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启昌

第一次读兆林的散文《父亲祭》是在几年前一个安谧的冬夜。窗外飘着柔曼的小雪，室内亮着幽幽的灯光。我因刚刚完成一篇散文，坐在沙发上放松。顺手抓过一本杂志，当时一下子翻到的，就是这篇《父亲祭》。

你终于死了吗，父亲？你那日夜消耗也经久不衰的生命之灯真的突然熄灭了吗？我不敢相信这喜讯是真的。前天夜里还梦见和你搏斗，我和你厮滚在一起，在一个大江边的悬崖上，你往下推我，我拼命挣扎，挣不脱，我就死死拽住你。你不再推了，再推就将同归于尽。可是我爬起来时竟将你撞下悬崖，你便如一块瘦硬的山石带着哨响落入江水。我喊叫着从梦中惊醒了，难道那一刻真就是你停止了呼吸的时间吗？我不信。但一纸电报分明地写着这喜讯：父亡速归。

这是《父亲祭》的开头。古老的题材，出格的感受，刘兆林以其小说家的大腕吊起了我阅读的渴望。一口气读到更残漏尽，读到遮天盖地的大雪整个掩埋了一个“悲惨世界”。读到——

安息吧，我可怜的灵魂被撕扯了五十九年已经分裂为分子分裂为原子分裂为中子分裂为质子分裂为核子的爸爸呵！

不知道那颗不安的灵魂是否得到安息，那一夜，我却再也无法安睡。脑子里悠来转去的都是些设问：散文也可以像戏剧那样制造些揪人心肺的悬念吗？散文也能像小说一样把人物推向命运的极端吗？散文也能容纳下如此众多的细节描写并超越细节的有限以表现生活的整体、过程及环境的历史意义吗？那时候，我便想写一篇文章，围绕脑中的几个设问，我想与兆林探讨散文如何借鉴小说之长或者说小说怎样引进散文的精妙。直到几年后的今天发现几个选本选了此作才促我提笔作文，那天夜里设计的文章框架依然还在笔端徘徊。

首先，我认定它是一篇不可多见的写人叙事夹抒情的大散文。我在编辑《辽宁散文精品》时把它列为上乘。因为它既具有形象纪实的特点又有内在效果与外在渲染的分寸感，排斥虚构属于常规感情以内的感觉艺术。如开头那个自然段仅二百字，兆林却在这里两次使用“喜讯”二字。兆林，你父亲是个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民族败类吗？即使他是祸国的罪魁、殃民的祸首，作为亲生儿子，你接到父亲的死讯竟能拍手称快吗？这不仅仅是形式需要设置的悬念，而且是剔除了抽象概念而产生的形象纪实。按理说，为人子者身穿解放军军服，他不该有此忤逆不孝的念头。然而这确实是一位正直的散文作家不可掩饰的精神纪实。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过程主要是无意识的和非理性。兆林表现这种精神现实的准确度就是缘于对这种潜意识非理性的承认。它不是小说家戏剧家出于情节需要所虚构的悬念，而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无情地剖析自己潜意识中主体对客体的非理性的感受。

《父亲祭》祭的是父亲。三万言散落的情感以祭为贯。它不像小说那样以一体化的外在情节为构架，展示情节的历史。而那种通过虚构把对象特征组织到一体化的情节中的传统手法正是小说家的长项。兆林的长篇小说《绿色青春期》等都有这种一体化情节的穿连的印迹。尽管比起许多传统色彩浓郁的小说，它们的情节似乎已被淡化了许多。但《父亲祭》却一反兆林小说的惯常结构，在祭的情感仪式上直接弹拨抒情主体的琵琶，让自己潜意识中流动飘**的情愫像行云流水一般“行于当所行，止于所不得不止”。

但是，在散文与小说的边境上，并没有两峰对峙的哨卡。兆林一心写小说。少年白马驰骋文坛，便以现代军人的崭新形象饮誉全军全国。他的那些短篇、中篇乃至长篇小说全都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故事框架，语言则趋于散文化。写着写着，大概就像武陵渔人，走着走着，忘了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那就是父亲的影像。那位患精神分裂而百般折磨自己折磨妻子儿女的父亲的一生。它就是散文精品《父亲祭》的素材。兆林用右手勤耕小说，左手拈来的散文居然跃上葱茏几百旋，这都不能排除小说家深厚的功底，就像当代许多诗人把诗的意象象征携入散文领地使散文这座古老典雅的殿堂凭添许多空灵邈远的活力。兆林把小说的某些审美规范如把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和那些五官可感的细节描写移植到散文的园林，无意开拓竟得一片绿茵。

