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对湖南新政的研究似有低估地方官吏的作用和高估士绅作用的倾向，其实湘省主要官吏的趋新才是新政得以推行的主导力量，湖南各州县新旧不一的情形也基本因此。广而言之，晚清绅权在地方的作用或不如许多研究者想象的那样有力。刘铮云在其对咸丰年间浙江南部民间小会党金钱会的研究中发现，清中叶以后的地方政治运作中，士绅在地方事务上的自主性和活动余地均甚有限，其有多大作为通常取决于地方行政官员的态度。[78]湖南新政的发展情形相当支持这一论断，别的许多地方亦然。

甚至在政变之后，当朝旨明令停罢学堂而各省书院照旧办理时，两江总督刘坤一立即上奏代为诠释说：“夫书院与学堂，诚如懿旨，名异实同。各书院肄业士子，自应讲习天文舆地以及兵法算法，未可专尚训诂词章。礼部所谓照旧办理，亦即此义。”他据此一面遵旨“考试仍用制艺试帖”，同时咨行所辖各省，命“各书院于制艺试帖外，兼课经史掌故时务，以成经济之才”。更对“禀求仍旧专课时文”的地方生监，予以“严行申饬”。[79]这一诠释与一般理解的朝旨意谓几乎完全背道而驰，参以戊戌前江标主持湖南学务造成与他省大不相同的变化，可知那时各地士人究竟读什么书，主要视督抚学政的态度而定。

刘坤一对科考的复旧取表面遵奉实际违背的态度，且公开申明之，这当然与咸同后督抚地位升高有关，但仍提示晚清政治的中央集权程度或不如我们过去认知中那样强。再参以晚清各地督抚和州县官员对行政教育等大事可以态度不一，而在相当程度上仍为上级所容忍，揭示出“人治”社会中每一负治理责任之官吏个人有多么大的回旋余地。

戊戌湖南新政的推行即特别体现出地方官的作用，新旧之争的最后“胜负”实因中央政府突然发生政变而决定，如果没有北京的突变，戊戌时期湖南的政教大致会基本按照地方官的意旨发展。由于趋新而非守旧是近代湖南区域文化的主流趋向所在，湖南的所谓旧派不少都赞同某种程度的改革，只不过各有不可逾越的最后准则（各人又不尽相同，所以参与程度不一，退出的先后也不一）。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新政，既因上有朝旨号召，更为地方官所推动。

王先谦是湖南初期新政的积极参与者，他在已领衔上呈反对时务学堂后仍说：“国家以西学导中人，亦是于万难之中求自全之策。督抚承而行之，未为过也；绅士和之，未为过也。故从前火柴机器各公司，先谦与闻其事，确系中心之诚，以为应办，至今并无他说。”[80]此最能说明士绅的参与自有其对时势的思虑，但附和督抚是一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因湘军兴起而已大张的湖南绅权，在戊戌新政期间确可见进一步的提升。那时任江西布政使的翁曾桂在读了《湘报》后，即谓“湖南抚台难做”。当皮锡瑞恭维翁“将来必升湘抚”时，翁表示“有此事即告病”。皮甚叹其“畏湘人如虎”。稍后曾入陈宝箴幕的欧阳中鹄也说“湖南官难做，自夔师[王文韶]后皆不讨好”。皮锡瑞对翁曾桂怕到湖南为官，乃有进一层的理解。[81]

唯湖南绅权在戊戌新政期间的提升，却是由于湘抚陈宝箴等大吏的鼓励和提倡，而陈等有意提升士绅对地方政事的参与程度，又是出于晚清地方官调动太频繁因而导致其实际作用锐减这一思虑，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个问题牵涉到时人对官权、民权和议院等方面的认识与思考，只有专文讨论才说得清楚。但绅权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大吏的主动放权，当无疑问。别处大吏不放权即官“好做”的地方，绅权就不一定大。这仍归结到“人治”社会中负治理责任之官吏个人所起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士绅方面也并非人人都愿意自己的权力得到提高。新政的积极参与者皮锡瑞对陈宝箴提升绅权的做法即颇感疑虑。他被告知将以南学会“为议院规模，利权尽归于绅。即右帅去、他人来，亦不能更动”。便觉“似此举动，未免太怪。中国君主国，绅权太重，必致官与绅争权。且恐洋人来，愚民无知，与之争斗，难以调停”。结果会是参与“学会议院诸人，必受其咎”。[82]

