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危机和贵族反叛迫使王朝召开三级会议。但是，第三等级是否甘愿屈从大多数贵族所作的提议呢？三级会议依旧是封建机构呢，还是经过其努力创造出一个适应经济、社会现实的新秩序呢？……第三等级公开要求权利平等，并着手对旧制度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造。王权试图用曾经对付贵族的手段粉碎第三等级的反抗，此时贵族已成为王权的盟友了。但是事与愿违：经济危机将人民推向起义，公众的力量突破了国王的控制。继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之后，出现了人民的和暴力的革命。旧制度土崩瓦解了。

Ⅰ.合法的革命（1788年底—1789年6月）

1788年8月26日，路易十六任命内克为财政总监和国务委员。内克并无明确纲领，与其说他在控制局面不如说他是随波逐流。他对政治、社会危机的严重性缺乏足够估计，没有充分注意到经济危机足以使资产阶级把群众发动起来。在农业生产上，不少地区受到了葡萄种植与酿造业危机的侵害。那时的葡萄种植地区远比今天广阔。对许多农民来说，葡萄酒是唯一可出售的产品。葡萄种植区的农民人数众多而集中，面包靠购买，因而有城镇居民的性质。1778—1787年间的生意萧条与价格下跌使众多葡萄农陷于苦难。1789—1791年的葡萄歉收又导致价格回涨。然而生产不足使葡萄农并不能重整家业。此外，1788—1789年谷物价格上涨时，葡萄产区居民，尤其是佃户和短工，因丧失任何积蓄而陷于绝境。葡萄种植与酿造业危机只是总的经济危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1786年法国与英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导致工业活动减慢。在这个时期，英国工业正在进行设备改造和增加生产能力，而法国工业则刚在恢复元气，甚至在国内市场上都遭到英国的竞争。贸易的危机使局势更为严重化。

1.三级会议的召集（1788年底—1789年5月）

国王从8月8日起允诺在第二年5月1日召开三级会议，这在第三等级中激起很高热情。在此之前，第三等级始终追随着反叛专制主义的贵族阶级。但是，自从1788年9月21日巴黎高等法院作出判决，规定三级会议将“正规地按照1614年的方式召开和组成”后，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之间的联盟便开始破裂。资产阶级转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王身上，希望他能求助于臣民，倾听其呼声。马莱·迪庞在1789年1月写道：

“公众争论的情况大为改变。国王、专制主义与宪法在争论中只占极次要地位，第三等级与另外两个等级之间的战争开始了。”

爱国党领导了反对特权阶级的斗争。它是由法律家、作家、工商业家、银行家这些资产阶级人物组成的。特权阶级中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人也站到他们一边，其中有大领主（拉罗施富科-利昂库尔公爵、拉法夷特侯爵）或高等法官（阿德里安·迪波尔、埃罗·德·塞谢尔、勒佩勒蒂埃·德·圣法尔若）。公民地位平等、法律和纳税的平等、基本的自由、代议制政府，这些就是他们的主要要求。宣传活动也组织和开展起来，或者是通过个人的联系，或者是通过某些团体，例如主张废除奴隶制的“黑人之友”社。咖啡馆成了鼓动的中心，其中有著名的普罗科普咖啡馆。三十人委员会大概是领导爱国党宣传鼓动的核心机关，它授意撰写小册子，还传播一些陈情书的范本。

“第三等级的加倍”是爱国党宣传的基本点：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应该与贵族和僧侣代表的总和一样多，这其中包含着按人头而不按等级表决的意思。内克并无既定政策，他一心只求争取时间和调解各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788年11月召集了第二次显贵会议，指望说服他们同意第三等级的双倍代表数。不难预料，显贵们仍然主张按照旧的方式。12月12日，王族亲贵们向国王上呈了请愿书，它堪称贵族阶级的宣言。请愿书对第三等级的主张和进攻予以反击：“有人已经提出取消封建权利……难道陛下能忍心牺牲和屈辱他那正直、悠久和体面的贵族吗？”

然而，特权阶级的反抗却促进了爱国运动的新高涨。巴黎高等法院的态度已有所改变，它在1788年12月5日的判决中接受了第三等级代表的加倍。但是巴黎高等法院却不对按人头表决的问题发表意见，而这个问题才是头等重要的。

