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进军凡尔赛的结果使国王回到首都，从而完成了巴黎的七月革命。只要宫廷和国王还留在凡尔赛，少数活跃的代表还能够和宫廷勾结起来破坏国民议会的制宪计划，那么，实际政权就仍然是由革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少数开明贵族的支持）和旧制度的拥护者分别掌握着。国王拒绝同意人权宣言和国民议会的最终会导致废除封建地主制度的8月4日有名的决议，关于“否决权”的长期斗争以及经常有人阴谋把国王拐到远离巴黎的安全地带，所有这些都表明七月革命的成果是如何靠不住。

十月暴动就为的是巩固这些成果。把国王置于国民议会、巴黎市政府和各区大多数人的严密监视之下，并在国民议会内部摧毁保守的“英国派”的势力，这就使君主立宪派确立了统治地位，这种情况在巴黎从贝野长期担任市长和拉斐德长期担任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上得到了反映。当然，我们还必须指出： 由于把国民议会本身置于巴黎“贱民”——其中比较活跃的分子已经开始拥上讲坛，而且经常影响议会中的辩论——同样严密的监视之下，这就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种发展既不是10月的胜利者所能预见的，其结果也不是他们所欢迎的；不过，这当然还是未来的事。

然而，君主立宪派（他们显然是暴动的直接受惠者）并不急于夸耀他们的成功，或者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怎样取得了这些成功。当警察局关于10月6日事件的调查报告在1790年3月发表的时候[1]，它得到了国民议会大多数人的同意；然而，它不仅没有暴露事件的真相，而且起了一种真正的烟幕作用，转移了人们对10月“**”事件真正主使人的注意。这份调查把国王被人们粗暴地和匆忙地挟持到巴黎，说成是解释得很含混的奥尔良派阴谋或者是丧失名誉的米拉波险恶的计划所造成的结果。这种说法很能迎合宫廷、警察局、巴黎市政当局和议会中统治党的心意；如果把事变的真相暴露，说它是控制国民议会和巴黎市政厅的可尊敬的资产阶级和开明的贵族对于一个长期酝酿着的计划的执行，那就太没有政治头脑了。毫无疑问，米拉波、奥尔良甚至拉斐德在事件中起的真正作用是蒙着一层神秘的幕布的——警察局的调查有效地加厚了这层幕布。本章的目的并不是要重新分清有关的各党派各有什么罪行或责任；亚尔培·马迪厄在已有的条件下，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2]。我们在这里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如果那些最直接受惠于这些事件的人一点也没有对十月暴动进行有效控制，就像他们对巴黎七月革命进行过控制一样，那就实在太奇怪了。在一定范围内，他们在10月会和在7月一样毫不犹豫地利用“贱民”的愤怒和革命动力来达到他们确定的政治目的。国民议会中间派的一位深受尊敬的成员杜索院士在8月26日就已经和总包税人奥日阿说过，一定得把国王弄回巴黎来——必要时可以使用暴力。难道他没有这样说过吗？[3]巴那夫在事变发生后曾写信向他的多飞内区选民解释暴动的必要性——尽管事变的某些现象无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并且赞扬巴黎城又一次挽救了“公众自由”，难道他没有这样写过吗？[4]

关于十月事件的主要政治后果和责任，就简要叙述这些；但是，巴黎的“贱民”已不再是软弱无力的从犯，他们并不愿意在10月仅仅为君主立宪派的利益进行暴动，正如他们在7月不愿意仅仅为了罗亚尔宫或者巴黎选举人而举行起事一样。他们虽然可能和所有的“爱国者”一样，对于凡尔赛策划的新“阴谋”抱有一般的恐慌，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特别迫切的要求。巴那夫经常表现出比他的大多数同事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社会现实，当他写信给他的选民时，他唤起他们注意这种利益的分歧，他指出：在十月事件中“资产阶级”和“人民”虽然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中携手合作，但前者完全是受着想要击败贵族阴谋的驱使，而后者在具有这种愿望的同时，也同样关心面包的缺乏[5]。这种双重利益决非十月事件所特有；但是认清了这一点，就是对于这一事件至少有了初步的了解，而我们知道，这一事件在某些方面是比其他类似的革命事件更为神秘莫测的。如果我们先试着追究一下这些不同趋向的根源，研究它们的发展，看看它们怎样汇合成为10月5日的共同行动，我们也许对于这一事件就能了解得更清楚。

和七月事变一样，首先被卷进积极抗议中的仍是“贱民”，而不是资产阶级；而他们的运动也没有随着当前政治目标的实现而停止。在他们看来，七月革命以后的平静不过是短时期的。从政治运动的角度看来，7月和10月的事件虽然有共同的联系，但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事件；可是从群众社会运动的角度看来，也许更正确的说法是：这几乎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从4月和5月就开始发生，7月达到**，10月又达到另一次**，一直到11月初才最后平息下来。在这一运动中，面包问题是首要的，凌驾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把最大多数人吸引到共同抗议中来。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它们虽然只影响少数人，却增加了普遍的不安，因而对于愤怒程度和10月5日示威者的人数也一定起了推动作用。

