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逃往瓦雷讷所引起的直接后果，虽然由于议会的宽容原谅和把全国团结在1791年宪法周围的企图而被掩盖过去，但却有其深远的影响。8月，维也纳和柏林的宫廷在法国流亡者的怂恿下，发表了旨在纠合欧洲列强反对法国革命的庇尔尼茨联合声明。这个声明虽然并不包括立即进行武装干涉，却使国内外的反革命势力有了一个纲领，从而促成了他们的联合；另一方面，也给议会中聚集在布里索和吉伦德省代表周围的新左派提供了必要的借口，以号召全国发动向欧洲各君主进攻的十字军。他们的鼓动，加上内部经济困难的影响，得到了巴黎各区义勇兵的热烈响应；当战争于1792年4月爆发时，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主政治派（罗伯斯庇尔最初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和巴黎“贱民”们的支持。军事上的失利，通货膨胀的影响以及人们日益相信宫廷方面在“奥地利党”的指引下，正在利用战争诱入敌人，用武力来摧毁革命，这一切都进一步刺激了这种革命情绪的高涨。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结合，所以在1792年的春季和夏季，群众运动几乎一直处于不断的兴奋状态中，最后带来了王政在8月里的倾覆和巴黎各监狱在9月里所进行的大屠杀[1]。

像1789年一样，最初把“贱民”吸引到活动中来的仍是经济危机；但是，这一次引起物价上涨和惹起群众**的，不是小麦或面粉的缺乏而是通货膨胀。当时的战争加剧了这个过程；不过，早在战争爆发以前，指券[2]的价值已经开始下落，而法国里弗的外汇率在国外也开始猛跌。1791年6月，法国里弗在伦敦的售价为票面价值的70%，1792年3月已经下降到50%；在巴黎，1791年11月，指券的售价为票面价值的82%，到1792年1月跌到63%，6月跌到57%[3]。但是，首都重新爆**动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是由于食糖和某些其他殖民地产品的缺乏，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场主和土著居民之间发生了内战。在1月，食糖价格几天之内就从每磅22～25苏涨到3里弗或3里弗半[4]；于是在圣安东、圣马瑟勒和丹尼郊区，以及格拉维叶和博堡中心区发生了**。**者相信——他们确实有几分理由——食糖缺乏的真正原因是商人囤积，殖民地的动乱只是一个借口而不是原因，他们闯入一些大批发商和推销商的店铺与货栈里，要求按以前每磅20、22、24或26苏的价格出售食糖；同时，在某些地区，把要求的范围扩大到包括面包、肉类、酒以及别的商品在内[5]。这是1775年**以来，首都第一次大规模“群众平价”运动。

巴黎各区1月份和2月份的警察报告说明了这些事件的某些真相。我们知道，1月20日在博堡区大约有12名妇女——“是女商贩的样子，穿戴还整齐”——闯进圣默里教堂街的一个批发商孔马尔·塞尼奥尔的铺子里，拿出一张上面记着某些批发商和推销商姓名的名单来，名单上就是被认为要特别为食糖和咖啡的涨价负责的人。她们声言，唯一的挽救办法就是抢劫和烧毁这些人的铺子。但是当孔马尔太太机智地拿出钱来行贿时，她们却把这些钱看作对于为“公众利益”服务受到的时间损失的赔偿而欣然予以接受，并安静地走开了[6]。三天以后，群众聚集到离圣安东郊区街不远的圣马格里特街的一个杂货商贝野的铺子里，强迫他按25苏一磅的价格卖给他们食糖；他们向蒙特娄区的警务委员杜蒙解释说，

糖的突然涨价使他们必须采取这样一种措施来降低价格并惩罚垄断商。

与此同时，这一区的五六个杂货商都曾经同样被迫减价出售食糖，直到警察和国民自卫军来到现场，驱散了各铺子里的群众，并逮捕了一些人[7]。

另一次**浪潮爆发在2月14日早晨，圣安东郊区的警察和宪兵最初就陷于寡不敌众的状态——“全郊区都发生了骚乱”——仅圣安东郊区大街就有20家以上的杂货铺有被袭击的危险，其中有若干家在秩序恢复以前被迫以每磅20苏的价格出售食糖。夜间，向里昂运输货物的车辆在经过这一区的时候被群众截住，市政当局只有请求国民自卫军勉为其难地来保护商人的财产[8]。

