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娱乐是有性别的。意思是说，娱乐的主体——即娱乐人群必须鲜明地分为男人和女人，男女的娱乐活动不应该相同。封建礼法之下，社会舆论反对把两者混淆，而是主张双方各守本位。实际上，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教，在实践中则很难百分百地严格区分、执行。

进入民国以后，女性在娱乐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女子娱乐生活的实质内容都随着时代的进步、妇女自身的不断解放而发生很大改变。男女社交已经公开，男女平等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特别是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女性，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为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地位而抗争。

妇女对娱乐活动的积极参与，是北平娱乐新时尚之一。虽然较之上海妇女晚了几年，但北平妇女急起直追，也要在娱乐文化生活中，和男子分得一样的权利。如在剧场中设置女座，这在当时还是颇引人注目的，时人作诗曰：“正坐洋椅不能盘，粉纸印来大戏单。楼上粉黛人似玉，满园不向戏台看。”[33]很多女子还抛头露面，从事娱乐他人的职业。女性在娱乐业中的从业人数、收入、影响力等方面已经可以和男性平分秋色了。比如舞女的收入。舞女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舞票，通常情况下，一枚大洋可购三枚舞票，舞客以现金向舞场购票；陪客的舞女则从舞客那里得到舞票作为酬金，然后拿着舞票去舞场老板那里换现金，一般是六枚舞票换得一个大洋。“盖舞场须扣去其半也，故每夜得票三十张者，可得五元进款；六十张者，可得十元。视舞场营业程度而定，亦视舞女之号召力如何。姿容秀丽之舞女，为一般舞客所欢迎者，彻宵达旦，无时或辍，每夜收入，恒自二十元至三十元不等，此外月薪尚不计也。以舞女一夕之收入，是乡农半载年勤之所不及，小学教员一月中所不能得者。”[34]各娱乐场所也都聘来女艺人充门面，吸引顾客，如城南游艺园，专门设有坤伶场，邀请一些女艺人来此演出。

分析北平女性在娱乐业中影响日增的原因，首先是她们自身才艺的提高。以前女演员艺术功底不深，人们看她们演戏，只是为了消遣，“自不能见重于世人也”。很多女艺人仅以“色”取悦于观众，唱腔则不堪入耳，被称为“鬼音”。但自雪艳琴开始，越来越多的女艺人在才艺上为人倾倒。雪艳琴嗓音甜润圆亮，一如梅兰芳、尚小云，各剧院抛开以往的成见，竞相聘其为台柱，观众也爱看女子唱戏了。其次，男女艺人性别偏见渐除。民国初年，无论是京剧还是话剧，男女还不能合演。男演员不屑于和女演员合演，老师也不屑于收女弟子。到了1928年，男女合演之风兴起，各剧院也都提倡男女合演来吸引观众，一些女演员也红极一时，影响力大增。

除娱乐主体的变化外，北平娱乐文化的本体——娱乐活动的内容自身，也在与时俱进、吐故纳新。实际上，与时俱进是娱乐文化自身的一种本质属性。

娱乐活动内容的趋新和商业化，是北平娱乐新时尚之二。1927—1937年的北平，新式娱乐文化渐渐从旧模式中摆脱出来，形成自己的范式。电影院使电影的演出场所专门化，不再同传统娱乐共享空间；话剧在打开市场后，渐渐朝专业化发展，不再是不伦不类的组合。因前面已有阐述，在此对这二者及公园、舞厅等新式娱乐不再累叙，只对流行歌曲这种颇具现代娱乐色彩的娱乐文化做一介绍。在当时的北平，流行歌曲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影院放映的影片中的主题歌和插曲，如《西厢记》中周璇唱的《拷红》《月圆花好》；《木兰从军》中陈云裳唱的《月亮在哪里》；《续三笑》中李丽华唱的《深闺吟》《闭门羹》；顾兰君在《刁刘氏》中唱的《临刑曲》；路明在《弹性女儿》中唱的《双双燕》和《红粉飘零》中的《四季情歌》等等。这些歌曲都是影片中主要演员本人演唱的，由唱片公司灌成唱盘，发行于市。……另一类是由当时的专业歌唱演员录制的唱盘，以姚莉、姚敏为最有名，而且姚敏又擅写词曲，当时的流行歌曲中，大约每三首就有他们二人写的一首。”[35]

