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政治实践上成功的主要标志，是“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贞观之治”是当时综合国力的表现，它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族关系、中外关系、民风民俗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盛世气象。

“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是多种原因促成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非常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作为最高统治者，唐太宗在这方面起了表率的作用，其他如房玄龄、魏徵等这些最高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太宗对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视，反映出他对史书以至史学的高度重视，换言之，这是他的史学自觉之光折射在政治实践上的光彩之处。

关于唐太宗重视历史经验教训并使之与自身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从史学家吴兢所撰写的《贞观政要》中看得十分了然。这是一部全面记述唐太宗君臣论政之书，对于唐太宗及其决策核心的大臣们如何重视历史经验并竭力从中吸取借鉴有详细的论说。本书含十卷四十篇，可以说篇篇都离不开讨论历史经验及其与现实的关系。其篇目是：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择官、封建；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崇儒学、文史、礼乐；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征伐、安边；行幸、田猎、灾祥、慎终。

对于如此丰富的、涉及异常广泛的内容，这里不能作详尽的阐述和评论。因此，只能就尤为重要的几个方面作扼要评述。

第一，关于为君之道。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向魏徵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说：

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阚，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43]

唐太宗对于魏徵所说，十分赞成，故而“甚善其言”。魏徵的回答，是以先贤的言论和历史的事实为依据，并概括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的认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使这一问对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千古佳话。当然，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一出色的问对，而在于当事人特别是唐太宗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贯彻了作为“明君”的原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唐太宗不仅是“名君”，而且也是“明君”，与此有极大关系。一般说来，在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中，他是努力地按照“兼听”的原则行事。唐初，大乱之后，应实行什么样的国策？这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他自己认为，短时期内难以达到致治。于是他征询大臣们的意见。魏徵认为：“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唐太宗颇有怀疑地反问道：“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魏徵进而论道：“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唐太宗表示赞同魏徵的看法。这时，大臣封德彝等提出不同的认识，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魏徵反驳说：“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44]

封德彝等虽无言以对，但终认为魏徵的主张不可施行。这一场激烈的辩论，对于后来“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几种不同的意见中，唐太宗毅然采用魏徵的主张，“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华夏安宁，远戎宾服”，唐太宗无限感慨与欣慰，对魏徵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把自己比作“玉”而把魏徵比作“良工”，他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第二，关于认识民力。在中国历史上，对民力不可能产生完全正确的认识，但也不是不存在认识上的差别，甚至存在着认识上的很大差别。这种对民力认识上的差别，又是直接涉及社会的治乱、朝代的存亡。对于这一点，唐太宗君臣屡屡有所讨论。这些讨论，集中到一点，可以概括为水舟关系之论。贞观六年（632年），魏徵对唐太宗说：

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45]

此处所谓“人”，即是“民”的代称[46]。贞观十四年，魏徵在一次上疏中又指出：

《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雠。”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47]

对于魏徵所强调的这些道理，唐太宗都表示赞同而“深嘉纳之”。他也用这个思想来教导太子。《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记述了这件事；他在晚年所著的《帝范》一书中，也突出地论述了这个思想。

第三，关于民族关系。唐太宗在位期间，重视密切各族间的关系。可以说，民族大融合是“贞观之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前文说到的“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以及“胡越一家”、唐太宗获得“天可汗”的尊号等，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民族大融合的反映。对此，唐太宗以历史与现实作过比较，故而也有十分的自信。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同大臣们讨论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原因，史载：

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48]

这五条经验都很重要，其中最后一条关于民族关系的认识，尤为可贵。

第四，关于善始慎终。“鲜克有终”，这是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一个教训。唐太宗统治集团创造了“贞观之治”的局面，作为最高统治者，唐太宗能否善始慎终，当是这个统治集团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唐太宗依然是一个关键人物。应当承认，正如唐太宗晚年自省的那样，在“盛世”之下，他本人也滋长了骄奢之风，因而屡屡受到大臣们的诤谏。但是，作为一代英主，唐太宗自己是不曾忘记“慎终”这一要求的。

关于善始慎终的政治目标，唐太宗着眼于两点，一是反复向大臣们致意，表明唐皇朝的功业，非其个人可以达到，“实赖诸公之力”；二是反复强调居安思危，即“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他明确地指出，这都是他阅读史书所得到的启示。其中，秦、汉的经验教训尤为他所关注。吴兢《贞观政要》以卷末记唐太宗重视“慎终”之事，也表明了史家的深意。他这样记述唐太宗和大臣们的谈话：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魏徵对曰：“自古已来，元首股肱不能备具，或时君称圣，臣即不贤；或遇贤臣，即无圣主。今陛下明，所以致治，向若直有贤臣，而君不思化，亦无所益。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49]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大臣说：

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汉高祖，泗上一亭长耳，初能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更延十数年，纵逸之败，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欲行废立；萧何、韩信，功业既高，萧既妄系，韩亦滥黜，自余功臣黥布之辈，惧而不安，至于反逆。君臣父子之间悖谬若此，岂非难保之明验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50]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和魏徵有一番对话。对此，吴兢这样写道：

（太宗曰）“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公等宜念公忘私，则荣名高位，可以克终其美。”魏徵对曰：“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洽，恒以此为政，宗社无由倾败矣。”[52]

从这些言论和思想来看，唐太宗确是认真阅读史书的，他对于秦汉史事尤为关注和再三思考，他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政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唐太宗不是一个狭隘的、只讲实用的人，他是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并力图从中寻找到正确的路径，以求长治久安。不仅如此，他还关注有唐一代在历史上的位置，希望“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应当说，这并不是一个奢望，也不是一个幻想，事实表明，有唐一代的历史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辉煌的一页，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有它崇高的地位。唐太宗的史学自觉，使他能够想到“数百年后读我国史”的景象，亦足以见其自信之坚、气度之大。

诚然，唐太宗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恢宏的事业成就的道路上，也在不断地自省。他希望这些反思和自省能够成为一笔精神财富，使其后人可以从中得到教益。于是，他把历史经验和政治经验融会起来，写成一部《帝范》，传给后人。这是他的史学自觉的最后的升华。换言之，把对以往的历史经验的理解和对现实政治经验的总结结合起来，著成一部“帝王论”即《帝范》留给后人学习、参考，可以看作是唐太宗把自己的史学自觉推向了他所能达到的高峰。

唐太宗在《帝范》后序中深自反省，进行自我批判，几近于苛刻的程度，暮年的唐太宗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胸襟，是应当给予高度评价的。《帝范》撰成不久，唐太宗就辞世了。《帝范》是他留给太子李治的一份政治遗嘱，也是他留给后世当政者的一份政治思想遗产。

唐太宗的史学自觉，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学习、思考和体验的结果。早在他作为秦王的年代，秦府的学士们多是饱学之士，其中，虞世南同秦王李世民讨论历史问题最多。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论》一书，以“公子曰”、“先生曰”的问对形式表述，当是他同秦王讨论历代帝王的事迹和得失而写成的[53]。史载：

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愞，如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54]

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去世，唐太宗十分悲痛，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从这些记载来看，唐太宗从虞世南那里受到的史学熏陶是很深刻的。

唐太宗的这种史学修养，在他即位之后又不断得到提升，从而逐步走向史学自觉。

唐太宗的史学自觉，是“贞观之治”的思想基础之一；他的史学自觉在政治实践和史学事业中的作用及其产物是“贞观之治”积极成果的重要方面。

“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这是唐太宗留给后人的一句永远值得深思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