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革命中个体性格的变迁

一、人格的变化

我一直强调存在着一种性格理论，不借助这种理论，就绝不可能理解行为在某些时候的变迁，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的变迁。以下就是其中的主要观点。

如果环境不变的话，那么个体惯常的精神心理几乎也是一成不变的，但在重大事件发生之时，每位个体的性格都有可能发生改变。

我们身边的人都是一些特定的但非所有的环境的产物。每一个“我”都是由不计其数的“小我”（moi celluaire）组合而成的，它是祖先人格的沉淀物。在社会环境不变的时候，这些“小我”之间达成了相当稳固的平衡关系。一旦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如在动**时期，这些平衡即被打破，组合体随之解体并重组为一种新的人格（personnalité），由此，同一个体便表现出与其之前截然不同的一些思想、情感、举止。在法国大恐怖期间，一些因文雅而著称的原本诚实的资产者和温和的官员却变得嗜血成性就是这个道理。

在环境的影响下，先前的人格可以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格。重大政治或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在这点上似乎与我们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其实他们与我们无异。同样的事件会塑造出同样的人。

拿破仑对性格的变化感触最为深刻，他在圣赫勒拿岛（Sainte Hélène）说：

“因为我深知，偶然性在我们做政治决策中的作用，还因为我对在动**年代带领群众的党派，一直毫无偏见且极为宽容……在革命中，人们只能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若断言人们别无选择，这也许不明智……当人们想公正无私时，却发现人性是最难把握的。人们彼此会主动去了解与解释吗？这就是环境造就的善与恶。”

当正常的人格在某些事件的影响下分崩离析后，新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呢？有若干种途径可以为之，其中最为有效的是借助一种强烈的信仰。信仰可以将所有的知性因素加以规整，就像磁铁把磁性金属粉末聚合为有规则的曲线一般。

在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运动，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这类的重大危机时期，所观察到的那些个性就是如此形成的。

在正常时期，环境几乎没有变化，人们只会观察到身边的个体都是清一色的一种人格。但在某些环境下，人们却会有好几种人格，且彼此之间会相互取代。

这些人格彼此间可以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这种现象在正常状态下尚不显山、不露水，但在某些病理情况下就会特别明显。一个人身上有数种人格的例子，在病态心理学中多有记载，莫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和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二人曾数次提及。

在整个人格变迁中，智力是不变的，只是情感在变，情感聚合形成性格。

二、革命年代主流集体性格的构成因素

在革命中，人们发现通常被压制的多种情感得到了发展，社会约束被摧毁后，便任由这些情感宣泄了。

这种由法制、道德、传统构建而成的社会约束，并不会被完全打破。其中若干个约束历经动乱而存续下来，并对遏制危险的情感迸发起到一定的作用。

最强的约束来自于民族意识，它决定了同一个民族中大部分个体的观察、感受、意愿等心理活动的方式，构成了代代传承的习俗，没有比习俗更为强大的民族纽带了。

民族意识的影响力限制了民族的改变，尽管有一些表浅的变化，但民族命运的走向依旧是可控的。

仅从历史叙述便可看出，法国民族心理在一个世纪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极短的时间内，这种心理便经历了从法国大革命到恺撒主义，接着便是复辟，随之又是革命，最后出现一位新恺撒。但实际上发生改变的只是事物的表层。

我们不必在一个民族发生改变的程度上做过多纠缠，马上要探讨的是一些情感因素。在革命期间，正是这些因素的演变导致了个体或集体人格也发生了变迁。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以及热情等因素。因为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些因素在历史动**中的作用，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作用，法国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素材。

仇恨

当人们研究大革命期间人的心理时，最让人震惊的情感便是仇恨，人们因仇恨而革命，他们仇恨人、仇恨事、仇恨制度。他们不但仇恨敌人，连自己阵营中的成员也仇恨。最近有位作家便写道：“如不加保留地听信他们彼此对对方的评价，那么他们都将会是叛徒、无能之辈、夸夸其谈者、卖身投靠者、杀人犯或暴徒。”人们知道，吉伦特派、丹东派、埃贝尔派[1]（Hébertiste），罗伯斯庇尔派等，它们之间你死我活的缠斗就是出于这种仇恨，一种置对手于死地也难以消解的仇恨。

