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曾经趋新的旧派何以要中途反戈一击？过去的诠释因多忽视许多旧派人物曾经历过一个由新转旧的过程，且不甚关注其内心世界与真实思想，尚嫌不够全面。关键在于，旧派一度是在逆朝廷的意旨而行，冒有直接的政治风险。这就牵涉到一个更大的问题：晚清政治是否开放和自由到使地方绅士完全可以公开逆朝旨（在湖南更包括当地抚宪的意旨）而行呢？对这一问题的肯定答案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则这些人的勇气从何而至？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这是认识戊戌湖南新旧之争的一个关键。
今人皆知变法的结果，但湖南新政的反对派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也许了解一些帝后之争的信息，却不会很清楚。至今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表明湖南旧派与京中的“后党”有什么直接的联络（实际上他们与“后党”大员的关系完全比不上湘抚陈宝箴），也未见证据表明湖南旧派与偏向旧派的湘籍京官有电报联络，而书信联系在当时根本无法跟上事态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直到政变前夕，帝后党争的不可调和性才较为人所知；在那之前，一般京官也实难预见事情的结果。所以即使偏旧的湘籍京官与湖南旧派有密切而频繁的联系，后者所得的信息也应该不足以支持他们公然与朝旨对着干。特别是前引叶德辉在政变前夕还歌颂裁减机构罢黜冗员的举措，既说明他们与帝党的一些观念本接近，也表明他们或不了解京中的帝后党争，或了解也并不据此来调节其行为。
戊戌时湖南旧派敢于逆朝廷的意旨而行这一行为，应该有更具说服力的诠释。
美国学者刘易斯曾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守旧的湖南士绅指斥康有为的思想为异端，是要想通过此举维护一直在他们控制下的社会秩序。但因其将自身的特权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们的道德权威有所削弱。当一个陈腐的价值体系开始失去效用时，他们转而越来越多地投入经济实业，借以维持其社会地位并抵制西力的入侵。[49]这一观点太偏于理想型，除了发展工商业以抵制西方的经济入侵这一点外，其余均难从时人言说中找到明确的依据。实际上，直到戊戌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经营实业在湖南仍是得不偿失的。湖南旧派士绅对工商业的社会效益（即保持其社会地位的功能）是否能具有那样的理论性前瞻眼光，恐怕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至于说湖南新旧之争“是维资本主义之新还是护封建主义之旧之争”[50]，就有明显拔高昔人的倾向。未受马克思主义熏染的湖南新旧两派那时是否有明确甚至隐约的“主义”意识，尚未见任何人引用直接的证据。即使确认新政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我尚存疑），主义之争的观点仍难解释何以旧派多一度参与新政然后才反戈一击这一事实。特别是旧派多在政变前后持续参与工商方面的建设（这应与资本主义最直接相关），却激烈反对显然更接近“封建主义”的公羊学这一现象，似乎提示着截然相反的诠释，即旧派尚能接受某些资本主义事物，却不能容忍“封建主义”中对既存政治和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破坏的因素。
皮锡瑞的学生李肖聃曾提出一个具地方意识的思路，他在为苏舆的遗集作序时说：丁酉时“湘学始衰，粤人来教。素王改制，托齐学之微言；赤乌传书，张纬候之异说。时长沙祭酒主持楚学，郋园吏部抵斥康生。君奉手从师，低头事友。裒其辨学之作，都为异教之编。自叙简端，述其作意。欲守西湘之学统，遏南海之狂流。”[51]杨念群最近提出一个近代儒学区域模式，也从湘学和粤学的角度讨论发生在湖南的新旧之争，说颇新颖。[52]但其观点不好解释与粤人梁启超等共同奋斗的还有数量多得多的湘籍士人（若以湘学本位论，何以西学总教习江苏人李维格及分教习安徽人杨自超便基本不受攻击？），尤其是另一粤人朱一新的观念正被湖南旧派视为思想资源。恐怕时务学堂被排斥的各中文教习主要因其与康有为的关联，而不过恰好皆是粤人而已。
