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期论文”知识群体与《大公报》的文化权力网络
1953年1月7日，年逾花甲的胡适在“台北市报业公会欢迎会”回忆道：“《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1886—1941）先生、胡政之先生计划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为排定。这样，报馆的主笔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这种方式旋为国内各报刊所采用。”[96]而事实上，最早提出开辟“星期论文”专栏的是当时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他当时的用意是：“一是每天要发一篇社评，多数由他执笔，负担过重，组织社外人士撰写星期论文，每星期他可以少写一篇社评。二是加强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扩大在学术界与青年学生中的影响。”[97]《大公报》研究专家（系大公报人）陈纪滢也说过：“大公报鉴于全国最高学府拥有专家学者无数，而社会各阶层均有饱学之士，这些人构成国家之文化动力。他们对国是与各种专门问题都有卓见，隐藏于脑海之间，有的人喜欢写文章发表议论，有的人则须催逼而成。尤其在国难蜩螗，全国需要竭尽智慧，以挽救危亡之际，更应以专家的学识，以贡献于全国。因之，于民国二十二年秋发起刊载‘星期论文’，以代替社评。”[98]
1933年年底，张季鸾与《大公报》另一主笔胡政之联袂到北平，在东兴楼庄宴请北平文化教育界人士数十人，为即将开辟的“星期论文”约稿。席上特别说明稿件除抵触法律外，决不干涉内容，不更改字义，以尊重作者。胡适作为当时北平文化教育界的领军人物，自然在《大公报》与北平知识界的这次合作中发挥了主要作用。1934年12月20日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也觉得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值得维持的，所以不但按期作了，还替别位朋友‘枪替’了好几次。”[99]可见，从大公报创办的1934年直到1953年，《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在他的心目中仍旧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而他对“星期论文”也持认同和维持的态度。不仅作为该栏目精神领袖的胡适如此，而且很多学者和读者都迅速认可了“星期论文”。据陈纪滢回忆：“‘星期论文’兴起后，引起全国注意，尤其知识界到了星期天，无不争看这个礼拜是谁写的。其中的确开启了中国专家学者在报纸上发表议论的先河，更为读者广辟吸收知识的园地。”[100]
1934年1月1日，大公报在要闻版上以显著地位，加框刊出了“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101]胡适的名字赫然列在首批担任撰述的“社外名家”之列。紧接着，在1934年的第一个星期日即1934年1月7日，胡适率先发表第一篇“星期论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在该文中，胡适首先概括了当时中国的新闻纸的发展趋势：“近几年来，中国报纸的趋势有两点最可注意：第一是点句的普遍；第二是白话部分的逐渐增加。这两件事其实只是一件事，都只是要使看报人容易了解，都只是要使报纸的文字容易懂得。”[102]胡适肯定了大公报在采用白话文方面的功绩：“在大公报的六版半的读物之中，白话只占百分之三十八。然而从日报的历史上看来，这样的比例也就很可以使我们乐观了。十六年的工夫，能使日报的文字变到百分之四十的白话化，这不能不算是很大的进步了。”[103]
而在“星期论文”开辟前的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满一万号，胡适的贺词《后生可畏》把《大公报》比喻成一个快速成长的“小孩子”（相对于历史更加悠久的《申报》《新闻报》等），并毫不吝啬地给予了赞美：“然而这个小孩子居然在这几年之中，不断的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这真是古人说的‘后生可畏’了。”[104]胡适也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哪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的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105]对胡适的批评，张季鸾在当日发表的《一万号编辑余谈》中谦虚地接受，并承诺道：“适之先生嫌我们不用白话文，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着用白话文。”[106]当时胡适对大公报的批评主要的指向是学衡派的主将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胡适在1933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前是吴宓所主持，办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学衡’一般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107]