小说家有句常话：情节好编、细节难寻。细节虽然是作品的细枝末节，但它能使作家的情感站立成血肉丰满的形象。而缺乏细节或细节缺乏生活特征的作品将是苍白软弱的。

这时城门外路边忽然有人喊我的小名，我一看是你，爸爸，你独自一人站在城门外的雪地里，随着喊声，你向我挥动胳膊。一团东西朝我飞来，“拿着——”东西落到别人手里，传给我，我看清是一双毛袜子一双毛手套还裹着十元钱时，我再回头向风雪弥漫的城门看你时，眼中薄薄的泪水和风雪已使我看不清了……

这是兆林参军时父亲送别的一段细节。全县召开新兵入伍的欢送大会上，兆林代表新兵讲话的时候，兆林的亲人一个也没听见。见到别人的家人哭哭啼啼送行，自己只能向同学老师挥手，沉沉的失落升起了浓重的酸苦，却意外地发现父亲站在城门外的雪地里。这种拨云见日般的父爱，不仅使当时的“我”溢出薄薄的泪水，也使此刻的我泪洒衫襟，这就是这种五官可感的细节的力量。比之朱自清写父亲爬站台给他买桔子的细节，我觉得兆林对细节的运用功夫不逊毫厘。

再看下面的细节：

我第一次回去送你住院是十五年前，还没进家门就在小镇的街上遇见你，你一手提把斧子一手提只绿铁皮信箱往家走。信箱上留着斧头砸砍的伤痕，显然你是在邮局门口用武力摘取的。

这个细节让我们一眼看到一位精神病人不正常的生活镜像。这种镜像不仅使作家摆脱抽象的概念的思维使人物由平面到立体，而且也使读者产生多种猜疑与揣测即有联想的空间或叫可读性。又如：

我忽然想出了计策，假托上厕所溜进售票室，同售票员讲明情况，请她配合。爸爸，买票时，我故意让你听见要买的是北京的票。售票员也故意让你听见大声说：“进北京要省以上机关介绍信！”

我装模作样拿出通行证，售票员看后扔出来说：“上面只写沈阳只能买到沈阳！”

一个智力健康的儿子想把精神失常的父亲送到沈阳治病多不容易！作家没有抽象叙述这一过程的艰难而是通过这样一个极有特点的细节：那就是他要在古代战争总结出的三十六计之外另寻一条计谋。借上厕所的机会溜进售票室，并与售票员合演一出“骗父记”，容量丰富的细节呵，勾起读者多少次心灵的阵痛！

谈到《父亲祭》中的另一尊他山之石乃是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作为散文，它的主旨不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许多写人纪实的散文名篇都在人物描摹上洒下辉煌的墨迹。如鲁迅的《范爱农》……《父亲祭》追述了父亲一半清醒一半疯狂的一生。这个背负沉重半旧半新的知识分子的坎坷一生让我们看到历史、时代对个人命运的不可逆转。我不想在这一人物的构筑上多说什么，他似乎是《父亲祭》中的主要人物。但实际上《父亲祭》的抒情主体即散文作者自我心灵雕塑更胜父亲一筹。因此我说，“我”更具较高层次上的审美价值。

“我”是谁？“我”是父亲的儿子。一个爱恨交织又爱又恨，因爱得太深而恨得太切的矛盾统一体。在“我”的心理结构中，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孝顺与忤逆相伏相依互为因果。非平行、非线性，而是浑圆的球体。以恨为经线为明线为表象而爱的纬线隐藏很深只有三顾四访的知音者方能洞察其纹理的幽邃。“我”小时候，因为一只小黄狗与父亲矛盾。贫寒人家，小黄狗即使躲进厨房里也冻得发抖，“我”多想把它抱到炕上暖暖，父亲却把它扔到门外去了。父亲把冻死的小黄狗扒皮吃肉，我哭，哭得很厉害，父亲说：“滚到外边哭去，再哭我揍你。”“我”性格中的爱与恨，善与恶，便在这一事件的两极对抗中向着矛盾的另一方向转化。我对父亲的恶感对父亲的恨意便在这种完全摒弃抽象与概念的具体描述中构成了二元。五岁的小弟之死，二十四岁的大妹之死，妈妈死，奶奶死，爷爷死，家庭中每一件生死存亡的大事都有我与父亲迥然不同的态势。父子矛盾在深化，也在转化。对父亲“残忍”、“残酷”和“残暴”的认识也由愤怒逆反转向同情与悲悯。“我”的性格这种不稳定性、流动性与模糊性恰恰造成了“我”的真实性可信性，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