同时，一种更具有爆炸性的形势已经在圣马瑟勒郊区发展起来了。戈布兰区的两个染坊主，奥日和蒙讷里，预料到食糖售价一定会日趋上涨，从上一年的11月以来就一直大量囤积——据说他们囤积的食糖有8万磅——堆放在圣希波里特街的一座货栈里。1月，有一次抗议示威很容易地被驱散了；但是当2月14日，谣传这批存货将分散放在全巴黎各处时，事情就变得严重了。那天一清早，群众就聚集起来，截住了在武装护送下离开货栈的第一批装载着食糖的货车，然后就在街上以每磅25苏或30苏的价格出售[9]。第二天，接着发生了多次企图闯入货栈的行动，货栈由一支当地国民自卫军不怎么心甘情愿地守卫着。包括洗衣妇在内的妇女们敲响了圣马瑟勒教堂的警钟。结果反而促使市政当局采取了行动。新当选为巴黎市长的佩迪昂带着大批武装部队到场，肃清了街道并逮捕了若干人。关于这些被捕者和**时期其他被捕者的详细状况，都可以在警察档案中查到：1月里送到贡西尔日里监狱的14个人，大部分是市中心各区的工匠、帮工和体力劳动者；在2月，有5个人——其中3个或4个是妇女——因为参加了圣马瑟勒郊区事件被送进了贡西尔日里监狱[10]。这些犯人很容易得到当地人的同情，2月26日呈给立法议会的一份要求释放他们的请愿书有150个当地公民签名，其中有两个人是教士[11]。

在接着发生的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属于这两个郊区的公民。这次示威于当年的6月20日发生在图伊勒里宫。表面看来，这纯粹是一个政治事件——它的目的是迫使国王答应巴黎各区和雅各宾俱乐部的要求——不过，情况很可能是：对于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所感到的愤懑使示威群众的人数大为增加，他们借此机会，在王宫中威胁地列队走过路易十六的眼前。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测。还有其他更实际的不满和不安的原因：军事上的连续失利；国王拒绝批准对不肯宣誓的教士进行放逐的法律；以及现在“爱国派”（吉伦德党）部长们又于6月13日被免职（国王当初曾经被迫十分不情愿地把他们包括在杜木里厄的战时内阁中）。上述最后一项行为给6月20日的示威提供了借口。16日，佩迪昂接到一份申请书，签名的是戈布兰区的少数公民，但是用意在于代表圣马瑟勒和圣安东两个郊区的集体愿望，要求在20日，即1789年的网球场宣誓纪念日，允许这两个郊区的公民武装列队游行以种植一棵自由之树，并向议会和国王呈递请愿书[12]。接到佩迪昂转来的这封请愿书的巴黎市政当局和巴黎省政府都不愿意支持武装的示威游行；但这里已有先例：不到三星期前，圣马瑟勒区的两千居民，就曾携带着矛、干草叉和枪炮等各种武器在议会前游行[13]。佩迪昂本人是一个吉伦德党分子，他想两面讨好：表面上，他劝告组织者放弃武装示威游行的想法，同时却关心怎样才不至于在这两个区里失去人望。所以，他提出了一项折中的建议，允许两个郊区的国民自卫军在连队指挥官的率领下武装游行——不过不能在国王面前这样做；对于他们携带武器的权利应当让步，因为指挥官们曾经表示过这样的顾虑，那就是如果不带武器游行，他们很可能落入圈套[14]。正如所料，巴黎省政府断然驳斥了这个建议；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至少是戈布兰区对此满不在意。早晨5点钟，武装起来的号召响遍了圣马瑟勒郊区。沿着医院大道，从莫弗塔街的转角处起，成群的形形色色的公民聚集在一起，其中有国民自卫军的成员，也有其他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按照佩迪昂自己的叙述，这些人里有“伤病兵、国民自卫军、拿短枪的人、没有武装起来的人、妇女、儿童等”[15]。

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是在这一天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戈布兰营的指挥官，他受他那一区的指示，要和桑代尔指挥的圣安东郊区的队伍会师。因此他带领自己的队伍越过图内累桥和玛丽桥，穿过圣路易岛和桑代尔在圣安东大街汇合到一起。这支联合的队伍在桑代尔的指挥下从这里前进，顺利无阻地通过韦勒里街、伦巴底街、圣端诺累街到达万多姆广场，起事者在此停下来等待议会表示意见。他们被邀请递入他们的请愿书，并在代表们面前武装列队走过[16]。

