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蔡元培在北大开学时对学生讲话，一改五月间直接的批评，转用勉励和引导的方式说，“一年以来，觉得学生方面近来很有觉悟：把从前硬记讲义、骗文凭的陋见渐渐儿打破了，知道专研学术是学生的天职”。他们“不但有研究学术的兴趣，兼且有服务社会的热诚，这也是可喜的事”。不过他不忘提醒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仍是以学问作基础，仍不能不归宿于切实用功”。接着他说出了一个与他所谓学生“精神上的损失”相关的问题，希望学生们在“励行自治”的同时，先要以身作则：“去年以来，尊重人格的观念，固然较从前为发达，然试各自检点，果能毫无愧怍么？”所谓自治，就是“人人能管理自己，同学能互相管理”。只有这样，才可以不像从前那样需要学监、舍监的管理。[47]

这是一种相当温和的提示，即学生如果不想被他人“管理”，就要真能实行“尊重人格”的自治。一个多月后，蔡元培又对北大同学说：“五四”后“大家很热心群众运动、示威运动”。此前的大运动虽有效果，“但这种骤用兴奋剂的时代已过去了，大家应当做脚踏实地的工夫”。接着他再次论及自治问题，“本校学生的自治近来比从前好多了。但是宿舍里、公寓里，也还免不了闹笑话。校外说我们的人很多”。他以学生会里闹意见时往往以揭帖相互攻击为例，指出这些做法有损人格；并主张“我们见了别人的过失，总要用怜爱的意思劝告他，不可骤加攻击”。他尤其希望北大同学能“互相亲爱，厚于责己，薄于责人”。[48]

上面多少还是校长对校内的说话，随后他到湖南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除两三篇专门涉及美学的演讲外，蔡元培不时把自己对学生的希望化为已经发生的事实，用以诠释北大或北京的学生运动，并借此激励湖南的学生。那一系列演讲基本有两个主题，一是北大学生的注意力在“五四”后已从社会转向校园，正致力于求学；另一个则与他在北大所讲的“自治”接近，即强调自由和民主“不是不守秩序”，学生要能“自己尊重自己”和“自己管理自己”，然后才可减少教职员的管理。而且，学生入学，即等于自动接受了校园既存规则的约束，故对这些规则应有足够的尊重，不宜随意推翻。

蔡元培提出，学生干预政治本非常态，在国家一发千钧的时候，不能不“牺牲自己的光阴，去唤醒一般平民”。这样努力的结果是，“从前的社会很看不起学生”，“五四”后“社会便重视学生了”。但也因此而“生出许多流弊。学生以自己为万能，常常想去干涉社会上的事和政治上的事”。其实，“国家的事不是学生可以解决的，学生运动不过要提醒外界的人，不是能直接解决各种问题”。“五四运动”本是“万不得已之举动，可一不可再”。但“五四”以后，学生“大半都去注意社会上的问题，科学方面少有人去研究”，“简直没有求学的日子”。一些学生“不求学，专想干涉校外的事”；若这样“习以为常，永荒学业”，则对自己对国家，都有“极大的危险”。[49]

他解释说，去年北大学生从事运动，乃“出于势不得已，非有意干涉政治。现在北大的学生决不肯轻易干涉政治上的事”。他们认识到“中国政治问题层出不穷，若常常干与，必至无暇用工”；且“办事须从学问上入手”，若“学问不充足，办事很困难”，故“不得不专心求学”。北京学生“受了这一番大教训，已有彻底的觉悟，大家都知道非有学问不能救国”。因此，在他出京的时候，学生们已确定“专心求学以外，只办平民学校，不管别的事情了”。北京学生如此，则湖南的学生也“应该尽心研究科学，从根本上作救国的准备”。他盼望湖南学生“把科学看重些，切实去研究；对于外界的事情，尽可少管些”。

除了求学的重要，蔡元培也着重讨论了学生的自律问题。他说，由于社会重视学生，北京的学生已了解到自己的责任，有了“新觉悟”，知道“自己尊重自己”和“自己管理自己的行为”。他引用罗素所说的“自由与秩序并不相妨”的见解，强调“平民主义不是不守秩序”（按平民主义是“五四”时“德先生”的一种译法）。如果“学生不喜教职员管理，自己却一意放纵，做出种种坏行”，那就不好了。只有学生能“自定规则，自己遵守”，才可以不要学校的管理规则。实际上，学生本应知道学校的规则对其有益，“情愿遵守，才肯入校。所以学校的规则可说不是学校定的，是你们自己定的。学校的规则如很不方便，可求改良，但不得忽然破坏规则。教室内无规则，就没有秩序”。

针对湖南学生想要参与教务会议和废止考试两个具体问题，蔡元培明确表示了反对。他认为学生的自治不应延伸到参与教务会议的程度，因为学校校务是由教职员负专责的，学生既不熟悉，又不负责任，若参与，必不免纷扰。他同意考试可能“有好多坏处”，也注意到“北大、高师学生运动废考甚力”。但他对北大办法是“以要不要证书为准”，不要证书者即可不考试，要证书者仍须考试。蔡元培呼吁道：“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改造社会的中坚人物。对于读书和做事，都要存一种诚心，凡事只要求其尽其在我，不可过于责人。”对学校的设备，“或因经济的关系，或因不得已的事故，力量做不到的时候，大家要设身处地想想才好”。对于教职员，“不宜求全责备，只要教职员系诚心为学生好，学生总宜原谅他们”。