当年叶德辉积极参与公禀请辞退各中文教习，熊希龄即攻击叶“不过乘鹬蚌相持之际，欲收渔翁之利”。[53]意谓叶觊觎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一职，这一观点后人多引用之。近年更有人从“地盘”之争考察整个湖南新旧之争[54]，不免稍小视昔人。余人不必论，争议的中心人物叶德辉家境颇富而不喜约束，似无出占馆地之欲。据说大约同时张之洞曾聘叶主讲两湖书院，其致湘抚俞廉三电称：“明知叶某境地从容，决不处馆，但此是匡扶正学、津逮后进之事，想必乐为。”叶辞不就。光绪三十一年（1905）湖北设存古学堂时再聘，叶仍以病辞；张复电说：“执事坐拥百城，徜徉山水，其乐何极，自不愿为臬[皋]比所困。”故其弟子说他“平生未尝充山长、作馆师”，正以出任此类职务则“事多拘束”，反不自如。[55]这些记载与叶一生的实际作为大致相符。
查《湘绅公呈》确有为教习而上之意，其中两次点到尚属温和的皮锡瑞之名（其余被两次点名的仅有梁启超和樊锥），先说“虽以谨厚如皮锡瑞，亦被煽惑，形之论说，重遭诟病”。又说“今皮锡瑞不为珂里所容，樊锥复为邵阳所逐，足见人心不死，率土皆同”。最后揭示其上呈之意：“从前士绅公议，拟俟梁启超此次来湘，禀请钧夺。昨闻其留京差委，学堂自必另聘教习。窃以为本源不清，事奚由治。伏乞大公祖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则《公呈》的确意在教习，但并非叶欲出任教习，乃惧皮为总教习而使业已涣散的时务学堂复兴。后来戴德诚告诉皮氏说：叶等攻皮，乃“因粤人去，学生欲散。公度谕以另请良师，如某某[谓皮]学问通达，可聘；尔等勿以为虑。彼恐我至，遂为先发制人之计”。[56]
当然，由于新政为地方大吏推动，则伴随新政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常与时人对新政的态度直接相关。原参与新政的一些士绅后来成为旧派，其一个重要的具体过节确实与新政各项举措之间的分工有关；特别是初期拟设的湖南机器制造公司和时务学堂的资金及管理权限等的分配，颇造成不少问题。前引熊希龄信已说得较多，王先谦后来也数次论及于此，他特别认为陈宝箴“不免偏向”于熊希龄、蒋德钧等，而陈所任命的工师曾昭吉也“挟上宪以自重，不复受绅士商量”。[57]
另外，陈宝箴和黄遵宪在重城市治安即保卫局而轻乡间团练这一点上，显然也疏远了强调团练重要性的湘省巨绅龙湛霖、张祖同（达官张百熙之兄）和汤聘珍。[58]当湖南新旧之争后来表现为皮锡瑞与叶德辉的笔战时，皮即注意到“大抵不得志于近日官绅者多归叶”。[59]王、龙、张、汤都曾是初期新政的主要参与者，后来皆转为旧派，说明当道的“近日官绅”对不紧紧追随新政者的重视不够是致彼有怨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社会资源的分配及地方官的重视不够等均不足以使湖南旧派敢于逆朝廷的意旨而行，故不应是他们反戈一击的主要原因。湖南旧派诸人的非常规行为提示着他们显然还有更深远的思虑。这些士绅必定已感到某种强大的压力，使其不得不甘冒危险而抗旨行事。或可以说，他们的忧患意识一定已相当深重，应是真感到不吐不足以救国家、种族、文化于危亡；相比之下，个人进退似可暂时置于第二位。
一般治史者均承认，与历代亡国之君相比，清季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无论有多少不足之处，其所作所为的荒谬程度尚未到足以亡国的地步。但清季的一个特殊之处是遭遇到外力的入侵，而且是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冲击。当时朝野士大夫越来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渐成时人言说中的流行语就是一个明证；而大家也都在思考因应的方策。
与湖南乃至全国新派一样，王先谦和叶德辉等人也认识到西潮冲击对中国直接和潜在的巨大影响，并思有以因应。他们与新派的区别主要在于双方对西方冲击影响所及的面相、严重性以及迫切的程度之上。可以说，当时全国性新旧之争的一个关键，即忧患意识的侧重点不同，从而导致可能是根本的策略分歧。大家的心情其实都不轻松，都面临强烈紧迫的压力。这个问题太大，只能另文探讨，以下仅简略言之。
