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年）祖上是农民，父亲是在大革命时期发家的，这段家世很使人想起他的著名小说《高老头》中面条商高里奥老爹的发家史来。巴尔扎克攻读的是法律，却对文学矢志不渝。最初一部悲剧《克伦威尔》彻底失败之后，写过一系列神神怪怪的浪漫主义小说，又经营过出版和印刷事业，结果是负债累累。1831年他加入了保王党，政治上以正统派自居，宗教上信仰天主教。这一立场与夏多布里昂是十分相似的。但是他们的创作绝不相似。巴尔扎克受但丁《神曲》书名的启发，把他从1829年创作《朱安党人》起的所有小说，分门别类统统纳入他命名为《人间喜剧》的构架，效仿司各脱的历史小说，自称要写出许多史学家忘记了写的那一种历史，即风俗史。由此巴尔扎克提出的一系列美学主张，是欧洲现实主义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遗产之一。他1842年所撰《〈人间喜剧〉前言》，以及给自己作品所写的二十余篇序和跋，加上大量的评论和书简，都表达了丰富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

但巴尔扎克早年的浪漫主义热情同样不容忽视。文学史上巴尔扎克经常被归入浪漫主义一类作家。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谈法国浪漫派谈得最多的就是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在小说中殚精竭虑地让主人公日夜燃烧在一种"情欲"里的手法，更是典型的浪漫主义作风。1830年发表的《论艺术家》由三篇文章拼成，像一切浪漫主义宣言一样，巴尔扎克赋予艺术家以先知先觉，足以改变世界的神圣地位。关于艺术家灵感的来源，读了叫人似曾相识：

天才是人的病态犹如珍珠是蚌的病态；不论艺术家的一生精力都用来为写成一部作品，或是为表达天赋的某一特性思想，总之，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才能的秘密所在，这一点是人所公认的事实。他在受某些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进行工作，然而这些因素是如何组成的，却正是问题的奥妙之处。艺术家无力控制自己。他在很大程度上受一种擅自行动的力量的摆布。[1]

这里表述的非常清楚是艺术家代神所言的柏拉图迷狂说传统。接下来巴尔扎克说得更是夸张。他指出，艺术家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某种专横意志手里的驯服工具，在冥冥中服从着一个主子。别人以为他逍遥自在，其实他是奴隶；别以为他放浪不羁，一切随心所欲，其实他既没有力量也没有主见。他有庄严无比的权力，生命却是微不足道，这个鲜明的对照，将永远延续下去。就后者而言，巴尔扎克自信穷困潦倒中的艺术家，就像以身殉道把光明赐给人间的基督。他举的例子有流放中的但丁、病院中的塞万提斯、茅舍中的弥尔顿、经济重负下劳累呻吟的16世纪画家柯雷乔，以及生活在默默无闻中的本国画家普桑，甚至被放逐到圣海伦岛上的拿破仑，也被他网罗进来。拿破仑不是艺术家，但是把拿破仑比作艺术家的大有人在。巴尔扎克本人就曾在他的拿破仑雕像的座盘上，刻写过要用笔来完成他用剑未竟之业的话。

但上文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环境因素的影响"。这是法国自有的从社会学观点来考察艺术的传统。巴尔扎克本人对环境不遗余力地精镂细刻，足见他受这个传统影响之深。对于环境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巴尔扎克关切着其中的生物因素。《〈人间喜剧〉前言》中，他特别提到同时代古生物学家圣伊莱尔（G.Saint Hilaire）的"统一图案"说对他发生的影响。"统一图案"说是指造物主只使用同一个模型创造一切有机存在。所以动物是这样一种元素，它的外形上的种种差异，取决于它必须在那里长大的环境。在这一点上，巴尔扎克认为社会也与自然相似，因为社会也是按照人类展开活动的环境，把人类陶冶成无数不同的人，诚如动物之有千殊万类。他甚至把士兵、工人、律师、科学家、政治家、商人、诗人、教士等等之间的差别，比作狮、狼、驴子、乌鸦、鲨鱼、绵羊之间的类别。但另一方面，巴尔扎克也强调了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区别，指出社会环境是自然加上社会。如两性之间的故事，社会类的描写就理应比动物类的描写多上一倍。另外动物之间的相互角逐比较单纯，但人类多多少少的智慧，就把争战弄得非常复杂。动物的习惯是代代相同的，但是各式人等的习惯并不相同，而且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即便如此，巴尔扎克指出，兽性是借着一道浩瀚的生命之流，涌入了人性。