君主国的改革应自上而下还是从下到上（这里的下指士绅，当时读书人不会想也不愿去发动群众），这是皮早就在思考的问题。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读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时，即对日本变法成功究竟靠什么人领导推动感到疑问：“《志》并未言其主英武。拟倭之强，非尽由其君所致？而其创议变法者，西乡隆盛以叛诛，大久保利通被刺。其能一变致富强者何人？岂皆井上馨、伊藤博文之力耶？”[83]黄书实强调日本维新“志士”的作用，但皮却注意到黄不言其主英武。则他不主张“绅权太重”应是一个持续的看法。

与其他参与新政的湖南官绅一样，皮锡瑞对因主持新政之大吏如陈宝箴、黄遵宪的可能调职而造成新政难以为继甚感忧虑。皮日记中各方面人此类言论甚多，均担心陈、黄离湘则“无人护法”，不仅“湖南新政如何举行”难以逆料，更恐“维新党将为人??龁”。[84]说明湖南新派主要靠地方官支持，官吏换则一切均可能变。

正因为此，新派官吏在外患日亟的特殊情形下，特别希望通过强化士绅对地方学术、治安、工商等各项事务的实际参与来维护新政的持续性。黄遵宪在南学会将此意明白讲出，他强调，晚清实行的任官避籍和三年一任的制度使官如过客，并不甚知地方事务，也难以有稍长远的计划。故只有期望士绅起来“自治其身、自治其乡”，将一切利弊兴革视为“己忧”，并“先事而经画，临事而绸缪”。简言之，“此皆诸君之事”。黄明确说：他这一主张，“誉之者曰启民智，毁之者曰侵官权”。[85]其对未来所寄予之希望，仍透露出当时绅听于官的现实。

当然，咸同以后许多湖南士人自身也确实特别主动地感觉到其对天下的责任，并多少认识到中国在列强环伺下的危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皮锡瑞返湘后，某日拜访经学家胡元仪，两人所谈并非学术，却是“时事”。胡云：“外夷以湖南为射之鹄，英法德皆觊湖南铁路。意以湖南强悍，先将此地收伏，以外皆传檄定矣。”皮颇以为然。[86]从经师对时局的关注及对局势的分析，可知湖南士人确颇自信，认为本省在全国地位重大。而皮氏同意此分析，说明趋新的他其实与胡元仪一样对外国人的观念所知甚少（故能有想当然的诠释）。但正因为并不熟知外国人真意图，又有这样的自视，湖南人在外患压迫下的危机感确可能会比其他一些省的人更强。[87]

有此自信和对时局的忧虑，再加上湘人固有的强悍风格，湖南士绅本不待提倡就可能自动参与和干预地方事务。黄遵宪在“启民智”时考虑的只是官绅的对应关系，但士绅却不是一个观念一致的社群。当士绅真的响应黄的号召起而“自治”时，他们中一些人对时局的认知及其因应之对策却未必与官方同。后来湖南事态的发展，正展现出这样一种具有诡论意味的结果。由于新派实际是以地方官为主导，湖南新旧之争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官绅之争的蕴涵（从这个角度看新派士绅的参与反被淡化）。后来北京的政变不在新旧双方的预计之中，但造成旧派在湖南新旧之争中实际获胜。这一结局并未反映出湖南官绅权力强弱的实际对比关系，故虽是现实却带有虚拟意味，唯湖南绅权复因巡抚、学使、盐道的败落这一半带虚拟的真实而进一步趋重。