内克在1788年12月27日提交给国王的参政院的报告中采取了上述立场。他认为有3个问题值得注意：代表与居民的比例问题、第三等级代表的加倍问题和各个等级代表的遴选问题。在1614年，每个行政区都选出了数量相等的代表，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注重按比例的公平规则。这样，老方法便不再可取。内克表示赞成比例制。至于加倍问题，再按1614年的方式去做是行不通了，因为从那以后，第三等级的作用大为加强了。他谈道：

“在此期间，万物巨变，流动财富和政府的借债把第三等级与公共财产结合起来。知识和启蒙思想成了人们共有的遗产……许多公共事务中，只有第三等级是行家里手，其中包括：国内国外的商业交易、手工工场的管理、鼓励加工业的最佳手段、国家信贷、货币的生利与流通以及征收捐税、滥用特权和其他许多非它莫属的领域。”

内克最后指出，一旦第三等级的意愿一致起来，并与普遍的公平原则相符合时，它将被称为民族的意愿。因此，第三等级的代表数量应该同其他两个等级代表之和相等。第三个问题是每个等级是否只能在自己内部挑选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内克则主张完全的自由。

作出的决定刊登在《1788年12月27日在凡尔赛举行的国王的参政院会议结果》中。召集三级会议的御旨和选举规则在1个月后，即1789年1月24日公布了。但是，按人头还是按等级进行表决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选举活动在充满**和效忠国王的气氛中，同时也是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展开了。失业问题严重。1788年的收成很差，粮荒威胁迫近。1789年初的几个月中“人民的不安”加剧，粮荒引起的骚乱在许多省份发生。城市人民要求对粮食实行限价。他们有时举行暴动，1789年4月28日巴黎雷维庸彩色壁纸工场工人的暴动就是一例。社会**与政治**重合在一起，它常常能说明政治**的原因。

在教堂里宣布的选举规则声称：“陛下嘱望，无论是在王国的边陲还是在最为闭塞的地区，每个人都能确信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转达给他。”

这种嘱望被人当作了把柄。第三等级借此鼓动舆论，政治性论著大量涌现，出版自由在默许下建立起来。小册子、檄文、论著以及法律界人士、教士，尤其是中等资产阶级的著作成倍增加。无论在外省还是巴黎，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都受到剖析、批评和重新设计。在阿腊斯，罗伯斯庇尔发表了《对阿腊斯全民的呼吁》；在鲁昂，图雷发表了《告善良的诺曼底人书》；在埃克斯，米拉波发表了《对普罗旺斯全民的呼吁》。

在巴黎，早以其《论特权等级》而驰名的西埃耶斯在1789年1月发表了他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 》。这本书获得了巨大成功：“什么是第三等级？一切。在此之前它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要求什么？有所作为。”

著名的作家、政论家以及无名的作者纷纷发表评论、公开信、感想录、建议书或规划。塔尔热写了《致三级会议的信》。卡米耶·德穆兰在激烈的檄文《自由法兰西》中，主张建立一个既没有卖官鬻爵，也没有世袭贵族和税收特权的法国：“好吧！对，这件好事就要全部实现了，人间的任何势力也不能阻止它。这是哲学、自由和爱国主义的崇高结果啊！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这些宣传作品都出自资产阶级人物之手，反映了有产阶级的愿望。他们之所以要打倒特权是由于特权与他们的利益格格不入。劳动阶级、农民、小手工业者的命运并不被他们放在心上。然而，有一些人却关注人民的苦难，例如迪富尔尼的《第四等级的陈情书》所表现的观点。这在当时虽然非常罕见，但却已经预示着：自由派资产阶级建立的制度处于反革命和对外战争的威胁而势将垮台之际，无套裤汉群众将登上政治舞台。

