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写作，并不是在我原来的计划范围之内的，但是它的问题意识是我一直都非常关注和认真思考的。从事学术研究需要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观点，但不一定非要写书不可。写书不同于写作。写书需要大而全。写作则是根据个人喜好，就某个有兴趣的问题或主题，进行持续深入的钻研和思考，并把它表达出来。写书的章节是要求整齐划一的，而写作的文字可长可短，体例不在于统一。这与其说是我有意写的一部书，不如说是我多年就近代中国宗教文化历史问题的持续思考而写作的一个结集。

20世纪80年代我在武汉大学学习时，萧萐父先生总提起考察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与文化，都必须站在古今中西这个坐标当中。无论是考察人物，还是考察事件，或是考察思想与文化，都要从古今中西这四个角度来审视。尤其是对于近代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如果只知古不知今，或只知今不知古；只知西不知中，或是只知中不知西，都与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是古今中西交汇点这个时代特征不相吻合。也就是说，对于这种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评价就不应当太高。拿陈寅恪先生借佛教用语“预流”来说明，真正的历史人物应当是深入时代、参与时代和感悟时代，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如果只知古不知今，或只知中不知西，或只知西不知中，那就不能算是“预流”于近代社会的，自然算不上是大家，而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历史人物，都表现出鲜明的“预流”于近代社会的特征。萧先生后来极力推荐我跟随研究近代中国史的章开沅先生问学。章先生视野开阔，目光敏锐，思想活跃。他对以辛亥革命史为中心的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不仅表现在他对古今中西文化交汇点的近代特征的认识，也体现出他对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和宗教等同一时代不同层面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刻把握。这使我的这种古今中西交汇点的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意识在20世纪90年代追随章先生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正是有了这种古今中西交汇点的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意识，才使我在选择了近代中国宗教文化这个主题之后，需要对每一个宗教问题进行古今中西的审视。这既要考察某个宗教自身的古今中西的问题，也要考察不同宗教之间的交互关系问题，因为不同的宗教本身就代表着不同形态（或古，或今，或中，或西）的文化特征。考察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在古今中西交汇这个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坐标点上来研究某个宗教问题。也就是说，研究近代中国的某个宗教的问题，不能局限于就这个宗教自身去考察，而应当将它放到古今中西交汇这个文化坐标当中来考察，甚至要考察这个宗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这真是应验了宗教学的开创者麦克斯·缪勒的话：“只懂一种宗教的人，其实什么宗教也不懂。”

缪勒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是非常适用的，但对其他人来说是否适用，还不好说。因为，绝大多数研究宗教的学者，都是专注于某一种宗教，可以一门深入。我有点另类，跨越了佛教、道教和基督宗教。这并不是我有意为之。一方面是我的兴趣比较广泛使然，感觉这几个宗教的哲学中都有我特别喜爱的历史真理和文化表达形式；另一方面，也是我在结束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学习生涯之后不得已的选择。那时，我无意中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那里可是硕学鸿儒林立之处，章开沅、唐文权、罗福惠、严昌洪、马敏、朱英，等等，都是当代近代史学界执牛耳的名家，成就斐然。我在那样的环境里，只能选择一个他们不太涉足而又适合于我的知识背景和兴趣爱好的领域来做。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都是他们的强项，唯独在史学中比较边缘化的宗教史是他们较少关注的。我胸无大志，不敢“预流”于以上五大史学主干领域，就选择这个当时的冷门，准备就此蹚过这一生吧！幸好我在武汉大学跟随萧萐父先生学过一学期的佛教哲学课程，也跟随唐明邦先生学过几次道家与道教史课程，还聆听过陈修斋先生、王荫庭先生讲过基督教哲学思想，算是对几个宗教有了一点学理基础。我开始选择的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史，因为我从近代史研究的一些目录书中发现了民国时期（1912—1949）编辑出版过大量的专门性的佛教报刊，而那时国内外还极少有人系统地利用这些专门的佛教报刊来从事学术研究。我在武汉大学学习时，萧先生常对我讲现代学术史上的“一王（王国维）二陈（陈寅恪、陈垣）”，对他们推崇备至。我向来笃信他的话，赶紧搜罗“一王二陈”的著作及相关研究作品来读，越读越上瘾，很佩服他们对史料的开掘与利用的能力与方法。正当我开始从事近代佛教报刊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之时，突然接到陈鼓应先生邀请我与我的武大同门李大华、四川大学道教所李刚三人共同撰写隋唐五代时期的道家与道教思想史一书。感谢大华兄和李刚先生的信赖，更感谢陈鼓应先生不断的提醒和督促，我不得不花了很多时间翻阅《道藏》和唐代相关历史文献及国内外道教有关研究成果，从事唐代中后期的道家与道教研究。当这项工作快要完成时，章开沅先生从美日等地讲学四年后回来，我与王奇生、余子侠、熊贤君等就成了他的博士研究生。由于这些年我有了一定的民国佛教报刊文献和档案文献的搜寻和整理的积累，加之先后发表过几篇文章，我于是决定以中国近现代佛教思想史中的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章先生那时正积极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看到我是研究宗教的，便邀请我协助他开展一些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工作。就这样，我不由自主地上了这班横跨佛、道、耶三教的学术人生之船。

这本写作的结集，就体现出了以上的特色。它试图从宗教与社会文化思潮之关系以及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宗教文化历史问题。尤其是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近代中国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不久就赶上学术界和宗教界的宗教对话热，于是我似乎就成为一个赶时髦的宗教对话学者。这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也正因为参与宗教对话的探讨并不是我的初衷，所以我所参与的宗教对话就自然与本身目的在于参与宗教对话的学者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主要是从事宗教对话理论的译介和研究以及中西宗教文化对比的研究，而我坚持在历史中寻求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宗教相遇与文化交流的研究。我一向不认为宗教对话是我们有意为之的，而相信宗教对话是现实中的宗教相遇和历史中的宗教互动。

2015年1月28日，于北京海淀世纪城六不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