首先，当时有一批从事于公共工程计划，或者仅仅是集聚在救济工场中的失业者，他们的人数在急剧增加，到8月份，救济工场中的失业者已经有22 000人，其中单是圣母山就有18 000人[6]。在七月革命中，他们在关卡上甚至在巴士底都起过一定作用[7]，但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派说来，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同盟者。当局对于他们的厌恶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当一批新征召到圣母山的工人于8月9日聚集在蒙苏的奥尔良公爵府邸外面等待一个办事员分配工作或发工资时，15个人被以非法集会的罪名被捕[8]。不久以后，就出现了一本作者叫博勒帕勒爵士的小册子，说圣母山的工人正在修筑为架设指向全城的大炮而准备的炮台[9]。虽然从小圣安东区来的考察代表团在一份作证报告中否认了这些臆测[10]，当时却引起了关闭这座工场的要求。市政当局在8月12日同意这样做，并且在15日委派拉斐德向圣母山的工人们说明这项决定。拉斐德没有受到工人们的欢迎，这或许是因为国民议会刚刚决定减低他们的工资[11]。接着便发生骚乱。同月末有两个圣母山的挖掘工人由于威胁说要杀死他们的工场经理而被捕下狱；有10名在巴士底做工的工人（其中包括3名妇女）由于闹事被桑代尔逮捕[12]。圣母山的失业工人被及时遣散了，大多数在巴士底义勇队（这是一支武装部队，不要和巴士底攻克者混淆）的协助下被送回各省原籍[13]；但是，其他救济工场并未关闭，并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逐渐为向凡尔赛进军以前的政治鼓动所渗透。

与此同时，有一些行业决定提出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以考验新市政当局是否忠实可靠。这些人当中包括面包师、假发匠、裁缝、鞋匠、药剂师和家庭仆役。一般讲来，他们发现新市政当局对他们所提出来的要求并不比以前的当局更有同情心：他们提出的准许集会的要求被断然拒绝了，而且有时是靠着国民自卫军的帮助这样做的[14]；根据哈代的记载，只有裁缝的增加工资要求胜利了——他们的工资每天增加10苏[15]。

如我们所能设想的那样，假发匠和家庭仆役由于奢侈品行业的衰落和大规模的移民，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有4000名假发匠在香榭丽舍区开会要改组他们的劳工介绍所；在和国民自卫军发生了冲突以后，他们的代表团受到了市政厅的接见，被安排了和作坊老板一起举行联席会议，最后起草了新的规章[16]。仆役的要求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他们要求具有全部的公民权利，出席区议会和参加国民自卫军的权利（作为奴仆，原来不被准许参加），并且要求不许萨瓦人从事他们的职业。经过说服，他们安静地散去，第二天并没有实行他们原来威胁着要在香榭丽舍区或者大教堂广场举行的4万人以上的示威[17]。但是，情绪很激昂： 几天以后，一个失业的厨师——欧埃尼·葛维，因为煽动家庭仆役和一般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而在罗亚尔宫被捕；他最后被判处打上烙印做九年划船苦工，后来改判在监狱中服两年徒刑[18]。

10月5日发生在凡尔赛的事件的一个特点是，（当妇女们在国民议会正在开会时冲进会场时）对于教士代表表示了轻蔑和敌视，人们向教士们高喊“打倒瓜皮小帽！”和“教士该死！”的口号[19]。虽然这种敌视情绪是不久以前教士们拒绝放弃什一税所引起的，但当然也有其更深的根源。哈代于7月12日在罗亚尔宫听到了“打倒教士阶级！”的口号[20]；同月初，在一本题为《卖鱼妇和市场挑夫的第一次对话》的小册子里看到了人们对于教会不尊敬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认为，这时，这种不尊敬在市场中已经是普遍的了[21]。一个月后，哈代注意到，在圣母升天节，一支宗教仪仗队伍在巴黎圣母院附近遭到了“打倒教士阶级！”和“把他们吊上灯柱”这类口号的威胁[22]。9月末，在波雪里的圣雅各教堂和圣尼古拉广场教堂（两个教堂都位于中央市场区）发生的事件表明，在一般“贱民”中反教士情绪正在增长。当圣雅各教堂的神父因为没有得到23里弗的全部报酬而拒绝埋葬一个木匠帮工时，群众愤怒地冲进了教堂，神父被迫屈服，最后，在集合起来的群众的喝彩声中，为死者举行了庄严的亡人弥撒。附近圣尼古拉广场教堂的唱经班指导宣布他自己由于参加这个葬礼已被免职，这时群众的情绪很快又转为愤怒。大批群众冲进这个教堂，威胁着要吊死神父；后来，靠了国民自卫军的力量，在逮捕了一个暴动者和答应使唱经班指导复职以后，群众才散去[23]。对教会僧侣的这种极端敌视——首先起因于缴纳什一税或者埋葬费等经济问题——对将来当然具有重要意义。哈代对于各区市场妇女、洗衣妇、商贩和工人几乎每天举行的宗教游行的纪律和盛大规模表示惊恐，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在8月和9月，经常有这样的游行，蜿蜒通过圣雅各大街，去到新建造的圣日讷维叶教堂举行谢恩祈祷的仪式。虽然这些游行具有半宗教的目的，但这些市场和郊区“贱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已经对向凡尔赛进军作了预先的尝试。哈代在写到圣安东郊区于9月中旬举行的有1200人参加的游行时，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潜伏的可能，他写道：

