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则必其有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精神，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而莫能自外。逮于时代变，需要衰，乃有新学术继之代兴。”[34]蒙文通先生晚年则云：“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孤立地提出几个人来讲，就看不出学术的来源，就显得突然。”[35]在近代蜀中学人中，廖平以其新经学尤受关注，正是“时代变了”的表现。且正因为他是时代潮流浪尖上的人物，故通常提到近代蜀学，多突出之。但前已讲过，其时四川学界绝非只有廖平一人。研究近代学界尤其是川外学者对蜀学的认知，自不能不突出那些有全国声望的学者，但此中所见也更多的是“全国”而非“四川”（然也不能全分）；研究四川的学术，则必须同时兼顾那些不常被提到的学人。同时，蒙先生这里提到的“学脉渊源”，也须做多角度理解。既要关注“学派”系统，也要注意一个地区流传的文化风格的影响。一般学术史提到廖平，主要注意的还是今文学的脉络；但如果放眼尊经书院乃至整个晚清四川学界，不但今文学不足以涵盖之，近代“蜀学”自张之洞、王闿运二人开辟的结论也须稍作辨正。

把近代蜀学自尊经书院算起，实际意味着在尊经书院建立之前清代四川无“学”可言。但仅凭一二人之力（且此一二人在学术上亦无高深建树）而使一个地区的学术蔚起，实不无夸张。做过老师的人都知道，人才培养，严师固是一重要助力，而学生的材质亦不可忽略。更重要的是，正如喜马拉雅山是出现在青藏高原，而不大可能出现在平原地带一样，一个文化巨人的出现，固然有其“超时代”之处，也必得益于此一时代文化的“平均水准”。尊经书院几乎同时涌现大批人才，显然意味着此前四川文化土壤中已经存在合适的种子，惟外在条件不备，一旦春风吹过，立刻萌发壮大。这看起像是忽如其来，实际上是由于研究者忽视了此前一些潜在的根苗所致。姜亮夫曾言，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从云南昭通到四川读书，发现蜀中“文风很盛，民间读《五经》、《四书》很普遍。在去峨眉山的路上，抬轿人前后对答往往用诗句，尤其是用唐诗”。[36]其时距一般认为的近代蜀学勃兴也不过半个世纪左右，而轿夫这一类下层民众居然可以出口成章，如果民间没有长期的文化积淀，是不可想象的。故这段回忆提示的信息颇值注意。

学界断言四川文化落后的一个重要根据是科考情况。但能否在科考中胜出，不仅取决于考生的文化水平，还取决于录取标准。考官的喜好往往决定了考生能否中试，而这种喜好一旦为人接受，又成为一时风气所趋，无形中起到导向的作用。对于居住在信息不通的偏远地区的考生来说，因为不能及时捕捉到“风向”，很容易落第。[37]清代四川恰是这样一个“偏远地区”。道光年间一位任职江安的官员就说，该地“国朝来几二百年，擢科甲者仅二人。嘉庆癸酉后，七科无举于乡者”。他“检阅戊子科落卷”，发现“笔意条鬯者颇多，然皆疏于法，又无熔铸才，此特不讲求之过也”。[38]江安考生之所以“无举于乡”，不见得是水平不够，而太半是不了解科场风气所致。这虽不能推广到整个四川，但其揭示的问题，显然不应是江安一地所特有。李新（1918—2004）先生就曾说：四川官话和北京官话音韵不同，“四川人作诗，常常押错韵。在科举考试的年代，不少四川举子，常因作诗押错韵而名落孙山”，并举出他幼年时的一位老师为证。[39]按有清科举考试用韵，并非北京官话韵，而是平水韵，李先生此处所述有误，但四川学子考试出韵，恐怕也非个案，这也是因为文化风气与外地不同而导致失败的事例之一，同时说明这些学子的音韵学训练不足，仍可谓是“不讲求之过也”。

学额限制也是造成一般印象中清代四川文化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张仲礼（1920—2015）先生统计，1812年，四川的府厅州县有各类官学152所，以数量论，仅次于陕甘和直隶（分别为163所、159所），位居全国第三；但学额仅有1366人，位居全国第七，而位居第一的直隶学额有2845人，较四川多出将近1500人。这一状况在1886年的统计中有所改观：四川官学155所，跃居全国第二；学额也增为1918人，排位略有提升，居全国第五，但位居第一的直隶也增为2888人，仍较四川多出970人。[40]自然，官学数多，未必意味着读书人的整体数量大，更不见得其质量佳，但学额与官学数量不成正比，四川显然要吃亏不少。

