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于康熙三年（1664）在湖广省内分设布政使司，辖七府二州，同时移专治苗疆的偏沅巡抚驻长沙。到雍正二年（1724）始正式设立湖南省，领九府四州，成为全国十八行省之一。此前湖南不过是一个半边疆区域，此后也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6]钱基博注意到：清代湖南的交通不便和土地贫瘠使其“民性多流于倔强”。[7]张朋园搜辑了湖南省志和州县志关于湘人性格的记载近二十条，出现最频繁的字是“悍”，次则为“劲”与“直”，再次则为“刚”。[8]湘人杨树达也认为：“湘中前辈大抵以横拙刚毅见长”。[9]杨所指的主要是士大夫，可知近代湖南民风与士风都以悍劲著称，具有较强的斗争性，这与湖南士绅在戊戌变法前后的社会行为有直接的关联。

近代湖南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则是咸同时期因镇压太平军起义而导致的湘军兴起。曾国藩和郭嵩焘都视湘军之起为“湘运之起”。[10]可以说，以咸同时期为转折，湖南在全国的地位明显可见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由此进而产生了士人心态和观念的大变，戊戌时《湘报》撰稿人杨毓麟（笃生）后来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11]这样一种由地方而全国的关怀和思虑，使许多湖南士人由区域学子而转变成“天下之士”；其眼光和责任感之所及，都已不限于一隅了。

地处边缘意味着受正统的约束相对较少，在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也就意味着思变求变的阻力没有中心那么大。近代湖南学术发展有其独特性是一个多数人接受的共识，但对这一独特性的评价则可见一个明显的由自卑到自豪的过程。湘人原对湘学的边缘性颇感遗憾。皮锡瑞追述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至元、明稍盛，清代则同治中兴以前湖南士人长期在全国没有什么地位。[12]也是到雍正二年，湖南的科举考试才正式与湖北分闱。在此以前“达于朝者寥寥焉”；改划考区后，湖南中进士的人才开始增加。[13]

与中原的隔绝造成湖南学术的不入流，当乾嘉“汉学”风行全国时，“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14]叶德辉注意到：“乾嘉以后，吴越经学之盛，几于南北同宗。”而湖南人则“笃守其乡风”，“不以考据为能”。生长于湖南的叶氏本人就是以宋学之史学为启蒙，“自登乡荐，北游京师，于是日与日下知名之士文酒过从；又时至厂肆，遍取国朝儒先之书读之，遂得通知训诂考订之学”。[15]叶氏中进士进京是1892年，在那之前尚不知考据之学，足见湖南学风的确有所不同。而他在此后的急起直追，又最能体现边缘人向中心靠拢的迫切。

对于湖南在学术上的边缘地位，不少外出获得全国影响的湘籍士人颇觉不安，也曾暗中努力消除或减轻外人这一认知。曾在其江苏学政任内编《皇清经解续编》的王先谦对叶德辉说：他在编辑中“仅得《船山遗书》及魏默深《书、诗古微》二种，犹未纯粹”。在深感湖南“经学之陋”的心态下，遂勉强“以曾文正公《读书日记》析其读经笔记，杂凑一家。生存人如胡元玉、胡元仪所著书，亦录入，盖不得已也”。[16]王曾明确其刊《续经解》，因学派关系，不收宋学家著作[17]；而魏、曾二人，都不脱宋学影响，曾氏更不以经学名家。倘非为维护湘誉，是不会收入的。

皮锡瑞于戊戌年在南学会讲学中说：“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湖南此风更甚。我湖南人最尚气，勇于有为，是其好处。而气太盛，多不能虚衷受益。后生喜谤前辈，同时互相诋毁。外省人皆推湖南人材极盛，而湖南学术不能成一宗派，皆由无会以联合之故。”[18]这是皮氏为了提倡学会而引申（皖学亦无会，却自成派），实不足据，但说明湖南学术未能开宗立派正是湘籍学人的忧虑所在。

后来章太炎论湖南经学家说：“邹汉勋学未成就。王闿运不专取《公羊》，亦杂采古今文。王先谦经学不足道。”后起的皮锡瑞“亦从吴皖二派入手；久之，以翁潘当道，非言今文则谋生将绌，故以此投时好，然亦不尽采今文也”。故“湖南经学，唯有单立湘派而已”。[19]虽然勉强许其立派，但实属另册之意是明显的。不过章氏是从儒家经学观念立论，所以轻视以“杂而不纯”为特点的湘学。若从经学正统衰落之后的眼光看，湖南学术的长处或者正在其“杂”之上。湘人李肖聃说：“九流之学，楚士号精。”经学不足道的王先谦却也兼通子学，正不失为一长。[20]

但这是后来才能有的观念。林能士引梁启超晚年的观点，说自魏源倡今文经学，到唐鉴讲程朱学，“自是湘学彬彬矣”。[21]“彬彬”指谓好到何种程度，当然说不清；然大致是今文家的后起诠释，与湘学当时在全国的边缘地位不甚相合。林氏进而认为：嘉庆中叶后，湖南学术“异军突起，并能独树一帜”；故“湘学的勃兴，正是近代湖南地位崛起的先声”。[22]恐怕是被梁氏欺之以方，将先后搞反了。若彼时湘学已“勃兴”，王先谦后来又何以会有湘学不入流的感叹呢。