在胡适的书信和日记中可以发现，他对社会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大公报非常重视，而且对它有着一定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主要与他对以自己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学人群”的角色定位有着一定的关联。这种自我认同在1933年4月8日他坚拒汪精卫请他担任教育部长的回信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绝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08]
而在胡适所理解的现代社会，做“诤臣、诤友”就意味着以不入阁的超然立场议论政治，而议论政治发表对时局或重大社会、文化等问题的见解，首先就要求有一个能够自由表达的言论空间。并且这个言论空间应该有一定的社会辐射能力。以言论见长的声誉鹊起的大公报进入其注意的视野便不难理解了。1934年3月9日12点半，路过天津的胡适专程到大华饭店，赴胡政之、张季鸾之约，会见《大公报》与《国闻周报》的一些年轻朋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着对大公报的评价：“去年我在《国闻》四十四期上见张佛泉先生一文，曾到处揄扬他，且写信到哈佛托裘开明打听此人。今日也见着了。他是《大公报》派出去的。《大公报》一班人有魄力，有远见，可以能造成这样一个大势力。”[109]两个月后，胡适在1934年5月11日的日记中再次肯定大公报的成绩：“凡能集中精力专办一件事，必有好成绩，其势力自然放射出来，不可压抑。成都的牙科与北平的协和医校，是其二例。天津之《大公报》亦是一例。”[110]虽然胡适只是大公报的特约撰述人之一，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介入了大公报公共舆论的生产中，并且这种时评写作也已成为建构他的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在1934年年底所撰写的回忆中，胡适总结道：“今年作时论甚多，因为我编辑《独立》全年，又在《大公报》作了七八篇论文，故全年中作的时论比往年多的多。全数有三十多篇。”[111]其中被胡适认为比较可读的或者说有价值的有五篇，其中两篇是发表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上的，分别为《悲观声里的乐观》和《汪蒋通电里提出的自由》。考察从1934年1月《大公报》“星期论文”的创办到1937年7月抗战的爆发期间，无论是从写作“星期论文”的数量还是从参与重大论争的次数来看，胡适都是“星期论文”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
《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之所以能够吸引中国当时诸多一流学者参与，除了前面所论述的《大公报》的办报宗旨与《独立评论》的立言精神非常相似，在旨趣上有共同的关怀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保证了“星期论文”作为公众舆论能够获得制度性的保障，那就是张季鸾等《大公报》人与胡适等学术界有着非常密切的私人交往和默契友谊，这种友谊不能仅仅从工作需要的角度来进行理解，更多的或许可以从这些知识分子的性情相似、旨趣关怀相仿、对国难的屈辱体验和自觉担当责任来理解。核心人物的交往自然就会扩散到这个交际网络的边缘去，例如，胡适就先后向《大公报》推荐了很多得力的作者，而《大公报》也为很多作者获得良好的公众声誉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胡适也是非常重视这种友情以及《大公报》提供的这个公众舆论的空间。
1935年12月3日，张季鸾写信告诉胡适：“此间市政局奉北平当局电令，即日起停止敝报邮递，禁止在天津华界发行，故自四日起北平已不能去报。素承关爱，特以奉闻，并肯便中代达诸友好，为感。”[112]胡适的回信很真实地体现了他对《大公报》深厚的感激之情：“这回我从南方归来，本不存多大乐观，只作‘死马作活马医’的万一希冀。三周以来，无日不作苦斗，所赖有先生们不避危险，为我们作声援，作宣传。现在《大公报》停邮，平津两地的报纸上就不能有一隙之地可以给我们说话了。大概我们能努力的日子也就不多了吧？念之慨然。”[113]其时平津逐渐被亲日势力所渗透，报纸也相继被收买，因此《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成了胡适等人向社会公众发表言论的“一隙之地”，当然对张季鸾等大公报人心存感怀，由此也可见，胡适是非常重视“星期论文”这个公众舆论的阵地的，这也是他多年处心积虑经营的主要原因。相对于《大公报》的一言九鼎的公众影响力，《独立评论》就显得像是一个小小的“同人刊物”了。在胡适的日记中，我们也可以经常发现零星的与《大公报》人交往的记录，如1933年6月11日的日记：“下午吴达诠来谈，谈了两点多钟。他主张‘还政国民’最力，也主张把许多建设事业暂时中止。”[114]1934年2月19日的日记：“到大美菜馆吃午饭，与张季鸾、王芸生、杨金甫、沈从文谈。他们商议改良《国闻周报》。我劝他们参考Manchester Guardian；London Times（曼彻斯特《卫报》，伦敦《泰晤士报》）的周刊。”《大公报》之重视胡适的意见即此可见一斑。