清初到清代中叶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四川确实是文献凋敝。张之洞在同治十年（1871年）注意到：“楚、蜀藏书家、彝器家皆少，……庙市一无所见，真可叹也。”[41]在此稍后，一度在成都侍奉父母的王懿荣（1845—1900）也在给缪荃孙（1844—1919）的信中说：“会府及学道等肆，旧书佳拓名迹断港绝流，只壬秋（王闿运——引者）物色去足本《文苑英华》一千卷，携之南行。”[42]直到清末四川成立存古学堂，谢无量（1884—1964）向社会各界募捐，仍说：“蜀地僻远，民间鲜藏书之家。……兹学之立，仅能以官钱数百千，置图书而已。”[43]不过，当时仍有一些例外。赵熙（1867—1948）曾云：“乾、嘉之际，海内宗尚鸿博，荣县僻山区，士风犹质，自五经外罕循诵者”。然其曾祖“已多藏书，故有司致宾礼焉”。[44]赵熙未讲其曾祖的学术渊源，但这一记录表明，乾嘉时代四川已有学尚博雅之士，与当时汉学考据的风气颇多同趣。更早之前，乾隆时期的李调元（1734—1802）已开始从事朴学研究，其治经宗主郑玄（127—200）。张循据李调元的例子及相关史料断言：“四川汉学风气之起固不待张之洞的推动，但张氏督学之后，此风气方得普及。”[45]此说有理，惟其时汉学是否已经达到“风气之起”的程度，仍可商榷，而更具体的情况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事实上，这里所引几条材料，基本上都是用“藏书家”或考据学家的尺度来衡量的，标准较高，一般著作在四川恐怕就未必这么缺乏。姜亮夫说：“在四川，大体说来，十三经、廿四史及重要诗文集都可找到刻本，虽精致不如江、浙，但量不少，价也廉，民间百姓买得起。”[46]这虽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情况，但如前所述，文风应是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段的积淀才会渗透到民间这个层面，而不大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在汉学以外，前尊经书院时期的四川学术界更多可观。雍正时期的彭端淑（约1699—约1779）长于古文辞，论文宗仰司马迁（前145—前90）、韩愈（768—824），论诗推尊陶渊明（？—427）、杜甫（712—770），曾主讲锦江书院，对蜀地文风产生过一些影响。蜀人中讲宋学者尤多。清初有费密（1623—1699）。[47]钱穆曾云：“晚明兵燹，蜀中所罹尤惨酷，宜其学者谈思所及，常有余痛，而激宕所至，亦与河北颜、李如合符节，若新繁费氏其著也。”[48]这里特别从蜀人的历史遭遇研求费氏学术精神所在，值得关注。嘉庆时期双流刘沅（1767—1855）学杂三教，其思想在儒学脉络中倾向宋学一路，而尤近陆王心学。其言曰：“读圣人书如见圣人，岂不赖乎此心此理得乎天理之正而后可哉？愚故离其章句，核其指归……然要亦吾心自然之天理。人情中正之秉彝，辅相裁成，皆自一心而推，实由穷理尽性而致。外此奚所著作而奚所考据哉？”[49]其学通过其所创之“刘门教”在民间传播甚广，实系清代“蜀学”一潜流，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显然，按照主流汉学立场来看，前尊经书院时期的四川学术确可谓不“入流”。[50]不过，换一个角度看，也正因如此，川人对学术风气的变化也就较易有体会。咸同时期的学者李榕（1818—1890）论学调停汉宋，谓：“汉学详训诂，宋学明义理。学问之道，二而一者也。”又云，汉学“主于切实”，其弊在“穿凿附会，曲为臆说”；宋学“主于精深”，其弊在“悠蔓奥衍，而矜为独得”。调和汉宋，正是得时代先机的议论。[51]是李榕虽不以学术知名，而学术感受力是相当敏锐的。

晚清四川士子给人的一个重要印象即聪慧趋新。李榕说：“蜀人心巧远过他省，而不肯作一笨事。见长处在此，受病处亦在此。”[52]此是川人自省。至于外来学者，更是异口同声，发出类似的感慨。张之洞尝言：“蜀中人士聪敏解悟，向善好胜，不胶己见，易于鼓动，远胜他省。”[53]王闿运初到尊经书院的印象也是：“蜀士驯秀虚心，异于湘上，盖文翁之教，师法尚存也。”[54]后来吴庆坻（1848—1924）也说：“蜀士聪俊，可与言开新知者，不乏其人，因以导之，颇得通敏之士，它日或觊有出而表异者，山川之灵，庶几其不终阏乎。”又云：“蜀士秀杰，稍病浮夸，其间有通识能知时者，颇不乏人。……此邦人士，不患风气不开，而患志识不正。……蜀士它日有兴起者，当可与东南诸子颉颃，此亦山川之气，久而必昌，机固如此耳。”[55]其观察较张之洞晚了20余年，结论则非常相类。梁启超虽未入川，对川人也有近似印象：“蜀为天府之国，而僻处内地，开化较后于中原，顾气腴厚而沈雄。数千年来，往往一时代学风之所播，蜀之受影响者稍晚，而结果或有以优于他地，地理之感化使然也。”[56]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李璜（1895—1991）还总结道，四川虽在“旧学渊源上”，“对于新潮发生一部分的排拒情势，但四川人的省性（特别是成都自来为各省知识分子所流寓之地）又较为敏感与流动，聪颖而欠沉着，故对川外的思想及活动，虽得风气较后，也就容易闻风而起”。[57]