其实，湘学的名声大著，仍沾了湘军的光。正因为湘军是靠“讲学之儒，奏戡乱之绩”[23]，故得以如梁启超所说，“湘学之名随湘军而大振”。梁氏并云：湘学“自是一雪理学迂腐之诮”。[24]最足说明前此之湘学因唐鉴、罗泽南等大讲程朱，正被人讥诮为“理学迂腐”。左宗棠以为：在全国学术陵迟、士人争竞科名利禄之途时，“湖湘诸君子独发扬蹈厉，慨然各毕其志力，以当世变，而抉其衰。忠义之风，照耀寰宇。”[25]实有所见。湖湘士人本以其能经世而显，以“忠义之风”见长，湘学之名亦借事功而立，非真以学术见长也。

所以，在乾嘉正统笼罩学界之时，说湘学独立可以；说其已“勃兴”，则只能是对学术主流视而不见的掩耳盗铃之法。在学术典范的“话语权势”存在时，“独立”不过是不入流的代名词；只有在道咸以后，经学之正统已衰落，“独立”才可能成为正面价值。[26]价值观念一变，不利的条件就转化成有利的因素了。

杨毓麟后来说：湖南交通不便的地理条件造成当地人“独立之根性”，特别表现在学术之上。从宋代的周敦颐、明末的王夫之到清代的魏源、王闿运，都以学术与时流有所距离而独立。[27]再以后钱基博干脆说：正因为湖南“风气闭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28]这更是经学正统确立时不可能见到的议论。

咸同后在全国学术界立名的王闿运、叶德辉、皮锡瑞等，均能独树一帜，却不是纯粹的“汉学”或“宋学”，显然可见湖湘独立风气的影响，也能体现湘学“杂而不纯”的特色。盖其本不在正统之中，故较少受典范的约束而容易有所突破。特别是王闿运学说正是丁酉戊戌活跃于湖南及全国的康梁学说的源头活水之一，其在当时的影响最不可忽视。

叶德辉指出：“考康有为之学，出于蜀人廖平，而廖平为湘绮楼下楼弟子（湘绮尝言廖平深思而不好学）。渊源所自，咸有闻知。”而“三传互有短长，前人论之详矣。至以专门而论，湘绮实上接胡董真传。观其所为传笺，并不拘守任城之例。遗经独抱，自有千秋”。叶本来对王学颇有微词，以为王是“六朝文士，不足当经学大师”。但有人“或因其流毒，转咎湘人”，叶氏为了捍卫湘学的地位，乃不得已出而为之辩，强调其独立性。[29]

其实叶看到的别人因康学而转咎湘学这一现象并不多见，相反，湖南新派一般似较少注意王闿运的存在（仅梁启超大约稍知其老师学之所出，似曾写信恭维王[30]）。湘抚陈宝箴对同辈的王先谦等乡绅一意笼络，对王闿运则不然。后者曾想担任校经堂山长，陈不予。王对此虽以一贯的诙谐处之，但皮锡瑞观察到，其“言虽恢奇，不无恩怨”。故其“恶言洋务，甚不以节吾为然。谓开矿必无利”。[31]节吾即后来入陈幕之欧阳中鹄，而力主开矿者则包括比湘绮要“新”许多的王先谦。当时新学的本土思想资源确多可追溯及王，而王本人却对新政持反对态度，这一诡论现象大有探讨的余地。[32]

对新派冷落湘绮老人的做法，王氏弟子杨度甚感不平。他曾到时务学堂访梁，“欲闻康氏之学”。并就《春秋》的义理与梁“论辩甚多，词气壮厉”，至“昏暮方去”。梁突然遇到王门正宗，“初犹肆辩，后乃遁词”。杨度承认梁其人“年少才美”，但对其在湖南“以《春秋》骗钱”，甚觉“可惜可惜”！他感叹道：“其学盖私受于廖平，而不曰王门者，欲为立名地耳。”[33]

其实王闿运自己也越来越不想过问世事，[34]但他的被冷落仍从一个侧面提示着19世纪90年代对湖南来说似乎意味着两代人的转换。光绪十六年（1890）相继去世的湘籍达官有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曾纪泽、黄彭年共五位，次年则先已退隐的郭嵩焘也去世。咸同时代的湘籍风云人物基本消失殆尽，仅剩一个已淡化家乡认同的刘坤一。两三年后湘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败绩，是又一个划时代的影响，提示着与湘军相关的时代之终结。湘人谭嗣同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35]

一般而言，自边缘居中心者，最珍惜其来之不易的历史地位，绝不肯轻易放弃。这一中心地位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湖南在全国的形象，应即是近代湖南区域文化的主流趋向。从曾国藩起在全国有地位提得起的湖南人除以“忠义”见长外，便是善于经世。而“经世”与“洋务”在晚清如果不是同义词，也越来越是近义词，这只要看各种《皇朝经世文编》、《续编》、《新编》、《统编》等的篇目便可了然。近代湘籍名人基本在办洋务这一趋新的路向上，他们的形象是湖南在全国形象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此后来的湖南士人一直在努力维护，即或时有突破，也基本不取公然对立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