产生这种仇恨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狂躁的宗派分子，自视为掌握绝对真理的使徒，他们像所有信徒一样，容不得其他的见解。神秘主义的或情感主义上的自信，使其总是强求别人归顺自己，一旦有机会进行屠杀时，他们绝无罪恶感，也绝不退缩。

仇恨使得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们彼此心存芥蒂，若这些仇恨源自理性，那么它将不会长久，如仇恨源于神秘主义的或情感主义的因素，那么它就无法消弭。派系虽有不同，但仇恨却是同源，同样都用暴力来宣泄仇恨。一些文献表明，就血腥程度而言，吉伦特派的所作所为并不比山岳派好多少。依据时任巴黎市市长佩蒂翁（Pétion）的说法，第一个提出失败的党派应该灭亡的是吉伦特派，根据奥拉尔的描述，吉伦特派还试图让九月大屠杀合法化。大恐怖不应当被视作一个简单的自卫手段，而应当将其看成是获胜方的信徒用来对付其厌恶的敌人的惯常的摧毁手段。最为崇尚思想多元化的人却无法容忍异己的信仰。

在政治或宗教冲突中，失败者不可能得到宽恕。自苏拉[2]（Sylla）割断200名议员以及5000～6000名罗马人的喉咙时代起，直至1871年[3]的巴黎公社的胜利者在获胜后用步枪和机枪射杀约2万战败者，这条血腥的定律就从来没有失效过。过去是这样，将来仍会是这样。

另外，大革命的仇恨并不仅仅源于信仰上的分歧。其他的情感如嫉妒、野心、自尊心同样也可滋生仇恨，它们对不同派系间的仇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个体间争夺支配权的斗争，将各个集团的领袖们一个个送上了断头台。

还需注意的是，分裂以及由分裂带来的仇恨似乎就是拉丁民族灵魂的构成要素。我们的高卢祖先就为此而丧失了独立性，连恺撒也为此而大为感喟：

“没有哪座城市不分为两派；没有哪个州、哪个村、哪个家庭不为自己的派系归属而苦恼，若某个城市在一年中没有起兵攻伐或御敌，那将是一件相当稀罕的事。”

人类只是刚刚步入知识时代，而之前则一直受情感和信仰所摆布，因此，对仇恨在人类历史中的巨大作用可想而知。

指挥官兼军校教员科兰（Colin）在下面的文字中，指出了情感因素在某些战争中的重要性：

尤其在战争中，没有什么东西比仇恨更具有煽动性了；仇恨让普鲁士人战胜了拿破仑。那些最为经典的战役，那些最为关键的军事行动，若不是天才的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的杰作的话，那么就必然是**而非算计的结果。1870年的战争[4]，如没有德国人对我们的仇恨，战争的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

作者在此还应当添加上日本人对俄国人强烈的仇恨，俄国人对日本人曾经百般羞辱，这是日本人获胜的因素之一。俄国士兵几乎无视日本人的存在，对其就更谈不上有什么仇恨，这也是俄国人失利的原因之一。

法国大革命期间谈论较多的无疑是博爱，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团结主义是进步政党挂在嘴边的口号，不过人们清楚，隐藏在这些字眼之后的仇恨有多深，它对现实社会的威胁有多大。

恐惧

恐惧在革命中的作用几乎和仇恨是一样的。法国大革命既展现了个体的巨大勇气，也呈现了集体的极度恐惧。

面对断头台，国民公会议员总是大义凛然；但是在骚乱分子冲击议会进行威胁时，他们却表现得十分懦弱，面对最为荒谬的要求也是唯唯诺诺，这点我们将在总结革命议会历史时再行赘述。

这个时期的恐惧形式多种多样。最普遍的恐惧形式便是温和。国民公会的成员、检察官、特邀代表、革命法庭的法官等，都竞相抨击对手，以彰显自己的激进。恐惧是这个时期的犯罪动机之一。如果出现奇迹，恐惧得以在革命议会中销声匿迹的话，那么他们的行为就将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大革命也将因此而走向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

野心、嫉妒、虚荣及其他

正常情况下，各种情感因素的影响力都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例如，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里，野心必然要受到限制。一个士兵有可能成为将军，但必定要经历漫长的等待。但在革命时期就不必等待了。鉴于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爬上社会顶层，因而，大家的野心都是极度膨胀。最卑微的人都自认为可以胜任最高的职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其虚荣心便一发不可收拾。