陈宝箴之孙陈寅恪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其一即所谓“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如郭嵩焘等；另一源则“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两派“本自不同”，故陈宝箴见朱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60]这是非常值得注意而迄今为人忽视的洞见，尤其朱驳康的文章，正是作为旧派的思想武器收在《翼教丛编》中的。换言之，在湖南新旧争辩的学理层面，新政主持人陈宝箴的思想反与旧派同源。故实有必要简单考察一下朱、康之争的关键所在。
朱、康争辩事在甲午之前，其牵涉甚宽，从汉宋学、今古文之辨到中西文化竞争，而最后一点是核心问题。朱一新说：康有为“托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其实质就是“用夷变夏”。如果康的著作流传，“适为毁弃六经张本”。他强调：“有义理而后有制度。戎翟之制度，戎翟之义理所由寓也。义理殊，斯风俗殊；风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制则改矣，将毋义理亦与之俱改乎？”制度为文化之载体，故不能轻言变。至于“百工制器，是艺也，非理也。人心日伪，机巧日出。风气既开，有莫之为而为者，夫何忧其艺之不精？”但如果“以艺之未极其精，而欲变吾制度以徇之，且变吾义理以徇之”，则欲救而实毁，绝不可为。[61]
他进而申论说：“治国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法制之明备，抑其次也。况法制本自明备，初无俟借资于异俗；讵可以末流之失，归咎其初祖，而遂以功利之说导之哉？”当世一些人“以为圣圣相传之诗书礼乐，果不足以应变也，而姑从事于其新奇可喜者，以为富强之道在是。彼族之所以富强，其在是乎？其不在是乎？抑亦有其本原之道在乎？抑彼之所谓本原者，道其所道，而非吾中土能行，且为天下后世所断断不可行者乎？”
康有为宽慰朱一新说：“西人学艺，与其教绝不相蒙也。以西人之学艺政制，□以孔子之学，非徒绝不相碍，而且国势既强，教借以昌也。”他先说“彼国教自教，学艺政制自学艺政制耳，绝不相蒙。譬之金元入中国，何损于孔子乎”，但接着又转而强调“今之西夷”与昔之魏、辽、金、元、匈奴、吐蕃大不同，而今之中国已是“地球中六十余国中之一大国，非古者仅有小蛮夷环绕之一大中国”。西人数十年来，“尽变旧法，日益求精”，而“中国则尚谨守千年之旧敝法”。一旦开衅，“诸夷环泊兵船以相挟制，吾何以御之”？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冲突，皆以中国失败告终。若正视实际，“必不肯坐守旧法之虚名，而待受亡国之实祸”。所以，“使彼不来，吾固可不变”，既然已是“数十国环而相迫”，就非变不可。[62]
康有为虽然否认西人学艺政制与其教相关，却主张文化竞争全凭“势”之强弱：“教既交互，则必争长；争之胜败，各视其力。”而“势”之强弱，又落实在舟车器艺之上。“若吾力强，可使吾孔子之学、中国声灵，运一地球；吾不自立，则并其国与其教而并亡之”。今之西夷与金、元等夷狄更有一大不同，即其是“奉教之国”。一旦战败，中国将面临“国亡教微”的局面：“彼使臣执吾之政，以其教易吾之教，且以试士。”西人既然“以国力行其教，必将毁吾学宫而为拜堂，取吾制艺而发挥《新约》；从者诱以科第，不从者绝以戮辱，此又非秦始坑儒比也”。故他“急急以强国为事者，亦以卫教也”。这当然绝非孔子的微言大义，而是从西人那里贩来的新说。
如果稍翻检戊戌时湖南新旧人物的议论，可知旧派中的王、叶二人与朱一新的关怀略同而稍更趋新。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许多思虑其实又和康有为相近，甚或暗中接受了康的观点。而新派人物不仅陈宝箴赞同朱一新，包括皮锡瑞在内的其他一些人其实也暗中分享不少从朱到王、叶等旧派的观点。