根据陶希圣的回忆，《大公报》之所以能够红极一时，就因为张季鸾等人能够周旋于衮衮诸公与学界领袖之间而游刃有余，既为报纸开创了新闻信息的源泉，又为报纸公众舆论的形成联络了一批最优秀的作者。陶希圣在追忆张季鸾的文章中这样描述道：“我们了解当时华北和北平的实际的特殊情形，我们才能了解《大公报》所以风光的机运。《大公报》在张季鸾先生的主持之下，不但提供园地供平津学界发表东西，而季鸾先生对于学界的人，周旋交往，亲切诚实。教书先生没有别的，要礼貌，而他的礼貌够；要诚意，而他的诚意够。这样一来，学界的人愿意跟他来往，他是以‘温良恭俭让’与平津学界的人来往。当日平津国立或私立（如南开）大学教授待遇很高，不大在乎稿费，但稿费要礼貌作陪衬，才可得人喜欢。张季鸾先生约请北大和南开的教授写星期专论，四十块银元一篇，而礼貌更加隆重。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给他，正要发表的头一天，委员长出了险，他把校样打好寄给我，那是我生平最好的一篇文章，却又没有发表，稿费是拿到了。他不但交往学界，而且留心学界的人。他在平津学界和国民政府中间，老实说，跟蒋委员长中间，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一边是新闻界，一个《大公报》，另一边是学界，像北大、清华、燕京和南开各公私立大学，他从中联络。北方的书生论政，政治当局重视北方的政论，互相呼应，很少隔膜，《大公报》尽了一番力。这是实际的情况。当时日军正在从关外调动军队，扩大侵略，招招进逼，新闻界同学术界连起来在北平那样被侵略的、被压迫的、被欺凌的危险地区，苦撑在那里，这个局面当然被朝野所重视。万里长城是砖头做的，是建造于山顶上的，而当时华北的新闻界和学术界站在那里，是精神的万里长城，这个情况国民政府当然重视，一般国民当然重视。这就是《大公报》当年所处的形势，而张季鸾先生正站在形势的尖端。再说一遍，他对于高阶层的政情通达，对于北方学术界的情形他也通达，他和《大公报》站在两方面的中间，尽力联系，就是他所以成功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北方别的报纸不如《大公报》的地方。如《益世报》，它也有学术界的副刊，但《益世报》没有一个代表者能在这之间奔走，而且像张季鸾那样的风格，那是鲁仲连式的风格，他有不党、不卖等‘四不’的主张，换句话说，他没有企图，他没有权位的企图，而有一种洒脱的气度，他是一个热心爱国而且自重的人。这是当时北方的情形，这是为什么《大公报》起来而不是别的报，是张季鸾先生起来而不是别的人的原因。”[115]
以胡适为灵魂人物的《独立评论》群体和以张季鸾为领袖的《大公报》报人群体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通过《大公报》“星期论文”这个合作平台，双方都对对方有所倚重与期许，并且非常主动地拓展合作的空间。在这样一个历史脉络里，北平的偏政治性知识群体的内部凝聚力增强了，同时也借助《大公报》这一主流媒体向全国民众及政府辐射其影响力，进而形成了学院与政治权力沟通的渠道。事实上，《独立评论》社的社员蒋廷黻等学者正是因为在《大公报》的言论充分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从而为《独立评论》的一些核心成员从政铺平了“仕途”。
（二）《大公报·文艺副刊》与文学公共领域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来说，除了上述的政治公共领域之外，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个类似哈贝马斯分析启蒙时代欧洲社会时归纳出的文学公共领域。与欧洲历史相似的是，这个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依赖“虚构性”的文学得以建立，围绕着《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杂志等报纸杂志，一个以北平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公共空间逐渐产生，并形成了一个社会来源广泛的“阅读公众”，自然，这个公共空间的形式是多元化的，既涵盖实体意义上的物质性空间，例如，前文已经讨论过的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周作人的“苦雨斋”之类的有形空间，也包含了像《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印刷品建构的想象性的精神空间，这两个空间并非相互绝缘，而是密切地融合在一起的，通过各种方式沟通、交流和互动，例如，通过沈从文代表《大公报》约请作者聚餐等形式，这又让我们看到启蒙的另一面向，它不是凌空蹈虚的空中楼阁，而是必须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周期性仪式”来形成一个启蒙的整体，开辟启蒙的话语空间，在这样一个历时性的人际传播过程中，同时发生着知识群体空间性的聚散离合。因此，要考察这个时期的知识群体的社会学来源、精神特性，就必须对这个“拟似”的文学公共领域的主体、空间、媒介与阅读公众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哈贝马斯这样阐述文学公共领域的启蒙意义：“公共领域在比较广泛的市民阶层中最初出现时是对家庭私人领域的扩展和补充。