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潮冲击与中国思想演变这个领域，现在有渐成显学之势。过去在思考和讨论此类问题时，常把冲击的西潮与中国的传统视为基本不变的因素。实际上，近代西方和中国各自都是变化万千：不仅冲击中国的西方是个变量，西潮入侵之时中国本身的传统也在变（当然双方也确有许多——或者是更多——不变的层面）；中西双方思想的演变不仅与其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而且思想本身更有其发展的内在理路。就中国而言，对西潮冲击带来的变化，学者们论述较多，而对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演变的内在理路，则似乎一向注意不够。

近代中国传统自身的内在变化其实是显著的，特别是传统学术中向居主流的经学，就曾经历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而且，不仅传统在变，维护传统的人也在变。过去不少人将清季民初的思想界描述为泾渭分明的传统与反传统的两军对垒。实际上，反传统者的思想模式和手段，有的相当传统；维护传统之人的思路言路，其实也常循西法。反传统的结果，使许多士人更看清传统价值的许多面相；对传统的冲击、破坏，有时反由某些维护传统者所造成。这样一种诡论性的历史发展，正是近代中国思想史最复杂又最具挑战性之处。

近年再版的王汎森所著《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2年版）一书，就是针对这一挑战而探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开拓之作（该书初版于1985年）。王先生的“新序”特别指出：

本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是极为复杂的，而且充满紧张性，在外力威逼之下更促成了重组与变化。同时，文化的承担者间也有种种复杂的反应。受传统学术文化最深刻熏陶的人并不一定支持传统，受传统文化教育极少的人，也不一定对传统价值采冷淡或反对态度。革命的人不一定反传统，而反传统之人也不一定支持西方思想或现代民主代议制度。痛恨过去历史的人，并不一定支持或提倡任何新的改革，而痛恨现况却又对未来感到犹豫的人，也不一定怀念过去的状态……参与某一变革活动的人，常只是在那历史性的特定时刻为了某些相近似的特定目标而聚集在一起，但在变革之后，每个人对下一个终点的定位与取径之间，有些人止于此，有些人止于彼，经时间的淘洗而日渐分离。

近代中国思想史这样一种隐伏在一些看似共相的表面现象之下的“多歧性”特征，正是本书特别着力之处。

全书分七章，分别论述章太炎的生平、思想背景、与清末今古文之争、民族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对儒学传统之冲击及影响、结论，并附录一短论：“‘群’与伦理结构的破坏”。与其他许多近代思想史研究所不同的是，全书的分析实奠基于作者对清季今古文经学发展演变之深刻把握上。在不忽略其他因素的情形下，突出经学之演变、特别是今古文经学之争对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影响，是本书又一个显著特征。

章太炎的学问渊源博杂，且一生思想数变，作者对其思想脉络进行细致的梳理，将影响章氏最多的主要思想资源归纳为乾嘉朴学、晚清诸子学、严复转译的西学以及佛学。这一梳理分析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他一方面注意到时代社会外在语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更能进入章太炎各项思想渊源的内在理路之中去把握其发展衍化。比如章氏老师俞樾主持的诂经精舍，虽是朴学的大本营，作者却观察到其已兼容今文与古文两家，同时更兼治经学与子学这样一些新趋向。

王先生形象地用太炎自述的“始则转俗成真，终则回真向俗”两句话来概括其一生的思想历程。盖章氏早年师从俞樾，所学大致不出朴学与诸子学；甲午战后，又用心吸收严译西学，受进化论与社会学影响尤深；《苏报》案后，则潜心佛学之大乘法相宗，一度以唯识学为基础建立起“五无论”；此即所谓“转俗成真”。约从1908年起，章氏进而深研《庄子·齐物论》，并融汇瑜伽和华严宗的一些观念，写成《齐物论释》，主张“以不齐为齐”，强调世界各文化及古今中外各学术思想均有其自身之标准，既不必强求一致，也无所谓高下之分，其是非对错只宜在各个甚难相互比较的标准之内做判断。这种在精神上承接晚清诸子学兴起时多元倾向的“回真向俗”，我们过去的注意是不够的。