叶德辉最重中西文化竞争，且这一认识是受西人的启发。他说：“人持异教也愈坚，则人之护教也愈力[按：这与康说相近]。西人之言曰‘争自存’，理固然也”。他因而注意到：西人来华之目的在“传教于中国也，非通商者也。通商之士，一其心以营利，不能分其力以传教”。而西人则不但以其医疗为传教方式，且“以最强之兵力行教”，这与“孔教行之三千年，未尝以兵力从事”是根本不同的。王先谦也注意到这一个区别，他曾指责徐仁铸以学使之地位急急推行康教，不啻“以威势强人服从，则与西国以兵力胁持行教”无异。[63]
西人以力行其教，其实是康有为先注意到的，则王、叶等实受康说影响。但康氏观念的逻辑发展是国强则教兴，这一点叶德辉不能同意，他说：“中西异教，近今不无强弱之分。《劝学篇》言‘保国即以保教，国强而教自存’。此激励士夫之词。其实孔教之存亡，并不系此。”叶已注意到张之洞与康的观念是一致的，这最足反驳后来那些视张为“保守”的研究者。[64]康有为、张之洞与当时不少人实际都已接受西人以力之强弱分教之文野的观念，故出现“甲申之役，法败而中胜，则中国进于文明；甲午之役，中溃而日兴，则中国沦于半教”的现象。叶氏据中国传统观念指出：春秋之教，主张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不仅不排斥夷狄，而“正欲其进而同教耳”。但中国文化不“以兵力从事”，更不主张“以强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65]
正由于接受夷夏以强弱定的思想，故“近世时务之士，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他们实“借保护圣教为名，以合外教”，这是叶“断断不能苟同者”。所以，“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权平等改制耳。鄙人以为，康梁之谬，尤在于合种通教诸说”。梁所著《孟子界说》和《春秋界说》，“有进种改良之语”，又“隐援西人《创世记》之词，反复推衍。此等异端邪说，实有害于风俗人心。苟非博观彼教新旧之书，几不知康梁用心之所在”。[66]
故“今之公羊学，又非汉之公羊学也。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康梁等“仿礼拜堂仪注拜孔子庙”，其“猥鄙”正类民间**祀；而其思想资源，则耶稣教之仪式。盖康本“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得自命”，故“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叶德辉强调：“战国之世，患在杨墨，孟子辟之；八代以降，患在佛老，韩子朱子辟之；今日之世，患在摩西，无人辟之，且从而韪之，以至异说横流，谬论蜂午；衣冠世族，廉耻道亡；我生不辰，吾为此惧”，故必挺身而出。[67]其当仁不让之意表述得非常清晰。
前已述及，所谓旧派并不甚反对引进真西学，他们反康主要是反其搅乱了中学。叶德辉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康的《新学伪经考》使“六经既伪，人不知书，异教起而乘其虚，岂非孔子之大祸”？从学术传承的角度看，这的确不无所见。王先谦也指出：“康梁诸逆，既借西学为摇惑人心之具。无识之流，知西之有学而不能辨其为何学。盈廷交口，请立学堂，直以为西学当兴、中学可废。诏旨一下，疆吏从风，行者不必知，知者又不敢言，如此虽遍天下谓之无学可也。”[68]
中学既乱，则中国的大是大非也随之而转变。叶注意到：自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公羊》、《孟子》教授湘中弟子。数月之间，三尺童子皆知言改制、言民权、言秦始皇不焚书、言王安石能变法。千百年之事[是？]，一旦得而非之；千百年之非，一旦反而是之”。[69]
其实新派也知道，以当时的授学方法，真有可能未得西学而先亡中学。皮锡瑞在戊戌年闰三月招复时务学堂考生时，发现考卷皆不佳。那次的题目是“孟子兼师伊尹之仕论”，而学生中“通晓者少”。他不禁想起梁启超的话：“今之学者，未得西学，而先亡中学”。再“观诸生言洋务尚粗通，而孟子之文反不解，中学不将亡耶？予非守旧者，然此患不可不防也”。[70]可见湖南时务诸生当时真已出现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现象，并引起湖南新派中人的注意。持此观念的新派还有人在，后来张百熙奉诏筹设学部时，戊戌新政参与者邹代钧即向张上书，再次提到“当此新旧交接之际”，实有“新知未浚，旧学先亡”的可能。[71]
