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在革命中的弱势

不少现代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波兰、日本、土耳其、葡萄牙等，一个世纪以来都在不停地闹革命。这些革命都有迅捷和易举的特点，而受攻击的政府都是被推翻的命运。

迅捷意味着精神传染的快速，这得归功于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政府的弱势让人惊讶。这意味着政府理解力和预判力完全失效以及对自己能力的盲目自信。

而轻而易举地让政府轰然倒塌并不新奇。这在历史上不止出现一次，被推翻的不仅有作为宫廷谋反牺牲品的君主专制政府，还有借助新闻界和舆情监测机构而熟知情况的政府。

在这些瞬间倒塌的政府中，最令人称奇的是由查理十世的敕令[1]引发的倒台。众所周知，这个君王是在四天之内倒台的。他的内阁根本没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当国王外出狩猎时，他对于巴黎的平静局势是非常放心的。军队对其也是毫无敌意，一如路易十六时代，但是指挥混乱的军队却被若干叛匪一击即溃。

路易-菲利浦的垮台是更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这位君主并没有像查理十世那样遭人痛恨，垮台并非由于其执政的鲁莽，而是由于一件不起眼的极易被扑灭的骚乱所致。

历史学家不明白的是，一个稳定的政府，且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居然可以被几个闹事者推翻，于是很自然地将路易-菲利浦的垮台归结为某些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垮台的真正原因就是负责保卫他的将军们的无能。

这是为人们所知的教训最为深刻的例子之一，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博纳尔（Bonnal）将军对这个事件研究得极为透彻，基于一位见证人——埃尔兴跟（Elchingen）将军——的记录。36000人的军队当时就在巴黎，但是无能且胆怯的将领却不让调用军队。自相矛盾的命令一条接着一条，最终便是禁止向群众开枪，且允许群众和士兵混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危险的。骚乱最终兵不血刃取得胜利，国王被迫退位。

博纳尔将军用大众心理学的研究来分析前述的例子后指出，导致路易-菲利浦下台的骚乱是多么容易被制止。他还特别提到，如果将领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一小股军队便可以阻止叛乱分子进入议院。而由君主主义分子组成的议院肯定会拥戴巴黎伯爵为国王，其母摄政。

类似的现象接二连三地出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革命中。

这些事实表明了不起眼的小事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由此，人们应不必过于在意历史的一般规律。没有导致路易-菲利浦下台的骚乱，我们便可能不会有1848年的共和制，没有第二帝国，没有色当战役，没有侵略，也不会丧失阿尔萨斯。

在我刚刚说到的革命中，军队对政府没起到任何作用，不过也没有调转枪口对付政府。一般而言，都是军队进行革命的，如葡萄牙和土耳其。发生在拉丁美洲各共和国不计其数的演变便是借助军队实现的。

借助军队进行的革命，新的执政者通常也在军队的操纵下倒台。我之前曾经谈及罗马帝国末期，那时，皇帝们都是被士兵所推翻。

同样的现象经常出现在现代社会。关于希腊革命的一段报道描述了政府被军队操控后的结果。

“一天，有80名海军军官宣布，如果政府不解除他们指控的领导人职务的话，他们便要辞职。而另一天，一群租种属于储君的分成制租田的农业工人群起要求瓜分其田地。海军抗议的是对索巴斯（Zorbas）上校的提拔。索巴斯上校在与上尉泰帕尔多斯（Typaldos）进行了一周的谋划后，与议院主席展开对等的谈判。与此同时，市政联盟对这些海军军官加以斥责。一名议员提议，应以敲诈罪名来处理这些军官及其家属。当指挥官米亚乌里斯（Miaoulis）朝造反者开枪时，原先受泰帕尔多斯指挥的海军士兵们，便开始履行职责了。这不再是伯利克里（Périclès）以及地米斯托克利（Thémistocle）时代的那个和谐的希腊，而是一个丑陋不堪的亚格拉蒙营地（Camp d’Agramant）。[2]”

没有军队的帮助，一场革命是无法成功的，或至少军队要保持中立，最常见的是军队没有参与，运动便开始了。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就是如此，紧接着是1970年推翻第二帝国的革命，起因是在色当战役中，法国战败投降，令法国人蒙羞。

