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今日讨论学术对话者，时有预悬一个“唯一正确”的标准然后据以评判的倾向，这恐怕与“学术”本身的基本精神不甚相合。所谓“学术对话”，说到底不过是学术研究这一知识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正在于未必有什么“唯一正确”的方式或方法。黄宗羲在其《明儒学案》的“序”（改本）里曾说：“即如圣门，师、商之论交，游、夏之论教，何曾归一？终不可谓此是而彼非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黄氏所针对的观念，不幸一直在流传。

20世纪30年代，左派史家陈端志描绘五四后中国思想界的错综复杂说：“这里有礼教的复活，这里有佛教的追求，这里有德谟克拉西思想的憧憬，这里有法西斯蒂理论的酝酿，更有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他认为“这样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现象”，实是“变质的畸形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1]但杨铨的看法则反是，他稍早（1924年）就提出，“说者每以百家争鸣、群言庞杂为近代思想之诟病，不知此实思想解放后当然之结果”。孔孟一尊之时，并未能阻止佛学的侵蚀。何况“当国际交通思想自由之时，能以一派思想统一全国乎？且思想之不统一，何害于社会之进化。不特无害，且因切磋辩论而使学说有竞争精进之益。社会有选择试验之机，其进步之速，且将十百倍于统于一尊之时也”。[2]

学术与思想更不同，思想的一尊，在特定的时空中或许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但学术则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遵循“必欲出于一途”的取向，绝对阻碍学术的发展。即使落实到学术规范层面，除了注释方式或引用成果等具体规则外，也难以用什么划一的方式来规范。而学术对话的方式方法，更可以说有无限多种，绝不能以“一途”概括之。今日学者有论及中西学术对话而好言什么“只能”者，大约便受“统于一尊”观念影响太深，养成了凡事皆欲定于一尊的思维习惯，其实最不利于对话（“统于一尊”和“对话”两个观念本身就是冲突的）。

对不同地域、不同学科及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的差异，倒不如以我们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方式处理之。孔子曾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观念。周幽王时郑国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

晏子也认为：和与同是两个概念。厨师烹饪时就是以和的方法“齐之以味”，也就是“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使异味相和。音乐亦然，要“和五声”，使“轻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故虽皆相反而能成音乐。以君臣言，则“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这样才能做到“政平而不干”。（《左传·昭公二十年》）

所谓可否相济，即寓不同于“和”之中。“平”也如此，“平天下”是王道而非霸道，不是“定于一尊”的同，而允许并包容各式各样的不同存在，以此吸引众“物归之”，从而展现“和实生物”的一面。换言之，“和”虽调节“异”而允许存异，虽追求“齐”而承认“不齐”。章太炎从《庄子·齐物论》中总结出“以不齐为齐”的观念，正是此理。儒道思想在此根源处是相通的。“齐家”的“齐”，便有“以不齐为齐”的含义；正类“平天下”的“平”，都是中国文化里非常重要的概念。

孔子的“和而不同”，实即以“不同”为“和”，即在不同的基础上和，和中可存不同，而不必同，也不必“求同”。庄子的“以不齐为齐”亦然，只有任万物万事各得其所，存其不齐，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体自身具有的真理标准（道），然后可得彻底的“自由、平等”（参见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民初的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在论证“自由之真谛”时，也从《齐物论》中读出了“任其不齐，齐之至也”的真正自由境界。

这是否可以成为学术对话所遵循的准则呢？敬请与会方家指教。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 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影印本，368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3。

[2] 杨铨：《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载《东方杂志》，二十一卷十七期（192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