新派中不少人既已虑及中学可能先亡，则他们又何尝不知弊之所在。唯其立场在趋新一边，故不能公开申言。虽然他们也并不知道怎样才能防此患，但在国势危急的紧迫心态之下，有时明知可能得不偿失，也不得不破釜沉舟、一意向前。康有为的基本观点是文化竞争的胜败“各视其力”，后者又落实在舟车器艺之上。且中外之局是西人主动，而其实行的正是“以国力行其教”，国亡则教微。故中国不能不变，且必须落实在“取彼长技而用之”，靠“强国”来“卫教”。在教之文野寄托于国力之强弱这一观念的基础上，国家危亡的忧患意识促进了新派诸人明知有“亡学”的可能仍义无反顾的言行。
旧派诸人同样见到国势的危迫，但朱一新观念的核心是制度为文化之载体，制度变而后文化也会随之而变。至于器艺，则可以变从西人，但尚不如正人心之重要。既然不能“以强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则独侧重于物质方面的国力不仅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有时反可能造成混乱。
这样，湖南的新旧之争已触及了不久即渐趋热烈的保教与保国孰先孰后的争论。新派皆深感瓜分和亡国的临近，即中国这一政治和地域的实体面临生死存亡的压力，必须当下做出策略方针的选择；他们的选择即是激烈变法，以为不如此不能救中国。他们的思维逻辑实即梁启超后来说的国不能保则教亦不能保。[72]而旧派则更多看见文化竞争的长远威胁，对于瓜分的紧迫感不如新派那样急切，似乎对中国的“地大物博”存有相当的信心。他们注意到西方文化的进逼，且并不反对变法及在一定程度上引进西学，但特别强调站稳中学的立场：只有中学阵脚不乱，才足以控制西学的引进并能恰当地运用引进的西学；如果中学自乱阵脚，则从最根本的文化上不能与西方竞争，必然因文化的混乱导致政治秩序的紊乱，其结果当然是既不能保教也不能保国。
当时湖南以外尚有更守旧者，[73]改归知县的翰林院庶吉士缪润绂认为，新政的西来性质使其根本没有群众基础：海禁开放以来，“民教相雠，甚于水火”。一般百姓“心目中但知有圣朝；其雠视西人也，殆如鸷鸟猛兽，时时而欲得甘心者。恶其人因并及其法，亦固其所”。他以为：“皇上采西法、立庶政，穷乡僻壤，亦幸不闻耳。”如果“刊刻誊黄，遍行晓谕，恐纶音一降，率土惊惶；新政未行，先受变法之害”。缪虽有明显的偏见，然对国情实不无所见。老百姓仇教恶西、并及其法，正是后来义和团事发的历史语境。故他指出：久积的民教冲突加上新政造成的大量失业人员会产生国内的大乱，此时“欲责效于铁路、机器、工艺、兵、商、农、矿、茶、蚕桑诸学，并以缓不济急，而一无可用，甚且半途而废。此时人心已去，皇上孤立无助，外洋诸国乘我之敝，借词保护，长驱大进；拱手奉献，其不为五印度之续者几何？”[74]
这就凸显了旧派与新派的一个根本区别：新派害怕不行新政则瓜分之祸亟，外患又必引起内乱，从而造成亡国。旧派则认为人心不固将先生内乱而招外侮，然后亡国。虽然祸乱的总根源都是西力东渐，但在可能发生的当下祸源方面，新派以为外患已迫，而旧派认为内乱更急。可见当时湖南以至全国的新旧两派心情其实都不轻松，都面临强烈而紧迫的压力。在此心理压力下，行为便容易趋于激烈甚至走向极端。权力之争特别是帝后党争当然是戊戌政变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双方政策取向的分歧也绝不可忽视，但因国家内外交困而引起的心态紧张或者是导致政变流血的一个更隐蔽但也更根本性的原因。
且当时的新旧分野实有无数层次，以本文所及诸公而言，缪最保守，朱次之，叶近朱而王在朱康之间（叶同意康学实质在乱儒学而坏人心，提倡但不强调“制造”；王也反对变制度，却强调物质层面的富强已成为必须）。在新旧之间徘徊的张之洞主张“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比王更激进而已接近于康（不过张又强烈反对公羊学）。此外，彼时已接近主张全盘西化（所用语汇不同）的严复以《国闻报》等为阵地在言论界初露头角，虽尚不特别引人注目，其观念又比康更进一步。
要言之，忧患意识的侧重点不同是当时新旧之争的一个关键，这一区别导致了双方对当务之急可能是根本的策略分歧。但即使守旧如缪润绂也担心人心混乱会使铁路机器等“半途而废”，说明他只是强调“正人心”的首要位置，并不反对走富强之路。他所使用的“缓不济急”一语，再次凸显了时人的急切心态。