这天下午和傍晚发生在图伊勒里宫的更为热闹的场面，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17]。事情的经过似乎是这样的：王宫的一座侧门不知道为什么竟没有上锁，于是以圣安东郊区的公民为前导的示威群众就从这个缺口涌进了王宫内部[18]。这样，一直到晚上8时或10时，男女群众的示威队伍一刻不停地从国王面前走过。戴着自由帽的国王这时不得不倾听群众永无休止地反复呼喊的各种口号：“取消否决权！”“召回爱国的部长！”里边大概还掺杂着更粗野、更有挑战性的词句，如“昏庸的路易”，“暴君颤抖吧！我们就是无套裤党”，等等[19]。佩迪昂胸前佩满市政机关的勋章赶到了，并且作了讲演；最后示威群众虽然没有得到什么革除时弊的诺言，却和平地散去了。

我们对于6月20日的起事者没有确切的了解。由于缺乏警察局报告和国民自卫军的花名册，要想获得一些关于他们的印象，我们不得不依靠最一般性的叙述。巴黎省政府两星期后停止了佩迪昂的职务，并且，无疑是为了说明它这样做是正当的，所以把那些没有组织在国民自卫军里的人说成是这样：

绝大多数是些面生的流浪汉，业已在各方面公开背叛的人……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其中还有惯匪和杀人犯……混杂着妇女和儿童。[20]

但是这段描写，除去十分明显地带着别有用心的目的以外，并没有比我们以前所看到的佩迪昂自己关于这些人的叙述——“拿短枪的人、没有武装起来的人、妇女和儿童”——使我们对其有更多的了解[21]。然而，根据其他记载看来，在示威游行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似乎是小店主、作坊老板、郊区的手工业者，他们得到了帮工和劳动妇女的大力支持。例如，在圣安东郊区，店铺和作坊继续停业几乎有一星期[22]；在圣马瑟勒郊区，根据亚历山大的详细叙述，我们明显看出，主要的推动力来自组织在国民自卫军中的积极公民，那时候大多数工资劳动者和小有产者是不能加入国民自卫军的。同时，亚历山大记载了一件小事，这件小事既显示了这个郊区的劳动妇女对于事件的积极关心，同时也为以前的2月杂货**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联系：当局因为亚历山大本人和示威游行有牵连而下令拘捕他，但是持拘票的公差几乎受到私刑，而亚历山大由于一些妇女的援救竟得免于被捕。这些妇女正是他在几个月以前为了保护奥日和蒙讷里的财产而曾经和她们作过对的[23]。

在回顾时，把8月10日事件（在这一天，图伊勒里宫被武装攻占，国王被停止行使权力）说成是6月里王政威风扫地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当然非常简单省事。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也很正确，因为反王室的**在郊区继续发生，并且在7月这一个月里，不仅在本地得势而且扩展到其他各区域：到7月末，巴黎已经有47个区宣布赞成国王退位。除此而外，虽然路易十六表现了个人的勇敢，但王位的尊严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将在进攻图伊勒里宫中起主要作用的各地结盟军也已经应召到达首都；此外，甚至更重要的是，一小群坚决的共和主义者早就决定要在6月20日小试锋芒之后，于有利时机到来时，给王政以决定性的最后打击。从美洲人富尼叶的回忆录来看，这些都是很清楚的。富尼叶受命和7月29日到达的马赛结盟军领袖在疯人院协商的时候，告诉他们说：

6月20日发动了大规模的初步进攻之后，就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这个计划的实质就是逮捕那名为国王的独夫和王室，并把阴谋造成法国人民全部损失和奴役法国人民的那些罪恶分子和匪徒逐出王宫。[24]

但是，这样描绘出来的图景并不完整。一则，虽然各区反对王政的**是一个经常的因素，但是，**领导人的目的和组成却不是这样。威胁国王离职是吉伦德党发动的；罗伯斯庇尔和其他山岳党（非吉伦德党的雅各宾派开始被这样称呼）的最高领袖在6月20日的事件中并没有起任何作用。在7月14日结盟节那天，佩迪昂仍然被看作当时的英雄；只有在7月中旬以后，当吉伦德党慑于他们自己的行动所引起的社会影响而退缩为王政的保卫者时，山岳党才把运动的领导权抓过来；但是，即使到7月末，罗伯斯庇尔还强调说，王政的将来，和整个宪法的将来一样，要取决于群众选举出来的国民大会而不是取决于武装暴动[25]。再则，王室手里仍然有很多张重要的王牌：各省责难6月20日对国王个人进行侮辱的决议大批涌来；在巴黎，作为抗议的请愿书很快就收集到了两万个“积极”公民的签名；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和几个师的指挥官（包括圣马瑟勒郊区的指挥官）公然表示他们是国王的人；当拉斐德在6月28日提议采取积极措施来驱除民主派时，竟受到立法议会的欢迎，他打算动员一大部分巴黎国民自卫军对雅各宾派发动一次武装政变，而这之所以功败垂成是因为王后以她那特有的愚蠢拒绝了他的帮助[26]。但是，甚至在拉斐德失败和回到部队上以后，主动权还仍然常常在保王派手里。佩迪昂在7月初被停职（虽然，必须承认，他一星期后又复了职）；西部各区的青年人志愿担任图伊勒里宫的保卫工作，以表示他们支持王室的某种决心；几营“保王派”的国民自卫军甚至觉着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袭击图伊勒里公园的和平群众[27]；在此同时，盛传即将对“爱国派”进行讨伐，而揭露保王派“密谋叛国”的告发书像潮水一般涌入巴黎公社和警察局[28]。

