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不很活泼，倒是能吃苦，老师说我像个“小大人”。到了青年时，也还是不活泼，好像从来就没年轻过。这也许是家庭和周围环境造成的，或者天生就是这种气质。以前我并不觉得这性格有什么不好，甚至听了别人对自己的议论还认为是夸奖。

生活毕竟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我的眼界和思想也变化了，发觉以前的生活并不理想，太死板、太枯燥，自己的性格也太拘泥，缺少活气和创造力。我越来越想望自己变得活泼些，也强烈地企盼生活丰富多彩，充满热闹。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多彩多姿，也越来越热闹繁多了。我为之欢欣鼓舞，并且也跟着变得活泼些了，也格外喜爱那些使人活泼、为生活增添热闹的人。

国家日渐生气，生活日多热闹，人民日趋活泼，这是好事，兴旺发达的大好事啊！对这，也有戴惯了“左”的眼镜摘不下来的人。他们把这些好事看成是坏事，虽然动机并不一定坏，有的甚至相当好，可好得多么恨人。

我就想找机会在我的作品里刻画一下那些可爱和可恨的人。

文学就是人学，是人的相互关系学。写可爱的和可恨的人的关系也应该是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特定关系，而不是凭空随意想象怎样怎样。

1982年秋天，我和同行战友一块到乌苏里江沿线的边防部队去生活。我们沿江走了不少地方。美丽迷人的边疆风光，生动感人的边防战士生活，都可以写点什么，但当时都没使我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后来我们到了乌苏镇哨所，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会合那地方。在地图上可以十分明显看出，那是中国的最东边了。那里的环境和人基本就如《雪国热闹镇》里写的那样，只有十来个战士和县渔业公司看房的瘸子职工以及他的老婆、孩子。乌苏镇不知因何得到了个镇名，它真是太偏僻太小了，但地处最前沿，发生一点小事就可能“通天”，开玩笑开不好也可能成为“国际玩笑”。我们在那儿听说了一个既小又大的真人真事。有年冬天，军分区工作组要来哨所检查“军人条令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班长命令全班要在工作组到来之前把“条令条例”全背下来。有个新兵对这一要求有意见，班长就责令他站到室外的冰天雪地里去背，背不下来不许进屋。这个新兵冻得受不了又背不会，没敢进屋，索性越境躲到苏联那边去了，决定等工作组检查走后再回来。班长便认定他思想反动，准是叛国投敌了。这个新兵的做法肯定是违犯了边防法规和部队纪律，理所当然受到了处置。但它却像一块巨石投进我的脑海，掀动了我的创作**。我联想起沿江听到的、见到的，以及在其他地方耳闻目睹的好多人，好多事，也思考了不少问题，其中就包括本文开头谈到的那问题。后来便提炼、加工，虚构成《雪国热闹镇》这篇小说。

使我产生创作冲动的人物所生活的环境原本就是很美的，所以我就多写了几笔风光，没太想到为什么，生活使然。我们国家的自然风光确实美。“热闹镇”这个名字则是我根据战士们的心愿编出来的，也寄托了我的希望。如果一个地方尽管很美，但冷冷清清，让人寂寞得难捱，那美也就不美了。我不愿意我们美丽的国家像雪国小岛那样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总觉得还有条件可以更热闹些。可是热闹真要来了，有人又不高兴了，比如杜林那样的人。他忠于职守，一丝不苟，严格要求战士也严格要求自己，并且吃苦耐劳，但他自以为是，思想僵化、保守。本来事实已教育他应该醒悟，他却还在谆谆教导那个思想活跃，舍己为人的部下：“千万好好改造思想，别不当回事。”其实，应该好好改造思想的是他，他却不当回事，他反而要求别人把正确思想改掉，这不是令人痛心的吗？像牛犇那样的战士，生活中也不少见。他尽管有缺点，可身上具有许多可贵的新思想。他们的价值观，荣辱观如不用放大镜去加以细致地分析，很容易看错。实质上，他们具备一种特殊的，也是难能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牛犇那样的战士能在和平时期为救一个中国婴儿不惜触犯法纪、冲越国界而受处置、遭误解，如在战争年代很可能做出比董存瑞、黄继光更惊人的壮举。

这篇小说写的是小角落里的小人物，但我不愿把它归为贬义所说的“角落文学”之内。它的主题不在角落里。我不是故意写小角落，是在这个小角落碰了可写的人和主题，就只好以小见大了。文学作品最好以小见大。以大见小就不合算了。写小角落的小人物可以反映重大主题，而写大场合中的大人物不见得就能反映得好（当然以大见大更好）。由小小的热闹镇推而广之，不是可以联想到热闹县、热闹市、热闹省吗？虽写一个角落，哪怕是十分僻远的小角落也紧扣时代脉搏，能与大地方的人息息相通、产生共鸣，那么这样的角落文学也是有时代意义的，比如《爬满青藤的木屋》就是。

我希望生活热闹，希望自己和大家都活泼、愉快，所以写这篇《雪国热闹镇》时就有意无意使用了一些图热闹的幽默文字，不知是否能给人活泼愉快的感觉。也许失之于油滑，那就以后注意幽默得严肃些吧。

1984年8月20日于沈阳

（原载《写作》杂志1984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