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的形式总是由片面到全面。“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21]这种历史发展的片面性造成人的认识的片面性、局限性。但是，适应历史发展片面形式的范畴体系往往成为一种思维定式，成为一种“客观的思维形式”，统治着人的思维。于是，随着历史发展由“片面”到“全面”，就要反思、批判并打破原有的范畴体系，建立新的适应于历史全面展开形式的范畴体系。从根本上说，新的范畴体系对旧的范畴体系的批判是实践活动不断发展的产物。因此，必须把反思置于实践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来考察。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对反思做了深刻而全面的论述。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22]。这就是说，反思的对象是思想，反思是对思想本身进行认识，即以思维为对象的思维形式。“本质的观点一般地讲来即是反思的观点。反映或反思（Reflexion）这个词本来是用来讲光的，当光直线式地射出，碰在一个镜面上时，又从这镜面上反射回来，便叫做反映。在这个现象里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一个直接的存在，第二方面同一存在是作为一间接性的或设定起来的东西。”[23]

因此，只有当存在向本质、直接性向间接性发展时，反思才出现。在“本质论”中，各种思维规定都是由反思发掘出来，并且被反思固定下来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第一，反思规定是建立起来之有，即否定本身；第二，反思规定是自身反思。”[24]这就形成了双重关系，即作为“建立起来之有”的反思是否定；“作为自身反思，它又是这个建立起来之有的扬弃，是无限的自身关系”[25]。换言之，反思是对直接存在的否定，而思维自己无限的运动又是对这个否定的否定，即对否定自身的反思。这一过程同时又是反思向“整体反思”发展的过程。黑格尔不仅揭示了反思这一特定思维形式的对象，即以思维为对象；而且揭示了反思在思维发展中的作用，即辩证的否定。当然，黑格尔对思维的反思只是在纯思辨领域中进行的。

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是对黑格尔的思辨反思理论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产物。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思维的反思是由实践发展所决定的，它的活力主要来自实践，而方向是“与实际发展相反的”，即“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26]。马克思对反思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打破了反思的神秘性，使其从思辨王国回到人的活动中，成为人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一个环节。

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的反思同时又是在自我批判基础上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反思是建立在自我批判基础上的。“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27]这就是说，反思是实践和主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进行“自我批判”基础上的一种批判形式，只有这种反思才具有“客观的理解”的意义。把反思扎根于实践活动和主体发展，这是马克思思想的深刻之处。

思维本身的发展必然要求反思思维。反思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沿着“问题”展开思维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否定原有的思维框架、思维定式、思维圈，并形成新的思维框架、思维定式、思维圈。这里，已经显示出反思在思维运动中的重要性。黑格尔把反思称为思维“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部搏动的否定性”，认为反思是思维的“绝对积极的环节”，思想是极其深刻的。反思集批判性与创造性于一身，它是辩证否定在思维运动中的具体体现。没有反思，就没有思维的自我运动，反思因此为一项独立的思维形式，而实践反思是认识活动或思维活动的根本规律。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是对黑格尔的思辨反思理论的扬弃，具有独特的理论特征。

这里，可以通过考察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劳动范畴的分析，来说明马克思实践反思理论的总体特征。

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对价值形式做出分析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意识到“五张床＝1间屋”可以转化为“五张床＝若干货币”，但他同时又认为，“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但是没有这种可以公约的性质”。所以，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意识到“五张床＝l间屋”存在着“等同性”；另一方面又认为，“那是实际上不可能的，这样不同种的物是不能公约的”。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缺乏“价值概念”。亚里士多德生存于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希腊社会，这种社会形式使他不能形成相等的劳动概念，只能产生人类劳动不平等的观念。“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28]实践的片面形式产生观念的片面形式，即使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也在所难免。

“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29]可见，实践发展的实际形式决定反思的形式，反思的局限性导源于“物质活动方式的局限性”、社会关系的狭隘性。通过对劳动这一范畴历史理解形式的分析，马克思说明了反思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反思。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本身是古老的，但真正把握劳动的意义，却是现代社会。这一过程大致有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货币主义把财富看作完全客观的东西，看作存在于货币中的物；第二个阶段，重工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客体转到主体活动中，即工业劳动与商业劳动；第三个阶段，重农学派则把作为劳动的一定形式的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唯一形式；第四个阶段，亚当·斯密做出进一步抽象，“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30]，从而抽象出“劳动一般”，确立了劳动价值论；第五个阶段，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第一次对“劳动”与“劳动力”这两个概念做出区分，指出劳动是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而劳动力是存在于人体中的智力与体力，从而揭示出资本的存在是以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并使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的，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