“爱国派”，甚至或多或少置身于事外的中立派，都把这些事情看得很严重，亚历山大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录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亚历山大本人虽然是一个保王派，是6月20日事件的一个冷淡的——即使不是冷淡，也是非心甘情愿的——参加者，但由于害怕他认为即将发生的反革命政变，所以变成了8月10日起事的积极支持者[29]。8月1日的布伦斯威克宣言自然更使人们感觉到这种恐惧是真正有根据的，这项宣言威胁巴黎各区和国民自卫军说，如果他们敢于拿起武器抵抗军队，就要被就地正法。所以，从这个意义说来，八月革命绝对不是一个前前后后都想好并按照计划来执行的一套行动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防止真正的和想象的危险的自卫行动[30]。

然而，到7月的最后一周，一个或多或少决定了的行动计划已经形成；8月10日的爆发是一系列不成熟的发难的**。7月26日夜间，巡行圣安东郊区的蒙特娄区的结盟军发出了武装起来的号召；工人们在圣马格里特教堂敲起警钟；桑代尔从**被拖起来；各作坊在第二天一直停工[31]。30日，议会通过允许“消极”公民参加国民自卫军的法令，这就给运动和它的成功增加了动力。7月30日[32]，8月1日和5日[33]有更多的不成熟的发难或关于这些发难的谣言。8月6日，巴黎人和结盟军在马尔斯教场举行盛大集会要求路易十六退位[34]。圣安东郊区从7月中旬以来一直就是各区运动的领导者，这时它警告议会到9日必须废黜国王或停止其职权，否则各区将采取武装行动。

当天夜间，警钟响起来了。48区的“通信”委员会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革命的公社，把佩迪昂软禁在他的屋子里，同时，国民自卫军武装队伍开向图伊勒里宫。

虽然最后结局是不容怀疑的，但守卫者仍有可能进行更坚定的抵抗。守卫王宫的是900名瑞士兵，200名到300名圣路易骑士和2000名国民自卫军——他们后来全部投向进攻的队伍。围攻者集结的力量要大得多：到9点，在开始进攻前，他们可能已经有了20 000人，其中包括400名马赛人和来自布列斯特、卢昂以及其他城市的较小的队伍[35]。在枪响之前，侍奉国王的巴黎省检察官洛德莱劝国王偕全家到附近正在开会的议会去避难，这样也许可能避免流血，并由议员们找出一个解决方法而不必经过武装叛变的强迫命令。守卫者被国王丢弃之后，只有瑞士兵和一小撮金融界的掷弹兵准备抵抗。马赛人上前和防卫者表示亲近，但却遭到瑞士兵的开枪扫射。正如在巴士底一样，谴责背信弃义的喊声响起来了。猛烈的进攻开始了。在王宫被摧毁之前，国王传令停火；但是这并没有挽救瑞士兵被成批地屠杀，他们一共被杀死了600人，其中有60名被武装押往市政厅，经过设在那里的革命公社下令或默许而被杀死。进攻者这方面大约有90名结盟军和差不多300名巴黎各区的人战死或负伤[36]；后一部分人中间有3名妇女，其中一个叫路易丝-瑞讷·奥都，来自图书馆区，是10月5日事件中的老战士[37]。

在描写参加进攻图伊勒里宫的结盟军和巴黎各区居民时，敌视革命的见证人和历史学家特别滥用了许多可怕的形容词。他们被图尔泽耳夫人称为“武装匪徒”，被比戈德·圣克罗瓦写成为“造反的匪党”，在泰讷的笔下成了“差不多全是最下流的人，操贱业的平民”，在珀耳提尔的笔下是“一群被抛弃的柏伯尔人、马耳他人、意大利人、热那亚人、皮蒙特人”[38]。就这些描写意在说明所描写的这些人的职业、社会出身，或者甚至国籍而言，我们可以参考巴黎各区送来的死伤者名单和以后被国民大会认为有资格由本人或其家属领取恤金的名单，来对证这些描写是否可靠[39]。