可以看出，在“五四”周年后的几个月里，蔡元培反复申论的，一是让学生回到校园专心求学，少管校外的事；二是要求学生遵守学校的规则，若想取消来自教职员的管理，就先要实行有效的“自治”。他在学理上将此上升到自由、民主与秩序关系的高度，再三希望学生能“厚于责己，薄于责人”。这些持续的规劝绝非无的放矢，反衬出教育者心目中学生的形象。他虽然用“以希望代事实”的诠释方式来表述意见，其实当然知道很多北大学生仍热心外骛而不能专意读书，既不能自律又不受管理、不守规则。

蔡元培一再申说的两者，本相互关联，多少都有些运动后遗症的意味，其实就是他和胡适、蒋梦麟所说的学生运动带来的“精神上的损失”。老师辈的认知当然并非凭空而至，大约同时，一些学生自己也有类似的反思。彼时还是中学生的沈昌，非常积极地参与了上海的学生运动，并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应该为全人类全社会谋幸福”；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亦正有其害处。我自参加‘五四运动’，一天一天的浮嚣起来，昧然以天下为己任，而把自己的切实基本学识弃去了。昧然的加入什么党什么会，天天谈些什么问题什么主义，还哪里肯安心研究干燥的数理、艰深的英文？”结果他所读的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为全校大局起见”，将他开除。[50]

唐文治显然没有蔡元培那样能包容，采取了断然做法。但两位校长所面临的学生状况，或大体相近。1922年的“五四”周年时，蔡元培仍遵循他那种诠释取向，表示“我常常对人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有两种觉悟是最可宝贵的：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这两种觉悟，三年来很见得与前不同，不能不算是“五四运动”的纪念。”他承认有这样的觉悟只是一部分人，并注意到“现在又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北京国立各校，安徽、江西、湖南等省公立各校，常常为经费问题闹罢课”。但仍希望“学生个个觉悟，都能自动的用功”，尽可能减少失学。[51]蔡元培所谓“我常常对人说”是很实际的表述，两个月后他就重申了学生这两种觉悟。[52]这恐怕半是描述事实，半是表达希望。

基本上，那时学生的自主意识相当充分，但自律似未达老师们期望的程度。这些不要古人或外国人替他们想、替他们说的学生，似乎也可以不要老师辈替他们想或替他们说。身体虽回到校园的学生，心思却未必皆贯注于求学，甚或会把他们习惯了的社会抗争方式带进校园。且学生的抗争，也不时从国家民族的大问题转向校园内的具体小问题，并将前引蔡元培所说以“揭帖”相互攻击的方式，也用在老师的身上。

1921年11月，北大教务长发出布告，对“近日屡次有人滥用某班全体名义，或直接致匿名信于教员，或匿名揭帖，对于教员漫肆人身的攻击”的行为表示谴责。[53]不久后，蔡元培也以校长名义发出布告，指责近日“少数学生，在讲堂或实验室中，对于教员讲授与指导方法，偶与旧习惯不同，不能平心静气，徐图了解，辄悻悻然形于辞色，顿失学者态度。其间一二不肖者，甚至为鄙悖之匿名书信、匿名揭帖，以重伤教员之感情。”[54]

但这样的劝戒效果似不明显，学生的类似行为仍在持续。约一年后，北大学生反对学校征收讲义费，再次采取了他们熟悉的抗争方式。数百学生（包括围观者）先后聚集在会计课和校长室，以呼喊等方式要求立将讲义费废止，并至少对门窗动用了肢体语言。校长蔡元培深感痛心，因愤怒而当场表现激烈，随即提出辞职。后来双方妥协，蔡元培在复职的全校大会上演说，虽以当时政治及国家机关“不循轨道的举动”影响学生为由给学生下台，但也明确指出：“大学的学生，知识比常人为高，应该有自制的力量，作社会的模范，却不好以受外界暗示作护符。”[55]

所谓国家机关做事不循轨道，是实有所指。北大那时的经费就尚无着落，收讲义费或也是因应经费困难的一种措施。总务长蒋梦麟慨叹道：“我们办教育的人，近来真觉得日暮途穷了！从前我们以为政治不良，要从教育上用功夫，养成人材，去改良政治。”近年政治愈趋愈纷乱，教育界“不但经济破产，精神上破产的征象，已渐渐暴露了。于是数年前‘只讲教育，不谈政治’的迷信，渐渐儿打破”了。[56]此前他和胡适联名的文章说，“五四”当时他们希望“在思想一方面提倡实验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在教育一方面而输入新鲜的教育学说，引起国人的觉悟，大家来做根本的教育改革”。[57]两相对比，这里所打破的“‘只讲教育，不谈政治’的迷信”，就有具体所指了。

另一方面，“五四”当时就有人认为学生运动“是‘目无师长’。此端一开，做官也做不来了，做校长教员也做不来了，做父母也做不来了”。老师辈的沈仲九还特地为学生辩护，指责这些反对者“不晓得‘人有自主自动的人格’和‘人民是民国的主人’”。[58]但联系到蔡元培几年来关于学生应该“自治”的反复申说，部分学生终因过分“自主”不能“自治”而走上“目无师长”之路，恐怕也是让蒋梦麟等感觉教育“日暮途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周作人在几乎同时便说：“‘五四’以后，教育完全停顿，学校有不能开学的形势。”[59]这感叹大概同时包括经费和学生等各方面的问题，且他的表述并非专论“五四”与教育的关系，但这无意之中的随口一说，可能正反映出他的心声。

这些“五四”时的老师辈，以及那些参与北大讲义费事件但终于向不惜辞职的校长让步的学生，看到大学校园内外的教育现状（包括校园外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和校园内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似乎都很容易想起刚过去没几年的“五四”。对他们而言，“五四”恐怕像一个涵盖极为复杂的符号和象征，很难一言以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