由于流行歌曲有较大的市场价值，民间投资者纷纷经营这种娱乐项目，一些舞女也改行唱歌了。一开始，歌女还知道自爱，歌曲也不太低级和色情。但很快，一些歌女就经不住金钱的**，唱起**词浪曲了。

娱乐文化内容的趋新，部分是由当时娱乐活动自身的商业化性质造成的，利之所在，商家逐之，原不奇怪。而传统娱乐如京剧，因不如新娱乐项目吸引人，就一度面临困境。“就事实来看，现在各戏班里，除了四大名旦同高马杨等能够常悬‘座满’之牌外，此外恐怕没有一个班莫不是叫苦连天。即以言菊朋而论，其演剧之肯卖力，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连演《洪洋洞》《长坂坡》两出大戏，上座也不过四五成而已，其不景气为何如，从可知矣。”[36]

为迎合娱乐商业化的潮流，改变利润微薄的现状，一些娱乐场主就对娱乐活动进行商业包装演出。如在北京上演的广东戏，“裸腿高跟鞋旗袍的大乔，在北平登台了。十年前，京戏最重规矩，由脸谱到脚上的靴鞋都有一定的法则上。现在，摩登古人登台了”[37]。

当时娱乐本体的趋新，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北平市民娱乐观念出现了新变化。虽仍有争论，但总体上日益开明。

为娱乐文化“正名”，是北平娱乐新时尚之三。当时，北平市民已开始正视人自身的娱乐休闲需要，认为娱乐对人有正面意义，并主张提高对娱乐文化的正确认识。“普通的社会，每多茶肆酒店，烟馆赌场，多数的平民，没有不藉此以解闷。何以故？因为现在的平民，智识既薄，也无正当的消遣，其以为消遣者，不是集人作赌，便在酒馆狂饮；不是**马路，逛游戏场，便入花丛间解闷。至若远足、音乐、打球等等，在他们固视为常事，也不屑的藉为消遣。因此当消遣者不以为消遣，不当消遣者以为消遣，也何怪趋入歧途呢？”[38]

也有少数人否定娱乐文化，认为：“不论什么消遣方法只要是消遣，都是无益的；而且非惟无益，实在有害。人类的一切罪恶，莫不从消遣中产生出来。”[39]

这种论调受到了大家的抨击。“人们所以变坏的主因，绝对不能归咎于人类的有消遣，这正是十足表现出来人们不知道怎样应用业余消遣所致。真正了解、会应用的人，不但不至于堕落，而且可以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无形中反倒防备着堕落呢！一方面远离了坏习惯的侵袭与潜化，他方面更于自己的身体上、精神上、人格上都逐日无限的能向上发展着。”[40]

由于北平社会存在阶层分化，在一些市民的观念中，娱乐文化也具有“阶级性”。“多少人呢，多半是为吃饭问题出来奔走，或有问题已经解决了，而图谋他以后的需要，因此就把这世界渲染的说不出的一种繁华，同时也就把所有的人们判断出若干的阶级，和什么‘上’‘下’的名词。资产阶级的人是最先把这问题解决了，但解决以后，还有许多的需要，什么身体的享受必要安适，精神的感受必要快话。所以都市里的楼房、山村里的别墅、庄严的戏院、华贵的舞场，这多是他们这类人调剂精神、舒畅身体、寻找娱乐的所在。但是这类人不过占社会里最高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呢？是以身体和精神换来些劳动的钱，在这休息的空闲，也需有些娱乐，以安慰他那疲劳，但享受的程度，是要随着身份。所以由这点起，就分析出若干的阶级来，一般的人们，也就按着他的身份，去享这相当的娱乐。”[41]