结盟军的死伤者在有记录可查的全部伤亡数字中大概不足四分之一[40]，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对他们进行详细的社会分析。我们只要指出下面的情况就够了：在这些名单上所见到的那些人的姓名都是典型的法国发音，而标明他们是意大利人或其他外国人，无疑是意在制造偏见。在300多名巴黎市民中[41]，有120人注明了职业[42]；这就是我们估量当时参加者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所必须依据的蓝本。在这120人中间，有95人来自首都50种小商业和小手工业，不是店主、小商贩和制造商、作坊老板、工匠，就是帮工[43]。他们中间只有2名资产阶级和3名可以叫作专门职业者的人：1名建筑师、1名外科医生和1名绘图师。其余的是小职员（2）、音乐师（2）、家庭仆役（9）、码头工人、体力劳动者和马车夫（7）、玻璃工人（2）。考虑到几天以前“消极”公民还一直被排除于国民自卫军之外，他们当中工资劳动者之多是惊人的：一共有33个帮工和18个其他工人。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仍然远不足全部人数的一半[44]。那么总体来说，他们是典型的无套裤党，夹杂着少数比较富裕的公民；但是他们绝不是“最下流的人”，如抱有成见的泰讷想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

从下面的意义说来，他们也是典型的：他们几乎来自首都各区，因为除去四个区以外，首都各区在名单上全见到了——例外的四个区是西边的鲁列区、马莱旧贵族区中心的罗亚尔广场区、两个岛区，后者也就是亨利四世区（现已改名为新桥区）和圣路易岛区（友爱区）。这一次，圣安东郊区又以它的传统地位出现：仅盲人收容院区就有不下于8名死亡者和50名负伤者；其次是蒙特娄区（死伤共18名），菲尼斯太勒区（19）和天文台区（18）——最后两个区属于圣马瑟勒郊区。两个郊区合计约占死伤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在这些枯燥的统计数字的后面，隐藏着许多个人英勇牺牲的故事，隐藏着许多在焦急的期待、恐怖和艰难困苦中度过的日子。已故的日·姆·汤普逊就曾记述过卡米累·德姆连的妻子露西，当人们在8月9日夜间进攻图伊勒里宫的时候，在哥德利埃区的一个公寓里，焦急而忧虑地等待着战斗的结果[45]。但是德姆连是一个社会上有名的新闻记者，他个人固然可能遭到生命危险[46]，他的家庭却不至陷于经济困难的境地。如我们所看到的占进攻者大多数的小商贩、工匠、帮工和体力劳动者，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如果他们受伤或者残废归来，就是那一夜的进攻得到了胜利的结局，也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困难和痛苦；如果他们战死，在当局可能决定给寡妇孤儿一笔恤金之前，也要等候一段漫长的岁月。例如，圣安东郊区大街254号的一个50岁的网纱工皮埃尔·杜蒙，被他那一区——盲人收容院区列入了1792年10月残废者的名单，两年后因伤致死，他的妻子并没有领到恤金。安东·洛布瓦，39岁，格雷讷累喷泉区博讷街的一个镶玻璃师傅，遗留下一个妻子和五个孩子，其中只两个有领恤金的资格。路易·勒·罗伊，21岁，伤兵院区小圣让街金匠帮工，抛下了靠他养活的父母、妻子和两个幼儿。皮埃尔·欧迈特，49岁，大教堂郊区街21号的一个家具匠帮工，在8月10日伴同他的雇主列格罗去攻打图伊勒里宫：他虽然是一个工资劳动者，却做了一年八个月的国民自卫军战士；他留下了一个寡妇和两个孤儿。