不过，郭嵩焘（1818—1891）光绪八年六月三十日（1882年8月13日）的日记里说，川人沈锡周“言王壬秋主讲四川尊经书院，坏乱人心风俗甚剧。蜀人本极浮动，得此毁坏藩篱，益相习为无忌惮，贻害至无穷”。[58]可见，王闿运对蜀中学术的实际影响，当时的蜀人未必全然认可；沈氏对蜀士的评论，更是强调其“浮动”一面，较为负面。然“浮动”也可说是“聪敏”的另一种表述，惟价值取向恰好相反而已，这只视立言者的态度而定。参与了湖南维新事业的蜀人吴樵（1866—1897）亦云：“四川之不开化，非湖南之比。湘人固拒，川人恍惚。固拒者有物，恍惚无精。蜀民之变，恐在天下后矣。”[59]与前述诸人的看法颇异，大约是爱之深恨之切之故，但他也指出川人之不变非“固拒”也。揆诸实例，上述诸人实有所见。近代蜀学里最出名的廖平经学，正可为张之洞“聪敏解悟，向善好胜，不胶己见，易于鼓动”几句做一注解。

关键是，清代学术在咸同以降确实已在发生大变化，汉学的正统衰落，各路英雄竞起，恰是一个求变求新的时代。蒙文通1925年写《议蜀学》一文，实际可以说是议“廖学”，其开篇便从清代经学“之穷”讲起：“清代经学之明，称轶前世。……迄乎近世，特识之士，始喟然慨清儒之无成，独古音之学，实能于散漫繁惑之中明其统理，斯为足尚，则清学之穷矣！”而“道穷则变。逮其晚季，而浮丽之论张，儒者侈谈百家之言，于孔子之学稍疏，经术至是，虽欲不改弦而更张之，诚不可得”。廖平学术的勃兴，便与此一全国范围内的学风变化息息相关：

井研廖先生崛起斯时，乃一屏碎末支离之学不屑究，发愤于《春秋》，遂得悟于礼制。《今古学考》成，而昔人说经异同之故纷纭而不决者，至是平分江河，若示指掌，汉师家法，秩然不紊。……故其初出，论者比之亭林顾氏之于古音，潜丘阎氏之于古文《尚书》，为三大发明。于是廖氏之学，自为一宗，立异前哲，岸然以独树而自雄也！盖三百年间之经学，其本在小学，其要在声韵，其详在名物，其道最适于《诗》、《书》，其源则导自顾氏者也。廖氏之学，其要在《礼》经，其精在《春秋》，不循昔贤之旧轨，其于顾氏，固各自张其帜以相抗者也。[60]

蒙先生特意把廖学与“清学”区分开来，划时代的意味昭然可见；而廖平之“崛起”，也兼有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双重意义。

自王闿运后，今文经学在四川大行其道，廖平学说一时甚为得势。庞俊言清末民初川内学术风气云：“蜀人言经，必曰廖氏。游食之士，攀附光景，惟恐弗及，至有不读注疏（按号为经生而未读注疏，百年前已有此弊，……今更无论矣），不知惠、戴、庄、刘为何人，而日言‘三科九旨’、‘五际四始’，附会牵引，无所不蔇。”[61]姜亮夫也说，自廖平学术出，康有为大扇其风，“蜀士之轻偼者悉尊之。”[62]1915年吴虞写诗咏廖平，云：“孔教日沉沦，陋儒斯标榜。苦心谈坠绪，微言炳天壤。南北感深芜，章康传逸响。蜀学寄何人，斯文实心仰。”[63]吴氏即是“蜀士之轻偼者”，其心中的蜀学所在，便明确落到廖平身上（此诗前另有咏吴之英一诗，主旨在表彰吴高蹈脱尘的气质，就不怎么言其学术）。