假如富强是急需的而又必须落实在物质上，农业的改进已知不能应急，则富强确实只能依靠工商业（且在列强环伺之时恐怕最后还真要落实到军事工业之上）。这样，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只有彻底改变“大经大法”甚至改变文化观念才能发展工商业？是否存在不改变基本的纲常名教而又发展工商业以臻富强的可能性？
康有为等认为只有从观念到制度的全面改革才能推动“制造”而达富强，他在公车上书中已说：“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用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则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夷交争，必至四分五裂。”[75]所论皆两分相对，仿佛只能在生死之间择一，并无中间道路可寻。而张之洞、王先谦与皮锡瑞等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种表面折中式的取向。虽然其“用”又各不同，张重政治，王重工艺。皮态度不及王主动，但愿意接受更广泛的变法。[76]
从根本言，新旧两派的目标与最终落实的手段（即发展工商业）都是一致的，其歧异只在于选择什么样的取向才能达到发展工商业以臻富强。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晚清的“制造”到戊戌年确实不能说已经有大成就，且其运行实未达到足以判断该取向之成功与失败的程度。但在举国都有急迫情绪之时，康有为一边的论点似乎更有吸引力。戊戌变法确以维新派失势告终，但庚子后的新政虽基本是张之洞取向的体现，却实际容纳了康有为几乎全部的改革主张，甚或有过之。[77]
忧患意识的侧重不同在湖南也很明显。咸同以后湖南士人特别主动地感觉到其对天下的责任，也认识到中国在列强环伺下的危局。上一文曾引述，皮锡瑞与经学家胡元仪谈时事，胡氏相信“外夷以湖南为射之鹄”，以为“先将此地收伏，以外皆传檄定矣”。皮甚以为然。[78]从经师胡元仪口中可见湖南人确实颇具自信，以为本省在全国地位重大。而皮同意此看法，说明趋新的他其实也对外国人的观念所知甚少。但正因为不熟知外国人意图，又有这样的自视，湖南人在外患压迫下的危机感可能就要比其他一些省的人更强。
故甲午战败对一些湘人来说刺激或更深，谭嗣同即因此悟出旧不能守，不得不“舍己从人，尽变西法”。他说：以前“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甲午“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并“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验之故籍、近咨之深识之人；不敢专己而非人，不敢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按：此具体指兴算学）。[79]
不过湖南情形似有些两极分化，即“开通者自开通，锢蔽者自锢蔽”。皮锡瑞在戊戌年四月初三的讲义中说：去年胶岛和今年旅顺被德、俄占据事，已见明文，而闻见较少的湘人对此“皆不知。有问洋人在何处，已到湖南否者。此如桃源中人，不知魏、晋”。也有人因这些消息来自外国报纸遂不信其为实，然“外国之报，并非谰言。中国之报，即从外国之报译出，亦非空抱杞忧”。关键在于，“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中国尚堪几割？分割渐尽，湖南岂有独存之理”？皮发现湖南有两种对国事不急之人：一是不知者不急，“到今日局面，犹以为太平无事，不必先事预防”。另外一些人则“挟十年前湘军之余威，以为洋人必不敢入湖南境”，也不急。[80]
以为国势尚不甚危急是湖南旧派中许多人的共相，大绅汤聘珍不属于没有见闻者，他也“以为天下未必有变，即有变，吾辈有钱，尽可安居，何必多事！”[81]事既不急，法就可逐渐改，自不必“尽变西法”。汤对国势的漠然说明，前引陈寅恪对变法派的二分观念同样可以运用于湖南守旧派中一些人。王、叶与汤这类绅士及上述那些真正不急的士绅都很不相同，他们的急迫虽不如新派那样甚，但其内心的危机感与新派实相同。而他们也恰好是旧派中以学问著称者，皮锡瑞即注意到：列名《湘绅公呈》的十人中，“惟王、叶两人颇通古今，其余刘、汪、蔡、孔、郑、黄、严、张并不知孔子改制出何书，乃亦攘臂其间”，不过“如傀儡然”。[82]当时新旧分野真有无数层次，如果从力学的作用与反作用角度看，学问与急迫感的比例关系或提示着西力冲击的受力点到19世纪末年已更多落在学术文化之上，而这也正是湖南新旧之争的焦点所在。