许多情形表明，那时的当局和今天的一样，花起公家的钱来很吝啬，对于申请补偿的人往往百般刁难：阿尔西区古特勒里街22号的运水工人路易·沙韦，因为未能按法定手续拿出证明诊治性质的医师证明，他的申请就没有被批准；玻宾库尔区的菲利普·布韦同样被拒绝发给补偿金，因为他一年后所患的疝气病看来不是由于参加8月10日事件所引起的。其他人比较幸运一些，但是补偿金的数目比起本人的牺牲来常常是微小的。比如，蒙特娄区的让·道本通，虽然在图伊勒里宫负了伤，伤还没有痊愈就被征入伍，派往前线去了；他养了143天的伤，以后被奖给前线薪俸50里弗和214里弗的恤金。另一个久经锻炼的战士，似乎叫亨利·布太，是戈布兰街87号的珠宝匠，41岁，他的左手曾经在巴士底负伤，事后得到了6个月养伤的假期；他这次在图伊勒里宫又负了伤，养了两个半月的伤，得到了112里弗10苏的补偿金。另一个“巴士底攻克者”（在这些名单中，一共有4个这样的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他是盲人收容院区德利格勒街的码头工人，名字叫埃·伯诺瓦，在图伊勒里宫牺牲了，他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战斗员——1761年至1779年间在正式军队中服役，担任中士，后来退休到圣安东郊区做染工，参加过1789年攻打巴士底的战斗[47]。

在攻下图伊勒里宫之后，紧接着就是到前线去的招募；很多攻打图伊勒里宫的战士都是喘息未定，就重新上了火线——这一次是和普鲁士人作战。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另一个到前线去的是路易·沙万，他是圣安东郊区特拉韦尔西勒区的一个锁匠师傅，也是属于盲人收容院区的，最初，人们传说他已经战死在图伊勒里宫。他的内兄也负了重伤，而在他走后不久，他的一个孩子死了，另一个孩子得了病。他的妻子在这些遭遇之后，心情的苦痛可想而知，她写了一封词意悲切而文理欠通的信给公共救济委员会，请求给她本人和她的家庭以帮助，她写道：

我的丈夫不得不随着市民们出发去替祖国报仇雪耻，我回忆起这些日子十分伤心，因为总起来说，我的哥哥（他是孤儿区的，名字叫达莫瓦）也受了伤，几乎死去，他告诉我，我丈夫已经阵亡。[48]

这一类事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忧虑和痛苦，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巴黎许多公民甚至从图伊勒里宫发动政变的危险中解脱以后，还继续处于狂热的激动状态中。国王已经被停止行使职权，瑞士兵（国王的最忠实的保卫者）已经被屠杀或囚禁；许多公开的宫廷支持者已经被一网打尽，并且他们家里私藏的武器或信件也被进行了搜索。但是外国敌人离大门不过才几百英里远；监狱里满是（人们想的比实际上还要满）反动的僧侣、革命的政敌，还有一群伪造货币犯，人们认为正是他们伪造的指券引起了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这些监犯被认为都是布伦斯威克公爵的党羽，他们正在一心等候着义勇队开赴前线，以便从监狱里冲出，屠杀留在后方的老弱妇孺。这种心理在巴黎各区的战斗员——毫无疑问，他们就是属于攻打图伊勒里宫的同一类人——中间渐渐滋长起来，终于导致9月初对监犯的可怕屠杀。这决不是一刹那的感情冲动所造成的，或暂时的恐惧所引起的突然爆发。早在8月11日，即图伊勒里宫陷落的第二天，珀隆和维讷这两个警官就已经写信给新任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桑代尔，警告他说：

“先生，据报告有人计划要到巴黎各监狱中抢走所有囚犯，给他们一种迅速的裁决。”[49]

六天以后，佩迪昂写信给桑代尔说：

有人告诉我……今天夜晚在圣安东和圣马瑟勒郊区一定会敲起警钟集合市民，把他们带到监狱去杀害所有被监禁的人犯[50]。

但是，这一运动并不限于郊区： 同一天，市中心的格拉维叶区和崩索区传出了类似的威胁[51]；9月2日，凡尔登被普鲁士人攻陷的那天，普瓦松尼区议会决定向其他47个区发出决议的抄件，声明：

为了避免危险，为了提高市民们向国境线出发的爱国热情，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可想，唯有立即裁决在押的为非作歹和阴谋叛乱的人[52]。

当天下午，有一部分犯人被武装押赴圣日尔曼·代·普雷教堂附近的亚培监狱，刚一到就被正在那儿等候的群众抓住当场处决了。屠杀扩展到沃吉拉街的加尔美教堂；夜间又扩展到贡西尔日里监狱、沙特勒监狱和阜尔斯监狱；在阜尔斯监狱，屠杀断断续续地一直进行到6日或7日。3日，又在圣维克多街的圣斐曼神学院和贝尔纳丹修道院执行死刑，在这里，一般的罪犯正等待着被送往土伦、布列斯特和罗舍福等地去做划船苦工。这天下午和第二天，收容贫民、流浪汉和疯子的比塞特勒监狱医院的犯人们遭到屠杀；作为女贼和娼妓拘留所的萨柏特里埃监狱也有少数死者。只有两个监狱没有被触动——科勒夫街的圣佩拉纪债务人监狱和圣丹尼郊区的圣拉扎尔监狱（现在是妇女监狱）。屠杀到6日或7日停止。以上谈到的9座监狱的犯人共2800名，到这时为止，被屠杀的约为1100名至1400名（其中只有37名是妇女）。略多于这个数目——也就是1500或1600名——的犯人被仓促成立的法庭宽恕了，这些法庭中最有名的就是亚培监狱中由马伊雅主持裁判的那一个。使人惊异的是，这些监犯中只有四分之一是僧侣、贵族或“政治犯”，而大多数都是普通的菜园窃贼、娼妓、伪造犯和流浪汉等[53]。