张朋园注意到：后来王先谦等挟戊戌“战胜新政派的余威，使主张开放社会的官僚派一筹莫展”[88]，实有所见。叶德辉的弟子后来记述：“湖南绅权过重之谣”和“王、张、叶、孔四大绅士把持省政之谤”渐成固定认知，“以致外来官吏不由湖南起家者，往往误听人言，先谋应付之策”。[89]不过官绅间的持续竞争是晚清的共相，似不必也不能全从新旧角度观察；湖南后来也曾出现绅新官旧的现象，更多时是官绅之新旧相近，仍存在竞争。

但戊戌时的“战胜”却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戊戌当年的旧派士绅基本还是被动反击，到后来则气焰真有点嚣张不让人。在戊戌的第二年，新巡抚俞廉三即又与地方绅士易顺鼎起矛盾。而前旧派要角孔宪教敢与张之洞争，也使原来偏向旧派的俞颇感为难。孔“自云不避权贵，俞中丞甚畏之，日趋其门”。一向不主张绅权太重的皮锡瑞对此慨叹道：“湖南绅士太霸，祸未已也！”[90]

俞本“出身佐贰”，没有功名，又不以应变之才见长，所以不得不既尊上级又对士绅退让。庚子年唐才常等的自立军（富有票）事发，俞廉三“为张文襄函电所迫，穷治不免株连”。叶德辉乃为进言，说“此辈书生无非受人**，文襄貌似风厉，实欲嫁祸邻抚，自居解网之仁”。俞有所悟，遂渐宽放，“是案全活之人无数”。[91]这是叶德辉弟子的记载，或不免有夸大老师作用之嫌。但据皮锡瑞日记，当时湖南对此事确甚宽松，极少株连，因参与者多官绅子弟也。俞本人在审讯汪某时，即明“饬勿援他人”。[92]故此事虽不必全因叶德辉维护乡人而致，然上既有令，且富有票人中多戊戌时的新派少年，倘若叶等旧派不主张放松，俞未必能宽放。

总体观察，戊戌后湖南的官绅关系基本仍视巡抚个人背景与个性而定，官强则绅弱，官弱则绅强。光绪二十九年（1903），素称强硬且明显趋新的巡抚赵尔巽奉朝廷兴学诏旨，改岳麓书院为高等学堂，山长王先谦等虽不满意，也只能敢怒不敢言。一年后赵他调，温和的陆元鼎署湖南巡抚，王先谦等立即反击，以纪念曾、左、胡、罗等前岳麓学生为名，禀请另建岳麓景贤堂，该校定额三百名，其规模为长沙所有新式学堂的总和。此事经陆元鼎上奏而获朝廷批准。在戊戌变法后几年间，湖南学界应该说为旧派所把持，但陆元鼎到光绪三十年（1904）仍感到湘省教育的弊病之一正是“以激烈为宗旨”。[93]这固然与近代湖南文化主流不无关系，也当与趋新的赵尔巽任湘抚有关。赵在则湖南新，而绅亦不多事；赵去即不然。可知湘省事务的主动权仍在官吏一方。

范文澜说：“湖南新旧两派长期猛斗，直到庚子年（1900，即光绪二十六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顽固派屠杀维新派一百余人，才暂时取得了可耻的胜利。”[94]这样从较长的时段观察湖南新旧之争，眼光比就事论事者高远得多，颇给人以启发。唯如前所述，当时“顽固派”并不特别想要“屠杀维新派”，而其“胜利”也是短暂的。湖南的新旧之争因与清季逐渐明显的官绅之争纠缠在一起，到1900年仍未完全结束。要到1910年的抢米事件，官与绅两败俱伤，均遭严厉处罚，特别是戊戌时的旧派主将王先谦、叶德辉等悉被贬斥，这一持久的斗争才基本完结。