许多人都发现，从游行的布置、参加者成分和盛大规模看来，这里面蕴藏着某些可怕的东西。凡是有见识的人都看到了公众这些动作十分荒谬，它们的进行既不可能被打断，而它们的动机不幸也不是完全出于虔诚[24]。

4磅重面包的价格在7月22日曾经从14苏半回降到13苏半[25]。接着来的平静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8月初，由面包涨价或缺少而引起的群众运动时断时续地发生，一直继续到11月。运动所采取的形式是，用暴力行动对付面包商和被认为是囤积居奇者，举行抗议集会或派代表去见市政当局。8月2日，巴黎北边圣丹尼区区长助理夏特耳被一群愤怒的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杀死：据他们说，他曾经人为地造成粮食的缺乏，并且用轻蔑侮辱的口吻拒绝降低面包售价——他说“不应该让这些贱民吃上2苏一磅的面包”。夏特耳似乎被赶到了教区教堂的尖塔上，在那里被人刺死，他的头被一个普罗凡斯联队的士兵割了下来。这次凶杀的结果，有21个人（包括4名妇女）被捕，他们当中有2名工匠师傅、4名商贩、9名工资劳动者。另外还有18个人逃走了，受到缺席控告，其中有12名是工资劳动者。1790年4月，查出了他们当中的两个人——一名印刷工人和一名裁缝帮工——有罪，他们的假人像被吊上绞架[26]。

8月8日，在市政厅外举行大示威以后，4磅重面包价格又降低到12苏[27]。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收获。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这样的减价意味着一个建筑工人在2月和7月之间必须花费80%的实际工资去购买面包，现在只用收入的67%就可以买到同样多的面包；再如一个锁匠或木匠帮工（他们挣的工资比一个累维伊扬工场工人多一倍）以往要花48%的收入购买面包，现在只要用40%[28]。因此，在8月的第二或第三周，哈代能够报道说面包危机已告平息：供应比以往充足，面粉的质量有了改进，武装卫兵也从面包房撤走[29]。但是，在8月21日，再度发生十分严重的危机：当时收成很好，但是由于长期干旱，磨坊主不能够磨他们的谷物。面包价格仍然保持稳定，但是引起的供应奇缺局面造成了饥饿，使人们排在市场和店铺门前的队伍越来越长。8月24日，高松纳里大街上一个假发匠师傅由于以可怕的“吊上灯柱”的话威胁一个面包商而被控告；25日，巴塞杜兰帕大街上一个铜匠因为辱骂市政厅故意造成面粉缺乏而被捕；两天以后，一个家庭仆役在排队购买面包时被捕，受到制造骚乱的控告[30]。以后又是短时期的平静；但是在9月1日，卫兵又在面包房门口出现，在那个月内一直守卫了16天。同时，哈代气愤地抱怨说，他的口粮被降低到只能购买“半个味道很坏的4磅重面包”[31]。9月3日，在弗隆纳里大街上，一个盖屋顶的帮工被捕，因为他公开攻击拉斐德参与制造面粉缺乏和抬高面粉价格的阴谋——他说：“他是一个叛徒；他给自己准备下了绳子，应该把他绞死。”[32]“饥饿协定”又回来复仇了。

当工人们因排队购买面包而损失了他们的日工资的一部分时，他们的精神失去了常态。

〔哈代写道〕为了获得面包，人们竟把家里的女人赶开，他们甚至虐待妇女，以使自己首先吃上面包。[33]

9月13日，在凡尔赛发生了一次面包暴动，愤怒的群众企图把一个面包商吊死，因为他以18苏的价钱把好面包卖给有钱的顾客而以较低的价钱把坏面包卖给其余的人。在危急万分的时候，当地的民兵恰好赶来割断了面包商的绞索。“为安定人心”，国王都出面了。有几个人受伤，有21人被捕，其中有3个人在10天后被绞死[34]。

这时候，妇女们开始加入运动。面包危机特别关系她们的切身利益，从这时起，在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便是妇女，而不是男人。9月16日，据哈代记载，妇女们在夏约截住装载粮食的五辆大车，把它们带到巴黎市政厅。17日中午，愤怒的妇女包围市政厅控诉面包商的行为；贝野和市政会议接见了她们。据哈代记载：“妇女们大吵大嚷说：男人们什么都不管，现在妇女们要来管这些事了。”第二天，市政厅又被包围，当局作出了保证。同一天晚上，哈代看见妇女们在特罗瓦·马利广场截住一辆粮食车。把它押到当地区政府里[35]。这一运动一直继续到10月5日的政治示威前后[36]。