卧室和沙龙同在一个屋檐底下；如果说，一边的私人性与另一边的公共性相互依赖，私人个体的主体性和公共性一开始就密切相关，那么同样，它们在‘虚构’中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满腔热情的读者重温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私人关系；他们根据实际经验来充实虚构的私人空间，并且用虚构的私人空间来检验实际经验。另一方面，最初靠文学传达的私人空间，亦即具有文学表现能力的主体性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拥有广泛读者的文学；同时，组成公众的私人就听读内容一同展开讨论，把它带进共同推动向前的启蒙过程当中。……通过阅读小说，也培养了公众；而公众在早期咖啡馆、沙龙、宴会等机制中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报刊杂志及其职业批评等中介机制使公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他们组成了以文学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讨论，源自私人领域的主体性对自身有了清楚的认识。”[116]
就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而言，文学公共领域的空间形式主要体现为下述几种：一、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朱光潜的“读诗会”等私人空间扩展成的公共空间；二、以来今雨轩等公共场所为聚会地点的公共空间，主要是沈从文、萧乾等代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招宴会、茶会等形式；三、以《文学杂志》《水星》等文学性期刊凝聚的象征性公共空间。这三个公共空间的主体则是在人员构成上相当重合的京派文人，这是一个与胡适等直接关注政治社会问题不同的文人群体，他们聚集或分散在北平的各大院校和科研院所，以院系、社团、机构为单位形成一个个亚群体，讨论文学，阅读诗歌，主要的关怀旨趣在于中国的纯文学事业的建设，并进一步通过公共媒介、公共空间的纽带联系到一起，形成了作者群体、编辑群体与阅读群体的灵活互动。
朱光潜的“读诗会”是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艺界与《大公报·文艺副刊》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1933年7月，朱光潜结束了八年的留学生活回国，经武昌高师同学徐中舒介绍，结识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在读过朱的《诗论》初稿后，胡决定聘请朱担任北大西语系教授。同时，朱还在北大中文系、清华大学中文系（应朱自清的邀请）、北平大学（应沈尹默的邀请）、中央艺术学院（应徐悲鸿的邀请）等高校讲授“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当时，朱光潜居住在北平地安门里的慈慧殿三号。据其自述：“慈慧殿并没有殿，它只是后门里一个小胡同，因西口一座小庙得名。庙中供的是什么菩萨，我在此住了三年，始终没有探头一看，虽然路过庙门时，心里总是要费一番揣测。慈慧殿三号和这座小庙隔着三四家居户，初次来访的朋友们都疑心它是庙，至少，它给他们的是一座古庙的印象，尤其在树没有叶的时候；在北平，只有夏天才真是春天，所以慈慧殿三号像古庙的时候是很长的。它像庙，一则是因为它荒凉，二则是因为它冷清，但是最大的类似点恐怕在它的建筑，它孤零零地兀立在破墙荒园之中。”[117]
从1933年7月到1937年7月的四年间，朱光潜一直住在这里，并与同住的梁宗岱共同主持一个“读诗会”。朱才华横溢，为人随和热情，课堂上对爱好文艺的学生非常有吸引力，又在北平好几所高校上课，社会关系网络异常广泛，同时又是归国留学生，同学故友遍北平。自从他入住这里以后，来访的同学、同事和学生络绎不绝，造成作为一个私人生活场所的“慈慧殿三号”门庭若市，为创制出一个文学公共空间准备了主客观条件。朱光潜在谈到组织“读诗会”的动因时说：“我在伦敦时，大英博物馆附近有个书店专门卖诗，这个书店的老板组织一个朗诵会，每逢周四为例会，当时听的人有四五十人。我也去听，觉得这种朗诵会好，诗要能朗诵才是好诗，有音节，有节奏，所以到北京后也搞起了朗诵会。”[118]
从“读诗会”的空间形式和社会起源来看，一方面，“读诗会”所在的“慈慧殿三号”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性格的空间，是一个中国式的庙堂旁边的荒凉建筑，冷清、古怪而离奇，是最容易让人产生艾略特式诗情和中国印象的空间形式，而且朱首先是将其作为一个私人性的居住空间来体认的；另一方面，“读诗会”的灵感又是来自空间的主体——朱光潜在英国的留学体验和日常生活，可以说是“仿制”了伦敦的公共空间的形式，因此，可以说慈慧殿三号的“读诗会”是中西会通的公共空间。而在这个空间里活跃的知识群体大部分也具有朱一样的知识背景，即既有传统中学的早期熏陶，又有西学的学院训练，对中、西两种生活方式都有切身的体验。在这里同样可以看见，朱的私人**与公共性活动如何在同一个空间里既分离又聚合。曾经参加过这个“读诗会”的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一文中回忆道：“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计北大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119]