叶德辉在1923年为王先谦的《虚受堂书札》作跋时指出：他本人和王在宣统庚戌米荒狱中，“同为当事罗织挂吏议”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戊戌变法时“同持正义，触忤异己”。当时“虽幸免于祸，至是十三年，卒罹党锢”。可知他们在抢米事件后的被黜，确伏因于戊戌之时。这一官绅与新旧的斗争，持续了十三年。此事既了结，而清廷的统治也于次年随之结束。此后湖南当然仍有各种新旧之争，但与戊戌前后那一次从人员组合到思想路向都已没有很直接的关联。只是从民初湖南省治运动的汹涌澎湃之中，还依稀可见戊戌前后官绅讲求“自治”的吉光片羽。

原刊《近代史研究》1998年5期

[1] 文中引用一些标点过的史料时，已重新标点，不一一注出。另在叙述中凡具体到月日的时间，均使用时人的记时方式和历法，偶引外人言论而用西历则明确写出。这样较便于引文，而尤能适应当时人的思维习惯（特别是年头年尾，一换算则大不相同）。

[2] 叶德辉：《郋园书札·与石醉六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郋园全书》版，页1A～4A；叶德辉致熊希龄，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载《湘报》，第112号，页447B，北京，中华书局，1965，影印本。

[3]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29～1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

[4] 从湖南区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这一论题的取向，也可上溯到梁启超，近年又有进一步申论者，如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3；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特别见其论时务学堂的第8章。不过两书各自关注的主要是“现代化”和“儒学地域化”，而并不特别侧重湖南区域文化。

[5]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10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6]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8、50～51、345页。

[7]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1页。

[8]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338～339页。

[9] 杨树达：《积微居回忆录》，2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 郭廷以等编：《郭嵩焘先生年谱》，435、447页，转引自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349页。

[11] 杨笃生：《新湖南》（1903），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618页。

[12]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1897—1900年的皮锡瑞日记分四次选刊在《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辑、1959年第1～2辑、1981年第2辑，以下仅引年月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九日。

[13] 杨笃生：《新湖南》，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616页。

[1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57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

[15] 叶德辉：《郋园书札·答人书、与罗敬则书》，页23B、36A。

[16] 汪兆镛：《叶郋园先生事略》，见《郋园全书》卷首，页1B。

[17] 王先谦：《复阎季蓉书》，见《虚受堂文集》，1932年葵园四种版，卷14，页14B。

[18] 《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二次讲义》，载《湘报》，第6号，页22A。

[19] 章太炎致支伟成论订书及批语，约1924年9月14日，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10、323页，台北，明文书局影印（无日期）。

[20] 李肖聃：《湘学略》，20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21] 梁启超：《近代学术之地理的分布》，见《饮冰室文集》之41，76页。

[22] 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1895—1898》，4页，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72。

[23] 叶德辉：《郋园书札·答人书》，页23B。

[24] 梁启超：《近代学术之地理分布》，见《饮冰室文集》之41，76页。

[25] 左宗棠：《箴言书院记》，转引自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1895—1898》，5页。

[26] 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载《汉学研究》，15卷2期（1997年12月）。

[27] 杨笃生：《新湖南》，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617页。

[28]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1页。

[29] 叶德辉：《郋园书札·答人书》，页23B～24A；杨树糓、杨树达记，崔建英整理：《郋园学行记》，载《近代史资料》总57号（1985年4月，以下径引书名），109页。

[30] 王日记称：“得吕生书，词甚谄阿，有似梁启超。”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第20册，1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则梁可能曾“谄阿”王，唯尚未见实证。

[31]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六日。

[32]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在于新政既然由地方大吏推动，则伴随新政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常与时人对新政的态度直接相关。当湖南新旧之争表现为皮锡瑞与叶德辉的笔战之后，皮即注意到“大抵不得志于近日官绅者多归叶”（《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八日）。这是一个关键，皮本人趋新即有谋“馆地”的明确企图，而其全家也都在新政中得到职位。当道的“近日官绅”对不紧紧追随新政者似太不重视，是致彼有怨的一个原因（当然，有些人如果让其参与，恐怕也要反对，但有所疏解终不一样）。这个问题牵涉甚宽，只能另文探讨。