同时，和6月一样，为了应对在凡尔赛发生的宫廷与国民议会之间争执不下的局面，巴黎已经开始发展起一个政治运动。带头的仍是奥尔良公爵周围的记者和律师，他们的总部就设在罗亚尔宫。按照马迪厄的说法，在巴黎的“爱国派”中间起领导作用的是杜波尔、德姆连、丹敦和《巴黎革命》的主编路斯塔洛；马拉和他的《人民之友》，和往常一样，仍然是单独行动。正是这批人通过他们的报纸、俱乐部和自己的选区，提出并扩大宣传这样的口号：应该使国王离开凡尔赛宫廷的阴谋，并把他带回巴黎来[37]。

国王应该回到首都，住到“美好的巴黎市”他的臣民中间来，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在巴黎第三等级的《陈情表》和7月份的一本小册子里已经看到这种意见。当路易十六在7月16日来到革命的首都时，许多向他高声欢呼的人大概都有这种想法。现在，为了应对新的特殊的政治局势，这种想法又得到了复活，而且比以往更为坚持。当前的问题是“否决权”问题——也就是根据凡尔赛正在讨论中的宪法，国王是否应该拥有修改、保留或根本否决国民议会的立法提案的权力。大体说来，右派或者温和派希望授予国王以绝对否决权，而以巴那夫为首的“爱国派”则主张国民议会有最高的立法权；不过，和他们的罗亚尔宫的盟友不一样，他们准备靠赞成妥协的中间派的帮助来进行谈判。8月末，当这种谈判正在进行时，据说杜索院士曾宣布，为了打开僵局，必须使国王回到巴黎来，必要时可以使用暴力。三天以后，当谈判破裂时，杜波尔在罗亚尔宫发动了一个反对否决权的公开运动，而德姆连虽然没有得到巴那夫的同意，却提出了国王必须回到首都的口号。

罗亚尔宫的极端“爱国派”就这样（也许有国民议会的某种秘密支持）企图加紧进攻，其结果是：企图在8月的最后一天第一次发动向凡尔赛进军，但是没有成功。这是一个真相不明的事件，可是从警察局的警察报告看来，在这次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圣杜律治侯爵、坦托男爵、修道院长柏纳、某一个叫圣日尼的人以及伏依咖啡馆的主顾们等。在警察眼中，这座咖啡馆是“破坏公共安宁的骚乱分子的集会之所”，在别人眼中，这是“商人和资本家的社交中心”。[38]看来，也曾有一个代表团企图说服巴黎公社发布一项要求国王回到罗浮宫的声明[39]；并曾有人在罗亚尔宫和伏依咖啡馆发表演说，号召大家敲响警钟，各区进入警戒状态，并把市民武装起来。自然，这些手段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非常明显的：据说修道院长柏纳曾在伏依咖啡馆说过下面一段话：

必须到凡尔赛去寻找国王和王储，把他们送回巴黎的图伊勒里宫，置于巴黎人和全国的保护之下。

虽然他事后否认这样说过，但他承认自己打算号召市民在各区开会，“反对国王的否决权”[40]。

由于国民议会中的“爱国派”还没有放弃通过谈判谋求解决的希望，所以这次进军计划没有实现；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计划还没有在巴黎“贱民”中得到能够使之实现的那种程度的支持。9月份，局势突变。正如我们看到的，由面包危机引起的愤怒首先指向面包商和市政当局；有时也表现在对市政厅或国民自卫军或作为自卫军总司令的拉斐德个人所发起的猛烈攻击上：8月和9月初，由于这种罪行而被捕的有许多工匠、职员、仆役和其他工资劳动者[41]。一方面，记者们——马拉以及和罗亚尔宫有关系的记者——并不反对让他们所不信任的拉斐德成为群众辱骂的对象；另一方面，无论是国民议会的还是巴黎各区的“爱国派”，都希望把群众的愤怒引导到更符合他们的直接政治目的的道路上去。不久就看到了它的结果。9月初，马路埃的记载是，“有人看到在国民议会外面，有许多轿夫对否决权问题表现得很激动”[42]。17日，特鲁塞瓦大街上一个领年金的军人在格累夫广场上被捕，因为他说了这样的话：

国王在凡尔赛有一座行宫，在巴黎有一座罗浮宫；我们一定得去找国王，把他带回巴黎来，我本人也愿意去寻找国王[43]。

失业者也激动起来了。贝野在9月22日写给在凡尔赛的国王的一位大臣拉·都尔·杜宾的信中说：

现在我获悉，军校区救济工场所有那些不幸的工人都想要到凡尔赛去，并且为了这一件事，当局已派出军队。[44]

