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在很多地方讲到史学功用问题，讲得比较集中的是《辨职》篇，还有《直书》、《曲笔》、《自叙》、《史官建置》等篇。刘知幾在这方面的史学批评理论，反映出来他对于历史、史学、社会相互间的关系有比前人更深刻的见解。《史官建置》篇说：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清人浦起龙《史通通释》在这段话的后面释曰：“末总括其功用。”这句话深得刘知幾思想之要旨，是很准确的诠释。

在上引这段话中，刘知幾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史家和史书的关系，一是史书和社会的关系。前一个问题是说明因有“史官不绝”，才有“竹帛长存”，这是史家的历史贡献。后一个问题是阐述史学为什么有“用”、有“利”，是“急务”和“要道”。刘知幾认为，因“竹帛长存”，则人亡而事在。这是说明史书可以储存过往的历史。后人通过学习、研究史书，可以“神交万古”、“穷览千载”，从中受到教育和启示，产生“内省”和“思齐”的愿望与行动。正因为这样，史学便包含着极广泛的社会功用，成为“生人（民）之急务”、“国家之要道”。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刘知幾实际上是阐述了客观历史活动通过史家的记载，转化成作为精神财富的“竹帛”，即史书。这种作为精神财富的史书经后人的学习和研究，能够唤起、启迪人们的“内省”与“思齐”的要求，从而使精神财富又转化成现实历史活动中的一种重要物质力量。在刘知幾以前，有不少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都讲到过史学的社会作用，但像刘知幾这样从理论上进行阐述的还不曾有过。刘知幾强调史学的教育作用，即唤起人们的“内省”与“思齐”意识，是他论史学功用的鲜明特色。

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刘知幾是从三个层次上分析了史学功用的不同情况。《史通·辨职》篇说：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

这里讲的“史之为务”同上文讲的“史之功用”是同一个含义。这里所说的“上也”、“次也”、“下也”，是提出了对史家及其所尽职责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作用的评价标准。“彰善贬恶，不避强御”是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编次勒成，郁为不朽”是以传世之作产生长久的历史影响；“高才博学，名重一时”是史家在其所处的时代发挥了积极作用。三者虽有差别，但都符合“史职求真”的标准；如果“三者并阙”，则无以言“史职”。这里，反映出了刘知幾的史学功用思想，也反映出了他的史家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