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丽云编辑之邀,我出版了《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第一版;2010年,应武汉大学出版社陶佳珞编辑之约,我出版了《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第二版,这就是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
同“第一版”相比,“第二版”有很大的变化,删去了“第一版”中的第一章“从传统哲学到现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第三章“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其演变”,第四章“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博采众长而创新”,第八章“人的本质:三种整体的探讨”,第十二章“世界历史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调整了“第一版”中的第六章“重新理解社会有机体和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第七章“历史必然性观念及其演变”,第九章“社会科学方法的发生、范式及其历史性转换”,第十一章“社会研究中的有机体方法、从后思索法、科学抽象法”;增加了“第二版”中的导论“历史哲学:从缘起到后现代”,第三章“社会和自然”,第四章“个人和社会”,第五章“社会的本质和社会有机体的特征”,第六章“社会结构和实践活动”,第九章“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人文取向”,第十章“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东方社会的命运”。
之所以作出如此大的修改、调整和充实,一是因为我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具体观点的理解有了很大变化;二是因为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看法有了根本变化。具体地说,2001年之前,我一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同一概念,二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不同表述,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2001年开始,我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有了新的理解,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所以,“第一版”的副标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第二版”的副标题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这一细微的文字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我的思想的重大变化。
从“第一版”到“第二版”,15年了,我的学术观点的确处在急剧变化中,无论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解,还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都发生了许多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但变中又有不变,这不变的就是我对哲学的坚守之意和敬畏之情。这使我想起了赫尔岑在《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中所说的一段名言:“在哲学里面正像在海洋里面一样,既没有坚冰,也没有水晶,一切都在运转,流动,生气勃勃,每一点都同样的渊深:在它的里面,正像在熔炉里面一样,熔解着落在它的无始无终的循环之中的一切坚硬的、石化了的东西,但同时,却又像海洋一样,它的表面光滑、平静、明亮,一望无际,并倒映着青天。由于这个视错觉,华而不实的人就勇猛地走上前去,对真理毫无敬畏之情,对于工作了三千年才达到目前发展的人类劳动毫无敬意。”
从“第一版”到“第二版”,15年了,我的个人性格也处在急剧变化中。人们往往认为,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是自然禀性,是不可改变的。我并不否认,性格在一定意义上决定命运,但我同时认为,性格更多地是在行为、选择和经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可变性。在古代人看来,“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在现代人看来,“三十难立,四十迷惑,五十听天由命”。在我看来,无论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还是“三十难立,四十迷惑,五十听天由命”,表达的都是性格的可变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并欣赏萨特的观点,即“性格是选择活动的凝固化”。无论我的性格怎样变,但变中又有不变,这不变的就是我对一切关心、帮助过我的人,包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苦劳动的陶佳珞编辑、马晓薇编辑,以及张立波、崔丽华、宋振美博士的感激之意,对我的导师、朋友和亲人的感恩之情。
从“第一版”到“第二版”,时间是从1995年到2010年,15年时间却跨了“两个世纪”,多少往事烟雨中……这使我不禁想起了唐代诗人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杨记耕
2010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