大部分的革命都发生在首都地区，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但这并非一成不变。如大家知道的，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旺代、布尼塔尼、法国南方就曾群起造反来对抗巴黎。

二、政府如何抵御革命

在前文列举的多数革命中，政府的消亡是由于其懦弱，最后一触即溃。

俄国革命告诉我们，一个政府要坚决捍卫自己，才能最后赢得胜利。

对于一个政府而言，革命永远都不是最可怕的。由于在东方遭受到巨大失败以及旧制度长期暴虐的统治，所有的社会阶层，其中包括部分军队和海军，都揭竿而起。铁路、邮局、电报都纷纷罢工，导致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各主要地区间的交通、通信基本中断。

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阶级，他们也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宣传。农民的命运非常凄惨。在沙俄农村村社组织米尔（Mir）体制下，他们只能耕作土地但无权获得土地。政府决定通过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方式来与这个人口众多的阶层实现和解。一些特殊的法律出台了，如强制地主出售给农民其拥有的部分土地，并专门成立一些银行，负责借贷给购买土地者必要的资金来支付土地款。而所借款项可以用其出售的作物款以按年缴付的方式来偿还。

在确信农民保持中立之后，政府开始与焚烧城市、向人群投掷炸弹、打仗残酷无情的狂热分子作战。所捕获之人一律处死。这种屠杀是自人类有史以来保护社会免遭反叛者摧毁的唯一办法。

获胜的政府还明白，必须要满足国家开明人士提出的合理的要求。于是政府建立起了议会，让其负责起草法律、监督开支。

俄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所有原来的支持都接二连三地失去的情况下，一个政府是如何凭借着智慧和决心战胜最大的困难的。公正地说，政府不是被推翻的，而是政府选择了自杀。

三、政府发动的革命：以中国、土耳其等国为例

政府几乎总是在与革命做斗争，而不是闹革命。体现着时代需求和民意的政府，它们总是在追随改革者而不是引领改革者。

某些政府想开展一些激进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有时会导致革命的发生。改革的成功和失败取决于民族意识的稳定与否。

当一个民族是由半开化的部落组成的时，没有固定的信仰，也没有强大的传统，也即没有现成的民族意识，政府对这样的民族强加一些新的制度往往会取得成功。这就是俄国在皮埃尔大帝时代（Pierre le Grand）的情形。为人所知的还有俄国是如何利用自身半亚洲、半欧洲的俄罗斯人的力量进行欧化的。

日本是另外一种情形，革命是由政府发起的，但革命的对象是技术而非灵魂。

只有一个极为强势的、一个极具天赋的独裁君主方能成功地或部分成功地完成下列任务：改革要顾及全体人民。此处与一般意义上的革命不同之处在于：专制君主是革命的，而百姓是保守的。通过仔细观察，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民通常都是非常保守的。

失败不过就是这些改革企图的代名词。无论这些革命是从社会高层还是从底层发起的，它们都不会改变一个长期保持稳定的民族的灵魂。它们仅能触及已被岁月侵蚀的随时会崩塌的东西。

对一个政府而言绝难做到的事情就是：突然改变一个国家的制度。对此，实际上是中国做了最有趣的尝试。中国政府原本想强行推动改革，在中国进行改良，但改革却引发了不满，不满导致了革命，革命进而推翻了封建王朝。禁烟、禁赌、改建军队、兴办学校导致税赋增加，这一点和改革本身一起，成为舆论责难的目标。

几位到欧洲留过学的中国学者，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煽动人民起来抗争并宣布成立共和。但对于这个制度，中国人却毫无概念。

这个共和必然不得长久，因为推动共和的不是一个进步的而是反动的运动。对于接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共和”就等于“摆脱长期以来一切限制、法律、规则的桎梏”。他们剪辫子、戴鸭舌帽、自诩共和党人，认为由此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了。这与一部分法国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对共和这一理念的理解是一样的。

中国很快便看到了一个社会在失去了其日积月累搭建起来的骨架后所变成的样子。经过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后，中国必得要重新建立起一种权威，而这种权威的暴虐必然要远胜被推翻的旧体制。科学没有为中国找到一根能让一个无纪律的社会存在下去的魔棒。当然如果有这样一根可以代代相传的魔棒，也就无须苦苦相求而不得了。在人们宣泄着原始的本能，摧毁祖先苦心构筑起来的堤坝之后，也唯有通过一种暴政才能恢复这些堤坝。