在野心、虚荣心等所有的**都同时受到一定的抑制之际，对一夜间飞黄腾达的人的嫉妒却在日渐滋长。

在革命时期，嫉妒的作用一贯是重大的，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于贵族的嫉妒是诱发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资产阶级已经崛起，并在能力上和财富上完成了对贵族的超越。尽管和贵族们的融合越来越深，但是和贵族们的距离感还是无法消除，由此便滋生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愤懑。这种精神状态让资产阶级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平等”哲学教条的忠实拥护者。

嫉妒心和受伤害的自尊心是引起仇恨的原因。如卡里耶、马拉等几位国民公会议员，每当他们回忆起自己在大贵族门下谋生的情形，无不愤恨不已。但在贵族社会影响力**然无存的今天，我们实在不理解这种仇恨。

罗兰（Roland）夫人绝不会忘记，在旧社会的某天，自己和母亲在一位贵妇人家做客时被人领到配餐室去吃晚餐的情景。

哲学家里瓦罗尔在下面这段话中明确指出了受伤害的自尊心和嫉妒心在诱发革命仇恨过程中的作用，泰纳（Taine）也曾引用过这段话：

最让国民痛恨的既不是税赋，也不是密函，既不是当局的贪渎，也不是总管的欺凌和司法的拖沓，而是贵族们的歧视，国民对这种歧视深恶痛绝。得出这种结论在于这样的事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人士以及所有嫉妒贵族的人们，他们从乡村到城市，四处鼓动市民、农民们起来对抗贵族阶级。

上述精确的分析也部分证实了拿破仑的话：“虚荣心导致了大革命，自由只是大革命的借口。”

热情

大革命发起者的热情丝毫不亚于穆罕默德信仰的传播者。资产阶级在第一次国民会议时打算建立起来的正是一种宗教。他们意欲摧毁一个旧社会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一个不同的文明。诱人的幻想打动人心。新教义所宣称的平等和博爱将给所有人带来永恒的幸福。人们将告别黑暗的、野蛮的过去。新生的世界在纯理性光辉的照耀下熠熠夺目。最雄辩的说辞在各地回**，迎接依稀可见的黎明的到来。

这份热情之所以很快就演变为暴力，是因为觉醒是迅速且可怕的。不难想象，当梦想在现实生活中碰壁后会激起怎样的怒火，而大革命的先行者们正是带着这份怒火奋起反抗的。他们起初想抛弃过去、忘记传统、重塑人类。然而过去却挥之不去，人们也拒绝自我改变。改革家们虽步履维艰，却不打算放弃。他们试图用独裁来推行自己的主张，结果却适得其反。人们立刻便怀念起被推翻的政权，最终导致复辟。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最初的热情在国民议会中并未持续多久，但在军队中却一如既往，并成了军队主要的动力。事实上，早在法国成为共和国之前，大革命的军队便已信奉共和主义了，而在法国不再是共和国之后很久，军队依然信仰共和主义。

本章所分析的性格上的变化其产生的前提条件有两个：要有一定的共同的期待，要有相一致的环境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固化成为几种均质的心理状态。其中最为典型的有四类心理：神秘主义心理、雅各宾心理、革命心理和犯罪心理。

[1] 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的左翼。——译注

[2] 苏拉（约公元前138年—公元前78年），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独裁官。苏拉长期在军队中担任统帅，公元前88年他当选执政官，并被元老院选为东征统帅。

[3] 此处在“巴黎公社”前添加“1871年”（原文没有）是为了和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公社相区别。——译注

[4] 1870～1871年普鲁士同法国之间的战争。因争夺欧洲大陆霸权和德意志统一问题，普法两国之间关系长期紧张。1870年7月14日，俾斯麦发表了挑战性的“埃姆斯密电”，触怒了法国政府。7月19日，法国对普宣战。战争开始后，法军接连败北。9月2日，拿破仑三世亲率近十万名法军在色当投降。4日，巴黎爆发革命，成立第二共和国。但普军仍**，包围巴黎。1871年1月28日，巴黎失陷，两国签订停战协定。2月26日，双方在凡尔赛签订初步和约。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署了正式和约。这一次战争使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统一，结束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