一般研究者论及湖南新旧之争，大都说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其实新旧之分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末已基本确定，不过到次年春天才变得显著起来。叶德辉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给熊希龄的信中，已明确有“旧党与新党”的提法。[83]可知两党的分野已经出现，不过那时双方似均未感觉其对立已达势不两立的程度而已。
叶所提到的梁启超与公羊学，大致可以所谓“康学”概括，正是不少由新复旧的湖南士人所特别关注者。然而，戊戌时康有为的实际政治主张与其在湖南的形象，及旧派人眼中康学的可怕之处，其实都有想象或误读的成分，值得专文深入剖析，这里只能稍作勾勒。康、梁等在政变后对其所作所为的自我诠释并非全是实录，后人对其误读与此直接相关。但时人也曾误读康、梁的思想，却更当予以注意。
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给赵必振（曰生）的信中，曾说他原主张开议院兴民权以救中国。到戊戌年四月觐见光绪帝，“乃知圣明英勇，能扫除旧国而新之”，故愿为皇上效死。此后康即更强调利用君主的专制威权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84]与康其他许多回忆文字一样，此说在多大程度上是实录，还须细考。但康有为在戊戌时政治改革主张的核心是晚清人所谓“开明专制”（这里的“开明”是指政策的内容，其“专制”的实质并未稍减），与“民权”、“平等”本无甚关联。其弟子在湖南偶亦道及“民权”和“平等”（实不多，不过后之研究者较喜欢引用），是否因与康联络不够所致，抑或有意采取梁启超取法乎上、以得其中的“过两级”宣扬方式[85]，以期得“开明专制”之实施？甚或不过兴之所至，顺口言及，都尚可考。但“民权”、“平等”之说与康本人当时（而非以前或此后）的政治改革主张完全相背，应无疑义。
这就颇有些诡论的意味：一方面，康被湖南旧派视为大逆不道的众矢之的，虽主保教，却被认为最威胁到“圣教”，而西学反不足虑；另一方面，康氏弟子在湖南所传播的一些“有害”内容如“民权”与“平等”，却有不少属于被康氏“伪托”的西学，且多与康氏本人当时的政治主张相违背。这样经曲折纠葛而产生出的“康学”在湖南的形象（image），曾引起轩然大波，却未必是货真价实的康学。当梁启超等不再空言“民权”、“平等”于湖南，而转往京师搞实际的“开明专制”时，其在湖南的言说却成为旧派的主要攻击目标（而实际更激烈之谭嗣同，其学说观点受到的直接攻击似反较少）。对这样的诡论现象，过去似乎注意得不够充分，还大可进一步探讨。
其实，当时人言说中的“民权”和“议会”一类词汇，都有其特定的指谓。这些词语当然是西来，但当时西书翻译不多，且其中许多还是编译，更有不少人恐怕只是看到或听到转手多次的申说，不免从中文字义去反推其义。如当时湖南人言说中的“议会”或“议院”，就特别注重其“议政”的功能。这与西方议会的原初意义即集会论政或更接近，与我们今日提到议会总先想到三权分立和选举等便颇不同。
而旧派对这些词汇的不满也是首先联想到其相关的中国含义，如见“民权”则思“君臣之分”，见“平等”即虑“父子之别”，这才是他们所关注的。用今日的话说，这些人担忧的是对既存政治和社会秩序当下及潜在的冲击。[86]他们恐怕很难想到“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先进与落后，也并不了解“民权”与“平等”后面那一整套系统学理（且这些概念本身在近代西方也是变化中的而非固定的）。简言之，当时新旧两派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与我们今日认知中后起而系统的西方意义有相当大的歧异，研究者只能据当事人的时代理解（也各不相同）去谨慎考察分析。
