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抽象法的进行和理论体系的建构贯彻着历史—逻辑的方法原则。历史—逻辑的方法实际上是正确处理现实的逻辑与理论的逻辑、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之间关系的方法。把握了这一科学方法，就能进一步说明抽象何以这样或那样进行，理论体系何以这样或那样建构的内在秘密。

这里，首先要把握“历史”的概念。一般说来，历史是指按时间箭头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的不可逆过程。但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15]；反过来说，没有发展也就没有历史，如同一性的重复，没有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尽管存在着也没有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16]。印度社会没有历史的原因就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公社自给自足，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与通常意义上的时间上的历史有着较大区别。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历史的方法就是依据社会发展进程来研究社会因素和社会关系如何生成、展开、成熟，一个阶段如何为另一个阶段所更替的方法。从总体上看，历史的方法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历史的方法是发生学方法。按照发生学的观点，任何一个社会现象都有一个起源、形成、独立的过程，有一个历史条件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其发生的过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是关于精神的发生学，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发生学。任何社会现象，只有弄清它的发生，才能科学地研究它。

二是历史的方法是过程论的方法，即按时间顺序描述其发展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方法。历史方法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求描述历史进程中的曲折性、偶然性，描述一个个历史事件，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活动以及具体的历史进程。例如，马克思把民族的早期发展比喻为儿童，并认为有“粗野的儿童”“早熟的儿童”“正常的儿童”。如果对民族发展作典型解剖，那么，只需选择“正常的儿童”就可以了，但历史的方法则要全面地描述各种“儿童”的发展，越全面、越详尽则越符合历史方法的要求。

历史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反映了历史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但纯粹的历史方法往往成为一大堆历史现象的堆积。要把历史的内在本质显现出来，必须从历史的方法上升到逻辑的方法。

逻辑的方法是通过一系列概念来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17]。任何一种社会研究方法，无论是实证主义的，还是人文主义的，无论是社会唯名论的，还是社会唯实论的，本质上都是逻辑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区别仅仅在于如何组织概念体系，即概念的运动规则不同。

逻辑的方法之所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适用的方式”，是因为社会领域内的诸要素以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常常是跳跃式的和曲折前进的，其中，又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偶然因素，如果想把这诸多偶然因素都弄清，是做不到的；如果处处跟随历史，思维实际上就无法进行。这样一来，唯一可行的方法便是逻辑的方法。

逻辑的方法有一个独立的范畴运行系统，这就是“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18]。这是一个由简单范畴—范畴群—范畴系列—范畴体系的运动过程。这一过程仿佛是逻辑在自我运动，自己构成自己，但实际上这种方式不过是“修正过”的历史方法。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修正”“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9]。正因如此，逻辑方法比自然主义的历史描述更深刻地反映了历史。这是其一。

其二，逻辑本身又是由历史来校正的。在每一时代，何种范畴和逻辑关系占主导地位，完全由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来决定。例如，“世界交往”作为一个范畴抽象出来，在古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只有部落交往、地域交往的经验，“世界”概念还没有产生。只有在现代，“世界”对人说来才成为一种经验的事实，“世界交往”的概念才能形成，以此为基础又形成着世界市场、世界经济、世界文学等范畴，这些范畴的产生又改变着原有的局限于地域性的范畴结构，产生着新的逻辑。

正因为逻辑方法不过是“修正过”的历史方法，并且不断地被历史所“校正”，所以，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从“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来研究对象，因为这种“发展点”既是历史发展的充分形式，又为逻辑关系充分展开自身的形式奠定了现实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在社会领域中运用历史—逻辑方法作了精辟的概述：“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20]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社会中的各种因素和关系，只有在其充分发展、充分展现后才能被充分认识，而其充分展现后又已经否定了自身，转化为高级的东西了。所以，考察过去的、低级的社会形态反而要以现实的、高级的社会形式为参照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被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