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5年酷似1789年，一个是共和三年，另一个是自由元年。

自1789年，特别是1792年8月10日以来一直是政治与社会斗争的决定因素的无套裤汉及人民运动，这时已被清除出政治舞台。反对贵族、国内反革命以及国外反动势力联盟的战争需要，曾一度迫使山岳派同无套裤汉联合起来。为此，山岳派不得不答应试行人民民主。有产者对这次尝试曾长时间保留着噩梦般的回忆：他们的自由被妨碍，利润受限制，小人物居然把法律强加在他们头上。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得到加强，它的态度更加强硬了。因此它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来阻止重现共和二年的试验。它独断专行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显贵”们的至尊地位已被恢复，国家的概念在纳税资产阶级的狭窄范围内重新确立起来。

共和三年获月5日（1795年6月23日），布瓦西·当格拉在讨论宪法草案时发表的开场白中把这些原则阐明得一清二楚：

“总之，你们必须保护富人的财产……一个明智的人所能要求的，仅是公民的平等权利……绝对平等只是幻想。若要实现绝对平等，必须要在思想、道德、体力、教育和财产方面人人都能完全平等。”

早在1793年3月13日，韦尼奥发表过同样的论调：

“社会人的平等只不过是法律上的平等。它既不是财产的平等，更不是身材、力量、思想、活动、技艺与劳力上的平等。”

热月党和吉伦特派如此奇特的一脉相承。布瓦西·当格拉接着说道：

“我们应该让最优秀的人物来统治。他们是最有教养、最能维护法律的人。然而，除了极少的例外，你们只能在以下的范围内找到这样的人才：他们拥有产业，热爱自己产业的所在地，忠于保护产业的法律，酷爱有益于产业的平静；他们还因为拥有财产以及由此而来的舒适生活而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这就使他们能够有远见卓识，准确地讨论同自己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法律的利与弊……一个由有产者统治的国家是一个有社会秩序的国家，而一个由无产业者统治的国家则是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国家。”

经济的自由必然与私有权紧密相关：

“假如你们给无产业者无限的政治权利，假如有一天他们坐在立法者的席位上，那他们就会鼓动或纵容动乱而毫不顾忌后果。他们将会对商业与农业制订或同意制订极其有害的税率。因为他们自己感觉不到，不会害怕，并且也预料不到这些税率将会带来的可怕后果。最终他们将把我们重新推向我们刚刚摆脱了的激烈动乱之中。”

这是对共和二年尝试的无情谴责，并且也杜绝了民众各阶级的一切希望。于是，根据1789年的传统，热月党共和派同君主立宪派的和解勾画出了一幅由“显贵”们，即至少是富裕的有产者组成的国家的轮廓。布瓦西·当格拉曾明确指出：

“无产业者必须在德行方面不懈地努力，才能对并不维护他们的秩序感兴趣。”

从此，财产私有权便被资产阶级认为是非我莫属的了。山岳派的立法曾一度使私有财产的获得比较容易，但这时以自由经济需要为名，完全剥夺了无产业者，尤其是小农获得私有产业的可能性。早在共和二年果月22日（1794年9月8日），下夏朗特省议员洛佐就强调了这种必要性。他向国民公会作了题为“关于要使全体法国人都变成地产主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以及这种变化将会带来的有害后果”的报告。因为，企图通过平分土地来消灭贫困纯属幻想。即使可以让全体农民都变为独立的自耕农，共和国也完全没有理由为之庆幸。因为到了那时，大农场主、商人、工厂主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自己企业所必需的劳动力？无产阶级的存在是建立资产阶级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

然而，贵族也毫不甘心。经过短暂的和平之后，战争再次爆发。资产阶级国家和“有产者共和国”之间的脆弱平衡，因其自由的形式而注定了它是弱不禁风的，这时它再次受到了严峻的考验。1799年如同共和二年，祖国的危急迫使人们采用专权的办法。但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与社会上的优先地位是完全不容许人民群众妄加评论的。革命的专政被摈弃，于是只有实行军事独裁。这就是雾月18日政变的意义所在。共和八年，有产者共和国的显贵们把国家限制在共和三年规定的狭窄的纳税者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