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无疑是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在我看来，这一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它使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从认识世界转向改造世界。

要真正理解哲学主题的这一转换，就要把握马克思所面临并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特点。黑格尔说过，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马克思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为“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确如此。由哲学家们所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其形式如何抽象，也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个性”，都和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法国启蒙哲学明快泼辣的个性，德国古典哲学艰涩隐晦的特征，现代存在主义消极悲观的情绪，离开了它们各自的时代，都是无法理解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同样需要关注它得以产生的时代及其特征。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学院派”，更不是传统哲学主题延伸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同对时代课题的解答是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马克思所面临并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得到确立和巩固，人类历史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这也是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的时代，是从“人的依赖性”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在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胜利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性的问题：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人的劳动、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世界都异化了，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一种异化的状态。

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具体地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物的异化和人的自我异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这种异化状态中，资本具有个性，个人却没有个性，人的个性被消解了，人成为一种“单面的人”，国家也不过是“虚幻的共同体”。

可见，19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全面异化的社会，揭露并消除这种异化因此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可是，西方传统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无法完成这一“迫切任务”。这是因为，从总体上看，西方传统哲学在“寻求最高原因”的过程中把存在、本体同人的活动分离开来，同人类面临的种种紧迫的生存问题分离开来，从而使存在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物质成为“抽象的物质”，本体则是同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无关的抽象的本体。从这种抽象的本体出发无法认识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从根本上说，西方传统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它向人们展示的是抽象的真与善，它似乎在给人们提供某种希望的同时，又在掩饰现实的苦难，抚慰被压迫的生灵，因而无法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将现实的人带出生存的困境。

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随着自然科学的独立化并“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并凸显出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人们开始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哲学应该从“天上”来到“人间”，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的解放。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断言：“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在我看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在辩证法、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由此达彼的桥梁，使三者“吻合”起来。从本质上看，这种“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关怀的不是抽象的一般人的命运。马克思发现，如果不能给工人、劳动者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的人们以真实的利益和自由，人类解放就是空话，甚至沦为一种欺骗。所以，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提出“探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又提出超越“政治革命”的“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的问题，并认为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担当“解放者”这一历史角色的，只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放自己的阶级，在他身上“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同时，无产阶级又是一个“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的阶级，是一个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阶级。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人类解放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如果说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那么，哲学就是人类解放的“头脑”。“头脑”不清，就不可能确立人类解放的真实目标，不可能理解人类解放的真正内涵。因此，联系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和人类历史的考察，从哲学上探讨人类解放的内涵、目的和途径，就成为马克思的首要工作。这一工作的成果，就是“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理论主题，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为了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历史唯物主义又必须探讨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或生存本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有生命的个人”要存在，首先就要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解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就是说，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从根本上说，人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自我塑造、自我改变、自我发展的。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那样，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换句话说，人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恰恰是在实践中完成的，直接决定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也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因此，人通过实践创造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存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活动。实践不断改变着现存世界，同时，又不断改变着人本身，包括他的肉体组织、社会关系、思维结构和价值观念。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可见，人是实践中的存在，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或者说，构成了人的生存本体。

正因为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本体，所以，人的生存状态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建构和改变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这种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必然造成人的生存状态的全面异化，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统治人。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对现存世界异化状态的批判，揭示出被物的自然属性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揭示出被物与物的关系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并通过实践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从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

如果说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题，那么，“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命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实践是现存世界和人的生存的本体，是消除异化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的现实途径，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终极状态。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实现了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统一。这是一种双重关怀，是全部哲学史上对人的生存和价值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为了从理论上支撑这一观点，我愿简单地回顾一下马克思的思想进程。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或者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要消除“个人力量转化为物的力量”，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压迫他的力量的现象，从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使“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又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重申，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确立人的“自由个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可以看出，无论是所谓的“不成熟”时期，还是所谓的“成熟”时期，马克思关注的都是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况，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毕生关注的焦点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题。

与唯心主义不同，与“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也不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存在、本体问题，而是从人的存在、实践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把握人的生存和现存世界的本体。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是生存论的本体论或实践本体论。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解答了“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一时代课题。

一种思想或学说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关键在于它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提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标志着对问题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并决定着对问题如何解决的全部思考。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问题是时代的课题，是人本身的问题，是人类历史的根本问题，无论你是否赞同这一学说，你都不可能回避或超越这一问题的深刻性和根本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根本内容和当代意义之所在。萨特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我赞赏萨特的这一观点，而且我比萨特本人更深刻地理解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