屠杀正在进行的时候和在以后的几天内，有些当权的人准备称赞这些屠杀，说这是必要的群众审判行为，甚至认为这是其他人可以效仿的榜样。9月3日以巴黎公社名义发给各省的一个通告（常常是由马拉执笔）是很有名的，其中说，“全国人民……为了挽救国家，当然渴望采取此种必要的手段”。还有圣马瑟勒郊区的菲尼斯太勒区议会，它在9月6日向所有48区发出下列号召的时候，也不过是表明了当时巴黎流行的看法而已。[54]

兹特郑重声明，人民已经复了仇，对于那些可能逃脱公正报复的阴谋家一定要给以法律制裁。[55]

但是危急的时刻一经成为过去，再也没有任何党派会认为这场屠杀是应该的，或者是有功的；而对于挑起或组织这场屠杀——或者甚至对于仅仅是没能制止这场屠杀——的攻击却成了各党派彼此斗争的公认的武器，山岳党用它来败坏吉伦德党的信誉，而吉伦德党则用它来给山岳党脸上抹黑；同时，保王党和“温和派”则无区别地用它来对吉伦德党和山岳党进行同样的攻击。在热月罗伯斯庇尔败亡之后，斗争变得更为尖锐，最常见的给雅各宾派加上的形容词，除了“恐怖主义分子”或“嗜血鬼”之外，就是“九月事件制造者”。要想证明究竟谁是真正的屠杀者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的人数很多吗？他们是少数心狠手辣的狂热分子吗？他们在任何意义上能够代表整个巴黎吗？不可能得出确切的回答。皮埃尔·卡隆在详细研究这一事件的过程中，考察了每一件他能够找到的证据，来确定许多意在列出“九月事件制造者”全部和详细名单的文件的正确性；他的结论是，绝大多数文件，即使是诚心诚意提供的，也是真伪难辨。除掉目击者关于到场的结盟军、国民自卫军和其他个人的记载以外——这些记载中很多是相当真实的——唯一可靠的证据是共和国第四年（1796年），对于被认为曾经参与1792年屠杀的39个人的司法审讯记录。虽然由于证据不足，除去三人以外，全被宣告无罪——本来就为数不多的一些例证，这样一来它的比例就减少到了可笑的程度——这张名单仍然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明了在当时的人看来，那些屠杀者可能是从哪些人和哪些阶级里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包括小作坊主和工匠、店主以及少数退伍军人和宪兵；在他们受审判的时候，几乎每人的年龄都超过了30岁。卡隆从所有这些情况中得出结论说：法布尔·德格兰丁的说法比大多数说法更近于事实，他于1792年11月5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宣称，“冲进亚培、奥尔良和凡尔赛各监狱的人就是8月10日的那批人”[56]。

这一插曲本身尽管很令人不快，但是这场屠杀却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在义勇军于9月20日在瓦尔美击败布伦斯威克的军队并把他们赶出边境线的几个星期以前，这场屠杀已经把内部敌人消灭殆尽。这样，这年秋天宣告成立的共和国，就是建立在最初看来是一个非常牢固的基础之上——革命已经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

[1] 关于本章的政治背景和事情的主要经过，可参看乔治·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217—256页。

[2] 指券原来是作为教堂土地拍卖资金而发行的有息公债，后来渐渐成为革命时期公认的纸币，并且用于所有的金融交易。

[3] 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55页；拉·格·霍特莱：《法国指券的崩溃》（R.G.Hawtrey，“The Collapse of the French Assignats”），载《经济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 ），第28卷（1918年），第111期，第300—314页。

[4] 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31页。

[5] 关于**的一般叙述，参看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36—49页。关于2月中旬圣马瑟勒郊区的**，参看伊·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J.Godechot，“Fragments des mémoires de Charles-Alexis Alexandre sur les journées réivolutionnaires de 1791 et 1792”），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26期，1952年4月至6月，第148—161页。