最后一点特别重要：虽然巴那夫和他的同事们预备在否决权“悬而未决”的基础上和宫廷达成妥协，可是为国民议会中“温和派”所支持的宫廷却决定再显示一下威力以打破僵局。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调来了弗兰德斯旅团。结果迫使“爱国派”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把首都的革命运动推向**。最后使“爱国派”决定采取行动的，是保王派在10月2日禁卫军于凡尔赛举行的宴会上表现出来的傲慢，据说人们在宴会上把国民自卫军帽徽抛在地下践踏，王后和她的子女受到了几乎是想象不到的狂热的欢迎。第二天，这件事传遍了巴黎，“爱国派”报纸号召人们复仇。丹敦在哥德利埃俱乐部通过一项催促拉斐德带着最后通牒到凡尔赛去的决议，德姆连再次号召巴黎人把国王弄回首都。10月4日，星期日，一群群“中等人家的”妇女出现在罗亚尔宫，一个“衣着打扮说明她的身份在中等阶层以上”的30来岁的妇女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说；人们纷纷谈论第二天要到凡尔赛去[45]。十月起义就这样开始了。

研究10月5日和6日事件资料的主要来源是警察局所作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询问过388名证人之后于1790年3月发表的。这样一种报告看来不仅可以为研究事件本身，而且可以为研究参加者的成分和目的提供宝贵的资料。泰讷在描写把王室逼回巴黎的男女群众时，的确充分利用了这份资料[46]。不过，如前所述，这是一份非常片面的报告；事实上，在公布以后，它便受到巴黎多数各区的攻击，用首先提出抗议的哥德利埃区人的话来说：“在证人的名单上，除了贵族的姓名以外再也没有别人了。”[47]这固然是一种夸大，然而警察局的调查报告也显然具有明显的预定目的，因此，在利用它的时候必须提高警惕，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必须补充其他资料——少数残存的警察报告（在行动过程中只有二人被捕）和其他证人的叙述。

在10月5日早晨，暴动在中央市场和圣安东郊区同时开始。在这两个地区起领导作用的都是妇女；从许多人的各种叙述中看来，参加以后各项活动的有各个社会阶层的妇女——市场卖鱼妇和女摊贩，这个郊区的劳动妇女、衣着漂亮的资产阶级和“戴帽子的女人”[48]。根据一个警察局证人的证词，运动是由一个小姑娘发动的，她从圣尤斯塔区出发，敲着一面鼓，攻击面包缺乏；这样，就吸引了一大群妇女，人很快多起来[49]。当地国民自卫军队长和该区主要的煽动者美洲人富尼叶在7时听到警钟声后，急忙赶到市政厅[50]。与此同时，在圣安东郊区，妇女们强迫圣马格里特教堂司钟人鸣起警钟，号召市民武装起来；据他说，在这些人当中有两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和一个妇女，“他也不像是一个普通人。”[51]在7点和8点之间，这一区的一个律师看到有四五十名妇女在圣安东门高呼要求面包[52]。几乎是在同时，斯塔尼拉·马伊雅率领了一小队巴士底义勇队来平定附近拆除巴士底堡工人的骚乱。工人们无疑还记得，正是这一支军队几星期以前在圣母山曾经强迫解散过他们的同伴，所以表现得非常凶恶；但是马伊雅（据他自己这样说）却能够未经流血就把他们说服解散了[53]。

在开始这些行动之后，妇女们就聚集到了市政厅[54]。她们的首要目的是面包，其次或许是为她们的男人寻找武器和弹药。一个在8时半路过旧市场的绸布商看到成群的妇女在大街上截住行人，强迫这些人和她们一起到“人们应该从那里领面包的市政厅去”。卫兵们被解除了武装，妇女们把他们的武器交给了那些跟在后面并催促她们前进的男人。另一个见证人，一个市政厅的出纳员，描述了在9点半钟左右，大群杂有男人的妇女如何冲上台阶，闯进市政厅所有的办公室。一个证人说，她们拿着棍棒和梭镖，另一个证人坚持说她们带的是斧头、铁橇、大头棒和毛瑟枪。一个出纳员壮着胆子向侵入者提出抗议，但是群众告诉他说，“他们才是上述市政厅的男女主人”。示威者在搜寻弹药和武器的时候，撕毁了文件和账簿，账匣里一叠100张1000里弗的钞票从橱柜中不翼而飞了。但是，群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抢劫：据市司库员后来告诉警察说，350万里弗的现金和票据丝毫没有缺少；丢掉的钞票在几星期以后又完整地被人送了回来。示威者到尖塔上敲响警钟以后，于11时左右退回外面的格累夫广场[55]。

正在这时，马伊雅和他的义勇队赶到了现场，根据他的说法，妇女们正在威胁着贝野和拉斐德的生命。不知道马伊雅是想设法转移这场灾难呢，还是完全为了服务于“爱国派”的政治目的，他居然答应率领妇女们游行12英里，到凡尔赛吁请国王和国民议会为巴黎供应面包[56]。当她们在刚一过午出发时，她们移去了警察局的大炮，并且（哈代写道）强迫她们遇见的各式各样的妇女——“甚至戴帽子的妇女”——参加他们的队伍，一起到凡尔赛去[57]。