政府制定了一套自由主义的“选举规则”。选区按巴伊管区和塞内夏尔管区划分。特权等级的成员到首府集合，组成僧侣选举大会和贵族选举大会。僧侣选举大会中包括主教、修道院长和参加教士会议的所有教士。他们都属于履行教规的或在俗的教会团体和会门。这些教会团体或会门享有年金，所有教士几乎都拥有薪俸或封地。贵族选举大会则包括一切拥有封地的贵族。参加僧侣选举大会的还有所有教区神甫，这保障了下层僧侣的大多数。第三等级的选举规则较为复杂。组成第三等级的所有居民，包括法国人和加入法国籍者，凡年满25岁以上，有固定住所和在纳税簿上有名者都有选举权。在城市，选举人先按行会集合，不属任何行会的人则按居住区集合。每百名选民中指定1至2名代表，这些代表再组成全城第三等级选举大会，负责选出行政管区的第三等级选举大会代表。最后再由行政管区的选举大会选出出席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在农村，居民们按教区组成大会，按每200家出两名代表的比例指定出行政管区的第三等级选举大会代表。所有选举大会都起草陈情书。

1789年1月24日的选举规则有利于资产阶级。第三等级的代表都是经间接选举产生的：在农村是两级选举；在城市是三级选举。尤其是，选举大会的表决使用点名的方式，在大会讨论起草陈情书之后进行。这样，资产阶级中最有影响、最善于辞令的人（通常是法律界人士）便有把握控制辩论，左右农民和手工业者。第三等级的代表全由资产阶级组成，任何一个农民，任何一个城市人民阶层的直接代表也未能出席三级会议。

选举活动进行得十分缓慢，选举大会的集合是平静的。然而僧侣选举大会却因神甫们的强烈情绪而出现了某些混乱：人多势众的神甫极力主张只选举爱国者为代表。贵族选举大会中存在着对立的两派：乡居贵族和部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大领主。第三等级的选举大会充满着庄严、有时甚至是隆重的气氛，尤其是农民的选举大会，它往往是在教堂里举行的。

每个选举大会都起草一份“陈情书”。僧侣等级和贵族等级在各选区各自只有一个选举大会，所以各起草一份陈情书，由本等级代表转递到凡尔赛。第三等级各行政管区的选举大会起草的陈情书是各教区和城市陈情书的融合（城市的陈情书则是各行会和住区陈情书的汇总）。陈情书远非都具有独到见解，许多起草人都是受了本地区流传的小册子的影响。各选区流传着陈情书的范本。在卢瓦尔河地区的陈情书中可以看到拉克洛《引论》的影响。《引论》是受爱国党的领袖之一奥尔良公爵的要求而写的。有时，同一个显贵、神甫或书记官为几个相邻的教区起草陈情书。某些名人的作用也很显著：弗朗索瓦·德·纳夏托为孚日山区的维施雷起草的陈情书对另外18个起草人都有启发。

保留下来的陈情书有近6万份，这为我们提供了反映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广阔画面。直接来源于人民，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陈情书最富有自发性和独创性，尽管它们往往是根据某种范例写成的或只是罗列了一大堆个人抱怨。总陈情书，即行政管区的陈情书非常值得关注。在总共起草的615份中现存的还有523份。第三等级的陈情书并没有反映整个等级的看法（教区陈情书中那些资产阶级不感兴趣的条文常常被删掉了），它只代表资产阶级的观点。贵族和僧侣的陈情书的重要特点是：除了少数几份由神甫或教会团体起草外，这些等级没有下层的陈情书。

3个等级的陈情书都一致反对专制主义。教士、贵族和资产阶级要求：制定一部宪法以限制王权；建立一个全国代表机构以表决捐税，制定法律；把地方行政下放给遴选的省三级会议。三个等级还一致要求重整税收制度，改造司法和刑事立法；保障个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是，僧侣的陈情书对特权问题保持缄默，对于信仰自由即便不反对也只字未提。贵族的陈情书一般都顽固地维护按等级表决的方式，认为这是保障特权的最好办法。纳税平等虽被接受，但多数陈情书反对权利平等和向所有法国人开放一切职务。第三等级全体要求实现完全的公民平等，废除什一税，取消封建权利。对于这一点，许多陈情书只满足于要求赎买封建权利。