参加这个读诗会的主体是北平各高校的教师和学生，是一些因为对诗歌有着共同爱好的文人群体，是一个完全自发性的聚会，可见，对于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学公共领域的构造来说，学院网络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来源。学院提供了参与者、知识资源和文化视野，学院内的公共讨论也是“读诗会”等公共空间讨论的前奏和准备，而这样的公共空间又在打破和拆解学院壁垒所形成的封闭性，使来自不同院系、不同学校、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文人仅仅因为共同的爱好而凝聚在一起，平等地讨论，批判性地思考，形成了一个文学公共领域。1935年11月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诗特刊”创刊，每月发行两次。“诗特刊”由孙大雨、梁宗岱、罗念生等集稿，作者中有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朱光潜、废名、林徽因、冯至、陈梦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人，作者群体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读诗会”的成员，学院网络与媒介网络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促进了学院的创作活力，同时也保证了媒介拥有一个高层次的作者群体。学院的知识权力网络与媒介的话语权力网络结合在一起，构造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学公共领域的制度机制。
《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茶会、聚餐会”则是联络北平文艺界与大众传媒的制度化的公共空间。《大公报·文艺副刊》是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重镇”，以之为中心培养了一大批作者和读者群体，这些“阅读公众”既是文艺副刊的积极投稿者，也是其最热心的读者，从出身来说，这些作者群体与读者群体主要聚集在北平的学院，包括学院里的爱好新文学的教师和学生。《大公报·文艺副刊》提供了桥梁，既沟通了学院与社会，同时也融合了学院与学院之间的文人群体，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制造了文学公共领域的“想象空间”。在1933年6月之前，《大公报》存在一个由吴宓主编的文学副刊，主要是美国白壁德人文主义的中国传人的公共园地，为崇尚新文化的人所不喜。
萧乾晚年的一段回忆大体上反映了这个新旧之变以及与之相应的人事变化：“我始终认为1933年为京派一个分界线，在那之前（也即是巴金、郑振铎、靳以北来之前），京派是以周作人为盟主。那时，京派的特点是远离人生、远离社会、风花雪月，对国家社会不关痛痒。我最庆幸的是我开始进入文学界，恰好在京派这个转变期。我与周作人等几乎没有任何交往……1935年我接手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每个月必从天津来北京，到来今雨轩请一次茶会，由杨振声、沈从文二位主持。如果把与会者名单开列一下，每次三十至四十人，倒真像个京派文人俱乐部。每次必到的有朱光潜、梁宗岱、卞之琳、李广田、林徽因及梁思成、巴金、靳以（但不久他们二人赴沪了……）。还有冯至，他应是京派的中坚。”[120]萧乾的回忆自然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例如对周的偏见），不过也基本上反映了以1933年为分水岭的“断裂”，一批老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从《大公报·文艺副刊》整体性地退出，而新知识分子包括留学归国的学者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这个副刊的核心作者。
“来今雨轩”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公共空间，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太太的客厅”“慈慧殿三号”之类的空间。许钦文在一篇追忆鲁迅的文章《来今雨轩》粗略地描述过：“当时孙中山先生还在，中央公园未改名称。走进园门不久，我左转弯，先到长美轩一望，知道茶摊的藤椅上已经坐满了人，却见不到鲁迅先生。这公园地点适中，交通便利，园内古柏参天，无论游玩和约会亲友，都很适宜。”[121]相对于前面已经分析过的文学公共空间来说，这是一个更加公共的也就更加开放的空间，在这个小小的社会空间里，周期性地凝聚着北平的知识群体，也架构起北平与天津《大公报》的桥梁。