土耳其的经历和中国类似，可以作为佐证来证实上述断言。几年前，一些在欧洲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并满怀憧憬年轻人，在几名军官的帮助下，成功地推翻了一位残暴的让人无法容忍的苏丹[3]。在接受了我们强大的拉丁信仰——对制度的神奇力量的信仰——之后，他们想要在一个被宗教仇恨弄得四分五裂的、种族众多的、半开化的国家里，建立起代议制政府。

这种尝试前景很不乐观。改革的倡导者应当注意到，尽管他们十分宽容，但他们还是不得不用一些与被推翻的体制相近似的方法来管理国家。他们无法废止不经法定审判程序的死刑，无法制止对基督教教徒大规模的屠杀，也无法根除任何弊端。

指责他们当然有失公允。事实上，他们无法改变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和狂热宗教信仰的民族，在这里，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穆斯林按照自己的法典来治理他们信仰的圣地是合情合理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非常难以撼动，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有点像是立宪体制的君主专制形成了，它和旧体制没什么大的差别。类似的尝试形成了这样一个范例：在改造民众的灵魂前为其选择体制是徒劳的。

四、在革命中，无法和政府一起被更迭的社会因素

前面我们谈到了稳定的民族意识的作用，由此，大家知道一个存续已久的现成的体制的威力有多大了，如以前的封建君主制。君主很容易被谋反者推翻，但是谋反者却无法推翻君主所象征的那些定律。拿破仑下台后，其替代者不是他的血缘继承人，而是国王的继承人。后者身上代表的是一个古老的定律，而拿破仑的儿子只是那些尚未固化在灵魂中的理念的化身。

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位要多聪明就有多聪明的部长，无论他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都鲜有推翻其君主的。俾斯麦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这位伟大的首相独自一人完成了德国的统一，而他的主子，仅仅对他动一动手指便就让其滚蛋了。面对受到舆论支持的一个定律，人是那么无足轻重。

由于种种原因，以政府为化身的某个定律会和政府一道消亡，大革命期间的情况就是如此，但并非社会一切的组织因素都会同时消亡。

如果只知道法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动**不安，就会认为法国是处在一个极度的无政府状态下。但法国的经济、工业和政治领域却与之相反，表现出一种连续性，似乎和所有的纷争以及体制无关。

在历史所关注的重大事件以外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书本都不屑去谈论它们。它们都是被迫在眉睫的大事所左右着。但它们的集合体构成了一个民族其生活真正的骨架。

不过，对重大事件的研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名称频繁变化的法国政府，而对日常小事的研究则与之相反，它证实了法国政府实质上几乎没有变化。

一个民族真正的引领者是什么？从大的方面来说，可能是国王和大臣，但从每日生活中的小事来看，则没他们什么事。一个国家真正的引领力量，是非人为因素构成的行政机构，它们不受体制更替的影响。它们是传统的守护人，虽不显山、不露水但却连绵不绝，构成了一种隐匿的权力，其他的一切都得向它低头。这种权力的作用正如本书要分析的那样：形成一个隐匿的国家，要比形式上的国家更为强大。法国就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并逐渐过渡到由一些官僚和职员管理国家的阶段。研究革命史越多，人们就会越发感觉到，革命更替的只是表面。进行革命很容易，但改造一个民族的灵魂却非常难。

[1] 查理十世为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的第二个国王（1824～1830年在位）。1830年7月26日，查理十世颁布四项高压敕令，如解散立法机构并改变选举制度等，敕令成了当年七月革命的导火线。从7月27日开始，以《自由报》为首的四十多家报纸发表了抗议书，公开号召人民放弃对政府的服从。次日，示威转变为武装起义，巴黎人民同政府军展开激烈战斗。29日，起义者攻占了王宫，查理十世被迫逃亡英国。——译注

[2] 法国谚语，意思是同一阵营里的人之间产生严重的争执。——译注

[3] 苏丹是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这里应该是指1908～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推翻了苏丹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恢复了1876年宪法，建立了君主立宪政府。——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