特别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标志性胜利，日本人的自信心极度膨胀，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中国和朝鲜等邻国，在现代国民和国家的各种价值尺度的衡量下，遭到彻底否定，它们作为文明尚未觉醒的“野蛮之国”成为日本的参照，使日本的“文明之邦”的地位得以凸显。以《太阳》杂志为首的日本各大媒体，发表了《支那国民性之由来》《论支那人之秉性及对支那之方策》《支那兵与日本兵》《征讨清国之结局》《日清教育之比较》等文，无不充斥着这样一种论调。[33]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北京风俗问答》等著作只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断章取义的片段式的书写，然而其中所表达的片面的中国观不仅盛行于日本社会，而且反射到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震动。甲午战败后，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反躬自省。日本人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种种言论，虽然富有刺激性却尤其不能忽略。梁启超及长期经历明治话语“洗礼”的鲁迅等人，在进行改造国民性的讨论时，都以不同形式对这些来自日本的“中国表象”表达过某种认同。[34]

应该看到，《北京风俗问答》一书对北京城市生活的描述并不全面。但是，不得不承认，其对北京的书写又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反映了北京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与同时期的上海等城市相比显得滞后的发展状况。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所录皆得之于日常见闻，保存了大量原生态的市民生活资料，不加修饰，几乎可以视为社会调查报告。刚刚经历了“五四”的北京，儒家传统在心灵积习上受到削弱，正处于向现代城市转变的过程中，社会问题确实非常突出。传统既坏，现代的法律制度和城市管理机制又缺失，社会充斥着混乱与黑幕，作者对北京的描述以负面居多也反映了某种程度的真实状况。当时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是日本人学习中国语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的做法。东亚同文书院，就要求学生利用最后一学年的暑假，到中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以政治、经济为中心，包括交通、地理、风俗、文化等。日本外务省还专门为此拨出经费。这种调查固然有其政治、军事意图，但据调查整理、汇编成的地理、物资、物产等书籍，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城市风貌提供了重要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风俗问答》对我们从某些细节上考察北京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不无裨益。

[1] 本文采用六角恒广的说法，“近代”指的是从明治九年（1876）到昭和二十年（1945）。本文选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全科学报）》，2007，36（5）。

[2] 相关研究成果有：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89；邱国盛：《从人力车看近代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的演变》，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2）；田兵权：《简议中国城市的近代转型》，载《华夏文化》，2004（1）；习五一：《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功能与城市空间》，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5）；魏开肇：《戊戌变法和北京城市近代化》，载《北京社会科学》，1993（4）；皮明庥：《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近代化》，载《文史哲》，1992（5）等。

[3] 本文所引《北京风俗问答》原文，都是根据[日]波多野太郎编：《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北京风俗问容》，东京，不二出版社，1984—1987。

[4] Michel 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Vol.1）.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p.11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5] 史明正：《从御花园到公园——20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刘海岩：《城市史研究》186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6]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八章。

[7]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五十二章。

[8]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四十六章。

[9]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十七章。

[10]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七章。

[11] [美]查里斯·马斯格罗夫：《构筑梦想——1927～1937年南京建都经过》，见刘海岩：《城市史研究》第23辑，129页，天津，天津科学院出版社，2005。

[12] [美]休·D.R.贝克：《传统城市里的大家族》，见[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594～59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13]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十三章。

[14] 邱国盛：《北京人力车夫研究》，载《历史档案》，2003（1）。

[15]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五十九章。

[16]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五章。

[17]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七十六章。

[18]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八十一章。

[19]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六十五章。

[20]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三十四章。

[21]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四十七章。

[22]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五十三章、九十三章。

[23]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六十九章。

[24]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十一章。

[25]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五十六章、八十章。

[26] 史明正：《从御花园到公园——20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刘海岩：《城市史研究》，173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27]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八十九章。

[28]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五十七章。

[29] 史明正：《从御花园到公园——20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刘海岩：《城市史研究》，160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30]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十章、三十七章、三十九章。

[31]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五十章。

[32]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风俗问答》，见《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第五十三章。

[33] 刘建辉：《产生自日本的中国“自画像”》，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83～10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4] 刘建辉：《产生自日本的中国“自画像”》，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99～10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