“我”是谁？“我”是一个兵。儿子对父亲的爱出于“我”的天性，兵对于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则出于“我”的社会性。军魂巍巍，“我”有忠诚、坚定、勇敢、刚强、机智等兵的素质，但在一位失去理智的父亲面前，我又是一个狡猾、犹豫、怯懦、脆弱甚至捉襟见肘时常步入无计可施的极域的愚人。

那些往事，那些刻在心上刻出了伤痕的往事啊，我怎么会像法官审理卷宗似的审视着你那些往事！无情岁月何时将一个不道德的想法偷偷塞进我心室暗处的潜意识角落：父辈的死亡才会真正加快生活的进步；该死者的死是值得音乐家们谱成歌儿纵情高唱的。

这段心理描写，首先审判的不是父亲而是作者自己。揭露自己心室暗处的不道德想法，裸示自己的双重人格。而且运用修辞上的反语把这一内省推向了极致。

这时我才深信不疑，上帝是没有的，有的话也该诅咒他，怎么会让一个他那辈中千里挑一读过书教过书的人活得这样惨不忍睹。我这时才流出一阵悲悯的泪来。

对上帝存在的置疑与诅咒，表达了“我”对父亲惨不忍睹的命运的悲悯，也指控了历史拒绝真善美的不公。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反思化解了他对父亲的恨，爱，才是《父亲祭》的主旋律。

我看见纸灰旁边有三支烟头，再看那脚印，明白了，是你。爸爸，你给我妈上坟来了。爸爸，你为什么要那样孤僻，那样内向，那样封闭？一颗小小的心对外封闭着装满了忧郁、痛苦和孤独，这些有毒的东西装得太多了，一点也不往外交流释放，能不鼓胀得破裂吗？一个人封闭就是愚钝，一个家庭封闭就是死性，一坑水封闭就是腐臭，一个国家封闭就是落后，不论你的孤僻和封闭是清高还是不俗，反正是坑了自己害了亲人。

“我”分析父亲的病根缘于封闭，进而剖析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封闭的恶果。这是散文文体的思辨功能给他带来的逻辑上的方便。而小说家却不能这样做，小说家必须借助人物之口说出作者自己的观点。兆林在这里由于压抑不住情感的袭击，他以散文家的优势直议褒贬，将其逻辑思维适量地渗透到散文的境域，无意中塑造了一个思想宏大深邃的自我。

“我”是谁？“我”是一个普通人的儿子普通一兵，又是一位当上了干部当上了作家的知识分子。“我”在“我”的长中短篇小说中虚构故事隐匿个人感情，又在“我”的散文中裸示自己的美丑善恶喜怒哀乐幸福与忧伤。“我”是充满矛盾的二重组合的统一体，“我”就是兆林其人。

性格是环境逼出来的。“我”的性格的矛盾多元是历史的打磨。读过《父亲祭》的朋友们普遍有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重温了我们并不陌生的昨日。重温不等于复制，经过兆林左手的提炼与暗示，我重新审视了昨天，包括父与子两代人的病容，不无痛苦地回顾了在那荒寒冷峻的岁月中，疯生疯长的蒙昧、愚钝、迷惘和癫狂。今天当我们从噩梦中醒来，我们已面临一个陌生的时代。时代的提速列车毫不迟疑地把我们裹进一个不再浪漫的现实。兆林就在这个大迁徙大转移的旅途中将自己对父亲的感性体验一回回反刍反省，一次次作人文性质的反思。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走近名人文丛》以父亲命题的一卷收入了兆林的《父亲祭》，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散文卷》也收入了兆林的《父亲祭》，我和鲁野主编的《辽宁散文精选》当然也选该篇。奇文共欣赏，真情泣鬼神。读者诸君，如你有幸能同兆林一起从历史的泥泞中反思变态的寒暑，你将拥有一个清醒的明天。

（原载《文艺评论》199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