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桥原本是一座桥的名称，后来才逐渐演化为地名。在今天老北京人的交流与表述中，天桥还有着分类和认知意义，成为思维的符号与工具。[9]传闻当年这座横跨东西沟河沿的桥是如龙形的北京城的鼻子。朝廷在天坛或先农坛举行祭祀时，天桥仅仅是专供天子通行的桥。一般老百姓能够在上面通行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

金代中都的中心在现今北京西客站一带，那时天桥一带已有不少小市。元代皇帝的郊祭之所在大都南郊，即现在的天坛一带。土木堡事变之后，明朝统治者在正阳门外修建外城及外城城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此类事情的再度发生。虽然外城的规划及城墙的坚实度均远逊色于内城，但客观上仍然促进了外城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天桥所在的京城南北中轴线一带的发展。由于沟壑纵横，一派江南水乡风光，一直到清朝中晚期，这里仍然是尊贵、闲暇的内城人骑射、赛马跑车、赏花、观鱼、踏青游玩之地。[10]

清初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分城别居”的政策加速了天桥所在的外城，尤其是天桥一带的平民化与贫民化倾向。[11]这客观上造成往北越靠近前三门居住的人，其身份地位就越高的倾向，并使得供人休闲娱乐的戏园子等娱乐场所也有着这样的等级分化，越往南就越低等。随着帝制的推翻，民国成立之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主、平等的宣扬等，使天桥有了“平民”市场的别称。但是，这实质上并未改变天桥在京城的空间属性，此处仍然长期只准人们摆摊设点，不得修建固定房屋。近代，先后修建的火车站、电车站等都位于天桥左右，不少出入京城的人都得途经天桥，这也客观上强化了天桥在京城的杂吧地角色。为了讨生活，跪坐街边给人“缝穷”的老妪、站着给人剃头的剃头匠、卖身的妓女[12]、蓬头垢面使尽诸如“手执布杆追逐行人”等种种手段讨要的乞丐[13]、被千人瞧万人看的戏子、变相贬斥自己从而讨人欢心以要钱维持生计的撂地艺人、穷困艺人与流浪汉扎堆的“鸡毛小店”、吞云吐雾的“烟馆”[14]、不时“倒卧”[15]街旁的死尸等纷纷呈现于此。在儒家传统观念的审视下，喧哗而凌乱的天桥也就更多了几分邪恶、**、肮脏，明显具有京城“下体”的生理学特征[16]。

辛亥革命时期就来到了北京的著名学者黎锦熙就不常去天桥，原因是“嫌地方太脏，不卫生”[17]。满族老人祁继红女士晚年关于近代天桥的回忆非常直白，说：“那会儿天桥让我们住我们都不住，说那儿是下流之地，有唱戏的，还有窑子，姑娘不让带着上那边去，一般的好人都不去。”[18]同在前门外，与天桥近在咫尺的“街北”大栅栏的京剧名角也都以到天桥为耻，如果倒仓了，宁愿“走大穴”（闯关东）或改行，也不到天桥卖艺。[19]

这样，五方杂陈、“素质不高”的天桥也就成为20世纪30年代意在改造、教育愚、弱、病、贫之民众的平民教育家的首选场所。1936年，在提交给政府的把废弃的城南游艺园改建为北平市民众乐园的计划草案中，醉心于平民教育但对平民有着片面想象的规划者们进行了如下的理由陈述：

天桥一带，既为人烟稠密之地带，又为特别需要改进场合，民众乐园之成立，实为迫切需要之设施也。以天桥现状言之，娱乐场所并立，市民于工作之余，群集该处，多数作无益之消遣，以消磨光阴。各种娱乐组织，系利用人民心理之弱点，而表演有伤风化之戏曲杂剧，于有形无形之中，社会受其决大影响。虽经政府之积极取缔，但积习既久，亦未能即收成效，其必由政治与教育双管齐下，乃为至明之事实也。再者因娱乐场所之集中地域，人色因之复杂，小贩遍地铺陈，秩序因之凌乱。故自成区域，由来已久，为藏污纳垢之所，而作奸犯科者流，则恒寓其间，其影响社会之安全，妨碍市容观瞻，俱非浅鲜，此更极须事于民众教育之设施，而加积极之改革者也。[20]

事实上，这种“北贵南贱”“内尊外卑”，尤其是被“格式化”的杂吧地天桥的认知一直铭刻人们心中，并延续至今。1999年，李长荣老人还这样说：

过去，北城是比较高层次的人，南边是底层次的人，等级不一样。北城的人是不屑于到天桥来的。如果一去天桥，别人就会问“你怎么到那个地方去呀？”你按现在来说的话，外国都知道有个天桥。可是，那时天桥是最低层次、下流的地方。一听说你在这地方住，你换房子都不好换。我以前有个同事，一听说在天桥住，别人就不跟他换房子了。一听说你在天桥，人们就有这个感觉：“在天桥，就没好人。”这是过去形成的，他不能指着你某某人说，但你说你在天桥住，就觉得你没什么水平。这就等于是低级似的。[21]

由权力染指、历史累积、都市发展和人为建构等多种因素合力促成的天桥下贱、邪恶、不洁的特征一旦形成，反过来也就决定着来此谋生者的社会属性和阶级特征，两者互现并互相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