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谱学在唐代的兴替

唐代谱学是唐代史学的组成部分。郑樵《氏族略》指出：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12]

可见，谱学在政治生活和婚姻关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据《新唐书·艺文志》史部“谱牒类”著录，谱系之书凡两千零五十卷，内中属唐代者近半数；故郑樵认为，“姓氏之学，最盛于唐”[13]。

唐代谱学是魏晋以来谱系之学的继续和发展。如前所述，唐代史学家柳芳对谱学源流作过详细的论述[14]，从中不难窥见唐代谱学与魏晋以来谱系之学的渊源关系。宋人郑樵进而写道：

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篇》，又有颍川太守聊氏《万姓谱》。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状，以备选举。晋、宋、齐、梁因之。故晋散骑常侍贾弼、太保王弘，齐卫将军王俭，梁北中郎将谘议参军知撰谱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谱》，徐勉又有《百官谱》。宋何承天撰《姓苑》，与后魏河南《官氏志》，此二书尤为姓氏家所宗。唐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冲撰《大唐姓系录》二百卷，路敬淳有《衣冠谱》，韦述有《开元谱》，柳芳有《永泰谱》，柳璨有《韵略》，张九龄有《韵谱》，林宝有《姓纂》，劭思有《姓解》。[15]

这是郑樵对汉、唐间谱学发展情况所勾画的一个基本轮廓，其中尤以唐代最详。唐肃宗时史官柳芳在谈到本朝的谱学家时说：“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16]总括柳芳、郑樵所论，这里首先对唐代的主要谱学家和主要谱牒著作作一简要的考察，庶几可见唐代谱学兴替之一般情况。

（一）主要的谱学家

唐代谱学家甚多，唐代前期的谱学家主要有李守素、路敬淳、柳冲等。

李守素，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出身于山东名族；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任文学馆学士、天策府仓曹参军。李守素“尤工谱书，自晋、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诸勋贵，华戎阀阅，莫不详究，当时号为‘行谱’”。虞世南戏称其“行谱定可畏”[17]，把他看作是活的谱书。当时著名学者虞世南与李守素讨论谱系之学，亦为之叹服，并把李守素比作一本活的《人物志》[18]。李守素可以称得上是唐代第一个谱学大师了，但他并没有留下什么谱学著作。

较李守素稍晚一点的路敬淳是唐代前期最有影响的谱学家。路敬淳（？—697年），贝州临清（今山东临清）人。他在贞观末年，“官至申州司马”；武则天天授年间（690—692年），“历司礼博士、太子司仪郎，兼修国史，仍授崇贤馆学士”。路敬淳勤奋好学，“不窥门庭，遍览坟籍”，而“尤明谱学，尽能究其根源枝派，近代已来，无及之者”[19]。他曾撰《著姓略记》二十卷、《衣冠谱》六十卷[20]，对唐代谱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故柳芳认为：“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新唐书》也说：“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后柳冲、韦述、萧颖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21]可见，路敬淳的影响又在李守素之上。

柳冲（？—717年），蒲州虞乡（今山西平陆）人。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年）任左散骑常侍，修国史。“（柳）冲博学，尤明世族，名亚路敬淳”[22]。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受命参与修撰《姓族系录》，至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成书，开元二年（714年）定稿，凡二百卷[23]。

唐代中期的谱学家主要有韦述、萧颖士、孔至、柳芳等。

韦述（？—757年），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为栎阳尉，受诏于秘阁编次图书。“（韦）述好谱学，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百氏源流，转益悉详。乃于《柳录》之中，别撰成《开元谱》二十卷。”[24]韦述在谱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声誉很高。封演说他“谙练士族，举朝共推，每商榷姻亲，咸就谘访”[25]，俨然是当朝的谱学顾问。

韦述居史职时，曾竭力推荐萧颖士来接替他的职务。萧颖士，梁宗室鄱阳王七世孙，“四岁属文，十岁补太学生。观书一览即诵，通百家谱系”。唐玄宗天宝初年，萧颖士已经“名播天下”。他曾经依《春秋》体例著史传一百篇，起汉初，迄隋末。因爱好谱学，“通百家谱系”[26]，乃撰《梁萧史谱》二十卷[27]。

孔至，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唐玄宗时任著作郎。孔至“明氏族学，与韦述、萧颖士、柳冲齐名”，曾撰《百家类例》；“时述及颖士、冲皆撰《类例》，而至书称工”[28]。受到韦述的赏识。

柳芳是在学术上与韦述关系更为密切的谱学家[29]。他是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肃宗时为史官，受诏“与韦述缀辑吴兢所次国史，会述死，芳绪成之，兴高祖，讫乾元，凡百三十篇”。他又仿编年法，著《唐历》四十篇，“颇有异闻”[30]。柳芳于唐玄宗开元末年入仕，自永宁尉、直史馆，转拾遗、补阙、员外郎，多居史任，“勤于记注，含毫罔倦”，而尤“精于谱学”。唐代宗永泰年间（765—766年），柳芳“按宗正谱牒，自武德已来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谱二十卷，号曰《永泰新谱》”[31]。他对于谱学源流的研究着力不小，“著论甚详”，《新唐书》作者曾予以删削而载其要旨[32]。

韦述、萧颖士、孔至、柳芳等是唐代谱学持续发展阶段的几个代表人物。这一时期，不论是从谱学的个人造诣来看，还是从官修谱书的数量、质量来看，都无逊于前一时期。此后，唐代谱学便转而走向衰落，突出的谱学家寥寥可数。

