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过程的两个形式：自然界（机械的和化学的）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1]列宁的这一论述实际上说明，自然运动与社会活动属于两个不同系列的发展形式：自然运动是一种自在形式，社会活动属于自为形式。自然运动，从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到生物运动，都以一种自发的、盲目的方式存在着，发展的必然性通过一种自发的、盲目的活动为自己开辟道路；而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人，人们总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从事社会活动的，任何历史规律的实现都离不开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

从发展规律的形成机制看，自然运动是自然界各种因素自发、盲目的交互作用的结果，而社会发展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自然运动规律形成于自然界诸因素盲目的交互作用过程，而社会发展规律形成于人的有目的的实践过程。实践不仅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且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互换，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观念的变换，即通常所说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物质变换”是人的活动和自然运动共同具有的，自然事物相互作用过程就是物质变换过程，而“活动互换”以及物质和观念的变换仅仅为人的实践活动所具有。

实践活动包含“物质变换”表明，人的活动也必须遵循物质运动的共同规律；同时这种“物质变换”又是同“活动互换”以及物质和观念之间的变换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实践活动又体现出新的、为自然运动所不具有的特殊运动规律。这就是体现主体活动特点，包括物质运动在内的人的实践活动规律。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实践活动规律实际上就是社会发展规律。所以，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规律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3]。

从发展规律起作用的方式看，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是在自然因素盲目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自然规律也是通过这种盲目的相互作用实现出来的，而历史规律得以存在并发生作用的条件则是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它也只有通过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才能实现出来。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历史规律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载体和发挥作用的场所。

从发展规律的表现形式看，自然规律更多地表现为动力学规律，而历史规律主要表现为统计学规律。一般说来，动力学规律揭示的事物之间的规律性关系是一种一一对应的确定联系，它指明一种事物的存在必定导致另一种确定事物的发生；同时，在动力学规律作用下，偶然现象可以忽略不计。统计学规律揭示的不是事物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必然性和多种随机现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对于统计学规律来说，偶然现象不仅不能忽视，相反，正是在对大量的偶然现象的统计中才能发现其中的必然性、规律性。

历史事件的发生大多具有随机性。在社会活动中，事物、现象如果不是“大量”发生，它们之间就表现为一种非确定的联系；如果“大量”发生，它们之间就表现为一种确定的联系。这就像抛掷同一个质量均匀的硬币，出现正面或反面都是偶然的，但在大量抛掷的情况下，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大体上是1/2，体现出一种规律性。正因为自然规律更多地表现为动力学规律，历史规律主要表现为统计学规律，所以，自然科学可以准确地预见自然事件的发生，而社会科学只能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很难准确地预见历史事件的发生。

社会发展的自为性并不能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性，二者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难以相容。相反，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4]

个人愿望、个人行动的冲突之所以构成社会发展的“合力”，使社会发展呈现出客观性，是因为他人活动制约某人活动，他人活动就是制约某人活动的客观条件；前人活动制约后人活动，前人活动就是制约后人活动的客观条件；他人活动在某人活动之外，前人活动在后人活动之前，因而它们都具有非选择性，即不以某人、后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人活动对某人活动的制约就是生产关系对个人活动的制约，前人活动对后人活动的制约就是作为人们“以往活动产物”的生产力对后人活动的制约；在前人活动中，个人活动又是相互制约的。

社会发展客观性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是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不可能脱离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独立自存，但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又不以人的意识、意志为转移。这的确是一个自相缠绕的哥德尔式的怪圈。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才打破了这一怪圈。其秘密就在于，唯物史观“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社会与个人关系，从而达到了历史研究的“真正的出发点”。