廖氏在其时四川学界的影响力，可从青年学生的反映中见出一斑。郭沫若说，在乐山读小学堂期间，“帅平均老师讲的《今文尚书》讲义是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后来“在中学里面感觉兴趣的仍然是经学。”[64]郭沫若小学老师帅平均（？—1953）和中学的经学老师黄经华均是廖平弟子，则其感兴趣的“经学”主要还是廖平一线的学问。张秀熟（1895—1994）回忆自己1917年升入成都高师本科国文部，由廖平讲授“群经大义”，张甚崇拜之，“立志将来作一个经学家。在笔记本上，仿朱熹称二程子为‘子程子’的例，写为‘子廖子’口授”。[65]据姜亮夫的回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廖平还时在成都的公园里讲课。[66]这虽未必火爆如今日的“百家讲坛”，但毕竟是公开面向社会，可以想象其号召力之大、之广。如此，廖平的影响在四川延续20余年不绝。

今文经学如此之盛，以致那些虽不以今文学自居者亦多染此风。廖平在尊经书院的同学吴之英便主张会通今古，其《寄廖平》诗云：“礼制何必说古今，历代损益圣贤心。”[67]根本不同意经学分古今的取向。稍后精于经学者有龚向农（名道耕，以字行，1876—1941），其论学亦与廖氏异。与龚氏交往甚多的庞俊言，对于“蜀人言经，必曰廖氏”的情形，“先生故深耻之，益闭门自精，于廖说不为苟同。尝欲作书申郑君，以辨廖氏之加误，属草未具，会治他书而辍。虽善今文，而不喜康氏言变法，以为哗世取宠，殆非君子之学”。[68]姜亮夫也说其“虽与廖君同郡国，且亦习今文，悯其恣睢不实，以为此哗世取宠，弋取富贵尔，故从无一语和之”。[69]龚氏以“希郑（玄）”为号，亦会通今古一脉。不过，正如庞、姜二位所提示的，会通今古者亦需“习今文”也。

在经今文学以外，宋学在四川一直未衰。曾学传（1858—1930）、徐炯（1862—1936）等俱以理学著名，龚道耕也学兼汉宋。[70]稍晚一辈中，专治理学者则有唐迪风（1886—1931）等，蒙文通亦对理学情有所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宋育仁等在成都组织蜀学会，明确提出：“兴蜀学以伦理为主，故每届专讲《孝经》。《蜀学报》论撰，首冠人伦说，即是蜀学宗旨。”[71]宗旨离宋学颇近。宣统二年（1910年）四川存古学堂招生，以理学、经学、史学、词章四门为正课，而教经学者即为曾学传，张循推断曾氏所讲不出理学范围，则此四门功课中宋学就占了两门。[72]此论颇有所见。如是，则清季四川学界的理学风气之盛可想而知。

讲宋学乃是四川学界的“传统”，今文经学则更多地受到外来学风的影响，惟从全国学术典范转移的趋向看，这两种学问的兴起均是近代学风趋新的表现，而蜀人于此二者皆有心得，殆非偶然。在这方面，近代“蜀学”确与“湘学”接近（此是讲大趋势和为学风格，非特指王湘绮一路经学也）。罗志田教授曾论近世湖南学风云：“在学术典范的‘话语权势’存在时，‘独立’不过是不入流的代名词；只有在道咸以后，经学之正统已衰落，‘独立’才可能成为正面价值。价值观一变，不利的条件就转化成有利的因素了。”[73]近代的“蜀学”与“湘学”均面临着类似环境，大约也是许多学者将二者并提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代蜀学与湘学还有一个类似处，即是对“新学”的接受。在这方面，学界也长期存在误解。钱基博云：“蜀处奥壤，风气每后于东南。自中外互市，上海制造局译刊西书，间有流布；蜀中老宿，蹈常习故，指其政治、舆地、兵械、格致之学为异端，厉禁綦严，不啻鸩酒漏脯。（吴）虞则不顾鄙笑，搜访弆藏，博稽深考，十年如一日；盖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也。”[74]吴虞自己也在《王祚堂传》中说：“新学自壬寅、癸卯以来，君（按即王祚堂）与周克群、伍伯谷诸君及余，竭力提倡至今，不逾十二年，而风气大通，学校林立，比于古学之兴，迟速悬绝。其于乡邦教育文化，不可谓非原动力也。”[75]钱基博所谓“蜀处奥壤，风气每后于东南”一语，确有所见，而前述诸人发现的蜀人“易于鼓动”的特点也不容忽视。实际上，川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作为世人有目共睹。[76]除了“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1858—1898）外，吴之英、宋育仁、骆成骧（1865—1926）、赵熙均是新派，其于兵械、格致之学或确不通，而于西人政治学说绝不“厉禁”，廖平学术更是融入大量西学元素，固不待吴虞等人开风气也。[77]

清季民初四川最流行的一些学问大抵是道咸以降兴起的学术新风气。这表明，蜀地虽偏，而近代蜀学的兴起，实是整个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一部分，且廖平这样的学者之能够获得全国性声誉，也要在相当程度上归因于国内这一总体性的学术典范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