游行者这样扩大了队伍以后，过河到老城区，经过奥弗勒码头到新桥，再过河到罗浮区，经过图伊勒里宫花园，这一支六七千人的队伍在路易十五广场停了下来。马伊雅告诉我们，妇女们在香榭丽舍区的大教场同意不带武器继续前进。按照传统的记述，游行者这时继续沿着河右岸到夏约街、塞弗里街、维罗弗累，最后到达凡尔赛[58]。然而，从其他资料看来，主要的游行队伍虽然随着马伊雅穿过夏约街，另一支队伍却可能在大教场分道扬镳，走的是穿过沃吉拉的南边的路线。这件事至少可以从一个面粉厂工人向凡尔赛警察局所交代的话中看出来，这个工人叫柏纳-萨拉培，在军校区工作，是由于在凡尔赛禁卫军驻所抢劫刀剑和其他武器而被捕的两个工资劳动者之一。从他的话里我们知道，他当时正在沃吉拉吃午饭，被一队三四千人的妇女硬拉着去参加了游行[59]。

游行者在下午到达凡尔赛以后，直接进入国民议会会场，拥进议席和惊愕的代表们站在一起，裙子上挂着剑和猎刀[60]，等待马伊雅呈递她们的请愿书。马伊雅在他的演说里毫无顾忌地引用了当时新流行的小册子《我们什么时候才有面包》中的话，按照这本小册子的看法，造成面包缺乏的与其说是面包商，不如说是政府当局[61]。他在演说结束时提出两点要求——为首都供应面包和惩处侮辱国民自卫军帽徽的禁卫军，许多代表作了保证性的答复。人们曾经对教土愤怒地呼喊：“打倒教士！”但当罗伯斯庇尔发言时，群众都肃然无声，也有人喊“我们可爱的母亲米拉波！”[62]妇女们选出六名代表等着谒见国王——帕罗伊侯爵认为她们当中有两个人“样子很不错”[63]——于是比较有秩序地散会了。

这时，在巴黎，由警钟召集起来的国民自卫军拥到格累夫广场。他们纷纷喊叫“到凡尔赛去！”拉斐德的用意在这一事件中是暧昧不明的。看来，他踌躇了好长时间才置身于一场显然是武装叛乱的队伍的前列；他采取了拖延的手段，按照富尼叶的说法，他曾发表冗长的演说，但是最后在群众呼声的催逼之下，不得不下令向凡尔赛进军[64]。当晚10点钟和午夜之间进入凡尔赛的军队包括三连掷弹兵，一连枪兵，三门大炮，两万名巴黎各区的国民自卫军，还有700到800名武装着毛瑟枪、棍棒和长矛的杂色队伍。

第二天清晨，巴黎人和守卫王宫的禁卫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一部分示威者想办法冲进了王宫，一直深入到王后寝宫的接待室。在发生这一事变过程中，一名禁卫军从窗户里开枪打死了下面庭院里的一个17岁的志愿军，他叫热罗梅·累里提埃，是圣安东郊区的家具匠帮工[65]。被激怒的群众杀死了两名禁卫军，并且砍下了他们的头颅[66]。巴黎国民自卫军恢复了秩序，同时大批群众拥在王宫外面等待着事情的解决。对于国民自卫军——至少是对于损失一天工作而伴随着拉斐德到凡尔赛来的小商贩、小作坊主和帮工——来说，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不管他们的总司令愿意与否，国王必须回到巴黎去[67]。从“巴黎的一个资产阶级女人”伊丽莎白·吉拉的证词看来，的确存在着这种想法，她后来向警察局说：

在凡尔赛，所有民众，尤其是许多锁匠帮工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损失了工作日，并且说，如果国王不回巴黎，如果不把禁卫军消灭，就用长矛挑起拉斐德的脑袋[68]。

要说动妇女也许更费事一些。不管怎样，富尼叶认为有必要对一群卖鱼妇鼓动一番，他用他自己认为最容易被她们听懂的话说：“动手吧……你们看不见拉斐德和国王要把你们收入后宫么……必须把这个王廷小店整个搬到巴黎去。”[69]不管情况怎样，当国王、王后和拉斐德在王宫阳台上露面的时候，人们大声呼喊“国王到巴黎去！”几小时以后，巴黎国民自卫军和游行妇女簇拥着国王一家，浩浩****回到了首都。

根据关于妇女们向凡尔赛进军的传统记载，妇女们在游行时高唱“我们去找那个面包店老板、老板娘和小老板！”（指国王、王后和王储——译注）人们认为，国王御驾亲临他的子民中，就会保证面包的充分供应。这种希望并没有立即实现，面包危机仍然继续了一个月。在王室回首都后的第二天，一群妇女拥进了谷物市场，把面粉样品送给国王过目以后，将150桶发霉的面粉倒在河里[70]。10月21日，在市政厅地区的一次面包暴动中，面包商弗朗索瓦被吊死在格累夫广场众所周知的灯柱上。为了这件凶杀案，市场搬运夫弗·布兰被判处死刑，镀金匠日·阿德韦讷被判处9年徒刑[71]。第二天，在离中央市场不远的泰彼耳奥德街上，妇女们由于坚持要进一所房屋搜查暗藏的粮食和面粉引起了一场**[72]。11月2日，贝野不得不命令军队保护圣日尔曼市场的一家面包商[73]；第二天，一个妇女由于在哥德利埃街一家面包铺外面引起**而被捕[74]。最后，10天以后，磨粉工人尼古拉·比隆被捕，他的罪名是在10月和11月两次引起**并威胁要吊死军校区的面包商[75]。