[33] 几天后，杨度再至时务学堂，发现“卓如竟患疟症，陈君移檄，何如杨子《春秋》！”对自己辩论的杀伤力颇感得意。杨度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三、二十六日，此日记承杨念群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34] 除湘省当道对他不甚重视外，颇懂霸、王之术的王湘绮之所以隐而不出，也因为他感到世事已不可为。戊戌新政期间，曾有朝旨“谕巡抚察看品学，是否可起用”。王以为：“季孙矣。寻思世事，无处下手，又将为左季高耶？惟有藏拙而已。”《湘琦楼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20册，26页。则其心态可见。

[35] 谭嗣同：《浏阳兴算记》，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1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6] 湘军兴起与湖南绅权上升的关系，论及者已多。张仲礼对19世纪的绅士分省考察，发现他所谓的“新进者”（即第一代成为绅士者）比例最高的是湖南省，达到65%。张认为这与湘军引起的地方绅士权力上升有关（见其《中国绅士》，218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目前尚未见有人将此区分应用于戊戌前后湖南绅权与新旧之争的研究。

[37] 王先谦：《复某君》，见《虚受堂书札》，卷一，页11B，1932年葵园四种版。

[38] 叶德辉：《郋园书札·与罗敬则书》，页37A。

[39] 王闿运：《湘琦楼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九日，第19册，2页。

[40] 《郋园学行记》，144页。

[41] 叶德辉：《郋园书札·答罗敬则书、与戴宣翘书》，页34B、19B～20B；《郋园学行记》，109、116页。

[42] 从高远些看，人总要有“超我”才能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只有“本我”。故中国文化一向甚重人禽之别，其行为准则尤讲究“作圣”，凡能韬晦者口碑多佳；而“率性”则常是修养不足的反映，稍过更可能被视为“无行”之人。参见罗志田：《“率性”与“作圣”：胡适少年受学经历与胡适其人》，载《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3期。

[43] 陈宝箴：《奏设时务武备学堂摺》，载《湘报》，第25号，页97B。

[44] 本段及下段，均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130页。

[45] 按陈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升任湘抚，那年除夕谭嗣同给他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到他与强学会总会分会均无关系：“己既不求入会，亦无人来邀”（《谭嗣同全集》，下册，455页）。强学会集当时各种趋新人物之大成，而并无人注意及谭，大致可知他在全国的地位。而谭那时在湖南的革新影响主要在浏阳，也尚未及全省。

[46] 梁启超致汪康年，光绪二十二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7] 王尔敏：《南学会》，见《晚清政治思想史论》，130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本书承王先生赐寄，特此致谢！所引文在《皇朝经世文统编》，卷106，页24A。

[48]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310页。

[49] 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3页；《读湘报》（不著作者），见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106，页23B，上海，宝善斋，光绪二十七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80）。

[50] 谭嗣同：《浏阳兴算记》，见《谭嗣同全集》，上册，173～174页；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湖南广东情形”》，130页。

[51] 事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同治十一年五月二十日，上册，5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影印本。

[52] 陈宝箴：《招考时务学堂示》，载《湘学新报》，第1册，204页，台北，华文书局影印，1966。

[53]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后来刊出的讲义甚短，不包括王、魏二人，不知是未讲或仅摘要刊发。参见《湘报》，第2号，页13A～B。

[54] 《皮鹿门学长第十一次讲义》，载《湘报》，第72号，页285B；按皮日记原稿文字稍异，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九日。

[55] 林圭致黄奕叟，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见《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1辑，38页。

[56] 杨树达：《积微居回忆录》，101页。

[57] 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5上，页22A，上海，大同译书局，光绪二十四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

[58] 有意思的是，反倒是左宗棠因与郭、王为代表的湖湘学界颇有距离而在卒后受到冷落，“自国史立传外，其家子弟亦未求人为神道、行状之文；以郭公与公有宿嫌，湘绮又非公所敬也”。参见李肖聃：《湘学略》，186页。盖彼时有资格为左写神道、行状之乡贤唯郭与湘潭王，长沙王先谦的资格还有些不够，余不必论。