不仅3个等级之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冲突，各等级内部也同样有冲突发生。神甫们对主教和教会等级群起而攻，抨击宗教圣职之繁多，强调自己薪俸之微薄。乡居贵族反对宫廷贵族，谴责他们把持国家高位，妄自尊大。第三等级的陈情书可以反映出不同阶层在利益和思想方面的细微差别。对于取消公共牧场和分割共有地的各项敕令，反对态度并非一致。在行会问题上，师傅的意见占了上风：在31个城市的行会所起草的943份陈情书中（185份是自由职业者的，138份是工匠和商人的，618份是行业团体的），只有41份赞成取消行会制度。反对取消行会制度的势力在大城市中表现尤为强烈。因为在大城市中，竞争日渐明显，而行会师傅不愿参加竞争。然而，很大一部分陈情书表达了商人和工业家的意愿，包括他们对法英贸易协定恶果的抗议和各生产部门对需求的陈述。

如同在陈情书中的要求一样，选举结果也表明爱国党善于在社会各阶层中争取力量。

僧侣中共选出代表291名，其中200名以上是主张改革的神甫。在这些自由派教士中，南锡行政管区的代表格雷古瓦修士后来最为著名。还有一些高级教长也怀着改革之心来到凡尔赛，如埃克斯的大主教布瓦日兰、波尔多的大主教尚皮翁·德·西塞和奥顿的大主教塔莱朗-佩里戈尔。旧制度的保卫者们则在才华出众的宣传家莫里修士和等级特权精明的卫道士孟德斯基乌修士门下集合起来。

在270名贵族代表中，顽固坚持特权的“特权派”占了上风。其中最反动的并不是出身最高贵的：高等法院参士代普勒梅尼是穿袍贵族的代言人；卡扎莱斯是个龙骑兵军官，出身南方小贵族。贵族代表中还有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大领主。作为哲学家的保护人或信徒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志愿参加者，他们准备与第三等级携手合作。在这90名代表中首屈一指的是拉法夷特侯爵，他在里奥姆好不容易才当选。其次还有诺阿耶子爵、克莱蒙-托内尔伯爵、拉罗什富科公爵和埃吉荣公爵。

第三等级的代表有578名之多，其中近一半是法律界人士，他们在选举中曾大显身手。律师有200名左右，穆尼埃和巴纳夫在格勒诺布尔当选，佩蒂翁在夏特勒当选，勒夏普利埃在雷恩当选，罗伯斯庇尔在阿腊斯当选。商人、银行家也不少，有近百名。50多个富有地产主是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当选。第三等级代表中还有些是科学家（天文学家巴伊）、作家（沃尔内）、经济学家（杜邦·德·内穆尔）和新教牧师（在尼姆当选的拉博·圣艾蒂安）。最后，第三等级还选举了几个背叛特权等级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如埃克斯和马赛的米拉波、巴黎的西埃耶斯修士。

特权等级来到凡尔赛时已经陷于严重分裂。僧侣与贵族的敌对、乡居贵族与自由派大领主的矛盾使得头两个等级的561名代表不可能团结一致地保卫特权。在他们的对面，资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成为整个第三等级的先驱。资产阶级的代表有文化，能力强，为人正派，对本阶级及其利益深信不移。在他们眼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一回事。合法的革命主要是他们的集体成就。

2.合法的冲突（1789年5—6月）

选举已清楚地表明了全国的意志。但是，王权若要满足第三等级的意愿就不能不自动让位，并自己拆毁旧制度的社会结构。作为贵族阶级的天然支柱，王权决然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5月2日，三级会议的代表觐见国王。从这时起，宫廷就表现出它执意要保留等级之间的传统差别。对于僧侣代表，国王在议政室单独进行了接见。对于贵族代表是按照惯有仪式公开进行接见的。然而，国王对第三等级代表的接见则安排在寝宫里进行，让他们灰溜溜地列队而过。按照礼仪，第三等级的代表都身着式样单调无华的黑色礼服、丝绸外套和细麻布领带；然而贵族的黑色装束则是佩有金色饰物的短上衣和丝绸外套，还有带花边的领带和亨利四世式的翘羽帽。