而时人在引进这些观念或体制时更有其当下的思虑，这样的“今典”尤须特别注意。谭嗣同说得很清楚：“言民权于此时，非第养生之类也，是乃送死之类也。”所谓“送死”，即谭所说的“亡后之想”。在胶州湾事件后列强瓜分中国的严重威胁之下，谭等以为中国难逃亡国命运。而据其对西方的虚拟认知，若中国成立国会并以国会而非君主政府与列强议和，或能使列强不瓜分中国；即使不行，在战而亡国之后，因中国是“有民权之地”，列强便不会像对待其他殖民地那样对待中国。同样，亡国之后，国家之“公产”会被入侵者据为己有，而以公司形式存在的“民产”则可保留。[87]据我们今日对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了解，谭对西方的认知中悬想的成分远大于实际，然彼时新派正是在这样的语境和心态下据其对西方的虚拟认知来提倡民权。若说新旧双方都很少从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层面去思考和因应民权一类主张，大致属实。
虽然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言论中“民权”与“平等”并不多，却越来越成为旧派攻击的目标（这也有些区别，叶德辉等师辈攻击公羊学为主，宾凤阳等学生则反击“平等”更力）。有些言论也的确已针对君主制甚至满汉歧异（已为多人引用，此不赘）。当此之时，原来在不同程度参与新政的一些士大夫即面临一个是否要与这样的“维新”划清界限以脱身的问题。不论他们内心对新政举措有怎样的观感（比较接近的大约是一种“半肯半不肯”的态度），他们都不得不在当下违背朝旨和将来可能牵涉“犯上”之罪这两害之中做出选择。
当《湘报》第20号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初刊出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后，张之洞即知这种悖缪言论会引起“海内哗然”，而“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张本人的一个反应即是立即停止其在湖北代传播《湘报》之举。而湖南也确有士绅联名请在京湘籍官员奏请干预湘抚之新政事宜（先后有御史徐树铭和黄钧隆上奏，均奉旨留中）。据《国闻报》称，湘绅函中有谓陈宝箴“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恐将来有不轨情事，不能不先事预防”等语。[88]从张之洞和这些湘绅的言词中，似不难看出他们选择的是一个最为两全的方式：既不直接反对新政，又表明了对一些新派言论的不认同，为以后可能的“秋后算账”预留了余地。
但使旧派最觉尴尬而难以应付的是光绪帝在六月二十三日和七月二十九日上谕中对陈宝箴进行表彰鼓励，尤其六月二十三日上谕指示对“有意阻挠、不顾大局”之缙绅“必当予以严惩”。在此情形下，旧派能做出何种持续的反应实难预料。据南学会佐办黄膺七月二十四日给皮锡瑞的信，上谕使湖南“新党之气大伸，旧党已如爝火。闻中丞、学使有合参叶之说。新党有长沙大痞王麻、湘潭大痞叶麻行状，院试散给考生”。可知湖南新派得上谕支持后确曾有大干一场之意，然未及动手，朝局已变。皮接此信时已获悉政变消息，预感到“大局既翻覆”，则“旧党必死灰复然[燃]”。[89]
但新派未能及时利用上谕做出有力反击的一个原因是那时中下层新派先已因各种原因而实际瓦解，主要人物中梁启超、皮锡瑞、谭嗣同、黄遵宪等先后离湘。[90]造成新派实际瓦解的原因甚多，其中新派自身的策略调适是一个重要因素。许姬传后来回忆说：在湖南地方实力守旧派的掣肘下，推行新政遇到了阻力。湖南学政徐仁铸乃请其父徐致靖（翰林院侍读学士）保荐康、梁、黄、谭等，“改变方针向中枢发展”。[91]按许姬传是徐致靖的外孙，自幼随其外祖读书，且自称与许多当事人交谈过，其说当有所本。
当初谭嗣同曾说“海内能兴民权者”唯陈宝箴，故新派的“亡后之想”计划中一直希望能在湖南建立一个基地，以作为复兴中国之本。[92]如果新派转往京师发展是实，则意味着湖南新派在思想上有一个大转折，即不再留湖南一隅为国家民族的复兴之地，而转认为可以自上而下地救中国于不亡。是因为列强瓜分的威胁有一度的松懈，还是因为其他人也像康有为一样突然发现光绪帝贤明，或者是康的观念影响了其他人？这个问题还值得细考。但这一策略调适对湖南新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相当影响大致是不错的。新派的星散大约也给旧派以鼓励，使其并未完全放弃争斗的努力。结果，旧派虽或不过再坚持一下而已，却适逢北京政变，终在新旧之争中偶然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