[59] 王先谦：《复王泽寰书》，见《虚受堂文集》卷14，页17A。

[60] 《郋园学行记》，119～120页。

[61] 王尔敏：《南学会》，101页。王先生此文的观念颇影响了后来台湾一些史学研究者。如林能士就几乎完全采用了这个观点及前引“幡然改途”一说，参见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1895—1898》，2～3页。

[62]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351页。

[63] 参见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中研院”近代史所，1985年3版，202～260页。

[64] 陈银崑：《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1860—1899》，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0年硕士论文，35～37页。张朋园统计的同期湖南教案总数尚更低，参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106～107页。

[65] 本表依据《教务教案档》，第1～6辑（咸丰十年至光绪二十五年，“中研院”近代史所，1974—1980）数据所制；其中“各省总页”不包括“通行教务”文件，但包括“京师教务”。

[66]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107页。

[67] Charles Denby to Mr.Sherman，Dec.16，1897，U.S.Department 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98，Millwood，N.Y.：Kraus Reprint，1983（hereafter as FRUS 1898），pp.210-211.两人汉语名见《教务教案档》，第6辑，1173页。

[68]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日。这是皮第二次讲学的草稿，此话在实际演讲时改为“今十八省都有天主教（他当共指基督教新旧两派），湖南省外府亦有之”。载《湘报》，第6号，页22B。

[69] 参见吕实强：《周汉反教案》，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2期（1971年6月）。

[70] 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1895—1898》，1页。

[71] 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卷5上，页22A。

[72] North China Herald，Dec.18，1891，p.846，cited in Lewis，“The Hunanese Elit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1895-1898，”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9：1（Nov.1969），p.36。

[73] 《三湘喜报》，载《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湘抚被劾》，载《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四日，均收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3册，376～377、379～380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其中《国闻报》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已为日本人所接办，一般论者常将其作为中国舆论引用，未必可靠。

[74] 《读湘报》（不著作者），见《皇朝经世文统编》，卷106，页23B。

[75] North China Herald，May 7，1897，p.834，cited in Lewis，“The Hunanese Elit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1895-1898，” p.36.

[76] F.B.Brown to Consul Child，Nov.12，1897，FRUS，1898，p.211.

[77] E.D.Chapin’s report，about January or February 1898，FRUS，1898，p.212.

[78] 刘铮云：《金钱会与白布会——清代地方政治运作的一个侧面》，载《新史学》，6卷3期（1995年9月）。

[79] 刘坤一折，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三日，见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80] 王先谦：《复吴生学兢》，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上旬，见《虚受堂书札》，卷一，页35B～36B。

[81]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四日、九月二十五日。

[82]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

[83]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蒲地典子已注意到皮的疑问，参见Noriko Kamachi，Reform in China：Huang Tsup-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216.

[84]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七日、闰三月九日、四月十七日、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三日。

[85] 《黄公度廉访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载《湘报》，第5号，页17B～18A。

[86]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九日。

[87] 许多论者常引“湖南兴则天下兴”一类言说来证明湖南人的自信自尊，这类慨叹的确最能反映时人心态，却不必视为实录。否则也有湖南人说“孔教不亡则已，亡则将自湖南始；黄种不灭则已，灭则将自湖南始；中国不波兰印度非洲则已，波兰印度非洲则愈将自湖南始”（张翼云：《论湖南风气尚未进于文明》，载《湘报》，第57号，页225B）。其视湖南甚重的关怀全同，而所申论则迥异。若据以说湖南人无自信且自卑，可乎？

[88]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370页。

[89] 《郋园学行记》，136～137页。

[90]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七日。

[91] 《郋园学行记》，130页。

[92]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八日。

[93] 《署湖南巡抚陆（元鼎）奏湘绅建立岳麓景贤堂摺》、《谕折汇存·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日之陆奏》，转引自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177、194～195页。

[94]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