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马、班齐名，《史》、《汉》同辉，赞誉者蜂起，仿效者不绝。其实，《史》、《汉》的命运毕竟还是不完全一样的。隋唐之际，《汉书》研究成为显学，而《史记》研究却大不如前者。
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兴盛，突出地表现在涌现了一批专治《汉书》的学者。
隋朝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20]。当然，超过“汉圣”的人还是有的。学者杨汪曾经问《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二人推许之曰：“吾弗如也。”隋炀帝时，杨汪任国子祭酒。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蜂起，皆不能屈”[21]。炀帝时期有一个光禄大夫于仲文，曾参掌文选事，亦撰成《汉书刊繁》三十卷。隋朝《汉书》学的泰斗，还应算是萧该和包恺。炀帝大业中，萧、包二人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可谓盛况空前。史称：“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22]
关于萧该，据《隋书·萧该传》记，隋文帝时，他被“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何）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萧该的《汉书音义》，看来也是属于发愤之作。关于包恺，是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包恺的《汉书》学知识，主要来源于王仲通。萧、包教授《汉书》，弟子数千，门庭若市，堪称隋朝《汉书》学的魁首。
唐初，《汉书》学继续发展。唐高祖时，曾任廉州刺史与鄂州刺史的颜游秦撰《汉书决疑》十二卷，成为唐代《汉书》学的开山。颜游秦是著名学者颜师古的叔父，所撰《汉书决疑》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汉书》，亦多取其义。颜师古注《汉书》，是在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时（太子）承乾在东宫，命师古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编之秘阁”[23]。颜师古注《汉书》，用力至深，“时人谓杜征南（杜预）、颜秘书（颜师古）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24]，极为恰当。
唐太宗至唐高宗时期，唐初的《汉书》学发展到它的极盛时期。“是时《汉书》学大兴，其章章者若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皆名家。”内中，秦景通与其弟秦景畔“俱有名，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而刘讷言则“以《汉书》授沛王”[25]。如此看来，当时的《汉书》学，不仅涌现了一些著名学者，而且已形成了若干学派。隋朝的萧、包，唐初的颜、秦，都可视为突出的学派。
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发展，在当时有广泛的基础。萧、包门人数千，颜家叔侄相承，秦氏兄弟齐名，皆致力于《汉书》学。这说明当时的士人中颇有一些人热衷此道。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兴盛，又是得到当时某些统治人物的重视和支持的。杨汪任国子祭酒，隋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颜师古注《汉书》，更是当朝太子支持的；注成之后，又得到当朝皇帝唐太宗的赏识。敬播注《汉书》，则是在唐太宗的重要辅臣房玄龄的具体指示之下进行的[26]。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物十分重视《汉书》研究。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对《汉书》这样感兴趣？《汉书》学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的人关注并成为显学，而《史记》却“传者甚微”？唐初的历史学家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作了回答的。他们认为：
（司马）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讫于炎汉，合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谓之《史记》。迁卒以后，好事者亦颇著述，然多鄙浅，不足相继。至后汉扶风班彪，缀后传数十篇，并讥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以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故断自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为十二纪、八表、十志，六十九传，潜心积思，二十余年。[27]
《隋书》作者的这些议论，不是没有根据的。班固继承其父班彪《王命论》的“汉德承尧”的思想，认为“汉绍尧运”，批评司马迁是“私作本纪”，把刘氏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可见，唐人是窥见班固的这一主旨的。
《汉书》作为纪传体皇朝史的始祖，它的产生是由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其中主要之点在于：它是统一的皇朝政治的需要和产物。但是，从著述者的主观认识来看，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思想条件，即“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不可能每个朝代都按照《史记》那样去撰写通史，都毫无例外地从黄帝写到当今。因此，随着统一的封建皇朝的建立，随着封建国家政治的巩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等等，势必要求出现“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朝代史，于是《汉书》继《史记》之后应运而生。它的产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若因为司马迁以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就似乎是小视了刘汉皇朝，所以必须“断自高祖”以体现“汉绍尧运”，这就显示出史识上不如司马迁了。但班固的这个主旨，符合封建皇朝的“君权神授”说，正因为如此，魏晋以来，虽有“三史”（即《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之学，然则《汉书》逐渐显要，《史记》“传者甚微”，这是毫不足怪的。
隋唐之际，《史》、《汉》的这两种不同的命运，即便在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幾的笔下，亦不例外。刘知幾批评司马迁《史记》为体不当，撰述烦琐，“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戒也”[28]。可是刘知幾对于《汉书》的评论却完全是另一种口气，他写道：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29]
在某种意义上看，这是刘知幾对隋唐之际《汉书》学之所以成为显学的一个理论上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