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丽云编辑之邀，我出版了《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第一版；2010年，应武汉大学出版社陶佳珞编辑之约，我出版了《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第二版，这就是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

同“第一版”相比，“第二版”有很大的变化，删去了“第一版”中的第一章“从传统哲学到现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第三章“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其演变”，第四章“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博采众长而创新”，第八章“人的本质：三种整体的探讨”，第十二章“世界历史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调整了“第一版”中的第六章“重新理解社会有机体和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第七章“历史必然性观念及其演变”，第九章“社会科学方法的发生、范式及其历史性转换”，第十一章“社会研究中的有机体方法、从后思索法、科学抽象法”；增加了“第二版”中的导论“历史哲学：从缘起到后现代”，第三章“社会和自然”，第四章“个人和社会”，第五章“社会的本质和社会有机体的特征”，第六章“社会结构和实践活动”，第九章“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人文取向”，第十章“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东方社会的命运”。

之所以作出如此大的修改、调整和充实，一是因为我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具体观点的理解有了很大变化；二是因为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看法有了根本变化。具体地说，2001年之前，我一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同一概念，二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不同表述，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2001年开始，我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有了新的理解，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所以，“第一版”的副标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第二版”的副标题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这一细微的文字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我的思想的重大变化。

从“第一版”到“第二版”，15年了，我的学术观点的确处在急剧变化中，无论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解，还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都发生了许多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但变中又有不变，这不变的就是我对哲学的坚守之意和敬畏之情。这使我想起了赫尔岑在《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中所说的一段名言：“在哲学里面正像在海洋里面一样，既没有坚冰，也没有水晶，一切都在运转，流动，生气勃勃，每一点都同样的渊深：在它的里面，正像在熔炉里面一样，熔解着落在它的无始无终的循环之中的一切坚硬的、石化了的东西，但同时，却又像海洋一样，它的表面光滑、平静、明亮，一望无际，并倒映着青天。由于这个视错觉，华而不实的人就勇猛地走上前去，对真理毫无敬畏之情，对于工作了三千年才达到目前发展的人类劳动毫无敬意。”

从“第一版”到“第二版”，15年了，我的个人性格也处在急剧变化中。人们往往认为，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是自然禀性，是不可改变的。我并不否认，性格在一定意义上决定命运，但我同时认为，性格更多地是在行为、选择和经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可变性。在古代人看来，“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在现代人看来，“三十难立，四十迷惑，五十听天由命”。在我看来，无论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还是“三十难立，四十迷惑，五十听天由命”，表达的都是性格的可变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并欣赏萨特的观点，即“性格是选择活动的凝固化”。无论我的性格怎样变，但变中又有不变，这不变的就是我对一切关心、帮助过我的人，包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苦劳动的陶佳珞编辑、马晓薇编辑，以及张立波、崔丽华、宋振美博士的感激之意，对我的导师、朋友和亲人的感恩之情。

从“第一版”到“第二版”，时间是从1995年到2010年，15年时间却跨了“两个世纪”，多少往事烟雨中……这使我不禁想起了唐代诗人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杨记耕

2010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