开幕式在1789年5月5日举行。路易十六用戚戚哀哀的声调告诫代表们要谨防任何图新精神。敌视新生事物的掌玺大臣巴朗坦接着作了一篇空洞的演说。最后，内克终于在一派肃静中起身发言。然而，他历时3小时的报告只限于财政问题，没有任何政治纲领，也丝毫没涉及按等级还是按人头表决的问题。第三等级的改革愿望深受挫伤，最后闷闷离去。在三级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当晚，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之间的冲突已不可避免。王权已经同意了第三等级代表的加倍，它不想再进一步妥协了。然而王权也不敢采取公开支持特权等级的立场。假如当时王权能够满足第三等级的亦即民族的要求，它便会作为民族的王权而获得新生，并且延续下去。但是，王权犹豫不决，错过了这个有利时机。面对王朝的踌躇不前，第三等级开始认识到只能依靠自己了。如果仍保持按等级进行评议和表决，代表的加倍便失去了任何意义。按等级进行表决无异于第三等级的毁灭，在许多涉及特权的问题上，第三等级都可能遭到前两个等级的联合反对。相反，假如采取共同评议和表决的原则，第三等级坚信下层僧侣和自由派贵族会加入自己一方，使自己拥有绝对多数。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1个多月里，它成了三级会议辩论的主题和全国注意力的中心。

从5月5日晚起，同一省的第三等级代表便开始接触。集合于勒夏普利埃和朗热内周围的布列塔尼代表表现得尤为活跃。一种共同的意志应运而生。第三等级的代表在1789年5月6日的讨论中打出了“众议院代表”的称号，拒绝按等级组成单独一院。第三等级的头一个政治行动便具有革命的性质：众议院不再承认传统的等级划分。但是，贵族等级以141票对47票否决了按人头表决的方式，并开始了代表资格的审查工作。僧侣等级也仅以133票对114票的多数拒绝作任何让步。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此突出以至有关各方不可能达成相互妥协。或者是贵族（在前两个等级中主要是贵族在起作用）让步，这意味着特权的终结，新时代的开始；或者是第三等级认输，这意味着旧制度将继续下去，三级会议召开所激发的希望归于破灭。众议院代表心里对此很清楚，他们同米拉波一样认为，只要他们“坚定不移，就可以使敌人望而生畏”，舆论是支持他们的。僧侣等级在以格雷古瓦修士为首的一部分下层僧侣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动摇。

1789年6月10日，在西埃耶斯的要求下，众议院决定进行最后的交涉。它提出，请代表们来三级会议大厅共同审查代表资格。到那一天，要对所有应召出席的行政管区进行总点名。“无论特权等级的代表出席与否”，资格审查工作都要进行。这一敦促于6月12日传达到僧侣等级，它答应要“以最认真的态度”审议第三等级的要求。至于贵族等级，它只满足于宣布将在本等级会议上讨论此事。当天晚上，第三等级着手进行所有应召出席的行政管区代表的总点名，以便共同审查代表资格。特权等级的壁垒开始瓦解了：6月13日，普瓦提埃行政管区的3名神甫在点他们名时答了到。14日又有6名僧侣，其中包括格雷古瓦修士对点名答到。16日答到的又有16人。第三等级感到胜利在望，它决心勇往直前。

6月15日，西埃耶斯请求代表们“立即着手组成议会”。这个议会至少代表全国96%的人口，它能够着手进行国家期待于它的事业。西埃耶斯建议放弃三级会议的名称，因为它已有名无实，而改用“经法兰西民族承认和审查的代表大会”的名称。穆尼埃较尊重法规，他建议的名称是：“由国民大多数代表所组成的、在少数人缺席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合法大会”。米拉波主张用一个直截了当的提法：“法国人民代表”。最后，西埃耶斯选择了贝里代表勒格朗的提议：“国民议会”。1789年6月17日，众议院以490票对90票的多数通过了西埃耶斯的提案，发布了“关于建立国民议会的声明”。紧接着，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关于保障税收和公债利息管理的法令。这样，第三等级代表便以国民议会自居，并且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利。立宪派资产阶级曾申明征税应得到国民的同意，这是含蓄地用纳税人罢缴威胁政府。而后，它又对国家的债权人进行安抚。这些做法意味深长。第三等级的态度削弱了僧侣的反抗，使它首先让步。6月19日，僧侣以149票对137票通过决议：在全体大会上对自己的代表资格进行最后审查。同一天，贵族向国王呈递一份抗议：“假如我们保卫的权利纯粹属于我们自己，假如这些权利只关系到贵族，我们便不会以这样大的热忱去争取之，不会以这样的坚韧性去维护之。陛下，我们所保卫的不只是我们的利益，这也是您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这归根结蒂也是法国人民的利益。”