唐代后期，治谱学者尚有柳璩、林宝、李衢等。

柳璟，柳芳之孙。他在唐敬宗宝历（825—827年）年间登进士第，三迁监察御史，累迁吏部员外郎。唐文宗开成初年为翰林学士；开成四年（839年），奉敕修《续皇室永泰新谱》[33]。其始末是这样的：“（柳）璟因召对，言及图谱事，文宗曰：‘卿祖尝为皇家图谱，朕昨观之，甚为详悉。卿检永泰后试修续之。’璟依芳旧式，续德宗后事，成十卷，以附前谱。”[34]其实，柳璟撰成《续皇室永泰新谱》，并非是他长于谱系之学，而是因为其祖柳芳撰《永泰新谱》，“自后无人续修”，他为了继承祖志，又得到唐文宗的指示，乃撰成是书。唐代谱学的衰落趋势，于此可见一斑。

林宝和李衢是唐代谱学家中的两个殿军。林宝是唐代后期以谙于谱学而著称的学者之一[35]，于唐宪宗时撰成《元和姓纂》十卷[36]。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他与李衢合撰《皇唐玉牒》一百一十卷[37]，这是唐代最后一部较大的官修谱书。开成四年（839年），李衢奉敕“修撰《皇后谱牒》”[38]，还著有《大唐皇室新谱》一卷[39]。但是，林宝和李衢无论如何也造成不了像路敬淳、韦述、柳芳那样的影响，他们毕竟是唐代谱学衰落时期的代表人物。

谱学在唐代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产生了这些谱学家，而且还突出地表现为产生了一些大型的官修谱牒著作和许多私家著述的谱书，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总数在六十种以上，将近一千卷。

（二）主要的谱牒著作

《氏族志》。唐太宗时期修订的《氏族志》是唐代第一部大型官修谱牒。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及书成，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40]。《氏族志》成书于贞观十二年（638年），自起手至撰成，其间经过重大修改，首尾历时七年。这部奉旨修订的《氏族志》撰成以后，“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41]。

《姓氏录》。《氏族志》并没有真正成为“藏为永式”的谱牒著作。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即《氏族志》成书二十一年后，在武则天的支持下，许敬宗、李义府建议修改《氏族志》。唐高宗乃“专委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更名为《姓氏录》”[42]，凡二百卷[43]。据称，参见修订《姓氏录》的共有十二人[44]。足见最高统治集团对此事的重视。

《姓族系录》。自《氏族志》颁行后，近七十年间，“门胄兴替不常”，故谱学家柳冲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上表“请改修其书”。唐中宗命魏元忠、张锡、萧至忠、岑羲、崔湜、徐坚、刘宪、吴兢以及柳冲九人，“共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45]。从而开始了《姓族系录》第一阶段的修撰工作。《姓族系录》一书，从柳冲提出动议，着手修撰，至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最后定稿，凡十年。其间，撰人几经补充，前后参加撰修者共十三人，极当时之选。内中，徐坚、刘知幾、吴兢等是著名的学者和史家，柳冲是当时最有声望的谱学家。《姓族系录》可以被认为是唐代官修谱牒发展到全盛时期的主要标志。

《百家类例》。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著作郎贾至撰。其序旨称：“以其婚姻承家，冠冕备尽，则存谱。大谱所纪者，唯尊官清职，传记本原，分为十卷。”[46]

《元和姓纂》。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七月，太常博士林宝撰，王涯为之序，而《唐会要》却题为“王涯撰”[47]。关于林宝撰《元和姓纂》的起因，宋人陈振孙曾这样写道：

《元和姓纂》十卷，唐太常博士三原林宝撰。元和中，朔方别帅天水阎某者，封邑太原，以为言。上谓宰相李吉甫曰：“有司之误，不可再也！宜使儒生条其源系，考其郡望，子孙，职任，并总缉之。每加爵邑，则令阅视。”吉甫以命（林）宝，二十旬而成。[48]

把一个天水人封邑于太原，被视为失误与笑话，以致使唐宪宗非常生气。为了使有司不重犯类似错误，林宝乃受命撰成《元和姓纂》，以备“每加爵邑，则令阅视”之需。

《皇室永泰谱》与《续皇室永泰谱》。此二书分别撰成于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和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唐代官修谱书，至此已明显地衰落下来。第一，在著述规模上已大不如前，说明修订新的大型谱牒已不是最高统治集团的迫切政治需要；第二，在著述内容上也日渐狭窄，由修撰总谱而变为修撰皇室谱，说明刊正全国姓氏、区分门第高下已逐步失去了它原有的那种重要意义。

《皇唐玉牒》。此书《旧唐书·经籍志》不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史部云：“《皇唐玉牒》一百一十卷。开成二年，李衢、林宝撰。”如同李衢、林宝是唐代谱学家的两位殿军一样，他们合著的《皇唐玉牒》乃是唐代官修谱书的尾声。

在唐代谱学著作中，除了这些官修谱牒外，还有许多私家著述的谱牒，其中多以家谱为主。例如，史学家刘知幾曾撰《刘氏家史》十五卷及《谱考》三卷[49]。比刘知幾稍早一点的王方庆（？—702年），“博学好著述，所撰杂书凡二百余卷”[50]，曾著《王氏家牒》十五卷、《家谱》二十卷。武则天时的四门博士、直弘文馆王元感一生中著书数百篇，“年虽老，读书不废夜”[51]，撰《姓氏实论》十卷。凡此等等，《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所载甚详。

综上所述，不论从谱学家来看，还是从谱学著作（主要是官修谱牒）来看，唐代谱系之学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自唐初至玄宗以前为发展时期，玄宗年间为全盛时期，肃宗以后为衰落时期。唐代谱学的这个兴盛、衰落的发展趋势，是同唐代的政治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同唐代地主阶级中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矛盾、斗争相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