《〈人间喜剧〉前言》中另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是巴尔扎克为提高小说的历史地位，而作了不懈努力，虽然这一努力最终是由他的创作实践，而不是他的理论圆满功成的。往传统上看，自从文艺复兴诗替代音乐，位居各门艺术中的至尊地位，它一直对小说保持着毋庸争辩的优势地位。现代小说的兴起是18世纪的事情，它是艺术独立意识日渐强烈，艺术摆脱恩主尔后自求谋生的直接产物之一，特别是中产阶级妇女读者群的出现，是悄悄为小说作为商品的流通敞开了大门。虽然小说拥有的读者很快远超过了诗，文学殿堂中一朝一野的这两支劲旅，其实却难以并驾齐驱。巴尔扎克提出，是司各脱使被不公平地称之为二流文体的小说有了一种浩瀚磅礴的气势，是司各脱把小说提高到了历史哲学的地位。他指出司各脱在小说中把戏剧、对象、画像、风景与描写结合在一起，把奇妙和真实这两种史诗的元素放进小说里边，使穷室陋巷亲切的语言与诗情画意交相辉映，这就见出了古代的精神。但巴尔扎克也看出司各脱没有理论，只有热情，这反过来也越发使他对自己《人间喜剧》的宏大规划雄心勃勃。确切地说，巴尔扎克的影响虽然不比初创历史小说这一题材的司各脱，成就则远较拘泥于新教道德规划的司各脱为大，小说在19世纪展现的惊人魅力，是得力于巴尔扎克一类矢志忠实记录社会风尚的作家，这一点恩格斯已有精到评述。

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纲领，其实早在1831年他的短篇小说《未被赏识的杰作》中已见端倪，小说人物谈艺时，其中就有人说到"艺术的任务不在于摹写自然，而在于反映自然"这样的话。艺术反映自然，以及如何反映自然，《〈人间喜剧〉前言》中有一段被人广为援引的话：

偶然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糅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2]

这是19世纪最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之一。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说诗通过个别可以表现一般，所以高于被他曲解为只能描述个别事件的历史。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提出戏剧的目的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发展演变的模型。这都可见艺术模仿世界的命题，老早就有了超越形象本身的现实主义因素。巴尔扎克的话有助于理解恩格斯所指出的现实主义特征在于描写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这一著名论断。作家与社会人生的关系，当然也远不止于是记录员与历史本身的关系，不说典型人物的塑造本身须经过抽绎选择和概括的过程，巴尔扎克本人对这过程的解释，亦可见出现实主义由表及里的特征。承接上面这段有名的话，巴尔扎克指出忠实记录现实本身还是不够的，因为只要严格摹写现实，作家或多或少就能成功。但艺术家绝不满足于此，他会进一步探究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人物、情欲和故事里面的意义，进而还要来看看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则，离开了真和美，或者在什么地方同它们接近起来。这也许就是前文所说摹写与反映自然的区别。

柏拉图《理想国》第十卷中有一个比喻，说艺术模仿世界好比一个人拿着镜子，四面八方映照出大千世界的形象，他喜不自胜，却不解这镜中之像虽无须辛劳便可凭空获得，其实却是一无所是，因为它们全都是幻影。作为现实主义前身的模仿说，在其历史上出现过不少镜子的譬喻，其中要算柏拉图这面镜子最是悲观。但柏拉图毋宁说是从反面给后人提出了一个警告：艺术模仿世界，绝不能满足于照猫画虎式的如实记录。实际上巴尔扎克致力要表现的恶习、德行和情欲，恰恰都是柏拉图的镜子里目不可见的。适应于此，巴尔扎克埋怨历代史学家笔下的事件，既枯燥无味，又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且都忘记写出道德的历史。他本人的天才臻于成熟时，与他曾经师法过的历史小说家司各脱，也几无共同之处。《人间喜剧》的前言和它的全部创作一样，都深深浸润了法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时代精神，这正是现实主义的精华所在。

巴尔扎克的浪漫主义气质明显也一直贯穿了下来。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为波尔盖（Auguste Borget）的《中国和中国人》写过一篇评论，赞叹中国人早已看出美是华而不实、变幻无常的。故而对于希腊艺术，巴尔扎克也不以为然，认为是囿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他说：

早于撒拉逊人的时代和中世纪一千年前，中国理论已经注意到丑包容丰富，取之不尽；人们愚蠢地用这个字眼往浪漫派脸上抹黑，我的用法则是与美字相对而言。美者只是一尊雕像，一座神殿，一部作品，一个剧本：《伊利亚特》为人模仿过三遍，同样的希腊雕像为人再三仿制，同样的神殿不断重建以致令人作呕，同样的悲剧拿相同的神话材料搬上舞台，结果教人生厌。相反的是，阿里奥斯托的诗作、游吟诗人的罗曼司、西班牙人或英国人的剧本、中世纪的大教堂和市政厅则为艺术中的无限者。哥特式和路易十五时代的风格在有头脑的人看来难道不是中国艺术的堂房姊妹吗？[3]

可见，像其他浪漫主义者一样，巴尔扎克是有意推倒古典艺术的权威，而不遗余力为中世纪以来的近代艺术叫好。所谓哥特式艺术是中国艺术的近亲，着眼点显然是其中的怪诞突兀成分。他对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分明是娴熟在胸的。至于中国何种理论充分注意到丑的审美价值，以及这些理论如何传入了欧洲，当是一个非常值得追根溯源的有趣的话题。这篇评论写于1846年，时当《〈人间喜剧〉前言》发表四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