在贵族反抗的鼓舞下和亲王们的影响下，路易十六决心负隅顽抗。6月19日，参政院决定取消第三等级的决议。为此，要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国王将要在会议上宣布他的旨意。在此之前，为了防止僧侣等级按照它的决议与众议院合席，国王借口进行必要的修缮下令关闭了三级会议大厅。

6月20日清晨，第三等级的代表发现默尼大厅四门紧闭，他们便在吉约坦代表的指引下转移到附近的网球场大厅。大会由巴伊主持。穆尼埃宣布：“国民代表们的权利与尊严遭受了侵犯，他们百倍警惕一切险恶阴谋和唆使国王采取有害措施的企图。因此，他们应该以一项庄严的誓约把自己同公众命运和祖国利益结合起来。”

在一派群情激昂的气氛中，所有代表（除一人外）都参加了“网球场宣誓”，坚定地表明了众议院的改革意志：众议院决心“在制定宪法并使其建立在牢固基础上之前决不解散，并根据情况在任何地方集会”。

原定于6月22日举行的御临会议被推迟到第二天，为的是拆除会场上的公众席，防止发生示威。这一间隙被众议院所利用。22日，僧侣等级执行了19日的决议，与在圣路易教堂议事的第三等级汇合一处。多菲内的两名贵族代表也加入进来，受到最热烈的鼓掌欢迎。贵族等级是否也将让步呢？

1789年6月23日的御临会议是国王和贵族的一次失败。路易十六旨令3个等级分院议事，并撤销了第三等级的决议。他同意税收平等，但特意保留了“什一税、封建领主的地租和权利”。国王最后威胁道：“如果你们在这项如此美好的事业中背弃我，我将单独为我的人民谋求福利。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即解散，并于明晨在为各等级准备的大厅继续讨论。”

第三等级原地不动。贵族等级和一部分僧侣离席而去。第三等级对司仪官重申国王命令不予理会，它再一次阐明以前的决议，并宣布其成员不可侵犯。第三等级比在6月20日走得更远，它公开反叛王权。国王一度打算动用武力，他命令御林军驱散代表。归附于第三等级的贵族代表表示反对，拉法夷特等人扶剑在手。路易十六终于不再坚持。第三等级控制住了局势。

从此以后，第三等级节节取胜。6月24日，大多数僧侣加入国民议会，与第三等级合为一体。第二天，以奥尔良公爵为首的47名贵族代表也效法此举。国王决定对他未能阻止的做法加以认可。6月27日，他写信给那些少数僧侣和大多数贵族，要求他们也加入国民议会。

1789年6月23日这一天标志着大革命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路易十六本人在御临会议的声明中已经接受了由三级会议表决税收，还批准了保障个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意味着承认立宪政府的原则。命令三个等级合庭议事，国王便走上了新的让步道路。从此以后，三级会议不复存在，国王的权威被置于国民代表的控制之下。但是，国民议会的目的是在合法地摧毁旧制度之后重新进行建设。7月7日，国民议会创立了一个制宪委员会，7月9日，它又自行命名为国民制宪议会。合法的革命在未求助暴力的情况下大功告成。但是，当国王和贵族似乎接受了既成事实的时候，他们却决定诉诸武力，以迫使第三等级屈服。

Ⅱ.人民的革命（1789年7月）

1789年7月初，合法的革命已告完成。由于第三等级和下层僧侣代表与贵族自由派之间的联盟，民族主权在法律上取代了王权专制主义。人民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在反革命的威胁之下，人民的介入使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在王权和贵族等级看来，动用军队的确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路易十六在他命令特权等级加入国民议会的前一天就决定把2万军队调到巴黎和凡尔赛周围。宫廷的目的在于解散国民议会。