但是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派在逐出“温和派”和在首都确立了它的地位以后，没有必要再来利用“贱民”暴动的力量；这些暴动已经使他们达到了目的。因此，在10月21日，为了镇压社会骚乱和马拉的《人民之友》所进行的煽动，采取了新的措施，其中包括处“叛乱者”以死刑、报刊检查和戒严令。这些限制自由的法令的第一个牺牲者叫米契尔·阿德里安，他是一个拆除巴士底堡的工人，在当天由于企图在圣安东郊区鼓动起一场“叛乱”而被绞死。[76]

不过，公社和议会同时也采取了有力措施来解决粮食危机。虽然面包价格在以后好些个月里始终保持12苏，但烘面包商都能够得到面粉的正常供应。随之而来的是一段社会秩序相当平静的时期，在此期间，国民议会比较不受打扰地继续它为全国制定宪法的工作。1790年7月14日在马尔斯教场举行的第一届结盟节，是全国团结与和平进步的伟大象征。大多数人一定以为革命几乎已经大功告成了。

[1] 《关于10月6日事件巴黎警察局……的刑事侦查记录》（Procédure criminelle au Chatelet... de Paris sur la journée du 6 octobre ），1790年巴黎版，国立图书馆文件：Lc 29 980。

[2] 亚·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Etude critique sur les journées des 5 et 6 octobre 1789”），载《历史评论》，第67期（1898年），第241—281页；第68期（1899年），第258—294页；第69期（1899年），第41—66页。我在准备这一章的时候，大量利用了这一研究。

[3] 转引自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载《历史评论》，第67期，第249页。

[4] 国家档案馆文件：W 13，对开本第317—318页。不过，他把事变说成是“一个可怕的运动”，他认为，如果没有拉斐德和国民议会起作用，可能发生不幸的结局（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对开本第200—201页）。

[5] 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对开本第200—201页。原文如下：“在我们商量的时候，巴黎市民早已怒不可遏；在各区中，资产阶级和民众都集合了起来，资产阶级只是由于反对政府和贵族最近的行动才激愤起来，而民众的激愤原因则是关心面包问题，因为面包已经开始缺乏了。”（重点是作者加的）

[6] 《贝野回忆录》，第2卷，第257页。

[7] 马伊雅的《巴士底攻克者名单》中包括4名来自救济工场的参加者——两名挖掘工人，一名工头和一名领班（国家档案馆文件：T 514（1））。

[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2079。

[9] 博勒帕勒爵士：《给小马杜林区各位先生的报告》（Chevalier de Beaurepaire，Rapport à MM du district des Petits Mathurins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40285。

[10] 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54号，对开本第156页。

[11] 《贝野回忆录》，第2卷，第265页。

[1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5102、18766、18795，对开本第463、466—467页。

[13] 让·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第356页。

[14]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34、438—439、455页；斯·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1集，第1卷，第123—124、381、416、547页；格·莫·约菲：《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工人运动》（G.M.Jaffé， Le Mouvement ouvrier à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927年巴黎版，第65—73页。

[1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38—439页。

[1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39页。

[17]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55页；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6。

[1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7。据说他曾说过：“所有的资产阶级自卫军和穿军服的人都是些纨绔子弟，咱们一万个当仆人的都有资格加入那些穿着白边蓝制服的纨绔子弟队伍：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是纨绔子弟，一个也不例外，我们只能看到一群轻佻无用的年轻人在罗亚尔宫里胡闹。巴黎有六万名家庭佣仆可以和各种工人联合起来，要这么一干，大家就会看到所有这些穿漂亮制服的纨绔子弟都会躲在家里不敢出来。”虽然葛维说原话不是这样，但是他承认说过类似的话。

[19] 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载《历史评论》，第68期，第261页。

[20]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85页。

[21]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882。

[22]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35页。

[23]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650；10649，对开本第42页；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93—494、497页。

[24]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29、431、437—438、441、443、445—446、453、455—456、462、467—470、473、475页。

[2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01页。

[26]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2079、10479、10649，对开本第27页；10530，对开本第181—183页；18795，对开本第463、470—471页。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17页。

[27]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26页。

[28] 乔·鲁德：《法国革命时期巴黎的物价、工资和群众运动》，第6卷，第3期，第248页。

[29]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29—440页。

[30]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95，对开本第465—467页；18766。

[31]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58页。

[3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7。

[33]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60页。

[34] 塞纳瓦兹档案馆文件（Arch.Seine-et-Oise）：B集，宫廷检察官，1789年审讯记录。15个被告中（都是男人）包括两个车匠和一个垫子工人（被绞死），两个建筑工人，四个搬运工人，两个茶房，一个兵士，两个体力劳动者和一个马鞍匠。