作者特别重视学术争论过程中论战双方的相互影响。如太炎的社会思想，向与严复相左，且曾撰文不点名诟骂严复“其理虽已浅薄，务为华妙之辞以欺人”。但作者经过仔细梳理分析，却能得出“太炎早年的文章中，处处有着严复的影子”这样的结论（34页）。在处理康有为与章太炎为代表的晚清今古文家之争时，复能透过双方争斗的表面，看到太炎在攻击康有为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着康氏的思维方法。而太炎自己也在与论敌的长期缠斗中，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自己的立足点，其思想竟渐离古文家数，不知不觉地“被论敌制约形塑成一个特殊的风貌”（59页）。

本书对章太炎民族主义的研究，恐怕是既存中外论著中最具“了解之同情”也最深入者。太炎反满革命的一面，过去已为人所注意，但其种族思想的渊源，则少见清晰的剖析。王先生明确了章氏种族思想的核心是文野之分的夷夏之辨观念与进化论的结合，而后者的支援更使太炎得以将满汉之争“绝对道德化为人兽之争”。在此基础上，排满自是逻辑的发展。但本书更重要的贡献，则在于对太炎民族主义中“以国粹激励种性”这一建设性面相的细致重建及对过去很少为人注意的反帝思想的分析。特别是章氏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本质的深刻认识及从持“黄白种争”观念到主张联合全亚洲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帝的思想变化，本书均有丝丝入扣的再现。

长期以来，章太炎多被视为传统与国故的代言人。他本人也确曾提出“复古”。实际上，不仅作为经学“古文家”的太炎与以前的古文家已大相径庭，作为“传统”标帜的章太炎所维护的传统，也与许多人认定的“传统”迥然异趣。王先生仔细剖析了章太炎从早年尊孔到后来诋孔、再到晚年又尊孔的言路变化。章氏早年之尊孔，是将其尊为天下之“共主”；到晚年再尊孔，则只尊为百家中之一家、国故之一部。王先生认为，其实章太炎的本意，“复古”即是“禔新”；他所要复的古，是先秦百家争鸣时的古。从这个角度言，对汉代以后已成“一统”的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来说，太炎的复古也有“反传统”的意味；其复古与反传统，本有相通之处。

同时，太炎对从盗跖、王充到五朝学等历代非正统“异端”的揄扬，也就一步步动摇了正统的根基。但章氏对儒家传统最彻底的冲击，恐怕是其将“六经”历史文献化的做法。作者强调，太炎对“六经”的新诠释剥去了其神秘的外衣，“使六经的神圣性发生根本的动摇，也使由经见道、援道济世的千古大理想崩坠”。章氏在古文经学上的高峰成就人所共赞，无疑标志着清代考据学的胜利；但具有诡论意义的是，它也同时反映了传统经学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言，“清代的古文经学是铸造了打败它自己的武器”（236页）。结果，太炎并不认同的新文化运动之激烈反传统以及相随的整理国故运动，不仅随处可见章氏的影响，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太炎（未必是有意的）所作所为的继续；而太炎本人及其思想共同构成的形象（image），又恰是新文化人的攻击目标之一。近代思想史的诡论性演变，的确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可惜此书的下限断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时期，章太炎最后20年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自然远不能与前比，但其晚年思想变化可以给我们启发之处，同样甚多。王先生似乎已有一些后续的研究，希望能看到其系统的集结。附带地说，本书在引用西人的方法论著作方面，既毫不觉勉强，又审慎而不牵强，这与今日史学界好滥引误引西人见解的倾向适成对照。太炎文章，向以难读著称。但作者引用及诠释章氏文字，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足见旧学功底扎实。且其文笔亦佳，辞足达其所欲言。故本书在海外汉学界、特别是思想史学界，颇受青睐。以我个人不广的见闻，在所有关于章太炎的研究性著作中，本书为中外学者引用的次数，大概是最多的。听说大陆几家出版社正与作者联系，拟出本书的简体字版，俾更多的大陆学界同人能参考，甚望此事能快些进行。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