从5月份以来，人民群众一直十分警觉。全国都关注着凡尔赛的动态。代表们定期向选民们汇报政治情况。这期间仍然是资产阶级起着主导作用。在巴黎，进行过代表提名的407名选举人于6月25日集会，组成了一个非官方的市政府。在鲁昂和里昂，陷于瘫痪的旧市政府中加入了选举人和显贵。地方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当宫廷明显要动武时，至少有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设法组织抵抗。出于这个政治目的，他们发动了巴黎众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在整个革命时期，这些小资产阶级都是起义的骨干力量。帮工和工人跟随他们行动。三级会议的召开在这些群众中激发了改天换地的巨大希望。然而贵族阶级却处处阻止这种革新。贵族起初反对第三等级代表的加倍，后来又反对按人头进行表决。这些都加深了一种看法，即贵族将会顽固地保护它的特权。于是，产生了存在某种“贵族阶级的阴谋”的想法。非常自然，人民主张在贵族尚未发动进攻时，先发制人地投入反对民族之敌的斗争。

经济危机促进了群众的发动。1788年的收成特别坏。从8月份起，面包价格开始上涨。内克下令从外国购进粮食。在葡萄产区，由于1778年以来的滞销危机，种植者对面包涨价更为敏感。酒价则下跌到最低水平。收成不佳和产品滞销产生了同一后果：群众的购买力下降。农业危机接着又波及到工业生产，而工业生产在此之前已经遭受着1786年贸易协定的不良影响。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的同时，失业现象大为加剧。在生产停滞或萎缩的情况下，工人们争取不到增加工资。1789年，巴黎一个工人每天挣30至40个苏。7月份每磅面包卖4个苏，在外省可卖到8个苏。人民把饥荒归咎于征收什一税者、收取实物地租的领主以及搞粮食投机的商人。他们要求采取征调和限价措施。饥荒和物价上涨所引起的骚乱自1789年春天已发生过多起，到7月份则成倍增加。此时正值收获前夕，危机已经发展到顶点。

在人民心目中，贵族的阴谋和经济危机是紧密相联的。他们谴责贵族囤积粮食以向第三等级发难。于是群情慷慨激昂起来。人民不再怀疑，国王准备以暴力驱散给他们带来希望的国民议会。爱国者揭露政府企图挑动巴黎人闹事以便使集结在首都四周的军队，尤其是外籍兵团进兵。马拉在1789年7月1日发出了一篇题为《告人民书或大臣们已暴露无遗》的檄文：

“啊，我的同胞们！你们每时每刻都要注视着大臣们的行动以便决定自己的行动。他们的目的是解散我们的国民议会，他们唯一的手段是发动内战。大臣们在挑动骚乱！……他们在你们周围安置了由士兵和刺刀组成的可怕机器！……”

1.巴黎的暴动：7月14日和攻克巴士底狱

国民议会对形势的严重性不可能视而不见。7月8日，根据米拉波的报告，它决定向国王呈交一份请愿书，要求调离军队：“为什么一个受2 500万法国人爱戴的君主会不惜耗费巨资，调几千个外国兵来维护王座呢？”7月11日，国王通过掌玺大臣回答说，军队只是用来镇压，更确切地说是预防新的骚乱的。路易十六在当天便把内克解职，召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布勒特伊男爵为大臣，同时任布罗格利元帅主持军政，这使形势急转直下。巴黎人民的干预挽救了束手无策的国民议会。

7月12日下午，内克被解职的消息传到巴黎，像灾难一样降临在人们头上。人民预感到，这只是朝反革命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对食利者和金融家来说，内克的去职无异于新的财政破产已经临头。经纪人马上汇集到一起，并决定关闭交易所以示抗议。在一天里，贴现银行的股票下跌了100锂：从4 265锂下降到4 165锂。游艺场所全部关闭了，还出现了一些自发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在鲁瓦亚尔宫，卡米耶·德穆兰对人群发表了鼓动演说。一队示威者在杜伊勒利宫花园与朗贝克亲王统领的王家德意志禁军发生了冲突。消息传来，警钟长鸣，军火商店被一抢而空，人民开始武装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