[3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78—480页。

[36] 参看哈代1789年10月3—7日和12日的记载（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99—505、512页）。日记结束于10月14日。

[37] 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第67期，第266—268页；第68期，第269—273页。

[3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7。

[39] 《老箴言报》（L’Ancien Moniteur ）（重印），第51期，第417页；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第67期，第251页。

[40]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7。

[41]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95，对开本第463—464、467—469页；10530，对开本第149—151页；18766；18767。

[42] 《马路埃回忆录》（Mémoires de Malouet ）（1868年巴黎版），第2卷，第367页。

[43]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7。

[44] 国家档案馆文件：C 31，第262号，对开本第3页。

[45] 《刑事侦查记录……》，第62号证人；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第68期，第292—294页。

[46] 泰讷：《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第1卷，第130—136页。

[47] 《哥德利埃区会议议事录》（1790年巴黎版）。大英博物馆文件：R.655（6）。

[48] 参看《刑事侦查记录》，第35、62、91、92、119、126号证人；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1—502、506页；帕罗伊侯爵（Marquis de Paroy）于1789年10月写给他妻子的信〔《革命评论》（Revue de la Révolution ），第1卷（1883年），第1—7页〕。

[49] 《刑事侦查记录……》，第43号证人。

[50]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国家档案馆文件：F7 6504。

[51]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第92号证人。

[52]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第12号证人。

[53] 《刑事侦查记录……》，第81号证人（斯塔尼拉·马伊雅）。

[54] 然而，哈代把它仅仅说成是“市场区和其他各区的妇女集众到市政厅去的一次暴动”（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1页）。

[55] 关于上边的叙述，可参阅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319中的12个人的证词；再参阅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1卷，第950号。

[56] 关于这时和以后的许多情况，可参看《刑事侦查记录……》，第81号证人（马伊雅）。

[57]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2页。

[58] 根据马伊雅在警察局的证词所作的这一叙述，和巴蒂福耳（M.L.Batiffol）的说法相同，见《1789年10月5日和6日的凡尔赛暴动》（Les Fournées des 5 et 6 octobre 1789 à Versailles ），1891年巴黎版，第15—17页。

[59] 《1789年10月6日对于贵族出身的萨拉培的审讯记录》。赛纳瓦兹档案馆文件：B集。宫廷检察官1789年审判记录〔载《巴黎革命》（Les Révolutions de Patis ）〕。虽然没有提到沃吉拉，却也认为妇女分成了两队，各走一条路线，“一队穿过圣克卢，另一队取道塞韦。”（第13期，1789年10月3—10日，第15页）

[60]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6页。

[61]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2344；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第69期，第42—43页。

[62] 《刑事侦查记录……》，第81号证人；泰讷：《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第1卷，第131页。

[63] 《革命评论》，第1卷，第1—7页。

[64]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并可参看巴那夫（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对开本第201页）。

[65] 塞纳瓦兹档案馆文件：B集。宫廷检察官1789年审判记录。

[66] 累里提埃以及两名禁卫军的安葬记载于《凡尔赛圣母院王家教堂死者安葬登记册》第82卷中（塞纳瓦兹档案馆文件：E集）。三个人当中，只有累里提埃一人完全按军礼安葬。

[67] 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第69期，第45—46页。在这方面，如果能知道当时巴黎国民自卫军的社会成分和职业，将有很大的意义；但不幸的是，只有极少的名单保存下来可供参考。圣安东郊区和中央市场各区的队伍（他们可能是10月5日国民自卫军武装起义的主要煽动者）看来只包括少数帮工、码头工人和体力劳动者，大多数是店主、作坊老板和独立工匠。例如，我们知道家具帮工累里提埃是圣马格里特区的一名义勇军；埃德梅·法基是一个金匠帮工，他是附近圣日瓦区的一名义勇军，也是因为抢劫禁卫军驻所而被捕的。此外，1789年8月中央市场圣奥波顿营的花名册上包括一群小作坊主和商贩，26名商人雇用的职员，4名“店员”和4名“雇员”，2名市场搬运夫，1名珠宝匠帮工，1名枪炮匠帮工和1名镀金匠帮工（大英博物馆，F830〔6〕）。与之对照的是，1789年11月小圣托玛营（布塞附近）征募的150名掷弹兵中，25名是资产阶级（一般指有独立财产的人），29名公务员，6名律师，7名商人，2名银行家和3名股票经纪人，只有16人是商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工资劳动者（国家档案馆文件：W 357，第750号，第一部分，第100件）。

[68] 《刑事侦查记录……》，第90号证人。

[69]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

[70]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5页。

[71]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95，对开本第476—477页；10530，对开本第157—159页；18768。

[7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8。

[73] 国家档案馆文件：AF11 48，第375号，对开本第2页。

[74]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172。

[75]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9。

[76]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530，对开本第157页；18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