就劳动与价值的关系而言，存在抽象发展的五个层次：纯客体→主体活动→某种形式的劳动→劳动一般→劳动与劳动力的分离、剩余价值、资本。这五个层次实际上是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后者对前者的抽象进行反思、批判，即重工主义、重商主义对货币主义的批判，重农主义对重工主义、重商主义的批判，亚当·斯密对重农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实践的发展始终是反思、批判的前提和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31]

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实践反思的特点：一是“最一般的抽象”产生于被抽象的对象已经具有“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形式；二是“最一般的抽象”是从“特殊形式”上升到“普遍形式”的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做出“劳动一般”的抽象：其一，“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32]其二，“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33]因此，劳动作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34]。这就是说，只有在劳动形式全面展开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做出“劳动一般”的抽象。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但是，马克思并不是直线地看待实践与思维之间的关系的。在马克思看来，思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由于思维运动有自身的特殊性，所以又产生了一个思维的反向运动，即思维从高级阶段反过来认识低级阶段；只有立足于展开了的具体范畴，才能更深刻地把握简单范畴，高级范畴形成的过程同时又是使低级范畴“变形”的过程。换言之，思维发展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只有抓住“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一问题的关键，才能更深刻理解反思的重要性。

范畴的发展是一个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形成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35]

这里，出现六个范畴：（1）简单范畴；（2）不发展的具体（整体）；（3）比较简单的范畴；（4）比较不发展的具体（整体）；（5）比较具体的范畴；（6）比较发展的整体。这六个范畴之间存在着横向对应关系，即简单范畴——不发展的整体；比较简单的范畴——比较不发展的整体；比较具体的范畴——比较发展的整体。同时，这六个范畴之间又存在着从纵向的独立到“从属”的关系，即简单范畴→比较简单的范畴→比较具体的范畴；不发展的整体→比较不发展的整体→比较发展的整体。马克思认为，“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36]。换言之，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

问题在于，仅仅停留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水平上，并不能完全说明逻辑本身发展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在认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中存在着“变形”、“反过来思”的过程。这就是，从简单范畴向比较简单的范畴，再向比较具体的范畴演化是一个特殊的结构变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简单范畴成为较具体范畴的从属因素，成为更高层次系统内的一个要素、构成部分；而较高层次的具体范畴又改变着原先较低层次的简单范畴的比重和结构。如同实践的发展一样，在范畴发展中也存在着一种“普照的光”，这种“普照的光”就是反映人类现实实践活动特点的概念结构，这种概念结构支配着以前的概念结构，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因此，在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中，范畴的次序不是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的，而是“倒过来”安排的。新的概念结构、“较具体的范畴”总是对原有概念结构进行批判，改变着原有概念结构各要素的比重、地位，使之从属化。

通过范畴发展中的这种正向与反向的运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提出关于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及科学分析，总是从“事后”，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之所以要从“事后”，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是因为“后面”已经不同于“前面”，“完成”已经不同于“开始”，这里已经发生了结构、本质和整体上的飞跃。如果从“前面”、“开始”出发，就会局限于“前面”、“开始”所遵循的“简单范畴”与“不发展的整体”之内，思维在这一思维圈内无法使自身上升到“比较具体的范畴”。所以，思维的行程要倒过来，从“事后”，从“完成的结果”出发进行反思。此时，思维就会形成一种批判功能，使原有的概念结构“变形”。

马克思实践反思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揭示出反思成为思维中“绝对的积极的环节”的真正原因，即反思是以实践活动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同时，又揭示出“反过来思”是从“发展的结果”出发，逆向溯因的过程，是通过对原有的范畴体系进行反思、批判，重建范畴体系或概念结构的过程。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揭示出思维的正向与反向两个方向的运动，为人们把握历史运动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2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康德黑格尔研究》第2辑，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 《康德黑格尔研究》第2辑，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 《列宁全集》第55卷，15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0] [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列宁全集》第55卷，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 《康德黑格尔研究》第2辑，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9] 《列宁全集》第55卷，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德]黑格尔：《小逻辑》，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3] [德]黑格尔：《小逻辑》，2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4]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25]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26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2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2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2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