[6]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72，对开本第54页。

[7]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173，对开本第39页。

[8]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173，对开本第39页。

[9] 参阅伊·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48—161页。

[10]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9（拘捕材料），对开本第103—137，200—204页。

[11] 国家档案馆文件：D Ⅲ 256（4）。

[12]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7470，对开本第472—600页（佩迪昂文件）。

[13]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64页。

[14] “他们对于不携带武装游行表示反对和疑虑”（国家档案馆文件：BB 30 17；与1792年6月20日事件有关的资料）。亚历山大对于这项建议是有功劳的（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71—172页）。

[15] 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67号，对开本第46—53页。

[16]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73—175页。

[17]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47470，对开本第472—600页。

[18] 图伊勒里区的警察记录，在1792年6月20日那一天的记事里记载着，“业已证实王储寝宫有好几扇门被砸坏了，公主的寝宫也有一扇门被砸坏了，而且还砸开了公主屋子里的两个箱子。”（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62，对开本第31页）

[19]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76页。

[20]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7470，对开本第472—600页。

[21] 其他记载还提到“一个带着军刀的市场搬运夫”（国家档案馆文件：BB30 17）和“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76页）；但是，这里提到的人太少，当然不足以作为依据。比较有启发性的是某些图伊勒里宫的侍从的叙述，他们声称曾经从示威者当中认出了“奥尔良先生的留有小胡子的那些人”（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387，第2号卷宗）。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7470，对开本第472—600页。

[23]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79页。

[24]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

[25] 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246页。

[26]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77—187页。

[27]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6，对开本第30页。

[28]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387，第2号卷宗。

[29]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87—221页。参看以下一段：“宫廷派在准备作一次更激烈的斗争的同时，一直在进行卑劣的操纵、迫害和诽谤造谣……而反对派则取守势，但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即要对宫廷做有力的抵抗”（《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87—188页）。

[30] 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247页。

[31]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0，对开本第63页。

[32] 根据富尼叶的说法，这一天的计划由于没有得到桑代尔和佩迪昂的支持而失败了。

[33]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7470；《关于8月10日事件的文献资料》。8月3日，圣安东郊区的建筑工人举行罢工，但是它似乎和8月起事没有任何关联（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19，对开本第30页）。

[34]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0728a（印刷本）。

[35] 关于这些数字以及其他历史学家和观察家提供的数字，可参看普·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倾覆》（P.Sagnac，La Chute de la royauté），1902年巴黎版，第277页以下。

[36] 关于围攻者的死伤数字，参看亚·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1—21页；再参看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倾覆》，第300页以下。

[37] 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4—5页。

[38] 转引自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倾覆》，第134—136、181、190、300—302页。

[39] 国家档案馆文件：F15 3269—3274；F7 4426。

[40] 图埃特伊记载的376名进攻者伤亡名单中，结盟军有89名（《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21页）。

[41] 图埃特伊的287名巴黎市民的数目看来是估计少了。

[42] 图埃特伊的名单上只注明了84人的职业（《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24—25页）。

[43] 他们中间有12名制鞋匠，8名家具匠，6名网纱工，4名假发匠，4名制帽工，3名木匠，3名锁匠，3名油漆匠。

[44] 图埃特伊令人吃惊地把大多数人说成是属于“工人阶级”（《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3页）。

[45] 日·姆·汤普逊：《法国革命的领导者》（J.M.Thompson，Leaders of the French Révolution ），1948年牛津版，第118—121页。

[46] 马迪厄怀疑这一点，他写道：“即使卡米累·德姆连去时拿着枪，他也不是为自己用。”（《八月十日》，1931年巴黎版，第119页）

[47] 国家档案馆文件：F15 3269—3270、3272。

[48] 国家档案馆文件：F15 3274，第1592号，对开本第111页。

[49]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关于8月10日事件的文献资料》，对开本第29页。

[50]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7470，对开本第603页。这两项文件都没有被卡隆引用。

[51] 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5卷，第3874号。

[52]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203页。然而，屠杀在这项决议发生影响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皮·卡隆：《九月大屠杀》（P.Caron，Les Massacres de septembre ），第338—339页〕。

[53] 卡隆：《九月大屠杀》（1935年巴黎版），第3—7、76—102页。

[54] 关于同时代人对于一直延续到9月底的屠杀的评论，可参看卡隆：《九月大屠杀》，第121—165页。

[55]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42页。

[56] 卡隆：《九月大屠杀》，第103—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