《大公报》编辑沈从文、杨振声、萧乾从1933年起大致每月一次地宴请北平的知识分子，请他们为编辑出谋划策，同时向他们约稿，开展文艺讨论和策划。无疑，沈从文是这个公共空间的灵魂，他的亲和力和人格魅力吸引着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参与，当然《大公报》的号召力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沈从文一直与京派文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3年8月返回北平后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更让他拥有了与京派文人直接接触的阵地，也让他有了贯彻自身文学理想的园地。他在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表明了他的文艺观点，也掀起京派、海派之争。简言之，他的观点就是主张文学应该远离政治、商业，而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与京派文人的主流观念是一致的，这也是媒介与学院合作成功的关键原因。
作家王西彦在回忆沈的文章中细致地记述了这个空间的聚会场景：“除了去拜访他，当时还有另一种见面聚谈的方式，就是由从文先生发通知邀约我们一些年轻人到公园里喝茶。我们常去的地方，是中山公园（即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还有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和五龙亭。大概是每隔一两个月就聚会一次，所约的人也并无完全相同，但每次都是从文先生亲自写简短的通知信，且无例外地归他付钱做东。大家先先后后地到了，就那么随随便便地坐了下来，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以沈从文先生为中心的局面。可是，交谈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并不像是从文先生在主持什么会议，因而既没有一定的议题，谈话的内容虽大致以文学和写作为主，也可以旁及其他，如时局和人生问题，等等。时间也没有规定，每次总是两三个小时的样子。完全是一种漫谈式的聚会，目的似乎只在联络联络感情、喝喝茶，吃吃点心，看看树木和潮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122]因此，“来今雨轩”等北平的公共场所在20世纪30年代扮演了一个“公共空间”的角色，它是类似《大公报·文艺副刊》等“文学园地”的编辑、作者和读者沟通、交流的场所，根据上述引文可见，它具有相当的平等性，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公共空间，在此活动的成员可以相当自由地表达观点，尽管讨论的重心是在文艺作品，但这个空间集结的文人却超越了单一性，成为众多京派文人尤其是学生辈的文人建立社会网络的黄金通道。
与来今雨轩等地的茶会形成对照的是几乎定期性举行的“招餐会”，也是由沈从文代表《大公报·文艺副刊》出面，组织一些居住在北平的学人、文人定期聚餐，讨论文艺，议论人生。据周作人的年谱记载，出现这种招餐会的成员也是相当稳定的，人数也一般集中在二三十人左右，地点往往是在丰泽园等地的餐馆。笔者仔细搜索周作人的日记与年谱，不避累赘地列举其中记载较详细的数次聚会的人员名单，从中可以管窥当时活跃在北平文艺界的精英几乎都是《大公报·文艺副刊》聚餐会或茶话会的座上嘉宾。1933年9月10日，周“应沈从文之约，赴《大公报》茶话会，谈《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事”。1934年1月21日，周“往丰泽园参加《大公报·文艺副刊》之会，到者：胡适之、闻一多、梁思成、杨今甫（即杨振声，引者注）、俞平伯、朱自清、叶公超、余上沅、巴金等多人”。1934年3月17日，周“往丰泽园，赴《大公报》之招宴，到者杨今甫、沈从文、巴金、闻一多、余上沅、叶公超、郑振铎等”。1934年4月29日，周“往丰泽园，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招宴”。1934年5月27日，周“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招宴，到者沈从文、杨今甫、李健吾、余上沅、朱自清等”。1934年6月24日，周“午至会贤堂，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招宴，共二席”。1934年9月22日，周“午往丰泽园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招宴，到者：杨今甫、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郑振铎、沈从文等”。1934年10月20日，周“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招宴，到者：沈从文、杨今甫、李健吾、余上沅、梁实秋、闻一多等”。1934年11月17日，周“至玉华台赴《大公报·文艺副刊》，到者：沈从文、杨今甫、胡适、余上沅、郑振铎、朱自清、孙大雨、秦宜甫等”。[123]胡适的日记偶尔也有关于这种类型的聚会记载，如1934年1月2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邀午饭，有饶子离、巴金、闻一多、周岂明等。此《副刊》每星期三六出一次，替代了吴宓的《文学副刊》。《副刊》主编为杨今甫与沈从文。从文南归，故今天不在座。”[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