应该说，市民对娱乐文化作用的评价，对其特性的一些概括，都是在为北平娱乐文化“正名”。从1927—1937年北平娱乐文化的实际情况看，市民所“正”的“名”，是契合实情的。

不同的阶层确实拥有不同的精神生活，北平底层的民众“虽然穷得可怜，可是有了三四毛钱就可以看电影了”。在他们眼中，上层社会的生活也有让人不如意的地方。“可怜那些最大的大人物……一切公众娱乐的地方都是少去的，甚或有时止几步路都要戒严，想要跑到农村或郊外去领略大自然之美更要兴师动众了，那是何等的不自由呦！”[42]

总的说来，北平市民对娱乐文化的态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有一定规律可循。人们娱乐观念的开放，说明社会在向前迈进，也说明北平文化在努力寻求现代转型。因为，面对新文化的冲击，民众往往在娱乐层面上先进行尝试，看看能否调适、接受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这提示人们，文化的发展、演变必须与它的主体人群相适应。1927—1937年北平娱乐文化的变迁史已经证明：一种娱乐文化形式的改变如果超出了普通观众的承受力，其生命力是会受到影响的。如当时北平的戏曲，“蹦蹦戏是不雅的、不美的，但是却能够受平民的欢迎。抢匪临上杀场，还得要唱两句白玉霜的句子，这是最接近民间的戏，文人所看不起的。京班渐渐由民间的戏变成文人的戏了。许多无聊的文人替梅兰芳、程砚秋编戏，愈编的好，愈和民间离得远了”[43]。而昆曲，“除了三十以上，或专攻文学的人以外，是少人看的”[44]。

[1] 本文选自《历史档案》，2005（1）。

[2]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932。

[3]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3-62。

[4]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3-62。

[5]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3-62。

[6]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3-62。

[7]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3-62。

[8]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932。

[9]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932。

[10]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932。

[11]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932。

[12] 《大公报》，1933-2-3。

[13] 《大公报》，1933-4-30。

[14] 根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J1-3-91、J2-7-337、J2-7-338、J2-7-339中的相关数据制表。

[15]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261。

[16]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102。

[17]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102。

[18] 《北平老百姓日报》，1933-8-31。

[19] 《老百姓报》，1935-1-19。

[20] 《老百姓报》，1935-1-19。

[21] 《北平老百姓日报》，1934-1-24。

[22] 1928年，戏剧大师洪深、欧阳予倩、田汉聚在一起，讨论“新戏”“文明戏”的正式命名问题。洪深提出用“话剧”一词，得到大家一致赞同，从此这一称谓就确定下来，一直沿用至今，不久洪深专门写了《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一文，又解释了话剧的含义。“话剧，是用那成片段的、剧中人的谈话，所组成的戏剧”。

[23] 中华图书馆编辑部：《北京指南》，10页，上海，上海中华图书社馆，1919年。

[24] 涤秋：《谈北京之电影院》，《北京画报》，1937，2（3）。

[25] 《大公报》，1927-7-13。

[26] 《大公报》，1927-7-22。

[27] 《大公报》，1927-7-22。

[28] 《大公报》，1929-2-1。

[29] 《大公报》，1933-7-25。

[30] 《北平老百姓日报》，1933-10-4。

[31] 倪锡英：《北平》，151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32] 《北平老百姓日报》，1934-6-24。

[33]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34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34] 《大公报》，1933-2-3。

[35] 《北京文史资料》第59辑，13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6] 《北平老百姓日报》，1934-4-22。

[37] 《北平老百姓日报》，1934-6-24。

[38] 杨流云：《日常所忽略的几件事》，载《生活周刊》，1927（1），136页。

[39] 《大公报》，1933-6-12。

[40] 《大公报》，1933-6-12。

[41] 《大公报》，1933-3-22。

[42] 《大公报》，1927-8-22。

[43] 《北平老百姓日报》，1934-2-25。

[44] 《北平老百姓日报》，1934-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